中國大陸轉型過程中的意識形態與制度變遷

第三十八期（2012）No.38 頁 109-134

學術論文

中國大陸轉型過程中的意識形態與 制度變遷

Ideology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Transitional China

曹海濤

亞洲大學國際企業系副教授

葉日崧

元智大學國際企業系教授

摘要 / Abstract

在現存研究中，較少從意識形態（ideology）的管道討論中國大陸政

治經濟演變。意識形態十分重要。在改革開放前，意識形態的形塑是中共

政府推行計畫經濟、建構集權統治合法性的重要手段。然而，這種手段在

改革開放後如何調整？意識形態、憲政體制與社會發展之間又如何交互影

響？這些問題既是研究中國大陸轉型與發展的重要議題，也是透視中國大

陸轉型經驗的重要管道。本研究探討中國大陸轉型過程中的意識形態轉變

及其對制度變遷的影響。透過對不同時期意識形態的調整和這些調整對中

國大陸憲政體制影響之分析，本文詳細剖析轉型期間中國大陸的政治經濟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enrich our understanding on Mainland China’s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ynamics in reforms era by means informal institutional change. The changes in ideology and its influences on China’s institutional change are emphasized in the discussion. The paper provides evidence for institutional analysis approach, that is, informal constraints play a substantial role on the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development.

關鍵字：中國大陸、意識形態、制度變遷、憲法

Keywords：Mainland China, Ideology, Institutional Change, Constitutions

壹、前言

自 1970 年代末實行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大陸的社會經濟發生了巨大 變化，也引起世人廣泛關注。許多論者由不同角度探討這一期間中國的轉 型經驗。例如，有研究由計畫經濟體制的本質與漸進主義（gradualism）改 革策略的實施，詳細分析中國大陸經濟發展的得失與經驗。

還有學者從金 融體制改革的角度，檢討中國的改革和發展策略，並指出這種策略對總體 經濟穩定性與社會均衡發展的不利影響。

有些研究則由鄉鎮企業和地方基 層政府的行為來詮釋轉型期間中國經濟快速成長的基礎，並認為去集體化

（decollectivization）與財政分權（fiscal decentralization）增強了地方基層 官員發展地方經濟的誘因，是鄉鎮工業成為中國改革開放時代發展最快部 門的關鍵。

在現存研究中，較少從意識形態（ideology）的管道討論中國大陸政 治經濟演變。意識形態十分重要。在改革開放前，意識形態的形塑是中共 政府推行計畫經濟、建構集權統治合法性的重要手段。然而，這種手段在 改革開放後如何調整？意識形態、憲政體制與社會發展之間又如何交互影 響？這些問題既是研究中國大陸轉型與發展的重要議題，也是透視中國大 陸轉型經驗的重要管道。本文以轉型期間中國大陸的政治經濟為背景，藉 由意識形態與政策、憲法以及社會經濟之間的互動，探討中國大陸轉型時 期制度變遷。傳統上，意識形態是馬克思主義學者關心的主題。

它的重要 性在於，作為一種非正式限制（informal constraints），意識形態對制度運

1 林毅夫等，《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台北：聯經出版社，2000 年)。

2 Nicholas Lardy, China's Unfinished Economic Revolution (Washington: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98).

3 Jean Oi, Rural China Takes Off: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Economic Refor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4 Anthony Giddens and David Held, Classes, Power, and Conflict: Classical and Contemporary Debates (London : Macmillan, 1982).

作和制度變遷有重大影響，並成為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e）來源。

作 為由計畫經濟轉向市場經濟、由傳統農業社會轉向現代工業社會的轉型經 濟體，中國大陸近 30 年的政治經濟變化也為檢視意識形態與制度變遷之 間的動態提供了良好的標的。

貳、理論回顧

制度或制度安排是行為的規則，以管控人們的行為和相互間的特定關 係。

由契約角度看，制度、制度安排或組織本質上是一致的，它們均限定 人們的權利和責任。制度安排包括正式的和非正式。由於正式制度安排的 測度和執行成本，非正式制度也很重要，因為它可在「邊際上」彌補正式 規則的漏洞。

制度結構（institutional structure）是社會中所有正式和非正 式制度安排的加總。

學者所稱之「制度」 ，通常指「制度安排」 ，不是制度 結構。制度是人們選擇的結果，當條件變化，制度也改變，這過程謂之制 度變遷。一般而言，制度變遷指的是制度安排的變化。

5 Douglass North,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Institution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5, No.1 (1991), pp.97-112.

6 North,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Institutions”; Justin Lin and Jeffrey Nugent, “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 N. Srinivasan and Jere Behrman eds., Handbook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Amsterdam: North Holland Press, 1995), pp. 2301-2370; W. Richard Scott, Institutions and Organizations (Sage:

Thousand Oaks, 2001).

7 Yoram Barzel, Economic Analysis of Property Right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16-32.

8 John Montias, The Structure of Economic Syste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6).

9 這裡有關制度的定義與 Douglass North 的定義有所差異。根據 North 的觀點，制度與組織 是不同的。制度是遊戲規則，它是人為設計的、以約束人們的行為。組織及其企業家是 玩遊戲的角色，在制度所決定的誘因結構下生存並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組織與制度的 互動是制度變遷的主要來源。請見：Douglass North,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pp.3-5 。 另 外 ， Davis and North 定 義 制 度 環 境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為基本的政治、社會和法律規則，它們構成生產、交換和分配的基礎；制度

一、制度分析途徑：新制度理論之方法

新制度理論對制度分析的架構可由圖一說明。

在此分析框架中，最 上層意指非正式限制，它由文化、意識形態等所構成；第二層為制度環 境，包括正式規則（formal rules） ，如憲法、產權、法律等；第三層屬於組 織層級；最後一層主要集中於資源配置。圖中實線表示上層構成下層的限

安排意指經濟單位之間的一種安排，它管理這些單位之間的合作與競爭。它提供一種結 構(structure)使其成員合作或提供一種機制(mechanism)以影響法律或產權的變化。Lance Davis and Douglass North,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1), pp.6-7。North 後來又更明確地區分了制度和組織，他 定義制度是社會規則，組織是功能性實體或團體。請見：Douglass North, “Economic Performance through Tim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84, No.3 (1994), pp.359-368。然 而，區分制度和組織在理論上雖然有其意義，但實際上制度和組織是分不開的。正如

Hayami 所說：「組織可視為由一組規則構成的功能性實體；制度可以視為把人們組織進

功能性實體的一組規則」。請見：Yujiro Hayami, Development Economics: From the Poverty to the Wealth of Nations (Tokyo: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198. 當然，如同 Aoki 指 出，有關制度不同的定義無關對錯，而是在於分析者的目的。請見：Masahiko Aoki, Towards a Comparative Institutional Analysi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1), pp.4-18。

10 本文的新制度理論主要指的是新制度經濟學(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NIEs)，其定義 可參見 Steven Cheung, “On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in Lars Werin and Hans Wijkander eds., Contract Economics (Cambridge: Blackwell, 1992), pp.48-72; Ronald Coase,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88, No.2 (1998), pp.72-74; Oliver Williamson,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Taking Stock, Looking Ahead,”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38, No.3 (2000), pp.595-613。其起緣、主要的 內涵及發展可參見：Ronald Coase, “The Nature of the Firm,” Economica, Vol.4, No.16 (1937), pp.386-405; “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Vol.3, No.10 (1960), pp.1-44; Douglass North, 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 (New York: Norton, 1981);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Understanding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Change (New Jerse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Oliver Williamson, The Economic Institutions of Capitalism:

Firms, Markets, Relational Contracting (New York: Free Press, 1985); Thrainn Eggertsson, Economic Behavior and Institution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在政治科學與社會學領域，新制度經濟學通常被稱為理性選擇(rational choice)制度理論，相關的分類可參見：Peter Hall and Rosemary Taylor, “Political Science and the Three New Institutionalisms,” in Karol Soltan et al. eds., Institutions and Social Order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8), pp.15-43; Scott, op. cit., pp.21-45.

制，反向的虛線表示下層的反饋作用。

層級 （Level）

一

二

三

四

圖一：新制度理論的制度分析架構

資料來源：Oliver E. Williamson,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Taking Stock, Looking Ahead,”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38, No.3 (2000), p.597.

根據圖一的架構，制度內生於非正式限制。由於非正式限制變化緩 慢，所以文化或意識形態等非正式制度對制度變遷可能會產生巨大影 響。在非正式限制中，文化之長期意義是，它左右制度演變的漸進過程，因 而是一種路徑依賴的來源。文化具有頑強生存能力，而且大部分文化的改 變是逐步的。在文化發展中形成的非正式限制，不會受正式規則改變的影

鑲嵌或深層結（embeddedness）：

非正式制度－文化、意識形態等

制度環境：

正式規則－産權、憲法、法律等

治理機制 （governance）：

在遊戲規則下運作

資源配置與雇傭

（價格與數量；誘因調整）

響而立即改變。因此，修正過的正式規則與仍未改變的非正式限制之間存 在著緊張關係，産生的結果對經濟體系的改變方式有重大意義。

二、意識形態的意義及功能

意識形態是一種世界觀（weltanschauung） ，表達了人們對所處社會之 勞動分工、所得分配以及制度結構是否合意的信念。

學者總結了意識形 態的三個主要特徵：

（一） 意識形態是一種節約化機制（economizing device） ，人們透過 它而與其所處環境相適應，並且提供一種世界觀以簡化決策過程。

（二）意識形態總是與對個人所認知的世界之公正性上所持的道德和 倫理判斷糾結在一起。

（三）當個人經驗與其意識形態不一致時，人們會改變其意識形態觀 念。實際上，他們總是試圖去發展一套新的合理化觀念 （rationalizations）

以更「適應」其經驗。…重要的是，人們在改變其意識形態之前，經驗與 意識形態之間的不一致必需經過相當的累積。

但是，意識形態與一般的看法與信條（outlooks and creeds）、思想體 系和思想運動（systems and movements of thought）等有何區別呢？論者認 為，意識形態之特點是，訴求的目標高度清晰、簡明，常伴隨著權威支持

11 North,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pp.44-45.

12 意識形態最早由 De Tracy 於 1796 年提出，並將之稱為「理念的科學」(science of ideas)。後 來一般認知是，意識形態是具有符號意義的信仰和觀點的表達形式，它以表現解釋或評 價現實世界的方法來形成動員、指導、組織和證明一定的行為模式或方式，並否定一些 行為模式或方式。請見：D. G. MacRae, “Ideology,” in Vernon Bogdanor ed., The Blackwell Encyclopedia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s (New York: Basil Blackwell, 1987), pp.278-279; Frank Bealey, “Ideology,” in Frank Bealey ed., The Blackwell Dictionary of Political Science (Malden: Blackwell, 1999), pp.157-158。有關意識形態的各種定義及分類，請見：Melvin Hinich and Michael Munger, “Political Ideology, Communication, and Community,” in William Barnett et al. eds., Political Economy: Institutions, Competition, and Represent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25-50.

13 North, 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

和明確的宣導。

雖然意識形態引起學者注意，但目前仍缺乏一致的理論來闡釋意識形 態的意義。Downs 指出，民主社會中政黨倡導意識形態的主要目的是減少 選民投票時的訊息成本；但意識形態只會在短期有效，因為選民最終關注 的是行動（action），而不是陳述（statement）。

Olson 在分析集體行動時 也未對意識形態多加著墨。也許由於其模型效用函數設定範圍太狹窄，使 他認為「在穩定、秩序良好及冷淡的社會中，意識形態將會終結」 。

這樣，集 體行動分析可以說明在個人理性考量下，為什麼許多民主國家的投票率 低，但卻無法解釋不時出現的高投票率現象。North 洞察到解釋意識形態 時，必須擴展新古典效用函數。

但由於他不願意接受效用函數的新發展，

未能發展出一個完整的意識形態理論。在 North 看來，當意識形態進入人 們的效用考量後，人的行為似乎就變得非理性（irrationality），「…任何意 識形態必須克服搭便車問題，根本目標是激勵團體成員對抗簡單、享樂、個 人的成本與收益計算」 。

在另一篇文章中，North 更清楚地表達： 「…當人 們認為所面對的規則是正義或公平時，他們會採取行動。亦即，若人們相 信規則是公平的，他們會遵守規則，即使有時違反規則更有利可圖」 。

然 而，正如 Becker 所指出，理性選擇方法並不能夠在主要決策與次要決策之

14 Edward Shils, “Ideology: The Concept and Function,” in David Sills ed.,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New York: Macmillan,1968), pp.66-76; John Lott, “Public Schooling, Indoctrination, and Totalitarianism,”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107, No.6 (1999), pp.S127-S157.

15 Anthony Downs, An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 1957), pp.96-103.

16 Mancur Olson,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Public Goods and the Theory of Group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p.162.

17 North, 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

18 Gary Becker, “A Theory of the Allocation of Time,” Economic Journal, Vol.75, No.299 (1965), pp.493-517; George Stigler and Gary Becker, “De Gustibus Non Est Disputandum,”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67, No.2 (1977), pp.76-90.

19 North, 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 p. 53.

20 North, “A Theory of Economic Change,” Science, Vol.219, No.14 (1983), pp.163-164.

間作出概念性區別，並不需要用專門範疇描述決策中感情的濃烈與淡 漠。譬如，這種分析方法並不區分涉及生死存亡的決策與名牌咖啡的選 擇、配偶和子女數量的選擇與油畫購買等等；也並不需要特別區分具有不 同所得、教育程度和家庭背景之人的決策。

Lin 認為，意識形態類似一種人力資本，人們以之與購自市場的商品 和服務，加上自己的時間、人力資本、以及其他投入生產出一組複合商品 來最大化自己的效用。

「虔誠或忠誠」 （piety）作為一種複合商品由而進 入到人之效用函數之中。

生產這種「商品」的能力主要依據個人的意識 形態資本。另外，由於制度或組織的一個主要功能是獲取個人難以取得的 利益，這必然涉及集體行動，又受困於搭便車問題。

所以，一個成功的 意識形態，必須能夠克服這一問題。但是，什麼樣的機制使意識形態能夠 實現箝制機會主義行為（opportunistic behavior），以及減少其他制度安排 的執行成本呢？實際上，藉由提供選擇性誘因（selective incentives） ，意識 形態可以實現上述功能。

總之，制度或組織的一個主要功能是獲取個人難以取得的利益（例如 規模經濟、外部性） ，所以，一個成功的意識形態，必須能夠解決道德風

21 Gary Becker, The Economic Approach to Human Behavio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6), pp.7-8.

22 Justin Lin, “An Economic Theory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Induced and Imposed Change,”

Cato Journal, Vol.9, No.1 (1989), p.11.

23 根據 Jeremy Bentham 的看法，人們追求代表基本生活維度的「商品」，這些「商品」包 括十五種「簡單的快樂」(simple pleasures)。而這些「快樂」概括了人的效用函數方面之 基本議題，包括感官 (senses)、財富(riches)、追求(address)、友誼(friendship)、聲譽(good reputation)、虔誠(piety)、行善(benevolence)、作惡(malevolence)、知識(knowledge)、記 憶(memory)、想像(imagination)、期待(hope)、交往(association)、減除痛苦(relief of pain) 的快樂。轉引自 Becker, The Economic Approach to Human Behavior, p.137。

24 Olson,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Public Goods and the Theory of Groups.

25 Olson 指出，選擇性誘因是集體行動成功的關鍵。那些不能為集體作出貢獻之人，將被

排除在分享集體服務之外。選擇性透因的手段使集體有權根據成員有無貢獻來決是是否 向其提供集體利益，這些手段可以採用負面的懲罰或正面的獎勵。請見：Olson,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Public Goods and the Theory of Groups, p.51.

險（moral hazard）。亦即，作為一種非正式制度安排的意識形態，必須能 夠減少其他制度安排運作時的交易成本。再者，意識形態是一種表達人們 世界觀的節約化機制，其有效性必須與個人對週遭環境的經驗一致。當環 境變化和經驗累積，人們的認知也會改變。所以，成功的「意識形態必須 是靈活的（flexible），以得到新團體的擁護；或者當外界條件變化後，仍 能維持舊團體的忠誠。」

三、制度變遷的來源

我們把有關制度變遷來源的文獻分五種主張來探討：信念系統（belief systems）的觀點，偶發性的制度（the incidental institutions）之觀點，誘發 創新（induced innovation）理論，政治制度（political institutions）的觀點，以 及強制性制度變遷（imposed institutional change）理論。

（一）信念系統的觀點

此觀點主張，一個社會的信念系統或意識形態和它們的演化方式，是 制度演進的決定因素。信念系統與社會的文化遺產密切相關，它影響個人 選擇的認知（perceptions）和心智結構（mental constructs） ，進而對制度形 成和演變有重要意義。

（二）偶然性制度之觀點

這種觀點認為經濟的和政治的制度是某些社會互動或歷史事件的副 產品或非意圖之結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 。換言之，在一些節骨眼上 的歷史事件決定了制度的形成、持續和後續之經濟結果。

然而，即使由

26 North, 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 p.58.

27 Arthur Denzau and Douglass North, “Shared Mental Models: Ideologies and Institutions,”

Kyklos, Vol.47, No.1 (1994), pp.3-31.

28 Rafael La Porta et al., “Law and Financ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106, No.6 (1999), pp.1113-1155; Rafael La Porta et al., “The Quality of Government,” Journal of Law, Economics and Organization, Vol.5, No.1 (1999), pp.222-279; Edward Glaser and

此形成的制度有持續性，但這種持續仍然是社會成員的選擇。如果成員決 定改變制度，制度變遷還是有可能發生。同時，歷史上不乏迅速改革其制 度的例子，日本的明治維新、俄國在克里米亞戰爭後的法治改革、土耳其 1920 年代後 Mustafa Kemal 的法律改革等。

（三）誘發性制度創新理論

此理論強調適者生存，更有效率的制度會取代無效率制度，因而政治 制度或權力結構是不相關的。這種觀點主張，社會成本－收益的權衡會決 定哪一種制度會生存和維持，利益分配不會影響制度選擇，最後結果是有 效率的，而要素相對價格的變化是制度變遷的基本來源。

此理論的缺失 是忽略了權力結構和利益重分配的影響，歷史上許多無效率制度的持續正 是這種力量阻撓所致。

Andrei Shleifer, “Legal Origin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117, No.2 (2002), pp.1193-1230; Simeon Djankov et al., “Court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118, No.2 (2003), pp.453-517.

29 Daron Acemoglu et al., “Institutions as the Fundamental Cause of Long-Run Growth,” in Philippe Aghion and Steve Durlauf eds., Handbook of Economic Growth (Amsterdam:

North-Holland, 2004), pp.385-472.

30 Harold Demsetz, “Toward a Theory of Property Rights,” American Economics Review, Vol.57, No.2 (1967), pp.347-359; Lance Davis and Douglass North,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Douglass North and Robert Thomas, The Rise of the Western World: A New Economic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3);

Douglass North, 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 Yujiro Hayami and Vernon Ruttan,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5); Hans Binswanger and Vernon Ruttan, Induced Innovation:

Technology, Institutions, and Development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8); Oliver Williamson, The Economic Institutions of Capitalism; Vernon Ruttan, “Induced Innovation, Evolutionary Theory, and Path Dependence: Sources of Technology Change,” Economic Journal, Vol.107, No.44 (1997), pp.1520-1529.

31 David Feeny, “The Decline of Property Rights in Man in Thailand, 1800~1913,”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49, No.2 (1989), pp.285-296; Philip Hoffman, “Institutions and Agriculture in Old-Regime France,” 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and Theoretical Economics, Vol.145, No.2-3 (1988), pp.166-181; Steven Cheung, op. cit.; Pranab Bardhan

“Distributive Conflicts, Collective Action, and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in Gerald Meier, and Joseph Stiglitz eds., Frontiers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The Future in Perspective (New

（四）政治制度之觀點

此論點主張，政治或經濟制度並非由整個社會選擇，而是由掌握政治 權力的利益集團決定。因此社會之政治和經濟制度也並不總是符合社會整 體利益，而是利益集團衝突的結果。但此論點忽視了政治企業家（political entrepreneur）或政治領袖推動制度變遷的角色。特別在許多後進國家，因 政治領袖的變異性很大，他們絕不是利益集團或統治階級的消極代理人。

（五）強制性制度變遷理論

這一理論特別重視政治領袖在推動制度變遷中的作用。因為政治領袖 在推動制度變遷過中具有比較優勢。

故分析作為理性人的政治領袖的行 為和政策制訂過程對制度安排的形成和演變有重要意義。

這種觀點認 為，當時流行的社會思潮、政治領袖選擇的發展策略對社會經濟制度的選 擇有實質影響，進而引發不同的經濟後果。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269-296; Alain De Janvry and Elisabeth Sdoulet, “A Study in Resistance to Institutional Change: The Lost Game of Latin American Land Reform,” World Development, Vol.17, No.9 (1989), pp.1397-1407; Mrinal Datta-Chaudhuri, “Market Failure and Government Failur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4, No.3 (1990), pp.25-39; Jan Winiecki, “Why Economic Reforms Fail in the Soviet System: A Property Rights-Based Approach,” Economic Inquiry, Vol.28, No.2 (1990), pp.195-221; Dani Rodrik, “Understand Economic Policy Reform,”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34, No.1 (1996), pp.9-41.

32 Ranal Findlay, “The New Political Economy: Its Explanatory Power for LDCs,”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Vol.2, No.2 (1990), pp.193-221.

33 R. C. O. Matthews, “The Economics of Institutions and the Sources of Growth,” Economic Journal, Vol.96, No.384 (1986), pp.903-918.

34 Norman Frohlich and Joe Oppenheimer, Modern Political Economy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8); Joel Guttman, “Can Political Entrepreneurs Solve the Free Rider Problem?”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Vol.3, No.4 (1982), pp.357-366;

Lin, “An Economic Theory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35 Theodore Schultz, “Economics, Agriculture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in Paris Anderou ed., Agricultur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Poor Nations (Nairobi: East African Literature Bureau, 1977), pp.254-265; Lin, “An Economic Theory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Lin and Nugent, “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pp. 2301-2370.

參、轉型時期中國的意識形態與制度變遷

意識形態是個人對週遭世界的認知，其有效性取決於是否與人們的經 驗一致。當環境改變和經驗積累，人們的意識形態也會改變。

以轉型時 期而言，中國大陸在政治意識形態方面是彈性和務實的，這種意識形態的 彈性對中國大陸憲政體制的變化產生重要影響。過往 30 餘年中，中國大 陸進行了一系列的意識形態調整，在此調整過程中，中共將自己從一個無 產階級的政黨變成全民政黨。

自 1978 年以來，中國意識形態大致發生三 次根本轉變。第一次發生於 1978-91 年間，第二次發生於 1992-2002 年期 間，第三次發生於 2003-迄今。

第一次意識形態轉變始於 1978 年中共十 一屆三中全會的「真理標準大討論」 ，結束於 1991 年的姓「社」 、姓「資」之 爭。主要標誌事件是 1987 年中共十三屆全國黨代表大會提出的「社會主 義初級階段」理論。這次意識形態轉變基本結束了文革時期激進的經濟發

36 North, 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

37 姚洋，〈是否存在一個中國模式?〉，http://www.ccer.edu.cn/cn/ReadNews.asp?NewsID=8912;

David Shambaugh, China’s Communist Party: Atrophy and Adaptation (Washington, D.C.: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2008); Andrew Nathan, Political Change in China: from Totalitarian Rule to Resilient Authoritarianism (Hsinchu: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2007).

38 馬立誠與凌志軍認為轉型期間中國大陸意識形態的三次轉變分別發生於 1978 年的「真

理標準大討論」、1992 年的破除姓「社」與姓「資」之爭、以及 1997 年中止「公有」與

「私有」爭論。請見：馬立誠、凌志軍，《交鋒－當代中國三次思想解放實錄》(台北：

天下文化，1998 年)，頁 1-3。周瑞金則將中國大陸意識形態的三次轉變分為 1980-1984 年關於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討論、1989-1992 年的市場經濟體制問題、以及 2004 年國有 企業改革、醫療、教育、貧富差距等問題的討論，他的分類著重在經濟方面。請見：周 瑞金，〈如何看改革的第三次大爭論〉，《黨政幹部文摘》，第 7 期(2006 年)，頁 8-9。蕭 功秦、姚洋把中國大陸意識形態的轉變階段分為：第一階段之 1978-1987 年，以「實踐

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開始，終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第二階段轉變開始於 1993

年「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結束於 2002 年中共十六大「三個代表」理論提出。第三階段

意識形態的轉變正在發展中，以 2006 年中共十六屆六中全會上提出的「和諧社會」理

念為代表。請見：蕭功秦，〈改革開放以來意識形態創新的歷史考察〉，《天津社會科學》，第

4 期(2006 年)，頁 45-49; 姚洋，前引文。本文的劃分方式採用蕭功秦與姚洋的方法。

展思想和盲目的個人崇拜迷思。第二次意識形態轉變使市場經濟理念得以 確立，同時中國共產黨自身也由只代表工人階級政黨向代表更廣泛社會階 層的政黨轉變。第三次轉變則是對以往改革策略的反思，標誌性事件是 2006 年中共十七大提出「和諧社會」的主張。

在意識形態轉變過程中，中國大陸的憲法也發生重大轉變，經過一次 制憲（1982 年）和三次修憲（1988、1999 和 2004 年），中國大陸的憲法 基本上完成由宣言性憲法到規範性憲法的轉變，確立了市場經濟為中國的 社會經濟體制，以及承認和保護私有產權。重要的是，每一次憲法的變動 都反映意識形態的轉變和社會經濟發展的需求。

圖二概括了 1978-2006 年間中國大陸意識形態和憲法的轉變的時間、重大事件和內涵。

對中國大陸意識形態和憲政體制演變有重要衝擊的一項因素是經濟 環境的巨變。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在波動較大的情況下，維 持年平均 9.7%的經濟成長率，使大陸的經濟總量、市場規模和貿易總量不 斷擴大，如今中國大陸已成為世界三大經濟體和第三大貿易國。同時，中 國大量吸引外資。特別是 1990 年代後，由於經濟持續成長、市場經濟體 制基本確定、以及法治環境漸趨完善，民營企業崛起，外資也開始大量湧 入中國大陸。改革至今，中國大陸共吸引外資 6,919 億美元，是開發中國 家吸引外資最多的經濟體。

同時，中國大陸國內儲蓄自 1992 年以來一直 維持 40%左右的水準，遠高於世界其他國家。

高儲蓄和大量的外資，使 中國大陸改革初期資本嚴重匱乏的資源稟賦條件大為改善。中國大陸的對 外貿易狀況在轉型期間也迅速發展。經濟改革後，中國大陸放棄了計畫經 濟時期「重工業優先發展」的策略，以市場機制配置資源，充分發揮資源 條件的比較利益，使勞動密集型產業成為主要出口產業。

對外貿易總額

39 周永坤，〈中國憲法的變遷－歷史與未來〉，《江蘇社會科學》，第 3 期 (2000 年)，頁 1-7。

40〈中國統計年鑑(2006)〉，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06/indexch.htm。

41 李楊、殷劍峰，〈中國高儲蓄率問題探究〉，《經濟研究》，第 6 期 (2007 年)，頁 14-26。

42 林毅夫等，前引書，頁 101-136。

和外滙存底逐年增加。以 2007 年為例，中國的貿易進出口總額已達 21,738 億美元，全年累計貿易順差為 2,622 億美元。相應地，中國大陸的外滙存 底至 2007 年底已突破 1.5 萬億美元。

經濟環境的改變既是意識形態調整 和制度變遷的結果，也為下一期的意識形態和制度安排的轉變提供了誘 因。意識形態、憲政體制和經濟環境的互動，構成了轉型期間中國大陸的 政治經濟動態。

圖二：中國大陸的意識形態和憲政體制轉變(1978 - 2006 年)

資料來源：曹海濤、葉日崧，〈中國大陸公有企業的民營化：中央與地方關係的分析途徑〉，

《中國大陸研究》，第 53 卷，第 4 期（2010 年），頁 127。

43 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總署，〈2007 年外貿超 2 萬億美元〉，http://www.customs.gov.cn。

制憲：維持在公有制基礎上 實行計畫經濟的體制。

修憲：肯定私營經濟是社會 主義公有制的補充，保護私 營經濟的合法的權利和利益 對私營經濟實行引導、監督 和管理。

修憲：確認鄧小平理論，承 認個體、私營經濟是社會 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 部分，肯定非公有制經濟 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修 憲 ： 三 個 代 表 思 想 入 憲，保護私有產權，建立 健全的社會保障制度。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

真理標準大討論

中共十三屆黨代表大會：

提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

中共十六屆六中全會：

建立和諧社會 中共十四屆全國黨代表大會：

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中共十六屆黨代表大會：

提出三個代表理論

修憲：堅持改革開放，否定傳統計 畫經濟體制，確立建設社會主義市 場經濟的目標。

肆、意識形態、憲政體制與社會經濟環境之互動

中共從 1949 年建政至 1978 年間，基本上以激進的意識形態主導中國 大陸的社會運作。政治上延續延安時期激烈的派系鬥爭，

經濟上採取違 背中國大陸資源稟賦比較利益的重工業化策略。

對外則輸出革命，使社 會經濟發展基本陷於停滯。文革結束後，鄧小平、李先念、陳雲等中共元 老重執政，為促進經濟發展以及為其政治地位提供合法性，中國大陸的意 識形態也必須改變。

一、意識形態與制度變遷：第一階段的演變

1978-1991 年間，中國大陸的經濟改革還處於試驗、猶疑階段。1989 年「六四」事件前後推行的「治理、整頓」政策，更有欲回復計畫經濟時 期政府全面控制社會經濟的局面，經濟發展出現較大的波動性。準此，囿 於當時的政治和經濟條件，這一時期的對外直接投資受到較嚴格限制。

（一）意識形態之變化

第一次意形態轉變發生於 1978-87 年期間。1978 年 11 月第十一屆三 中全會，以「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代替「兩個凡是」 ，從而放棄 了文化大革命中激進的意識形態和經濟發展路線。

在經濟體制上實行改 革開放政策，以「摸著石頭過河」的實用主義態度，主張「不管黑貓白貓，捉

44 Franz Schurmann, 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in Communist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6); Andrew Nathan, “A Factionalist Model of CCP Politics,” The China Quarterly, No.53 (1973), pp.34-66.

45 林毅夫等，前引書，頁 27-65。

46 「兩個凡是」是文革結束後，中國國家主席華國鋒提出的政策主張。1977 年 2 月 7 日，華

國鋒批准由《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發表《學習文件抓綱要》的社論，公

開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

渝地遵循」的主張。「兩個凡是」的實質是要把毛澤東的激進主義思想延續下去。參見：

馬立誠、凌志軍，前引書，頁 33-69。

表一：中國大陸政治意識形態轉變(1978 - 91 年)

意識形態之演變 標誌性事件 意義

真理標準的大討論 1978 年 11 月十一屆三中 全會

以「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 一標準」取代「兩個凡 是」，開始改革進程。

摸著石頭過河。不管黑 貓白貓，捉到耗子就是 好貓。

1980 年 12 月陳雲在中央 工作會議上指出，「我們 要改革，但是步子要穩。隨 時總結經驗，也就是要摸 著石頭過河」。後來，鄧 小平也指出，「我們現在 做的事都是一個試驗，對 我們來說，都是新事物，所 以要摸索前進」。

對於解放思想、積極推進 改革具重大指導作用；以 科學的態度、實事求是的 精神發展經濟。

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

1985 年 10 月 23 日，鄧小 平會見美國企業家代表團 時說，「一部分地區、一 部分人可以先富起來，帶 動和幫助其他地區、其他 的 人 ， 逐 步 達 到 共 同 富 裕。」

在打破「大鍋飯」，克服

「平均主義」。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 1987 年中共十三屆全國黨 代表大會

肯定已有改革。為後來制 定和執行正確的發展路 線和政策，提供重要理論 依據和指導。

姓「社」與姓「資」 、 「計 畫」與「市場」之爭

1990 年 2 月 22 日，中共 中宣部部長鄧立群《人民 日報》發表〈關於反對資 產階級自由化〉文章。

1991 年 2 月 15 日，皇甫 平在上海《解放日報》 〈做 改革開放的帶頭羊〉發表 四篇評論。

使中國大陸改革開放政 策受阻。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到耗子就是好貓」和「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用市場力量促進社會經濟

發展。1987 年中共第 13 屆黨代表大會在肯定 1978 年以來改革經驗的基礎

上，正式提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從而放棄了在中國大陸建設共

產主義的目標，強調中國仍處在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因此應該採取比較 靈活的經濟體制。

這一思想為中國大陸後來的改革提供理論依據。上表 一總結了中國大陸第一次意識形態轉變的情形。

（二）憲法和政策環境之轉型

意識形態和憲政體制改革促進了中國經濟發展，在推行「漸近主義」改 革策略與計劃－市場並行的「雙軌制」下，1982-88 年間年均經濟成長率 超過 10%。

針對 1982 年憲法的問題，1988 年的憲法修正案指出，「私營 經濟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補充，允許私營經濟在法律規定的範圍內存 在和發展，保護私營經濟的合法權利和利益。」此修正案肯定了市場經濟 的正面影響，將中國經濟體制調整為「計畫為主、市場為輔」，但是社會 上對「計畫」和「市場」、「公有」與「私有」意識形態障礙仍未突破。

（三）經濟環境的變化

意識形態和憲政體制的改革極大地促進了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在推 行「漸近主義」改革策略與計劃－市場並行的「雙軌制」下，1982-1988 年間年均經濟成長率超過 10%。

這一時期的經濟成長主要來自制度變

47 1981 年 6 月 27 日中共第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 議〉，第一次提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1986 年 9 月 28 日中共的十二屆六中全會通 過的〈關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再次指出：「中國還處在社會主義

的初級階段」，並對之有所說明。1987 年中共十三大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作了全面

闡述。資料來源：中國共產黨歷次全國代表大會數據庫，〈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

問 題 的 決 議 〉、〈 中 共 中 央 關 於 社 會 主 義 精 神 文 明 建 設 指 導 方 針 的 決 議 〉， ：

http://cpc.people.com.cn；趙紫陽，〈沿著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前進－中國共產黨第

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報告〉，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3-01/20/content_697049.htm。

48 林毅夫等，前引書，頁 259-286。

49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人民日報》，1988 年 4 月 14 日，E1；李正華，〈「中華

人民共和國憲法」制訂與修改、修正的歷史考察〉，《當代中國史研究》，第 9 卷，第 5

期 (2002 年)，頁 31-40。

50 林毅夫等，前引書，頁 259-286。

遷，例如實行家庭承包制和鄉鎮企業的崛起。

二、意識形態與制度變遷：第二階段之演變

1992 年之後，中國大陸進入新一階段的改革開放期。意識形態之爭開 始減弱，確定了市場經濟的發展方向。於充分利用中國大陸資源稟賦的比 較利益下，經濟持續維持高成長。

（一）意識形態的變化

第二次意識形態轉變大致發生 1992-2002 年。「六四」事件後，保守 勢力再起，主張恢復計畫經濟、反對市場體制、限制民營經濟活動的發 展，使社會充斥在「計畫」與「市場」、姓「社」與姓「資」、「公有」還 是「私有」的爭議中。

1992 年 1 月，鄧小平利用「南巡」的機會，強調 堅持改革開放政策，發展市場經濟；認為對「計畫」與「市場」 、姓「社」與 姓「資」的意識形態應採取「不爭論」的態度，要以是否「有利於發展社 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有利於增強綜合國力，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 準」三個「有利於」來檢驗改革開放政策之成敗。

鄧小平「南巡」講話 平息了當時中國大陸姓「社」 、姓「資」的意識形態爭論，並於 1993 年中 共第十四屆三中全會被確立為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決議，最終使 市場經濟取代計畫經濟。

51 Lin, “Rural Reforms and Agricultural Growth in China,”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82, No.1 (1992), pp.34-51; Yingyi Qian and Chenggang Xu, “Why China’s Economic Reform Differ: the M-Form Hierarchy and Entry/Expansion of the Non-State Sector,” Economic of Transition, Vol.1, No.2 (1993), pp.135-170.

52 馬立誠、凌志軍，前引書，頁 117-169；周瑞金，前引文，頁 8-9；馬立誠，〈改革開放 以來的四次大爭論〉，http://www.nanfangdaily.com.cn/southnews/。

53 江澤民，〈加快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步伐奪取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更大勝利－

中 國 共 產 黨 第 十 四 次 全 國 代 表 大 會 報

告〉，http://news.xinhuanet.com/zhengfu/2004-04/29/content_1447497.htm。

54 〈中國共產黨第十四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公報〉，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8/64567/65395/4441750.html。

市場經濟雖已確立，但至 1990 年代中期，由於受前蘇聯和東歐共產 陣營瓦解的衝擊和中國非國有經濟的迅速發展，中國保守勢力提出「反和 平演變」 、 「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主張，針對這些爭議，1997 年中共第十 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做出明確結論，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 展，是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項基本經濟制度」 。

表二：中國大陸政治意識形態的轉變(1992 - 2002 年)

意識形態之演變 標誌性事件 意義

不爭論，發展才是硬道理 1992 年鄧小平「南巡」

講話

以 「 不 爭 論 」 取 代 姓

「社」姓「資」之爭。市 場經濟方向的改革終於 確定。重新啟動改革。

計畫經濟不等於社會主 義，資本主義也有計畫；

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 義 ， 社 會 主 義 也 有 市 場。計畫和市場都是經濟 手段。

1993 年十四屆三中全會 肯定已有改革，確立社會 主義市場經濟。

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 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 部分

1997 年 9 月中共十五大

打破公有、私有之爭，承 認和保護民營經濟的權 利與地位。

三個代表理論 2002 年中共十六大

提出中共「代表先進生產 力發展的要求、代表先進 文化前進的方向以及代 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 本利益」理論，使中國共 產黨由無產階級之政黨 向全民政黨轉變。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如果說 1993 年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在意識形態上瓦解了計畫經濟對 中國大陸的束縛，那麼 1997 年中共十五大則在意識形態上打破了公有制

55 江澤民，〈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面推向二十一

世紀－中國共產黨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報

告〉，http://news.xinhuanet.com/zhengfu/2004-04/29/content_1447509.htm。

的迷思。這一時期的意識形態轉變以 2002 年中共十六大提出的「三個代 表」思想而結束。「三個代表」意指中國共產黨是「代表先進生產力發展 的要求、代表先進文化前進的方向、以及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 益」的政黨。其目的是為中共在中國大陸的執政地立提供理論上的合法 性，也標誌中國共產黨由無產階級政黨向全民政黨轉變。

我們將中國大 陸第二次意識形態轉變總結於表二。

（二）憲法和政策環境

1992 年鄧小平「南巡」講話的思想具體化為中共十四大的報告，1993 年憲法修案更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和發展市場經濟訂定為中國根本 大法。

同年，十四屆三中全會進一步頒佈「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 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提出要使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 性作用。同時，進一步推動國有企業改革，要「建立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 績分開、管理科學的現代企業制度」，並實施稅制、外匯制度、金融和投 資體制的改革。針對「公有」和「私有」的意識形態之爭，1997 年中共十 五大報告明確將鄧小平理論與馬克思、列寧、毛澤東並列，成為中共指導 思想，並強調中國『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需要在公有制為主體的條件 下發展多種所有制經濟；一切符合「三個有利於」的所有制形式都可以而 且應該用來為社會主義服務』 ，使「公有」和「私有」的之爭中止。

（三）經濟環境

經過「六四」事件後的衰退以及意識形態的紛爭後，市場經濟基本在 中國大陸經濟確立，社會經濟也重新步入高速發展的軌道，經濟成長率以

56 Shambaugh 指出，中共的這種轉變和調整，是確保政府對不斷變化的社會需求迅速做出

反應。請見：Shambaugh, op. cit.。這也就是 Nathan 所稱的「韌性威權主義」(Resilient Authoritarianism)，即中共此一威權體制能足夠快速地對社會需求做出反應，令自己長期 保持統治地位。參見：Nathan, op. cit.

57 李正華，前引文，頁 31-40。

近兩位數成長，改革初期各種商品都呈現短缺的情況也為之匹變，甚至在 許多產業和產品上出現產能過剩的現象。這一時期中國大陸總體經濟的一 個主要特徵就是高國內儲蓄引發之高投資。

三、意識形態與制度變遷：第三階段之演變

中國大陸的市場化經濟改革進行到二十一世紀初已取得巨大成就，中 國的復興已逐漸為世人接受。

在經濟發展已成為全民共識後，中國大陸 這一階段的意識形態和政策體制調整更多地是對過往改革中產生之問題 的反思。其中，所得分配惡化是其中之最。而這一時期對外直接投資制度 安排的演變也更多地反映經濟環境的變化。

（一）意識形態的轉變

中國大陸第三階段意識形態的轉變由 2003 年開始迄今。主要表現為 2003 年中共第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科學發展觀」的思想，以取代過去「發 展是硬道理」的策略，強調「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 觀，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 。主張統籌兼顧－「統籌城鄉發展、統 籌區域發展、統籌經濟社會發展、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統籌國內發展 和對外開放」 。2006 年中共第十六屆六中全會又提出「和諧社會」理論，指 出未來的經濟發展以建設「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 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為依歸。

這些意識形態的轉變，是 對中國過往高速成長經驗的檢討和反思，主要目的是為平衡區域發展、縮 小城鄉鴻溝、降低所得分配差距的經濟發展政策提供政治思想基礎。我們 將這一階段意識形態之變化彙整於表三。

58 Fareed Zakaria, “The Rise of a Fierce Yet Fragile Superpower,” Newsweek, No.31 (2008), p.1-3.

59 〈中共中央關於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8/64569/72347/6347991.html。

表三：中國大陸政治意識形態的轉變(2003 年迄今)

意識形態之演變 標誌性事件 意義

以「科學發展觀」替代

「發展是硬道理」

2003 年 10 月，在中共十 六屆三中全會「關於完善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若干問題的決定」中明確 提出。

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 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 觀，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 全面發展。堅持統籌城鄉 發展、統籌區域發展、統 籌經濟社會發展、統籌人 與自然和諧發展、統籌國 內發展和對外開放的要 求。反思經濟改革過程中 的重大缺失。

私有化還是社會公平 2004 年國有企業產權改 革大辯論

由 反 思 國 企 業 產 權 改 革，引發對社會均衡發展 的反思。

和諧社會 2006 年中共第十六屆六 中全會

提倡民主法治、公平正 義、安定有序、人與自然 和諧相處。確定中國的新 方向。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二）憲法和政策環境之轉變

在「公有」 、 「民營」的意識形態之爭於 1997 年中共十五大終結後，1999 年的憲法修正案更進一步將私有產權的保護列入憲法，強調中國大陸的社 會經濟制度是「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 制度」 ，宣示「個體、私營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 ，並

「保護個體經濟、私營經濟的合法的權利和利益」 。

這是中國大陸第一次 將保障私有財產權列入憲法，為建構真正的市場經濟奠定基礎。2004 年憲 法修正案則對私有產權的保護和尊重更細化，除了「保護個體經濟、私營 經濟等非公有制經濟的合法的權利和利益」外，更指出「公民的合法的私 有財產不受侵犯」 、 「保護公民的私有財產的繼承權」 。

如果說中國大陸憲

60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人民日報》，1999 年 3 月 17 日，E1；李正華，前引文，頁 31-40。

61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人民日報》，2004 年 3 月 9 日，E2。

法的修正案多是考量經濟體制問題，這一階段的政策體制的修改和制定則 是更多考量中國大陸經濟發展中出現的迫切問題。矯正所得分配惡化、縮 小城鄉和區域差距是政策改革的重點。

（三）經濟環境之影響

貧富差距問題是中國大陸這一時期的主要社會經濟問題。根據統計資 料顯示，在過去 30 年中，雖然中國大陸貧困人口比例大幅度下降，但代 表所得分配差距的基尼（Gini）係數也顯著上升。1981 至 2009 年，中國 基尼係數從 0.31 上升至 0.47。1985-2005 年間，大陸沿海地區和西部省區 的人均所得比由 1.4:1 上升至 2:1，而城鄉人均所得比則由 1.9:1 上升至 3.3:1，為世界最高。近年來城鄉所得的非同步成長，更惡化了所得差距問 題。到 2001-2005 年間這兩個數據分別為 5.3%和 9.6%。2006 年，農村實 質所得雖然又增加了 7.4%，但城鎮居民的所得成長更快，為 10.4%。

顯 然，區域和城鄉貧富差距已經成為當今中國大陸面臨的最嚴峻問題。

伍、深入分析與結論

由中國大陸轉型期間意識形態與憲政體制的關係可以看出，意識形態 或文化等非正式限制對制度安排之形成和轉變有重要影響。中國大陸的經 驗顯示，在轉型期間，每一階段的憲法和政策機制的轉變和調整，均是回 應前一階段意識形態的轉變和經濟情勢的變化。同時，中國大陸的意識形 態或文化之轉變並不緩慢，它會對社會經濟發展和需求及時做出調整和回 應。這些經驗，一方面證實了新制度理論關於非正式限制（意識形態和文 化）對制度及制度變遷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反駁了非正制度安排緩慢 調整、並由此導致路徑依賴的判斷。

在中國大陸意識形態與憲政體制的互動過程中，另一項的重要影響因

62 “Key Indicators 2007: Inequality in Asia, ASIAN Development Bank,”

http://www.adb.org/Documets/Books/Key_Indicators/2007/pdf/Inequality-in-Asia-Highlights.pdf

素是經濟環境改變的衝擊。1990 年代之前，中國大陸的經濟成長主要來自 於農業生產力的提高和鄉鎮企業的發展。

因此，破除計畫經濟的意識形 態障礙、確立和保護私有產權、促進民營經濟發展是主要的政策目標。1990 年代之後，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吸引大量台港資金和外資進入，完善法治 環境和建立公平的市場環境是吸引外資的基本要求。這種經濟情勢促使意 識形態和政策環境的調整以適應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一個相應的結果就 是「公有」和「私有」之爭於 1997 年終結，而對私有產權的保護也列入 1999 年的憲法修正案和 2004 年憲法修正案。進入到二十一世紀，中國大 陸意識形態和政策體制的調整更多考量經濟快速發展後衍生的所得分配 惡化、城鄉和區域差距擴大的問題。因此，意識形態和政策環境的調整均 以強調完善社會保障體係、改善所得分配、促進社會合諧發展為訴求。

圖三：社會發展的互動關係

資料來源：Yujiro Hayami and Vernon Ruttan,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5), p.111; Yujiro Hayami, Development Economics: From the Poverty to the Wealth of Nations (Tokyo: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10.

意識形態和制度變遷的中國經驗表明，一個完善的社會發展分析理論

63 Lin, “Rural Reforms and Agricultural Growth in China,” pp.34-51; Qian and Xu, op.

cit., pp.135-170.

資源稟賦

（生產要素）

技術

（生產函數）

制度

（規則）

文化稟賦

（價值系統）

架構必需要全面考量文化、制度和經濟因素之間的互動關係以及相互間的 影響。這種互動關係可概括如圖三。其中，經濟因素可分為資源禀賦和技 術關係兩種。此架構表明，社會的發展，要求文化、制度、技術和資源稟 賦間的協調發展。因此，相關研究的深入分析則需要不同學科間的整合。

總而言之，本文藉由新制度理論方法對轉型期間中國大陸的意識形態 與制度轉型的互動及演變加以分析和討論。本文在三方面對現存文獻有所 貢獻。首先，我們擴展新制度理論並應用於中國大陸的政治經濟發展經 驗，檢視轉型期間非正式限制、制度和經濟發展的關係。其次，本文首次 以中國大陸轉型過程中意識形態與制度變遷的互動經驗，檢驗新制度理論 中關於意識形態對制度轉型有關鍵作用的重要命題。第三，透過分析轉型 時期中國大陸意識形態、憲政體制與經濟條件的交互影響，可以使吾人得 以更深入瞭解的中國大陸未來的發展趨勢和前景。

64 Hayami and Ruttan, op. cit., pp.110-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