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臟移植、健康促進生活型態及失志症候群之相關研究

一、心臟移植病患的健康促進生活型態

國際移植護理協會(International Transplant Nurses Society, ITNS)於「移植後 如何維持健康生活型態」手冊的建議事項有一、需依照醫囑服用藥物；二、除非 醫師建議不得更改或停用藥物並依照醫師建議規律的抽血檢驗、定期回診追 蹤、定期執行包括牙齒、眼睛、婦科、攝護腺、大腸直腸及骨密度等健康檢 查；三、每周規律運動，均衡飲食並維持理想體重；四、保持足夠睡眠；五、外 出使用防曬劑以避免皮膚曬傷；六、利用飲食、運動及藥物維持適當的血壓及血 糖值；七、知道自己膽固醇數值及高膽固醇的風險；八、避免菸酒及高風險的行 為，如刺青、身體穿孔、不安全性行為及非法藥物等；九、定期與移植團隊溝通 等(Beverly, Julie, & Janet, 2014)。

以下分別敘述關於心臟移植病患健康促進生活型態的國內外相關研究，

Linda、Carolynn 與Judith (1992) 針對 22 位心臟移植超過 5個月的病患進行訪

談，發現移植後的生活雖然有改善，但病患仍持續感受工作、經濟、家庭角色 與生活型態改變之壓力及藥物副作用等問題；Jeanne、Gilda與Mary (2001) 針對 47位平均年齡56.5歲及平均移植75.6個月的心臟移植病患進行生活型態及健康 狀態之探討，發現心靈成長的幅度最大，但參與身體活動的變化卻最少，女性 比男性有較高的高密度脂蛋白、較好的飲食習慣及心靈成長，非裔美國人有較 差的壓力管理行為，移植前為缺血性心肌病的移植者體重普遍低於理想體重，

術後出現移植相關動脈病變者有較高的低密度脂蛋白及較低的高密度脂蛋白，

術後須服用類固醇治療者有較差的人際互動，且多數心臟移植病患無法在生活 型態上持續執行健康促進行為；Salyer et al. (2001)針對58位18歲以上接受心臟 移植超過一年之病患進行健康促進生活型態與長期存活之健康狀態的相關研 究，顯示於日常生活中徹底執行健康促進生活型態者與其健康狀態有顯著相關；

Jeanne、Maureen、Pamela與 Ronald(2003) 針對 93位心臟移植超過 1年的病患

進行調查，顯示移植病患因對管理自己的健康狀態會有不確定感，所以對執行 健康促進行為及生活型態會出現障礙，當健康狀態較好時會有較滿意的生活，

研究中發現教育程度、移植時間的長短、心衰竭的病因、生活遭遇的障礙、對 健康的自覺能力及健康促進生活型態是生活品質的相關預測因子；Salyer、

Flattery、Joyner與Elswick (2003)針對93位心臟移植一年以上病患健康促進行為

的相關研究，顯示可經由生活型態的改變改善移植病患血壓、血脂及體重過重等 狀況，進而降低移植病患的死亡率；Flattery、Salyer、Maltby、Joyner與Elswick

(2006) 針對126 位依照移植月數區分為五組(移植後 12~24個月、25~48個月、

49~72個月、73~96個月及移植月數大於 97個月者)的心臟移植患者，依人口學

及健康狀態進行生活型態之探討，發現每組的高密度脂蛋白均偏高，組間出現 差異的項目有身體活動度、低密度脂蛋白值及膽固醇值，且心臟移植病患的健 康行為及健康狀態會隨著移植的時間漸漸下降；黃素霞(2006)針對 71 位平均移 植 6.56 年之心臟移植病患進行非預期再入院相關因素探討中發現，移植年數與 其健康促進生活型態有顯著相關，移植五年內病患其健康促進生活量表與次量表 之靈性、壓力處理、身體活動等得分顯著高於移植五年以上之病患；Siwińska、

Lesiak-Kalukin、Przybylowski與Sadowski(2011)針對100位 21~75歲自 1988年 接受心臟移植的病患，其中23位女性、77位男性，以二級預防的概念利用包括 醫生、心理學家、物理治療師、護理師及營養師等醫療團隊進行移植病患執行 健康促進生活型態遵從性之探討，研究結果顯示心臟移植病患經跨團隊的專業 人員協助可提高執行健康行為的動機和意志並塑造出適合自己的健康生活型 態，且醫囑遵從性較高的病患可保護新植入的心臟免於受到壞習慣的負面影響 而有更好的生活品質。

不同於一般手術病患出院代表疾病的痊癒，移植病患手術成功出院後代表 著第二生命的開始，病患於出院後須面臨並調適許多的狀況，如術前的心因性 惡病質、手術或免疫抑制藥物產生的合併症及症狀困擾、返家後持續性的照護 及定期門診追蹤等，國內外多項研究顯示因心臟移植病患存活率的提高，病患

出院後回歸正常的生活形式是必然的途徑，而心臟移植後的生活不僅僅只是每 天遵從醫療建議，同時也須實現健康促進的生活習慣，為了維持健康的身心狀 態必須改變與健康有關的習俗，飲食和生活習慣等(曾家琳，2009；Siwińska et

al., 2011) ，而在手術後不同月經與移植醫師討論後，只要病患身體恢復良好是

可恢復包括旅行及度假等的正常生活 (British Columbia Transplant, 2009) 。曾家 琳(2009)指出心臟移植一年內的病患會有較術前大不同之身體和健康狀態，因 心臟功能的恢復病患會預期身體活動及運動能力可恢復至罹病前的程度，但多 數病患因體力及精神的限制無法立即重拾正常的生活，因此原有的生活型態及 休閒活動勢必改變，終生定期回診、生活型態與心境的調適及感受體內存有外來 器官等因素所帶來的影響是移植病患術後日常照護的重大挑戰，為了維持移植 病患身體、心靈及社會靈性層面的健康，由專業醫護團隊教導健康促進生活型 態的養成是可顯著地增加心臟移植病患的存活率及生活品質，其內容包括一、生 理層面的注意營養及飲食相關衛教、維持適當運動、不抽菸、不酗酒、準時服 藥、注意個人衛生等，並提供移植病患完整用藥資訊及藥物副作用的衛教；二、

心理方面可提供心理支持、鼓勵移植病患表達內心想法及傾聽、適時提供病患 及家屬豐富的相關資源以協助減輕壓力等；三、透過良好的教育和訓練保持或養 成規律的健康促進生活型態、加強自我管理的能力及評估健康結果等 (宋鎮宇 等人，2014；Clare et al., 2012) 。

二、心臟疾病與失志症候群之相關研究

Rafanelli、Milaneschi與Roncuzzi (2009) 針對68位心臟衰竭門診病患進行 痛苦、心理健康及憂鬱相關性之探討，發現大多數病患有身體不適、憂鬱及失 志 現 象 ， 其 心 理 健 康 評 估 得 分 偏 低 ， 於 此 研 究 中 失 志 症 候 群 的 盛 行 率 約

20.6%；Grandi、Sirri、Tossani與Fava(2011)針對95位心臟移植病患進行人口學

特徵、6年存活率的臨床指標、失志臨床特徵與重度憂鬱症相關性之探討，發現 身體、精神及社會等層面出現損傷時及生活品質不僅與失志呈現相關性，與心

理健康層面的自我接納、環境掌控亦呈現相關性，此外高程度心理痛苦、女 性、單身等因子也與失志呈現相關性，但重度憂鬱症與失志間並無相關性，在 此研究中出現失志的31位病患中有22位(71%)不符合重度憂鬱症之診斷，被診 斷為重度憂鬱症的14位病患中有5位(35.7%)並無失志現象，僅9位病患同時出 現失志及重度憂鬱症的情形，而此研究中失志症候群的盛行率約32.6%；Sirri et

al. (2012) 針對 1398 位內科病患，其中 198 位心臟移植者、153 位心肌梗塞患

者、190 位功能性胃腸道疾症、104 位癌症病患、545 位皮膚疾患及 208位精神 科會診之病患，進行 A 型人格與心血管疾病相關性之探討，發現失志症候群的 盛行率在心臟移植病患中佔32.3%，在心肌梗塞的病患中佔33.3%，在癌症病患 中佔32.7%。

失志症候群的發生主要是因為對未來的不確定性而產生了無能感、無價值感

進而期盼死亡，當心臟移植病患術後感受到日常生活不如預期的順遂、身體狀況 的多變、個人生活自理能力的減退等無法掌控的未來時，極易導致無助、無望及 喪失自信等負面自我層面的評價，因而易產生失志的情形。因此，評估心臟移 植術後病患的健康促進生活型態可瞭解病患對於健康促進行為的執行程度，由 此評估病患維持健康的能力，進而推測失志症候群發生的可能性。

三、健康促進生活型態與失志症候群之相關研究

黃有志(2005)指出中年階段的成人會因生活型態改變或工作轉換的壓力產

生失志、沮喪、失落等負面情緒，並開始回顧生命、重新評估過往的生活型 態，對自己的生命產生頓悟及自覺，對生命的流逝感到懷疑及恐懼，這些現象 稱為「中年危機」，輕則個人會出現憂鬱的情形，重則會以結束生命來逃避一 切，顯示壓力、生活型態與失志之相關性。

Pender (1996) 的健康促進生活型態以健康促進生活量表為測量工具，包括

人際支持、自我實現、壓力管理、健康責任、運動、營養等六構面，以下為失 志症 候 群與健康 促進 生活 型態 量表 六 分 量表 相關 之 研究。Katz、Flasher、

Cacciapaglia與 Nelson (2001) 針對56位癌症病患及 31位紅斑性狼瘡病患進行 包括失志、利益找尋及關係惡化心理效應的分析，發現情緒障礙及疼痛與失志 呈現正相關，利益找尋與失志呈現負相關；Grassi et al. (2004) 研究發現缺乏人 際支持系統之癌症病患有較高的失志；De Jong、Roozen、Van Rossum、Krabbe 與

Kerkhof (2007) 針對190位社區居民、131位吸毒者及100位癌症病患進行失志

症候群發生率的探討，發現吸毒者因缺乏生活及生命意義有較高比例高失志的 情形；Boscaglia 與 Clarke(2007)針對婦科癌症病患進行失志與凝聚感(Sense of Coherence)的相關研究，「凝聚感」是一種感到自己能被理解、充滿意義感、危 機是可以處理的感覺，研究結果發現低度的凝聚感及自我責備的因應型態可預測 憂鬱及失志的發生，凝聚感對失志有 60%的解釋量，是失志症候群的預測因子 之一；Cockram、Doros與De Figueiredo(2010)針對71位20~90歲的大腸直腸癌 及胃癌的門診病患進行壓力感受及社會支持程度對憂鬱及主觀的無能影響之研 究，發現高程度的壓力感受加上低程度的社會支持或壓力感受及社會支持程度 一致時，憂鬱、主觀的無能與壓力感受呈現正相關，壓力感受偏低加上社會支 持程度高時，憂鬱、主觀的無能與壓力感受呈現負相關，換言之，壓力感受與 憂鬱、主觀的無能同時出現時會導致失志的發生，而社會支持反而會降低失志 的出現，研究結果顯示憂鬱與主觀的無能是失志症候群不同的臨床特徵，而主 觀的無能是失志症候群主要的臨床特徵之一；Vehling et al. (2011) 針對270位癌 症病患進行整體性意義及生活態度相關意義如接受死亡及目標尋求等與憂鬱、

焦慮及失志相關性之長期追蹤研究，發現整體性意義為憂鬱及失志的負向預測 因子，接受死亡為焦慮的預測因子，目標尋求可正向預測憂鬱、焦慮及失志；

Vehling et al. (2012) 經研究發現緩和治療與憂鬱及失志呈現高度相關，但腫瘤

分期不影響憂鬱及失志，只要是癌症病患都會有出現極度痛苦的風險，證實了 身體狀況可顯著地預測失志及憂鬱；Fang、Chiu、Yeh、Pi與Li (2012) 針對37 位男性及 49位女性肺癌、淋巴癌及白血病病患進行憂鬱、失志及創傷後成長的 相關性研究，發現失志症候群的「無意義」與創傷後成長的「新的可能性」及「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