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军官的烟火照红了他过高的鼻子，而后轻轻地好象从指尖上把它一 弹，那烟火就掠过了船栏而向着月下的江水奔去了。
我一转身就看到了那第一个被我注意的伤兵就站在我的旁边，似乎在 这船上并没有他的同伴，他带着衰弱或疲乏的样子在望着江水。他好象在寻 找什么，也好象他要细听一听什么，或者不是，或者他的心思完全系在那只 吊在胸前的左手上。
前边就是黄鹤楼，在停船之前，人们有的从座位上站起来，有的在移 动着，船身和码头所激起来的水声，很响的在击撞着。即使那士兵的短刀的 环子碰击得再响亮一点，我也不能听到，只有想象着：那紧贴在兵士胸前的 孩子的心跳和那兵士的心跳，是不是他们彼此能够听到？
一九二九底愚昧
前一篇文章已经说过，１９２８ 年为着吉敦路的叫喊，我也叫喊过了。接 着就是 １９２９ 年。
于是根据着那第一次的经验，我感觉到又是光荣的任务降落到我的头 上来。
这是一次佩花大会，进行得很顺利，学校当局并没有加以阻止，而且 那个白脸的女校长在我们用绒线剪作着小花朵的时候，她还跑过来站在旁边 指导着我们。一大堆蓝色的盾牌完全整理好了的时候，是佩花大会的前一夜。
楼窗下的石头道上落着那么厚的雪。
一些外国人家的小房和房子旁边的枯树都膨胀圆了，那笨重而粗钝的 轮廓就和穿得饱满的孩子一样臃肿。我背着远近的从各种颜色的窗帘透出来 的灯光，而看着这些盾牌。盾牌上插着那些蓝色的小花，因着密度的关系，
它们一个压着一个几乎是连成了排。那小小的黄色的花心蹲在蓝色花中央，
好象小金点，又象小铜钉……
这不用说，对于我，我只盼想着明天，但有这一夜把我和明天隔离着，
我是跳不过去的，还只得回到宿舍去睡觉。
这一次的佩花，我还对中国人起着不少的悲哀，他们差不多是绝对不 肯佩上。有的已经为他们插在衣襟上了，他们又动手自己把它拔下来，他们
一点礼节也不讲究，简直是蛮人！把花差不多是捏扁，弄得花心几乎是看不 见了。结果不独整元的，竟连一枝铜板也看不见贴在他们的手心上。这一天，
我是带着愤怒的，但也跑得最快，我们一小队的其余的三个人，常常是和我 脱离开。
我的手套跑丢了一只，围巾上结着冰花，因为眼泪和鼻涕随时地流，
想用手帕来揩擦，在这样的时候，在我是绝对顾不到的。等我的头顶在冒着 气的时候，我们的那一小队的人说：
“你太热心啦，你看你的帽子已经被汗湿透啦！”
自己也觉得，我大概象是厨房里烤在炉旁的一张抹布那么冒气了吧？
但还觉得不够。
什么不够呢？那时候是不能够分析的。现在我想，一定是 １９２８ 年游行 和示威的时候，喊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而这回只是给别人插了一朵小 花而没有喊“帝国主义”的缘故。
我们这一小队是两个男同学和两个女同学。男同学是第三中学的，一 个大个，一个小个。那个小个的，在我看来，他的鼻子有点发歪。另一个女 同学是我的同班，她胖，她笨，穿了一件闪亮的黑皮大衣，走起路来和鸭子 似的，只是鸭子没有全黑的。等到急的时候，我又看她象一只猪。
“来呀！快点呀，好多，好多……”我几乎要说：好多买卖让你们给耽 误了。
等他们跑上来，我把已经打成绉折，卷成一团的一元一元的钞票舒展 开，放进用铁做的小箱子里去。那小箱子是在那个大个的男同学的胸前。小 箱子一边接受这钞票，一边不安的在滚动。
“这是外国人的钱……这些完全是……是俄国人的……”往下我没有说，
“外国人，外国人多么好哇，他们捐了钱去打他们本国为着‘正义’！” 我走在行人道上，我的鞋底起着很高的冰锥，为着去追赶那个胖得好 象行走的驼鸟似的俄国老太婆。我几乎有几次要滑倒，等我把钱接过来，她 已经走得很远，我还站在那里看着她帽子上插着的那棵颤抖着的大鸟毛，说 不出是多么感激和多么佩服那黑色皮夹子因为开关而起的响声，那脸上因着 微笑而起的皱折。那蓝色带着黄心的小花恰恰是插在她外衣的左领边上，而 且还是我插的。不由得把自己也就高傲了起来。对于我们那小队的其余三个 人，于是我就带着绝顶的侮蔑的眼光回头看着他们。他们是离得那么远，他 们向我走来的时候，并不跑，而还是慢慢地走，他们对于国家这样缺乏热情，
使我实在没有理由把他们看成我的“同志”。他们称赞着我，说我热情，说 我勇敢，说我最爱国。但我并不能够因为这个，使我的心对他们宽容一点。
“打苏联，打苏联……”这话就是这么简单，在我觉得十分不够，想要 给添上一个“帝国主义”吧，但是从学联会发下来的就没有这一个口号。
那么，苏联为什么就应该打呢？又不是帝国主义。
这个我没有思索过，虽然这中苏事件的一开端我就亲眼看过。
苏联大使馆被检查，这事情的发生是六月或者是七月。夜晚并不热，
我只记住天空是很黑的，对面跑来的马车，因为感觉上凉爽的关系，车夫台 两边挂着的灯头就象发现在秋天树林子里的灯火一样。我们这女子中学每晚 在九点钟的时候，有一百人以上的脚步必须经过大直街的东段跑到吉林街 去。
我们的宿舍就在和大直街交叉着的那条吉林街上。
苏联大使馆也在吉林街上，隔着一条马路和我们的宿舍斜对着。
这天晚上，我们走到吉林街口就被拦住了。手电灯晃在这条街上，双 轮的小卡车靠着街口停着好几辆，行人必得经过检查才能够通过。我们是经 过了交涉才通过的。
苏联大使馆门前的卫兵没有了，从门口穿来穿往的人们，手中都拿着 手电灯，他们行走得非常机械，忙乱的，不留心的用手电灯四处照着，以致 行人道上的短杨树的叶子的闪光和玻璃似的一阵一阵的出现。大使馆楼顶那 个圆形的里边闪着几个外国字母的电灯盘不见了，黑沉沉的楼顶上连红星旗 子也看不见了，也许是被拔掉了。并且所有的楼窗好象埋下地窖那么昏黑。
关于苏联或者就叫俄国吧，虽然我的生地和它那么接近，但我怎么能 够知道呢？我不知道。那还是在我小的时候，“买羌贴”，“买羌贴”，“羌贴”
是旧俄的纸币（纸卢布）。邻居们买它，亲戚们也买它，而我的母亲好象买 得最多。夜里她有时候不睡觉，一听门响，她就跑出去开门，而后就是那个 老厨子咳嗽着，也许是提着用纱布做的，过年的时候挂在门前的红灯笼，在 厨房里他用什么东西打着他鞋底上结着的冰锥。他和母亲说的是什么呢？微 小得象什么也没有说。厨房好象并没有人，只是那些冰锥从鞋底打落下的声 音。我能够听得到，有时候他就把红灯笼也提进内房来，站在炕沿旁边的小 箱子上，母亲赶快就去装一袋烟，母亲从来对于老厨子没有这样做过。不止 装烟，我还看见了给他烫酒，给他切了几片腊肉放在小碟心里。老厨子一边 吃着腊肉，一边上唇的胡子流着水珠，母亲赶快在旁边拿了一块方手巾给他。
我认识那方手巾就是我的。而后母亲说：
“天冷啊！三九天有胡子的年纪出门就是这手不容易。”
这一句话高于方才他们所说的那一大些话。什么“行市”拉！“涨”啦！
“落”啦！
应该卖啦吧！这些话我不知为什么他们说得那么严重而低小。
家里这些日子在我觉得好象闹鬼一样，灶王爷的香炉里整夜的烧着香。
母亲夜里起来，洗手洗脸，半夜她还去再烧一次。有的时候，她还小声一个 人在说着话。我问她的时候，她就说吟的是《金刚经》。而那香火的气味满 屋子都是。并且她和父亲吵架。父亲骂她“受穷等不到天亮”，母亲骂他“愚 顽不灵”。因为买“羌贴”这件事情父亲始终是不成的。父亲说：
“皇党和穷党是俄国的事情，谁胜谁败我们怎能够知道！” 而祖父就不那么说，他和老厨子一样：
“那穷党啊！那是个胡子头，马粪蛋不进粪缸，走到哪儿不也还是个臭？”
有一夜，那老厨子回来了，并没有打鞋底的冰锥，也没有说话。母亲 和他在厨房里都象被消灭一样，而后我以为我是听到哭声，赶快爬起来去看，
并没有谁在哭，是老厨房的鼻头流着清水的缘故。他的灯笼并不放下，拖得 很低，几乎灯笼底就落在地上，好象随时他都要走。母亲和逃跑似的跑到内 房来，她就把脸伏在我的小枕头上，我的小枕头就被母亲占据了一夜。
第二天他们都说“穷党”上台了。
所以这次佩花大会，我无论做得怎样吃力，也觉得我是没有中心思想。
“苏联”就是“苏联”，它怎么就不是“帝国主义”呢？同时在我宣传的时 候，就感到种种的困难。
困难也照样做了。比方我向着一个“苦力”狂追过去，我拦断了他的 行路，我把花给他，他不要，只是把几个铜板托在手心上，说：“先生，这
花象我们做苦力的戴不得，我们这穿着，就是戴上也不好看，还是给别人去 戴吧！”
还有比这个现在想起来使我脸皮更发烧的事情：我募捐竟募到了一分 邮票和一盒火柴。那小烟纸店的老板无论如何摆脱不了我的缠绕之后，竟把 一盒火柴摔在柜台上。火柴在柜台上花喇喇地滚到我的旁边，我立刻替国家 感到一种侮辱。并不把火柴收起来，照旧向他讲演，接着又捐给我一分邮票。
还有比这个现在想起来使我脸皮更发烧的事情：我募捐竟募到了一分 邮票和一盒火柴。那小烟纸店的老板无论如何摆脱不了我的缠绕之后，竟把 一盒火柴摔在柜台上。火柴在柜台上花喇喇地滚到我的旁边，我立刻替国家 感到一种侮辱。并不把火柴收起来，照旧向他讲演，接着又捐给我一分邮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