賴德烈（2009）指出，新教傳教士鴉片戰爭前後來華傳教，各差會未能合 作，但所用傳教方法有驚人的相似性，如宗教文字材料（聖經、傳單、小冊子、
辭典、語法書）的預備與發散、學校興辦、醫藥。但盧茨（J. G. Lutz）（1988）
指出，雖促使傳教士建立學校，翻譯西書，編纂辭典，但已花許多時間從事教育 工作的傳教士仍把教育視為傳教活動的附屬品。更嚴重的後果是，從事教育的與 從事傳福音的傳教士間出現鴻溝；而身在國外的傳教士與西方差會間的鴻溝更 大，西方差會更傾向將傳福音布道活動放在首位。儘管如此，部分傳教士繼續辦 學，理由有中國人對基督福音不感興趣，直接傳播無效；有必要訓練一批中國助 手以協助傳播福音。此一爭議，一直到光緒16年第三次教務大會才接受教育是各 國差會的合法職責，而爭論點則轉向教會辦教育的目的與種類，而非應否辦學。
王立新（1997）分析，十九世紀基督教來華傳教士所採的傳教政策分為基要 派（Fundamentalists）及自由派（liberals），前者主張採取傳統的「直接布道」
方式，亦即宣講教義、巡迴布道和散發宗教印刷品，當時大多數的傳教士採取此 法，如英國差會中的戴德生及中國內地會。後者，當1880年代以後西方興起社會 福音的現代神學思想後，影響到傳教運動，此派採取從事新聞、出版、教育和社 會改革活動等方式，如浸禮會李提摩太。他們主張「以學輔教」，透過辦學、譯 書和辦報傳播西方文化以促進中國改革。雖然自由派在來華傳教士中不占主導地 位，但其傳教策略於十九世紀末逐漸受到重視。又十九世紀天主教會在華傳教較 新教統一，新教各教派間各自為政（Fairbank, 1986/1987），相互競爭。對於非 宗教的教育事業立場與重視度不一，光緒3年5月在華各國新教傳教士在上海召開 第二次教務大會時，有人批評辦學是浪費錢及不務正業；但之後決議成立「學校 教科書委員會」，由聖公會的傅蘭雅任總編輯，負責編纂適合於教會學校的教科 書；以及開始訓練中國人英語（Fairbank, 1986/1987）。16年召開第三次教務大 會，並決議將其改組為「中國教育會」。此舉表明基督教傳教士在華傳教的方針 有了重大改變，從開始將教育視為有礙傳教，轉變為將開辦教育視為傳教的重要 手段，並予以高度重視（王忠欣，2000）。在此之前，傳教士對教育的認識，
主要集中於教育必須為傳教服務，教育應為教會培養人才。16年以後，擴大範 圍。認為只有透過開辦教育，才能使中國現代化。庚子事變以後，各國傳教士
對辦教育基本上已有共識，不再排斥教育在基督教傳教事業中的作用（王忠欣，
2000）。
相較於英國差會興學的表現，同一時期美國差會的興學表現已漸優於英 國，此由統計數字中可窺知。熊月之（ 1994）彙整中國早期教會校名錄（1839-1860），在38所學校中，英人1所，美人23所，法人6所。又王立新（1997）依光
又林美玫（2015）分別調查了同治8年、光緒12年及24年的教會興學狀況，
由表7至表9可知，美國差會的表現最初不及英國，但之後逐步超越，而高教所占
資料來源： 取自信心行傳：中國內地會在華差傳探析（1865-1926）（頁252），林美 玫，2015，北京市：社會科學文獻。
表8
光緒12年基督新教在華學校統計
國別 差會數 教會學校學生 %
英 16 4,287 43.5
美 7 4,697 47.6
其他 8 880 8.9
合計 31 9,864 100
資料來源： 取自信心行傳：中國內地會在華差傳探析（1865-1926）（頁254），林美 玫，2015，北京市：社會科學文獻。
表9
光緒24年基督新教在華學校統計
國別 差會數 日校 高等教育
校數 生數 % 校數 生數 %
英 15 731 11,247 39 53 255 6
美 14 1,022 16,310 56 74 3,819 89
其他 7 79 1,539 5 10 164 5
合計 36 1,832 29,096 100 137 4,238 100
資料來源： 取自信心行傳：中國內地會在華差傳探析（1865-1926）（頁254），林美 玫，2015，北京市：社會科學文獻。
造成美國差會所辦學校成效超過英國的可能原因，王忠欣（2000）解釋，
十九世紀時，開辦學校的差會與傳教士以來自美國最多，英居次。此與美國 1880年代興起的學生志願運動而促使大批大學畢業生來華傳教有關（王忠欣，
2000）。
因傳教士所辦學校一直帶有傳教的目的，故引起清方警惕與排斥。如京師 同文館及廣州同文館都明令禁止英語教習藉機傳教。又咸豐光緒朝間（ 1860-1890）發生教案逾400件（顧衛民，2010），反教情緒濃厚。呂實強（2005）指 出，咸豐10年至同治13年間一般以為官紳反教的原因，包括官紳及知識份子所持
「華夷之辨」與「人禽之辨」的儒家傳統，基督教在華傳教事業被摻入了侵略的 特質，中西社會習俗不同，以及官紳對自己尊嚴及利益的維護等。如此一來，也
可能使當時官民對於師法英國教育始終不積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