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研究集刊 第六十三輯第三期 2017年9月 頁1-39
晚清戊戌變法前英人在華教育活動與
英國教育經驗的輸入
周愚文
摘要
本文旨在探討戊戌變法前英人如何利用在華教育活動輸入其教育經驗。自 1843年起，英人透過官、私管道，輸入其教育經驗。1858年前，差會辦有各類男 女義塾，主收下層子女免學費，教中文聖經，程度低，組織欠備，量少規模小， 設於通商口岸。之後，教士得入內地傳教辦學。上海出現制度、組織及課程較完 備學堂，教英語或西學，程度提高，但量少未成體系。有書館採高學費收富商子 弟，用英語教學。官辦同文三館、船政學堂等學堂雖聘英籍教習，但人少且禁傳 教，影響有限。故1898年前英人輸入教育經驗，是摸索、個別、無規劃與體系的 歷程，又因社會排外反教，難以推廣。此與甲午戰後，朝野以日為師、主動仿日 制定兩學制有別。各差會爭辯「以學輔教」策略，直到1890年始有共識。英人校 數雖增，但成效與制度化均不及美人，故更難發揮影響力。 關鍵詞：戊戌變法、英國教育、教會學校、教育轉移 周愚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教授 電子郵件：[email protected] 投稿日期：2017年02月09日；修改日期：2017年05月11日；採用日期：2017年09月05日Britons’ Educational Activities and
Educational Transfer to China in the Qing
Dynasty before the Wuxu Reform
Yu-Wen Chou
A b s t r a c t
The aim of this article is to explore how British educational experiences were transferred to China before the Wuxu Reform. Since 1843, British educational experiences were introduced via official and private ways. Before 1858, some British missionaries had established charity schools to teach Scriptures in Chinese for the lower class at trade ports. After that, foreigners were allowed to travel, preach, and establish churches and schools in inland. Some well-organized schools were established in Shanghai, and few fee-paying English studios were established for children from well-being families. Their loose connections had to fight with stronger anti-Christianity and anti-foreignism. Besides, some British missionaries taught English at Governmental schools but evangelical preaching was forbidden. Therefore, the process of British educational transfer was a trying, individual, unplanned and un-systemized one, less supported by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after 1894. Furthermore, disputes existed among different protestant missions on taking education as means for evangelic
Yu-Wen Chou,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Email: [email protected]
preaching. After the l890 Missionary Conference, consensus was made. Compared with their counterparts in America, the number of British mission schools had increased but had not been systemized, and had less achievement, which had made it more difficult to diffuse the British educational experiences.
Keywords: Wuxu Reform, British education, mission schools, educational transfer
壹、前言
中國近代教育的西化，始於晚清洋務運動時期，但西式學制的建立，則要到 辛丑推動新政後。對於中國學習外國教育，過去研究多聚焦晚清模仿日本制度 及民國時改行美制，但是卻未注意到打開中國門戶之英國的角色。清道光23年 （1843），根據《南京條約》開放五口通商後，英國政經及宗教勢力正式入華， 而英國教育也在其中。對於英國教育，十九世紀以降已透過西方傳教士與官民著 書為文引介（周愚文，2016a），光緒年間外交人員使英後將其教育見聞做報導 （周愚文，2016b），均讓清人初步間接認識英國教育的梗概。除前述間接管道 外，還有來華英人興辦各類學校及受聘為教習，直接傳播英國教育經驗，其時間 遠早於日本教育的輸入，但光緒28年（1902）朝廷頒定《欽定學堂章程》及29 年（1904）《奏定學堂章程》時，卻以日制為師；又1922年改行「新學制」， 棄日制而仿美制，依然未借鑑英國經驗，此一問題很值得探究。本文將從「教育 移轉」（educational transfer）1的角度，探討戊戌變法前英人透過在華教育活動 直接輸入教育經驗的情況，以期釐清英國對日後中國教育西化的可能影響。在這 段期間，清朝除需面對太平天國、捻、回、苗、天地會等內部動亂外，又歷經兩 次英法聯軍，在簽訂《天津條約》（1858年）與《北京條約》（1860年）後，除 進一步開放通商口岸外，更允許西方傳教士至內地遊歷、傳教、置產、設教堂。 為因應此一變局，西方新舊教傳教士於道光23年齊聚香港召開第一次教務會議 （the first missionary conference），之後光緒3年（1877）及16年（1890）更前進 上海，召開第二及第三教務會議（MacGillivray, 1907），這些會議對日後各差會 藉興學以傳教都有深遠影響（後詳）。 清廷受此刺激，自同治朝開始推動洋務，並先後設立語言學堂、技術學堂及 軍事學堂。光緒10年（1883）發生中法戰爭，清朝雖勝卻放棄安南。直到甲午戰 敗，才顯示30年的洋務運動是失敗的，遂激發之後的戊戌變法。鑑於洋務運動時 1 對英國言，是教育借出（educational lending），對中國言，是教育借入（educational borrowing）。期所設的各類西式學堂，都是個別、獨立的教育機構，而未形成一套制度（徐宗 林、周愚文，1997），直到戊戌變法時才規劃建立各級西式學堂，成為日後學制 的先聲，故本文將探討戊戌變法之前的狀況，至於之後的變化及美國教育的輸入 另文再議。
貳、輸入的形式與管道
道光23年起，清廷依《南京條約》依序開放廣州、廈門、上海、寧波及福州 五口通商後，英人陸續透過多種管道直接輸入英國教育，2例如新教（時稱耶穌 教）各差會開始藉興學以傳教，或英人受聘到各類西式學堂執教，或辦語言學 館，其主要途徑有六，茲依出現時序分述如後。一、傳教士於各地創辦學塾
十八世紀中葉，英國興起傳教振興運動（Evangelical Revival），把眼光從 國內擴及海外，對象也從海外移民推廣至異教徒土著。這些新教傳教團體的組 織，往往兼容並蓄，包括不同背景的會員，不論是否屬英國國教會（Church of England）或非國教派（Nonconformists），也不論是否為教士牧師或各行業的信 徒，均可參加。其經費來自公共捐款。英國傳教士來華後，先於通商口岸創辦 學塾，再擴及內地。最早成立的是浸信傳教會（即浸禮會）（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 1792），之後倫敦會（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1795）、蘇格 蘭傳教會（Scotland Missionary Society, 1796）、格拉斯哥傳教會（Glasgow2 按本文所稱「英國教育」並未指涉一共通形式，主要是因為：一、英倫三島教育制度不
同。二、英國教育傳統具菁英色彩，當時英格蘭大學以牛津、劍橋兩所老大學為主，中
等教育以捐款學校、文法學校及公學為主，要到1840∼1860年間才立法規範這些學校。
三、十九世紀早期以前，教育不是國家的責任而是家長，採地方分權，初等教育由教會
或慈善團體辦理，並無類似歐陸德法的國家統一制度，英格蘭遲至1870年才首次訂定
《小學教育法》（The Elementary Education Act 1870），擴大中等教育要到《1902年教 育法》（the Education Act 1902）（周愚文，2008）。至於在華英人，會輸入何種教育 經驗，端視施教者自己的出身及經歷。
Missionary Society, 1796）、聖公會傳教會（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for Africa and the East [CMS], 1799，即大英教會、行教會、安立甘會）陸續成立（蘇精， 2005）。新教各派傳教士來華之初，即開始設學校，既為教會子弟及社會大眾提 供現代教育，也擬以較有系統之方式訓練傳道人。而傳教士最初所設學校，都抱 有服務社會及培訓教會傳道人的一石二鳥目的（蕭克諧，2006）。而英新教各 派中最早抵華者是倫敦會所派馬禮遜（Robert Morrison, 1782-1834），他於嘉慶 12年（1807）到澳門，但因居留及傳教均不順利，22年（1817）轉到馬六甲， 次年（1818）創辦英華書館（Anglo-Chinese College），該校以交互教育中西文 學及傳播基督教理為宗旨，最終理想是成為一所訓練傳道人的學校（李志剛， 1998）。道光23年，英華書館遷港（賴德烈，2009），但未仍進入本土，他應是 新教中首位藉教育傳福音者。之後的傳教士，除傳教外，多兼從事教育事業，欲 寓傳教於學校教育（張先清、趙蕊娟，2010），而施教地點多半是在所設福音堂 中。以下先述道光同治間長老會（Presbyterians）各差會、倫敦會及聖公會傳教 會於主要通商口岸設學塾概況，之後再述前進北方及內地辦學塾及擴張情況。
（一）於通商口岸設學塾
1. 寧波 有關在寧波設學塾，道光24年（1844）英基督教長老會東方女子教育會 （the Society for the Promoting Female Education in the East）女傳教士愛德賽 （Mary Ann Aldersey, 1797-1868）到寧波傳教，最初以自費首創女塾（Lewis, 1919）。起初有困難，學生人數甚少，後增至15人（Burton, 1911）。26年 （1846）有50位住宿生，Aldersey向教育會申請經費及人力補助。學生年齡從嬰 孩到可任助手者。30年（1850）時，有四班以中文閱讀，其中三班用口語解釋； 另有英文兩班。學習內容有閱讀、刺繡、編織及聖經（Whately, 1866）。咸豐2 年（1852）時，約有40人。7年（1857）她因病赴澳，寧波英諸差會無人接手， 女塾遂併入美長老會女學（Burton, 1911; Whately, 1866）。10年（1860）因英聖 公會教士顧富（Frederick Foster Gough）妻之請，另設一方言日校，由同派慕稼 穀（George Evans Moule, 1828-1912）妻監督，有女生24人，同治元年（1862） 停辦（Whately, 1866）。一日間義塾，由賈平（F. Galpin）牧師負責、一位本地教師協助，約有170名學 生（Fryer, 1895）。 2. 廈門 有關在廈門設學塾，道光24年倫敦會教士施敦力（Alexander Stronach, 1800-1878）到廈門，30年創設英華寄宿學校（MacGillivray, 1907）。周之德〈倫敦 會史廈門方面〉載當時學生多屬貧寒，膳宿學費概由牧師補助。讀書英漢並 行，兼教聖經要道，偕同祈禱，灌輸基督真理（引自李志剛，1998）。又28年 （1848）倫敦會傳教士養為霖（William Young）夫婦亦到廈門，師母為女子設小 學。30年有學生15人。用其語言教學，上課時間是上午9:00∼12:30，下午2:30∼ 3:30。學習內容有中國經典、縫紉及有用事物，另教聖經。學校維持至咸豐10年 （Whately, 1866）。此外，Young亦曾擔任兩所本地學校校長，學生總人數從30 人增至80人，部分學生成為基督徒（Burns, 1975）。 同治11年（1872）英長老會女傳教士仁力西（Jessie M. Johnston, 1861-1907）來華傳教，並至廈門鼓浪嶼烏埭女學任教，俗稱「仁姑娘」。關於課程， 該校創建者將基督特質的形塑列首要內容，聖經課及學習閱讀很重要，之後還有 史地及算術；又教基礎天文學、地質學及生理學（Johnston, 1907）。該校是寄宿 學校，課程六年，最後兩年提供學生教學技巧及協助低年級，此種師範訓練對女 子甚有幫助。Johnston所教學生中有65人曾任教師（Johnston, 1907）。 3. 上海 有關在上海設學塾，主要有三種，分述如後： （1）倫敦會學塾 道光23年英倫敦會傳教士雒魏林（William Lockhart, 1811-1896）與麥都思 （Walter H. Medhurst, 1796-1857）前進上海設布道站，因事繁人少，一直無法兼 顧學校教育。直到30年底才回報倫敦總部，所辦寄宿學校有學生九人，上課內 容有中文、基督教義、天文、地理、自然科學及世界歷史，學生都了解且喜歡 這些內容。次年，人數增至16人，課程增加了算術，負責教師為傳教士慕維廉 （William Muirhead, 1822-1900），而艾約瑟（Joseph Edkins, 1823-1905）及偉烈 亞力（Alexander Wylie, 1815-1887）也負擔部分教學。咸豐2年底增至18人，主 要以當地及英國的私人捐款維持。4年（1854）增至26人。5年（1855）因有畢業
生，減為13人。6年（1856）增至20人。又5年起，慕維廉妻在布道站內興辦女 學，學生八人，白天上課，不供住宿，經費來自私人捐款。7年男校停辦，女校 有12人。之後慕維廉的回報是：10年男住宿生三人、走讀生24人，女住宿生八 人；同治2年（1863）有三所學校、30名學生；3年學校老師二人、男生10人、女 生14人；4年（1865）校數不詳，但男生14人、女生12人（蘇精，2000）。 （2）聖公會傳教會英華書館 道光30年由上海英僑民發起，籌辦華童學校（姚民權、羅偉虹，2000）。 咸豐元年（1851）英聖公會傳教士何伯森（John Hobson）創設英華書館（季壓 西、陳偉民，2007）。 同治4年聖公會傳教會打算在上海開設英華書館（Anglo-Chinese School）。 該會學校委員會認為過去所有想對中國人施予英語教育，使其在社交及傳教上 獲益的作為，都無法產生預期的結果。因該種將英語教育作為慈善工作而加諸 中國人身上的方法，是給予下層子弟，但他們無法珍惜，而只想獲得足夠的英 語以利謀生。所以只有改招收中國人的上層子弟（上海大商行買辦或省會進行 外貿商人），讓他們自付教育費用才會有效。許多上層背景者對其計畫表示滿意 （Dagenais, Zhou, & Han, 2010）。再者，考慮到當時外國商業的發展速度和中 國開始發展洋務工業，決定教會學校今後要改變方針，但宗教性質不變，委員會 決定新辦學方針有四：泝今後主要將致力於招收商界子弟入學校要自養；沴將要 認真地教授英語。學生在校期間，如英語熟練，條件許可，還可用英語教授其他 課程；沊在有能力的本地教員教導下，學生仍要繼續學習漢語；沝所學的宗教信 條必須與英國教會的教義相一致，但在教學中不要過分突出宗教（引自顧長聲， 1995）。 該校欲聘該會原同文館教習傅蘭雅（John Fryer, 1839-1928）出任英華書館 校長，起初傅氏只想傳教不想教英語故拒絕，之後勉強接任。傅氏於12月向香港 主教第一份辦學報告中概述了學校的狀況：最初招收學生10名，全為銀行家、買 辦及商人之子。平均年齡13.5歲，招生時不管其年齡或能力，六個上海人、四個 廣東人，已接受過一點教育，都住在學校附近。每天例行英文課是9∼13時，第 一節兼採口試與筆試考昨日所教，第二節學20個新單字，第三節寫字，第四節教 基礎算術及解釋明天的課。每個月月底有月考。學校不實施直接宗教教學，而採
審慎漸進的方式（Dagenais et al., 2010）。5年（1866）5月傅氏給友人的信中則 提及，學校每年收學費50兩（約16英鎊），已有日班生22名、夜班生20名，夜校 招收成人。學生年齡在10至18歲間，全是富商子弟。因學生來自廣州、寧波、蘇 州、上海、廈門等地，傅氏遂依方言分三班教學。該館九點起上課。上午英文， 由傅氏擔任，下午2∼5時上中文（Dagenais et al., 2010）。6年（1867）7月第二 份報告中，他先提及學生註冊人數有35人，但有11人中輟，實際有24名。20人來 自廣東，其他則是來自江蘇、浙江、江西及福建，上海本地人較少，有七人住校 不必另付費。學生平均年齡15歲，超過原訂限制，有人20歲以上。原本夜校20 人，六個月後停辦。他還說明了英語教學學生聽說讀寫的表現，用聖經進行宗教 教學，以及中文課學習四書五經及幼學詩。為滿足家長需求，將原本一年分兩學 期，改為四學期，以利招生。面對人數增加，但教會規定只能聘一名外國教師， 他試圖想仿效香港聖保羅書院實施導生制（the monitorial system），3但因家長及
學生都反對而未果。由於招生只考慮上層子弟，以致排除中下層；且不考慮能 力，以致招入一些智能不足、懶惰及有錯誤觀念的人，造成教學困難（Dagenais et al., 2010）。按當時國子監內堂生每月給膏火銀一兩，全年不過12兩（清史稿 校註編纂小組，1987），而該書館不僅無津貼，每年卻要收學雜費50兩，幾乎超 過四倍。此舉象徵原本慈善宗教的性質教會學校，開始轉向營利世俗的性質。且 該校是最早在教會學校設置英語課的，其他私辦英語學塾後詳。因委員會及聖公 會認為傅氏的教學較世俗化，不強調宗教，同治7年（1868）5月他遂離職到江南 製造局擔任翻譯（Bennett, 1967）。 （3）義學 又同治8年6月29日《上海新報》「錄中國教會新報」條下記： 上海虹橋基督堂向設義學，教讀聖經書，以及《四子書》、《小學》、 《五經》，內中挑取上等者習學小試詩文，中等者習學對課尺牘算法， 其次亦為講解字義。學生以廿名為率。刻下在塾者於新舊約書頗有知大
3 該法與由聖公會教士貝爾（A. Bell）及貴格會教師蘭開斯特（J. Lancaster）有關，始於
十九世紀廣泛實施於國家教育社及海外教育社所辦小學，由一位教師挑選班中數位年長
略，亦有受洗歸教者。本司塾按月考課，捐助辛資，分別獎勵，以示鼓 勵，一且寒門舊族，若非功令所賤者，均可入塾。（林樂知、傅蘭雅， 1990） 由此條轉載報導中可知，教會所辦義學的課程是宗教與儒學兼顧，並為上等者準 備應童試。學生人數20人，且應免費，並依成績予以資助。但不知屬何差會。 4. 福州 有關在福州府及鄰近地區設學塾，同治3年（1864）英聖公會傳教會創 辦福州烏石山安息間會女學堂。光緒2年（1876）11月英聖公會傳教士史犖伯 （Robert Warren Stewart, 1850-1895）夫婦到福州傳教，後因烏石山教案被迫離 開，19年（1893）秋重返。同年8月他提交的日校報告中說，14年前他們到福 建，企圖在自助基礎上全省建立基督學校，起初約六所小學，希望未來每校每 年至多補助4鎊，餘由學生負擔。18年（1892）時增至96所，教師應是教徒，學 生讀基督教的書籍（Watson, 1895）。又20年（1894）他寫給差會數封信中提到 福州地區多位女傳教士辦校狀況說，當時福州有婦女學校及女子寄宿學校，由 勞伊（Lloyd）負責婦女學校。福州的成果是有60人返鄉，其中16人成為女傳道 （Bible-women）。米德（Mead）在福州住所樓下辦女子日校。史莊（Strong） 負責福州婦女訓練學校，有學生20人，主要來自福清。又福州有女子寄宿學校， 由雷絲萊（Leslie）負責，希望能收上層兒童，學生自負衣食，去年人數20名， 增加近一倍。又福寧亦設有婦女學校。卡玲頓（Codrington）剛在沙縣設一女 子日校及婦女班，後者起初僅供食，有六人，希望維持三個月。在古田則有兼 收婦人及女子的學校，由女傳教士鈕康（Benjamina Newcombe）負責。另薇樂 （Weller）有一所寄宿女校，學生54人及嬰兒，去年已擴大，學生需負擔部分支 出。另有男子寄宿學校，現有24人，每日上午上課1.5小時，下季希望有25名寄 宿生，每人每年6元。至於女子寄宿生才剛開始，每人每年1元。本季尚無婦女 學校，希望收 20人。韓金（Hankin）與蕙絲白（Witherby）打算在東山（Dang-seng）設婦女學校，訓練女傳道，最初免費。另興化府婦女學校，由勞伊及塔伯 （Tabberer）負責，明年將擴大。在古田附近沙朗（Sa-long）女子日校每日由托 蕾（Tolley）執教。而附近沙朗也設有女子學校（Watson, 1895）。
以上的資料顯示，倫敦會、長老會各差會及聖公會傳教會初期在主要通商口 岸個別零星興學的情形。
（二）前進內地設學塾
咸豐年間《天津條約》及《北京條約》簽訂後，各國傳教士開始向中國內 地展開宣教，同時也設學堂助之。其中以英人戴德生（J. H. Taylor, 1832-1905） 於同治4年所創跨宗派的中國內地會（the China Inland Mission）（姚民權、羅偉 虹，2000）較積極。該會起初以江浙為主，5年在杭州由戴妻瑪莉亞（Maria）主 持日間縫紉學校。9年（1870）在紹興由女教士鄧娜（Emmeline Turnner）主持 女子學校；另由曹雅直管理溫州男子學校；12年（1873）九江設男童寄宿學校， 收養孤兒或家貧寡婦子弟；13年（1874）鎮江寄宿學校正式招收男女學生（林美 玫，2015）。11年山西潞城縣設有一日間義塾，有勞森（Dugald Lawson）牧師 負責，收學生10名，用基礎中文教聖經及西學科目（Fryer, 1895）。13年浙江溫 州有初等女子寄宿義塾，由司多特（Mrs. Stott）及魏富（Miss Whitford）負責， 教導基礎中文、西學科目、縫紉及家事（Fryer, 1895）。 同治5年倫敦會在北京創辦女子寄宿義塾，由史密斯（Miss Smith）及莫頓 （Miss Moreton）兩位小姐負責，招收40名學生，平均年齡14歲，不收10歲以下 者。教學科目有聖經、部分中國經典、地理、算術及作文（Fryer, 1895）。
（三）小結
光緒朝以後，教會學校數量繼續增加，根據傅蘭雅（Fryer, 1895）《中國教 育名錄》（The Educational Directory for China）一書指出，光緒21年（1895）他 對「中國教育會」（The Educ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na）所屬的新教差會調查 辦學校情形，在32個回覆者中，有12個英國差會共辦281所學校（含神學院）， 有學生6,756人，男生4,998人，女生1,758人，平均每校24人，平均規模都小，而 各差會間差距亦大；其中以最早來華傳教的倫敦會108所最多，分布於九個宣教 站，聖公會傳教會48所次之，中國內地會42所再次之（如表1）。但是該書並未 解釋各差會間的差異原因。表1
光緒
21年英國差會所屬教會學校統計
差會名稱 來華時間 校數 學生人數 平均人數 男生數 女生數 出處 倫敦會 1807 108 3,094 27 2,273 821 1 聖公會傳教會 1844 48 1,416 30 1,049 367 32 英格蘭浸禮會 1845 6 316 53 278 38 36 英格蘭長老會 1847 26 480 18 257 223 56 循道會 1852 11 247 22 143 104 62 蘇格蘭長老會 1865 25 221 9 176 45 66 中國內地會 1865 42 562 13 477 85 67 偕我會 1868 5 100 20 96 4 75 愛爾蘭長老會 1869 4 38 10 21 17 76 蘇格蘭聖公會 1879 3 104 35 100 4 77 貴格會（友誼會） 1886 2 155 52 114 41 80 蘇格蘭聖經學會 1868 1 23 23 14 9 81 合計 281 6,756 24 4,998 1,758參考資料： 彙整自The Educational Directory for China, by J. Fryer (Ed.), 1895, Shanghai, China: The Educ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na.
至於中國內地會的狀況，據林美玫（2015）研究，光緒7至16年於12省設 校，17至24年增至14省（見表2）。類型包括日校與寄宿學校，日校較多；學生 是男女分校，男校較多；其傳教區域，明顯較其他差會廣泛。 表2
光緒
7至24年中國內地會各省設校情形
時間 7至16年 17至24年 類型 日間 寄宿 日間 寄宿 省 校數 學生 校數 學生 校數 學生 校數 學生 浙中 男1 20 女1 9-17 1-8 14-89 2-7 47-86 浙南 1 3-12 男1 3-4 女1 13-25 浙西 男1 5-60 女1 7-15 （續下頁）時間 7至16年 17至24年 類型 日間 寄宿 日間 寄宿 省 校數 學生 校數 學生 校數 學生 校數 學生 滇 1 3-17 男1 2-12 1-6 8-188 1 1 黔 1 11-15 女1 3-15 1-7 14-91 1 10 蘇 1 2-14 女1 19-23 1-9 8-163 1-2 女6-18 皖 1 6-12 女1-2 2-29 1-14 3-110 1 5-58 鄂 女1 10 1 15-42 贛 1-8 8-87 女1-2 14-55 川 2-5 33-145 女1 4-9 5-13 77-259 1 6-22 豫 男1 18 1-4 4-59 晉 1-4 5-39 1 9-21 3-11 24-144 1-22 5-221 陝 1-2 10-34 男1 8 1-6 9-56 2-5 16-49 甘 1-2 3-31 1-4 15-37 1-3 7-36 冀 1 4-6 1 5-6 魯 2 21-37 3-7 39-103 資料來源： 取自信心行傳：中國內地會在華差傳探析（1865-1926）（頁64-150），林美 玫，2015，北京市：社會科學文獻。 由上所述，可知四口岸及內地設學情形。而表1、表2的數據，可以看出教 會學校擴張的情形。但是為何各差會間數量有差異，此當與差會來華傳教時間 的早晚有直接關係。按咸豐8年以前主要英國差會有倫敦會、聖公會傳教會、浸 禮會、循道宗差會（即衛理會，Wesleyan Methodist Missionary Society、含偕我 會）、長老宗各差會（姚民權、羅偉虹，2000；賴德烈，2009）；之後加入中國 內地會（姚民權、羅偉虹，2000）。首先，從表1中可知，倫敦會來華傳教的時 間最早，嘉慶12年即派馬禮遜到澳門。嘉慶22年他改以馬六甲英華書院為傳教據 點，道光23年理雅各（James Legge, 1815-1897）將英華書院及英華印書館遷到 香港。同年在香港會議中，即決議盡快在香港及五口岸傳教（賴德烈，2009）。 據研究（MacGillivray, 1907）指出，1807∼1843年間，可考的59位傳教士中，倫 敦會至少有18位，當是各差會中人數最多者。又如前述，分有施敦力到廈門、 雒魏林、麥都思、慕維廉、艾約瑟、偉烈亞力等到上海設布道站與學校。咸豐末
（1860-1861）開始向北方及內地發展，如艾約瑟到天津、慕維廉在上海、楊格 非（Griffith John, 1831-1912）及威爾遜（Robert Wilson）到漢口傳教（賴德烈， 2009；MacGillivray, 1907）。 其次，聖公會傳教會、浸禮會、英格蘭長老會及循道會，則是開放五口通 商後才成立差會來華宣教。聖公會傳教會於咸豐年間即注意到中國事務，但直 到道光23年中國差會始獲6,000英鎊捐款。道光24年派施美夫（四美，George Smith）及麥可開拉啟（T. McClatchie）到中國勘查，麥氏定居上海，施氏因病 返英。28年派哥伯播義（R. H. Cobbold）及陸賜（W. A. Russell, 1821-1879） 到寧波，30年到福州設布道站，但成效不佳。咸豐末慕稼穀到杭州布道（賴德 烈，2009；MacGillivray, 1907）。之後在上海及福州烏石山設學。浸禮會雖在 道光25年（1845）派員至寧波，後移交給循道會，真正開始在華北運作是咸 豐9年（1859），在山東、山西教務有較大發展，直至同治8年（1869）到李 提摩太（Timothy Richard, 1845-1919）抵達中國山東青州府後（MacGillivray, 1907）。英格蘭長老會道光27年（1847）年首派賓為霖（賓威廉，W. C. Burns, 1815-1868）來華，醫藥傳教士楊雅各（James H. Young）稍後加入，他在香 港、廣州及該地區傳教。後至廈門、汕頭等地（MacGillivray, 1907）。循道會 咸豐2年（1852）派郭修理（Josiah Cox）到廣州，同治元年改到漢口，與倫敦 會楊格非分工，4年有二人加入。該會範圍限於湖北、湖南、廣東、廣西等地 （MacGillivray, 1907）。至於蘇格蘭長老會、中國內地會及其他差會，則遲至 《天津條約》簽訂後才入華宣教。其中校數第三的中國內地會，同治4年成立， 是跨宗派的，而且從表2中發現其擴張甚速，且地區甚廣，但卻是採「直接布 道」策略而非「以學輔教」（後詳），故數量不及前兩會。由此可知，來華宣教 時間的早晚及設學持續度會左右成效；且傳教區域的大小，與學校數量多寡是有 關的。除此之外，差會的組成特性也會有影響。如前述倫敦會並非英國最早成立 的海外傳教團體，但卻因它是由不同新教宗派牧師及平信徒共同組成，包括公 理派（Congregationalists）、循道派、長老派及國教會。其任用傳教士但憑個人 條件，不論其所屬宗派。此種包容性，使它獲得英國社會的廣泛支持（蘇精， 2005）。此項特色使它在初期的成效上，較其他差會優異。
二、英人受聘為同文三館教習
清廷之所以要設同文館，畢乃德（Biggerstaff, 1961）指出理由之一是，因咸 豐8年《天津條約》規定，自後英法與中國的聯繫，依照歐洲外交程序，概用本 國文字書寫，但附中文翻譯，直到中國能培養出翻譯人才。因此，中國必須盡快 培養翻譯人才，以下分述三館所聘英籍教習。（一）京師同文館
同治元年北京設立同文館，並先設英文館，擬聘英語教習，總理衙門行文 請兩廣總督、江蘇巡撫派委教習，但都無人可充。不得已請英公使參贊威妥瑪 （Thomas Francis Wade, 1818-1895）推薦，於是他推薦使館通漢文的聖公會牧師 包爾騰（John Shaw Burdon, 1826-1907）。4總理衙門先讓他試教學生10人，並與威妥瑪言明，只學語言文字，不准傳教。其制初仿俄羅斯館前例，有月課、季考 及歲試（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包氏是首位受聘英籍教習，但本 職是傳教士而非教英語。後因生病，同治2年底遂由聖公會改派香港聖保羅書院 （St. Paul’s College）校長傅蘭雅接替其職。傅氏在給香港主教的信中，提及要 教九位初識簡單英文句子的學童，教室中總有位漢教習在座，以避免外師任何加 入宗教教學的企圖（Dagenais et al., 2010）。傅氏每天授課兩小時，直到3年因故 被迫離職（Bennett, 1967）。 同文館的課程最初是以外語與中文為主，光緒2年以後的課程表始分為八 年制及五年制。由洋文而及諸學共需八年。其年齡稍長，無暇習洋文，僅藉譯 本而習諸學者，共需五年（朱有瓛，1983）。這是美傳教士丁韙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 1827-1916）擔任總教習後試圖參照美國大學制度所設 計（Biggerstaff, 1961），內容除外語外，加入西學諸科。光緒21年由英人愛爾蘭 皇仁書院碩士歐禮斐（Charles Henry Oliver）繼任總教習（朱有瓛，1983）。
據蘇精（1985）所錄京師同文館西教習名錄60位外籍教習中，英籍16人（如 表3）。除包爾騰、傅蘭雅、德貞（John H. Dudgeon, 1837-1901）是傳教士外， 其餘人中有6人離開同文館後即入中國海關，之所以會如此，是因該館經費來自
4 1853年被聖公會派往中國上海，次年由施美夫（George Smith, 1815-1871）主教按立為
海關，而總稅務司英人赫德（Robert Hart, 1835-1911）將同文館作為訓練來華外 人（特別是海關人員）中文的最佳場所，且他對教習有控制權。因人員更迭頻繁 而影響該館教學品質（季壓西、陳偉民，2007）。以上諸人，除總教習丁韙良對 該館制度有影響外，其餘諸人因朝廷對傳教士防禁甚嚴，恐不易引入英國教育制 度。 表3
京師同文館英籍教習
姓名 英文名 到館時間 背景包爾騰 John Shaw Burdon 1862 蘇格蘭、英聖公會牧師
傅蘭雅 John Fryer 1864 英格蘭、英聖公會傳教士
方根拔5 Johannes Von Gumpach 1867
額伯連6 M. J. O’Brien 1868 愛爾蘭
吉德 C. Edward Mckean 1872 使館會計、海關、學士
德貞7 John H. Dudgeon 1872 醫學、倫敦會傳教士、愛丁堡博士
馬士 Horea B. Morse 1879 原美轉英籍、海關
歐禮斐 Charles Henry Oliver 1879 格致、愛爾蘭碩士、海關
韓威禮 William Hancock 1879 愛爾蘭、海關、
駱三畏 Samuel M. Russell 1879 天文、愛爾蘭碩士
卜世禮 Stephen W. Bushell 1884 醫學、倫大碩士
烈悌 Oliver G. Ready 1888 劍橋
安格聯 Francis Arthur Aglen 1889 英格蘭、海關 貝安德 C. M. B. Bryant 1892 馬都納 William MacDonald 1892 英格蘭 徐邁德 J. H. Smyth 1898 愛爾蘭碩士 資料來源： 彙整自中國近代學制史料（第一輯，上冊，頁38-39），朱有瓛（主編）， 1983，上海市：華東師範大學；清季同文館及其師生（頁43-46，68），蘇 精，1985，臺北市：上海印刷廠。 5 蘇精記其為法人。《上海新報》載同治6年（1867）增設天文館，曾延請英人方艮拔教 授天文算學，留京三年（林樂知、傅蘭雅，1990）。 6 蘇精書做額布廉。 7 同治11年同文館開始講授醫學及生理學，但是選修，由德貞任教習，經一再爭取學生到
（二）上海廣方言館
同治2年3月，江蘇巡撫李鴻章援同文館例奏請在上海設立廣方言館，並獲朝 廷批准。所訂試辦章程規定：招收14歲以下、資稟穎悟、根器端靜之文童40人； 館中延請英國學問通貫者二人為西教習；另設經學、史學、算學及詞章四位分教 習，將學生均勻派撥四人。學生學習西語西文之餘，仍以正學為本；凡肄業者算 學與西文並須逐日講習，其餘經史各類，隨其資稟所近分習之；肄業三年（朱有 瓛，1983）。故知其課程混合了英語、算學與中學。 另同治3年5月13日《上海新報》348號報導： 聞中國皇家在北京新設書館，延請番師教習英語文法，著令各大官員子 弟就學。除北京外，其餘各港口仍照此例設立書館，亦著各官員各富家 子弟就學，每館門生以三十名為率，但學至半年或一年之後，即令前赴 京都考驗，……。（林樂知、傅蘭雅，1990，頁741） 同治7年5月，傅蘭雅辭去英華書館校長，轉任江南機器製造局翻譯。同治8 年機器製造局開設學堂，譯習外國書籍，與廣方言館性質相近，故江海關道兼機 器製造局總辦涂宗瀛上稟總督將廣方言館董事、師生一律移駐製造局學館，就近 兼管（朱有瓛，1983）。於是，同時任翻譯的傅蘭雅及傳教士偉烈亞力也兼任該 館教習，傅氏為法文教習（朱有瓛，1983）。該館外籍教師中，僅傅氏與偉氏為 英人（蘇精，1985）。因兩人本職是翻譯，教學是兼職，故對館務的參與及影響 恐有限。（三）廣州同文館
同治2年2月，上諭廣州將軍瑞麟照上海例，於廣州駐防滿漢八旗內選資穎聰 慧、年在14歲內外，20歲左右通曉清漢文字可造就者，聘西人教習，兼聘舉貢生 員，課以經史大義。專習外國語言文字，不准暗中傳習天主教。同治3年開館， 章程規定，名額20人，選14∼20歲聰慧的旗人16人及漢人四人送館肄業，為期三 年。聘西洋教習一人，能通算學，漢人教習一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醫院實習的機會，光緒11年（1885）才准學生隨同到院診視病患（蘇精，1985）。1984）。
而 該 館 歷 年1 4 位 外 國 教 師 中 ， 英 籍 六 人 ， 分 別 是 巴 化 里 （ W. L . G . Badham）、三順（Theo. Sampson）、俾士（George Piercy）、申瑪士（J. A. Summers）、李知（A. W. Leach）、佘瑪瑙（N. R. Shaw）（蘇精，1985）。初 步查考無法斷定其中有人是傳教士。由於諸師史料甚少，無法了解其宗教背景及 評斷其影響。 總之，季壓西與陳偉民（2007）指出，至光緒21年時所有洋務學堂共聘外國 教習127人，京師同文館44人、廣方言館7人、廣東同文館6人；又各國籍中英國 人最多，達47人，分別來自英倫三島。而三館所聘英籍教習，因朝廷擔心傳教士 藉機傳教，防禁甚嚴，以致諸人除授課外，當不易對於三館規章制度有較大的影 響力。
三、英人擔任船政學堂教習
同治5年11月，左宗棠建議於福州馬尾設造船廠，另開設學堂，教習英、法 兩國語言文字、算法、畫法，名為求是堂藝局；學生能深明製造之法，並通船主 之學，堪任駕駛。子弟入學肄習，總以五年為限（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57）。同治6年船政大臣沈葆楨視察船廠奏摺中，雖提及「法學藝童」及「英 學藝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57），但未見分為前學堂（法文學堂） 與後學堂（英文學堂）。同治9年元旦《上海新報》報導該學堂狀況，設立學堂 數處，一處學習行船道理，學生30人。又一處學習行船法則，學生12人，之後仍 欲添增。又一處學習製造機器，學生12人，之後也欲加增。此三處，由英國教師 傳授（林樂知、傅蘭雅，1990）。仍未見兩學堂之說。直到同治11年法籍船政監 督日意格（Prosper Marie Giquel）向沈葆楨所呈辦學報告中，提及當時學堂分為 法文學堂及英文學堂兩部分，其中法文類學堂分三科：造船科（造船學堂或前學 堂）、設計科（繪事院）與藝圃。英文學堂分三科：航行管理科（駕駛學堂或後 學堂）、航行實踐科（練船）、輪機房（管輪學堂）（引自朱有瓛，1983）。之 後沈葆楨於同治12年奏摺提及，後學堂學生習天文、地輿、算法，再習駕駛者十 餘人及習管輪者14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57）。沈岩（2007）認為兩 學堂之設，當是仿香港之例。至於學習的課程，曾就讀英文學堂的嚴復，在《嚴幾道年譜》載，他15歲入 學，所習課程有英文、算術、幾何、代數、解析幾何、割錐、平三角、弧三角、 代機微、動靜重學、水重學、電磁學、光學、音學、熱學、化學、地質學、天文 學、航海術等（引自朱有瓛，1983）。觀其內容除英語外，包含近代數學、理化 及航海等科。 有關學堂歷任英籍教習，已知者有嘉樂爾（James Carroll）等10人，如表4所 示。因諸人所授多屬技術學科，且聘期有限，加上史料不足，無法評估其宗教背 景及對學堂規章制度的影響。 表4
船政學堂英籍教習
姓名 任教科目 到館時間 備註 嘉樂爾 駕駛 1867 Skey 駕駛 1873 W. Allan 管輪 1867 穆樂登（A. Moreton） 管輪 1878 鄧羅（C. H. Brewitt-Taylor） 駕駛 1880 理格 管輪 1880 師丟瓦（Steward） 管輪 1883 英水師總管輪官，英國海 部大臣推薦 賴格羅（G. Le Gros） 英文、格致、算學 1885 英格尼址（Greenwich） 書院山長推薦 李家孜（F. T. Richards） 英文、格致、算學 1885 英格尼址書院山長推薦 斐士博（J. S. Fishbourne） 管輪 1889 資料來源： 整理自海防檔乙—福州船廠，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1957，臺北市：作者；The Earliest Modern Government Schools in China, by K.
Biggerstaff, 1961, New York, NY: Kennikat Press.
四、英人於上海私辦英語書館
除同文三館外，同治朝上海開始出現許多洋行或英人所開書館，教授英語， 教師已不限傳教士。熊月之（1999）指出，同治12年至光緒元年（1873-1875）
間在《申報》刊登招生廣告的外語書館有15所；又咸光間（1870-1880）上海外 語培訓班和夜校，共有36所，其中27所與英語教學有關（熊月之，1999）。又季 壓西與陳偉民（2007）統計，光緒元年《上海新報》刊登教授外語的書館廣告有 24所。 事實上，同治與光緒兩朝類似招生廣告甚多，茲舉兩報為證。
（一）《上海新報》
首先，以《上海新報》同治朝為例，如同治2年7月初該報刊出「英字話館」 廣告說： 今有英國巴先生於七月十五日，開設教書館，每日總以教兩點鐘為止， 各人每月出修金英洋五元。刻下中外聯和，凡英字英語，俱係切需之 事，巴先生深通英國文理，有頂好法則，可使學者一年全會。（林樂 知、傅蘭雅，1990，頁486） 該條應是該報最早的招生廣告，其中透露教師是英人、上課時間、內容及費用， 而地點在劉宅。就費用言，依當時江南製造局工人月薪8元及英國所辦郵局月薪 10元論（季壓西、陳偉民，2007），其收費不低。 同治3年6月初，《上海新報》刊出「大英學堂」廣告內容是： 洋涇濱復和洋行內今設立一館，教誨中國幼輩，自十歲以上至十三四歲 者，學習英國說話文字。願送來者每早晨九點鐘時起，至十二點鐘止。 每月修金英洋五元正。 教師是墨海學館傳教士慕維廉（林樂知、傅蘭雅，1990）。因塾設洋行內，當是 慕氏私人往教。而此條揭示了招收對象、教學內容、費用、上課時間、地點及教 師等資訊。 同治6年7月12日，《上海新報》刊出「英華書館」廣告內容是：「現延請西 國名師及中國經師，教習子弟通曉中外文字，一切教法明白曉暢。館師以英人葛 為首」（引自季壓西、陳偉民，2007）。同治7年8月初，《上海新報》刊出上海太豐洋行為「英華書館」招生廣告內 容是： 現中外交易者眾，與使其事更易廣益，故必當學英話為要。向有人願為 此而無其機，今有外國列位定意開一書館，有聰明才幹者主其事，大 英語言文字及一切學問皆詳細指教。有中國書塾亦附開出，……。書塾 脩金及書本一切文具，每年要銀五十兩，皆年年先付。學生入塾年紀自 十歲以上至十三歲止，……。不日而開起，倘有來學者，務望先期來 訂，……。（林樂知、傅蘭雅，1990，頁1192） 此廣告透露了課程是學習英語文字及其他學問，且兼習中國學問；每月收費約4 兩，學生是10∼13歲幼童。至於教師廣告透露是慕維廉。 同治8年7月29日，《上海新報》新式230號首頁由賈發達洋行刊出「大英學 堂告白」廣告內容是：「大英學堂即日開塾，如華友有子男弟姪及親戚，欲學英 國語言文字者，請至本學堂面訂」（林樂知、傅蘭雅，1990），由此可知只收男 性及課程內容。同年8月3日又刊，內容增入上課時間及學費等有關文字：「每日 功課自八點至十二點鐘為止。束脩每月銀五兩，每月朔先付。……」（林樂知、 傅蘭雅，1990）。5日再刊（林樂知、傅蘭雅，1990）。12日再刊兩則，一則是 宣告大英學堂將於8月16日開藝，並公告章程三條：1. 每日上課時間是8至12點 鐘；2. 每月修金需先付；3. 每年正月初一至15日及六月初一至15日解館。另一則 新登內容是： 華人略曉應言英字者固屬不少，而文法一道通曉者寥寥，蓋因未得英師 真傳，欲入無門，徒費苦心不能精進也。本堂現開晚學，有英國先生賈 發達教授英文，自七點鐘起至九點鐘止。（林樂知、傅蘭雅，1990，頁 2027） 由後者可知，教師是英人賈發達，在日校基礎上，增開晚學。31日晚學又刊（林 樂知、傅蘭雅，1990）。
同治9年10月11日《上海新報》刊出「英女開館授徒」廣告內容是： 英國有閨秀，現在上半日教讀外國年幼男女學生，茲定於下半日自五點 鐘起至八點鐘止，傳授中國年幼男女學生，如華人欲學英國語言文字算 法地理者，每月修金洋蚨四元。男子入塾以十七歲為止。統俟中國學生 積有成數，即行租擇日入學。（林樂知、傅蘭雅，1990，頁2746） 由廣告中可知，課程內容、收學費、入學年齡、學生性別、女教師等訊息。另外 聯絡人是八仙橋林華書院教士林樂知或教士藍柏，故知此塾與教士有關。20日又 刊（林樂知、傅蘭雅，1990）。可推知人數尚不足以開班，故再登之。 同治10年3月25日《上海新報》新式484號首頁「大英書館」刊登招生啟事內 容是： 本館教習英國語言文字，如有願來者習學者，請到四馬路尚仁里第一衖 問英國姑娘面議，或用廣東寧波上海各處土音翻譯英語均可。（林樂 知、傅蘭雅，1990，頁3017） 由此可知，教學內容、所收對象未限幼童，而教師是英國女子。28日再刊（林樂 知、傅蘭雅，1990）。12月23日《上海新報》新式601號首頁「大英書館」刊登 招生啟事內容是： 今英商眾董議開英華書館，專收華人子弟，教習英國語言文字及精曉貿 易一切本事。其書館房屋將次造就，今請得密司竭而為主塾，在虹口 伊宅內先行試教，其開館日期隨後定見。讀書時刻自早晨九點起至十二 點一刻止。每人修金三個月銀十五兩，先付後讀。（林樂知、傅蘭雅， 1990，頁3485） 由此可知招收對象、課程、上課時間、地點、費用及修業期限。28、30日再刊 （林樂知、傅蘭雅，1990），同治11年1月4、6、9、11、13、16等日又刊（林樂
知、傅蘭雅，1990）。由其續登，可推知招生狀況恐不好。
（二）《申報》
其次，以《申報》同光間為例，如同治12年該報有多則太豐洋行代刊英華書 館重開各季招生廣告。如2月4日五版載： 本舘辦建房屋現已告成，擇於正月二十日重開其舘，在新大橋南下，相 近大英公舘西面便是。現今延請西國名師及中國經師，教習子弟通曉 中外文字，一切教法明白曉暢。舘師以英人葛為首。每日早晨九點鐘起 十二點鐘止。英師教習西國語言文字、算學一切；午後一點鐘起五點鐘 止，華師教習中國學問。舘中書籍中外皆可借用不必自備，紙墨筆硯 俱。全修金每年六十兩，先付一季三個月銀十五兩，按季再付。暑天歇 夏四個禮拜，又新年放假十天。有欲送子弟來學者，問三馬路太豐洋行 言定可也。 從以上內容可知，學館在英租界，教師是英人，課程中西學兼授，上課時間分 上、下午，上午西學、下午中學，學分四季，學費每月5兩。廣告刊出後，5日起 除9、16兩日外，續刊至17日。24日刊出「英華書館已開」，之後除3月9、16、 23等日外，續刊直至24日。可能招生不理想，故一直刊出。5月17日又刊： 英華書館自本年正月二十日起，一季三個月已滿。如再有願來從學者， 先付三個月銀十五兩，交太豐洋行言明來館。并請願學者現在即行談 定，則恐滿額故。 19日起除20、24、25等日外，續刊至30日。8月14日「英華書館秋季開塾」載： 英華書舘自本年正月二十日起，春夏兩季已滿。如再有願來從學者，擬 七月初一日開塾。先付三個月銀十五兩，交太豐洋行言明來舘可也。 次日再刊。11月7日「英華書館冬季開塾」載：英華書館自本年正月起至九月底，春夏秋三季已滿。如再有願來從學 者，於十月初一日起，先付三箇月銀十五兩，交太豐洋行言明來舘可 也。 之後10、11日續刊。從後兩季刊登廣告日期減少，可知當是招生狀況趨好，四季 都招生。 光緒元年（1875）元旦《申報》刊出「英文書館」廣告，內容是：「英獲嘉 先生設帳棋盤街東同江西路，專授華童英語文，華師幫教，日夜初學易得定曉， 但子弟習者請來此同學」。由此可知教師英人名獲嘉，上課時間分日、夜兩段。 之後6、8日續刊。同年7月5日又刊一則： 英文學塾：啟者余游校日，暫停此舘，今已回，定於初十日開塾，如有 願學英字語言及算法天文地理，一切望至信和洋行談定。先付束修三月 銀仍十五兩，九月初十日起，余惟收洋每月四元。……英葛理先生書舘 啟。 6日又刊。按內容推斷，此可能是先前葛氏所開，上課內容及收費未變，但聯絡 地改為信和洋行。同日另保昌洋行刊一則「英文學館」廣告： 本學堂教習英語與華人館師。華格先生在東棋盤街之三號房子內，傳授 讀法、寫法、算法、文法、地理、行海等。授課時候早晨九點鐘至十二 點，午後一點半鐘至四點半鐘。 內容包括教師姓名、上課內容及上下午時間，但未提學費。之後除10、11日外， 續刊至12日。同年10月20∼22日又刊： 有歐羅巴先生，在東棋盤街東首第三條街口司美司房內教習英文英語， 每日早晨自九點鐘起至十二點為止，午後兩點鐘起至四點半鐘止，晚間 七點鐘起至九點鐘止，如有願學者即來可也，華葛謹啟。
以上獲嘉、華格、華葛當是同一人；課程只提英文，但上課時間增加晚上。 光緒2年2月1日《申報》「英華書舘開塾」謂： 大英公館隔壁英華書館，仍係英國藍林先生教授英國語言文字，中國子 弟從學者，向來每人每月送脩金銀五兩。今自丙子年正月起，每人每月 減送英洋四元可也。有原學者須通知李百里洋行以便轉達。……謹擇新 正十三日開塾。 由此可知，教師是英人藍林，專教英文，原學費5元減為4元，新年後開課。之 後，除6、13、15等日外，連刊至16日。直至5月5日又刊： 本塾議收學生以四十名為限，每月只取脩金英洋四元。今尚缺數名，於 英五月內概行取足。凡願學者祈通知李百里行主先行登簿，或親來本塾 談定均可。額滿之後不再收錄。 由此可知，原擬招40名，但人數不足再續招。之後除7、8、11、14日等外，續刊 至20日。 另光緒5年（1880）12月16日《申報》又刊： 嘉先生英文書塾在河南路第三百六號屋內。啟者目下中外交接，往來日 盛一日，凡在學者須學英語為最要。現有英國名士嘉先生，伊前在國 學院教習，曾給文憑。今設帳滬上，專教英國語言文字，或欲求學藝純 備，或欲求文法精通，均可悉心傳授。凡官商子弟願學者，祈請至書舘 修金面議。 之後18、20、23、25、27、30等日續刊。疑教師即前獲嘉。 綜合以上各英語學館的廣告，可發現有以下共通點：均為私辦，教師不限傳 教士及男性，主授英語，兼授西學，不強調宗教，先收費後上課，費用每月5兩 不算低，學生兼收男、女童及成人，地點或在洋行或教師家宅而非教堂，上課時
間日夜都有。與之前相較，學館性質已由慈善宗教性質轉向營利世俗補習性質。
五、中、英人士私辦上海格致書院
同治11年初，英國駐上海領事麥華陀（Walter Henry Medhurst, 1823-1885） 倡議創設格致書院，以廣各種西學。其議受到重視，之後設董事會，聘中西 董事，並開始募款。最初董事包括麥華陀、偉烈亞力、傅蘭雅、美人福弼士 （Francis B. Forbes）及招商局總辦唐廷樞，後又增華籍董事徐壽、王榮和及徐建 寅，籌措辦校事宜。7月徐壽擬就〈格致書院章程〉六條呈送南北洋大臣爭取支 持。規劃之初的主要功能，是收藏中外格致有關圖書及器機事物件，以供閱覽觀 賞（王爾敏，1980）。後有所修正，才加入教學之事，在〈上海格致書院發往各 國之條陳〉中，第一條列出設格致書院之意共有三項： 一是立博物房，內安置各種機器與器具，與造成之貨物，便於華人觀閱 月。二是立格致房，內講各種格致之學。三是立書房，內備各種書局。 （引自王爾敏，1980，頁99） 雖該書院於光緒2年閏5月開幕，但礙於經費與人力，講學之事，遲至光緒5年 （1897）9月才開始招生，光緒6年（1880）正月開始授課（王爾敏，1980）。主 要授課者為傅蘭雅，他擬〈格致書院會講西學章程〉中，規劃「凡聰幼文人，有 志考求者，每禮拜六晚七點鐘起到院，談訂錄號，言定預習何種西學，以便照課 講習」。所開西學有礦物、電務、測繪、工程、汽機及製造。各學有全課與專 課，學者可任取某學，逐次講習。每月一次，禮拜六晚舉行考試。通過者發給書 院課憑（王爾敏，1980）。觀其上課時間是每週六晚上，與中國習慣不同，其 內容近於技術與職業領域，不帶宗教色彩，此與傅氏有關。格致書院正式開班設 講，並定期展覽科學技術成就。傅蘭雅出任書院監督，徐壽為主管。教師除傅氏 外，以徐壽為主。至光緒10年（1884）徐壽過世後，因經費不足、師無定席及薪 資，西學講課並無起色，收費招生，人皆不願來學。因此董事會研議後，新聘王 韜為山長，他改以考課式書院方式經營，只是原月課季考內容改以西學為主（王 爾敏，1980）。如此一來，已失去原本講授西學的宗旨。甲午戰敗後，光緒21年
春，在經費不足情況下，傅氏設想業課辦法，就當時現有之西學教材，開設礦 務科、電學科、測繪科、工程科、汽機科、製造科，任令學生許讀一部。訂於每 週六晚上由他親自用中文上課，其餘時間由學生購書自修。開辦之初，既有三、 四十人來學，但因人力不足，他先講授基礎的數學（王爾敏，1980）。惟光緒 22年（1896）傅氏赴美，夜課改由另一教士瓊斯（F. H. Jones）承擔（王爾敏， 1980）。觀該書院性質，近似今進修職校。
六、英人受聘其他西式學堂教習
中法戰爭後地方陸續增設西式學堂，其中臺灣西學堂、廣東水陸師學堂、江 南水師學堂、8湖北自強學堂、天津大學堂亦聘英籍教習（如表5），但其宗教背 景不詳。 表5西式學堂英籍教習
姓名 英文名 學堂 到館時間 任教科目 布茂林 Pumolling 臺灣西學堂 1888 外語 李家孜 F. T. Richards 廣東水陸師學堂 1887 駕駛 赫爾伯特 1889 公法律例學 葛路模 植物學 駱丙生 Percy Groom 化學 H. H. Robison 彭耐爾 江南水師學堂 1891 駕駛 希爾遜 管輪 駱丙生 H. H. Robison 湖北自強學堂 1896 礦化學 伊美君斯業 天津大學堂 1898 律例 資料來源： 彙整自中國近代教育史料匯編：洋務運動時期教育（頁267，281，477-478，486），高時良、黃仁賢（編），2007，上海市：上海教育；湘報（頁 1300），湘報報館，2006，北京市：中華。 8 傅蘭雅曾受邀任考試主考，評分採英國考試常例（高時良、黃仁賢，2007）。此外，甲午戰後連風氣保守的湖南，除時務學堂、嶽麓書院、譯學會、校經 堂譯學會外，地方官所設各方言館也聘英文教習（湘報報館，2006）。
參、分析與討論
一、特徵分析
根據前文英國教育輸入的途徑，可歸納出以下六項特徵： （一）輸入與發展時間：道光23年開放廣州等五口通商後，英、美及歐洲新 舊教派傳教士到各口岸設福音堂傳教，也開始興辦各類學堂，向兒童灌輸基督 教義。咸豐末簽訂《天津條約》及《北京條約》後，使得外國傳教士取得進入 中國內地傳教、辦學及置產的特權（浙江教育簡志編纂組，1988）。因此，咸 豐8年是首個轉變點。而格瑞格（Gregg, 1946）以為光緒3年各國教派差會代表成 立「學校教科書委員會」（School and Textbooks Series Committee，益智書會） 是教會教育事業發展的分水嶺，在此之前（1807-1877年）是個別差會努力的時 期，之後（1877-1902年）則是有組織努力的時期。而光緒16年「中國教育會」 的成立，更是發展的另一關鍵，會議改變了以往視興學非差會正務的觀點。 （二）輸入管道：有官、私兩途，以私辦管道興起較早，有傳教士及私人興 辦的義塾、英華書館、英語書館及格致書院；至於官辦，則是洋務運動時期英人 受聘擔任同文三館、船政學堂後學堂及其他西式學堂教習。 （三）輸入者：主要是英國新教各教派傳教士，咸豐8年以前主要有倫敦 會、聖公會傳教會、浸禮會、循道宗差會、長老宗各差會，之後加入中國內地 會。以倫敦會最早、數量最多。賴德烈（2009）指出在華新教傳教士同治13年時 美人占48%，英人占44.5%；光緒15年（1889）時英人占56.5%，美人占39.5%。 就其背景言，絕大多數英國傳教士來自中產階級，受過大學教育的人數不多。 同治23年時受過大學教育的男士抵達，但人數仍少。他們分別來自英格蘭、威爾 斯、蘇格蘭或愛爾蘭，然各地的教育制度並不相同。而美國絕大多數來自鄉村或 小城鎮，通常是某差會學院的畢業生。但這些教師多半只教英語，少能對清朝制 度有所影響。（四）教育對象：身分上，英人私辦各類學堂，咸豐8年以前，主要是收貧 苦人家青少年子弟女，免學費；之後，上海有部分學塾轉向，如聖公會傳教會 英華書館開始轉收富商子弟，收高額學費；另有收費的英語書館兼收成人。性 別上，官辦則專收男童，私辦有招收男、女童、婦女及成人。光緒23年以前許 多教會女子學校的畢業生，或成為牧師的妻子，或教師，或女傳道（賴德烈， 2009）。官學部分，京師同文館初期是收八旗子弟，人數約十餘人；廣方言館為 官員及富家子弟約40人；廣州同文館收八旗子弟20人；船政學堂則收當地一般子 弟，英文館人數約30人。之後增設學堂多規範入學者年齡，但未限制出身。 （五）辦學形式與教育內容：咸豐8年以前，私辦各類義塾或學塾，其學校 規模小、人數少、制度較鬆散；有男校及女校；以中文教學，主授聖經有關內 容，以宣揚基督教教義為主；學生程度普遍較低，屬初等程度。之後，開始轉 變。如上海聖公會傳教會英華書館首開教導英語之風，企圖借英語進行宗教教 學，兼及西學課程；另有專教英語書館，形式有日校、晚學，也有寄宿制。另有 格致書院，以科學西藝為主，不談宗教。與之前學堂相較，其組織制度較完備， 學生程度開始提高。而各類學堂教學內容包括中學、宗教、英語及西學，但學 生程度仍不高。也開始出現中學程度的學堂。如光緒4年（1878）英偕我會傳教 士蘇慧廉（William Edward Soothill, 1861-1935），在溫州創辦一所學塾，校舍簡 陋，人數約10名男童，免費，教導中國傳統三、百、千等啟蒙書，另教聖經，持 續了20年。光緒23年受環境驅使改辦中學，收20名學生，收費，教英文、數學與 經書。後再擴張並提升至學院程度（Soothill, 1907）。 至於官辦的語言、技術或軍事學堂，制度都是初創，教授英語及中西學，屬 中等學校程度（徐宗林、周愚文，1997）。 （六）設學地點：私學起初分布在寧波、廈門、上海、福州等通商口岸，咸 豐8年以後逐步擴展至北方及內地省份。
二、問題討論
有關以上發展，尚有兩點可進一步討論，本文雖是以英國為主，但因發現同 時期同屬西方勢力的美國教會學校卻悄悄崛起，至清末其數量與層級均逐漸超過 英國，故加以對比討論，以利分析英人的影響：（一）傳教士辦學是正業或是副業
賴德烈（2009）指出，新教傳教士鴉片戰爭前後來華傳教，各差會未能合 作，但所用傳教方法有驚人的相似性，如宗教文字材料（聖經、傳單、小冊子、 辭典、語法書）的預備與發散、學校興辦、醫藥。但盧茨（J. G. Lutz）（1988） 指出，雖促使傳教士建立學校，翻譯西書，編纂辭典，但已花許多時間從事教育 工作的傳教士仍把教育視為傳教活動的附屬品。更嚴重的後果是，從事教育的與 從事傳福音的傳教士間出現鴻溝；而身在國外的傳教士與西方差會間的鴻溝更 大，西方差會更傾向將傳福音布道活動放在首位。儘管如此，部分傳教士繼續辦 學，理由有中國人對基督福音不感興趣，直接傳播無效；有必要訓練一批中國助 手以協助傳播福音。此一爭議，一直到光緒16年第三次教務大會才接受教育是各 國差會的合法職責，而爭論點則轉向教會辦教育的目的與種類，而非應否辦學。 王立新（1997）分析，十九世紀基督教來華傳教士所採的傳教政策分為基要 派（Fundamentalists）及自由派（liberals），前者主張採取傳統的「直接布道」 方式，亦即宣講教義、巡迴布道和散發宗教印刷品，當時大多數的傳教士採取此 法，如英國差會中的戴德生及中國內地會。後者，當1880年代以後西方興起社會 福音的現代神學思想後，影響到傳教運動，此派採取從事新聞、出版、教育和社 會改革活動等方式，如浸禮會李提摩太。他們主張「以學輔教」，透過辦學、譯 書和辦報傳播西方文化以促進中國改革。雖然自由派在來華傳教士中不占主導地 位，但其傳教策略於十九世紀末逐漸受到重視。又十九世紀天主教會在華傳教較 新教統一，新教各教派間各自為政（Fairbank, 1986/1987），相互競爭。對於非 宗教的教育事業立場與重視度不一，光緒3年5月在華各國新教傳教士在上海召開 第二次教務大會時，有人批評辦學是浪費錢及不務正業；但之後決議成立「學校 教科書委員會」，由聖公會的傅蘭雅任總編輯，負責編纂適合於教會學校的教科 書；以及開始訓練中國人英語（Fairbank, 1986/1987）。16年召開第三次教務大 會，並決議將其改組為「中國教育會」。此舉表明基督教傳教士在華傳教的方針 有了重大改變，從開始將教育視為有礙傳教，轉變為將開辦教育視為傳教的重要 手段，並予以高度重視（王忠欣，2000）。在此之前，傳教士對教育的認識， 主要集中於教育必須為傳教服務，教育應為教會培養人才。16年以後，擴大範 圍。認為只有透過開辦教育，才能使中國現代化。庚子事變以後，各國傳教士對辦教育基本上已有共識，不再排斥教育在基督教傳教事業中的作用（王忠欣， 2000）。 相較於英國差會興學的表現，同一時期美國差會的興學表現已漸優於英 國，此由統計數字中可窺知。熊月之（ 1994）彙整中國早期教會校名錄（1839-1860），在38所學校中，英人1所，美人23所，法人6所。又王立新（1997）依光 緒3年第二次教務大會紀錄所錄英、美兩國所辦學校製表（如表6），由表中可知 當時英國差會數及傳教士人數雖多過美國，但所辦各類學校數及學生數，除男童 日校及神學校人數外，其餘均不及美國。可知策略上，英國差會仍看重「直接布 道」策略，而非「以學輔教」。 表6
光緒
3年基督新教在華學校統計
國 別 傳 教 士 差會 男童寄宿 學校 男童日間 學校 女童寄宿 學校 女童日間 學校 神學校 主日學 總 支 所 人 所 人 所 人 所 人 所 人 所 人 英 224 42 269 8 118 70 1471 12 189 24 335 9 115 23 495 美 212 41 215 19 347 93 1255 24 464 57 957 9 94 92 2110 資料來源： 取自美國傳教士與晚清中國現代化（頁18），王立新，1997，天津市：天津 人民。 又林美玫（2015）分別調查了同治8年、光緒12年及24年的教會興學狀況， 由表7至表9可知，美國差會的表現最初不及英國，但之後逐步超越，而高教所占 比率美近九成更是明顯。 表7同治
8年基督新教在華學校統計
國別 差會數 日間學校生數 住宿學校生數 合計學生數 英 8 1,201 140 1,341 30% 美 10 682 379 1,061 24% 其他 4 1,877 137 2,014 46% 合計 22 3,760 656 4,416 100% 資料來源： 取自信心行傳：中國內地會在華差傳探析（1865-1926）（頁252），林美 玫，2015，北京市：社會科學文獻。表8
光緒
12年基督新教在華學校統計
國別 差會數 教會學校學生 % 英 16 4,287 43.5 美 7 4,697 47.6 其他 8 880 8.9 合計 31 9,864 100 資料來源： 取自信心行傳：中國內地會在華差傳探析（1865-1926）（頁254），林美 玫，2015，北京市：社會科學文獻。 表9光緒
24年基督新教在華學校統計
國別 差會數 日校 高等教育 校數 生數 % 校數 生數 % 英 15 731 11,247 39 53 255 6 美 14 1,022 16,310 56 74 3,819 89 其他 7 79 1,539 5 10 164 5 合計 36 1,832 29,096 100 137 4,238 100 資料來源： 取自信心行傳：中國內地會在華差傳探析（1865-1926）（頁254），林美 玫，2015，北京市：社會科學文獻。 造成美國差會所辦學校成效超過英國的可能原因，王忠欣（2000）解釋， 十九世紀時，開辦學校的差會與傳教士以來自美國最多，英居次。此與美國 1880年代興起的學生志願運動而促使大批大學畢業生來華傳教有關（王忠欣， 2000）。 因傳教士所辦學校一直帶有傳教的目的，故引起清方警惕與排斥。如京師 同文館及廣州同文館都明令禁止英語教習藉機傳教。又咸豐光緒朝間（ 1860-1890）發生教案逾400件（顧衛民，2010），反教情緒濃厚。呂實強（2005）指 出，咸豐10年至同治13年間一般以為官紳反教的原因，包括官紳及知識份子所持 「華夷之辨」與「人禽之辨」的儒家傳統，基督教在華傳教事業被摻入了侵略的 特質，中西社會習俗不同，以及官紳對自己尊嚴及利益的維護等。如此一來，也可能使當時官民對於師法英國教育始終不積極。
（二）英人在華教育經驗推廣的可能性
回顧戊戌變法前英人各種在華教育活動後可知，主要透過英國新教各教派 傳教士及人民直接輸入中國的英國教育經驗，在咸豐8年以前無論是在組織、制 度、課程與教學上，都算不完備，未能形成體系或制度；且只有個別零星的學 校，校數少、規模小、學生人數少，分布於上海等少數大通商口岸；學生家庭社 經背景低，免學費，課程以宗教教義為主，以中文教學，屬初教程度。咸豐8年 以後清廷允許外人深入內地遊歷、傳教與置產，狀況開始變化。如上海等地開始 出現少數制度較完整書院，或專教英語言書館；而教育對象改招社經條件較佳的 富商子弟，收高學費，施以英語教學，以利其未來就業。然而，此類新形式教育 機構是否能有利擴大？按傳統中國官學對於菁英士子，不僅免學費，還享膏火、 免徭役、免賦稅等待遇（周愚文，2001），如今西式學堂，除教會義塾外，其餘 反而卻要收取高額學費，此點是否具有吸引力？加上這些英國各教派差會所辦的 學校間彼此獨立、不相銜接，程度未見提升至大學程度。 若與同一時期美國差會所辦學校的發展相較，英國明顯呈現出落後現象。按 第二次教務大會後，美國各差會所屬的教會學校開始朝升格或合併方向發展。 如同治3年美長老會的山東登州蒙養學堂，光緒2年改為登州文會館並包含中小學 課程，光緒7年（1881）具大學水準，光緒29年（1904）遷濰縣改名為廣文學堂 （王忠欣，2000）；美聖公會傳教會光緒5年將原培雅書院與度恩書院合併為聖 約翰書院，屬中學程度，16年開設大學課程（王忠欣，2000）。同治6年美公理 會在河北通州設潞河男塾，光緒12年提升至中學程度，光緒15年升格為大學名 為潞河書院（王忠欣，2000）。道光25年美長老會在寧波設崇信義塾，同治6年 遷杭州改成育嬰義塾，光緒19年起逐漸提升至中學及初級學院，光緒23年改名 為2年制育英書院（王忠欣，2000）。庚子後至清亡前，更有些進行合併或新設 大學。如登州文會館與英浸禮會的青州廣文書院，光緒29年合組為山東基督教 聯合大學；育英書院宣統元年（1909）由美南北長老會合辦，宣統3年（1911） 改為之江學堂；聖約翰書院光緒30年（1905）改名為聖約翰大學；光緒7年冬 （1882）美監理會在上海設中西學堂，光緒25年將蘇州博習書院併入，光緒27年 （1901）改為東吳大學等（王忠欣，2000）。各教會學校間更形成一個彼此銜接的體系。至於李提摩太於光緒28年建議用英庚款賠償設立山西大學堂（蘇慧廉， 2007），當是少數特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