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二、經典中的聖賢系譜三、諸子中的聖賢系譜

四、儒家經典建構與歷史意識五、結論

「道統」一詞，誠乃儒學牽涉最廣，最為複雜之辭彙，不僅政治人物藉以申明政權之來源¹⁵，也是文化論述之主體所在，只是如此寬泛的解釋，不免言人人殊，張亨先生〈朱子的志業──建立道統意義之探討〉一文，窮究朱熹建構「道統」歷程，指出「道統」具有開放與創新的性質，卻也不免為其備受污染，成為瀕於死亡語言而發出浩歎¹⁶。事實上，就儒學之傳而言，「道統」代表儒學流衍之正統，元明以下，具有學術核心之地位；然而錢穆先生卻饒富觀察，指出「凡屬別出之儒，則莫不以道統所歸自負」¹⁷，於是所謂標榜「道統」者，反而常是

15 清乾隆諭令「治統原於道統」，正可作為政治層面影響的說明。見董榕輯《周子全書》（臺北：

廣學社印書館）卷首，頁 12。余英時撰〈道統與政統之間〉，《中國文化月刊》第 60 卷（1982 年 10 月）則溯及「道統」出於先秦知識份子的身份自覺，而與歷來君主的政治相互影響。頁 120。

16 張亨撰〈朱子的志業──建立道統意義之探討〉，《臺大中文學報》第 5 期（1992 年 6 月）頁 49～50。

17 錢穆撰《中國學術通義》（臺北：聯經文化事業公司，1998 年），頁 93。

旁出之儒，於是何者為正，孰者別出，在各自宗奉儒學的立場下，恐怕是頗為「弔詭」的答案，而且針對「道統」歸屬，民國以來諸儒更有此是彼非的論爭，以唐君毅、牟宗三、張君勱及徐復觀四人聯名發表的〈中國文化與世界──我們對中國學術研究及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認識〉，高舉中國文化的價值，肯定「道統」之說¹⁸，重塑當代新儒家繼之而起的核心價值，然而余英時先生卻對於錢穆先生是否可以歸之新儒家同調，頗有不同意見，進而分出「思想史家的道統觀」與「哲學史家的道統觀」兩種不同的學術進路¹⁹。李明輝先生撰成〈當代新儒家的道統論〉一文，歷數彼我論點之分歧，強調當代新儒家兼顧普遍性與特殊性，激昂情懷，見於文字²⁰，劉述先先生〈對於當代新儒家的超越內省：上篇：

理學、經學與史學的融通──由方法學的觀點論「錢穆與新儒家」〉一文，卻是從方法學上將錢穆先生歸入「新儒家」之林²¹，「道統」成為檢視學術歸向的標準，當然文化使命與師門旨趣，前輩學者各有堅持，是之與非，關乎百年儒學傳續問題，並非筆者所能置喙²²，然而爭議所在，關懷所在，其中文化使命的期許，

以及深刻的懷抱，同樣令人動容，「道統」作為最大涵攝的概念語彙，代表儒者共同的想望，於茲可見。

18 此宣言原刊於《民主評論》第 9 卷第 1 期（1958 年 1 月 5 日）及《再生》第 1 卷第 1 期（1958 年 1 月），後收入唐君毅撰《說中華民族之花果飄零》（臺北：三民書局，1974 年），頁 125

～192。

19 余英時撰〈錢穆與新儒家〉，《猶記風吹水上鱗──錢穆與現代中國學術》（臺北：三民書局，

1991 年 10 月）頁 31～98。

20 李明輝撰〈當代新儒家的道統論〉，《鵝湖月刊》第 19 卷第 8 期（1994 年 2 月），頁 1～9。

21 劉述先撰〈對於當代新儒家的超越內省：上篇：理學、經學與史學的融通──由方法學的觀點論「錢穆與新儒家」〉，《錢賓四先生百齡紀念會學術論文集》（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

2003 年），頁 173～192。

22 筆者曾依此檢視錢穆先生《朱子新學案》，草撰〈錢賓四先生超越門戶視野之四書詮釋──以朱子新學案為研究範圍〉（臺北：政治大學中文系第五屆「中國經學國際學術研究會」論文集）

一文，檢視其中，問題根源，似乎出於目前學術分科的結果。頁 351。

事實上，「道統」原就是十分複雜的概念，張永雋先生〈宋儒之道統觀及其文化意識〉歸納宋儒「道統」觀就有「權威性」、「民族性」、「倫理性」、「人文性」、

「排他性」之通性，以及「尊生」、「自由」、「個性」、「人本」、「自我實現與完成」

等特質²³，姑且不論是否周全，「道統」概念之複雜，似乎於宋儒即是如此。不過無可諱言，前人所論，往往僅具聖賢相傳意識，即視為「道統」，如果以嚴格之界義，「道統」一詞真正所出，並且形成影響，出於朱熹〈中庸章句序〉「蓋自上古聖神繼天立極，而道統之傳有自來矣」一段，鋪排「道統」有傳的結果²⁴，進而形成儒學聖賢相傳的歷史意象，以及個人情懷所衷的終極訴求，此一思索於朱熹門人也得到共鳴，朱熹後學如黃榦撰〈聖賢道統傳授總敘說〉、陳淳撰〈道學體統〉與〈師友淵源〉、蔡沈撰《至書》、車若水撰《道統錄》、王佖撰《擬道統志》與《道統錄》、趙復撰《傳道圖》等，皆慨然以承擔「道統」為己任，「道統」一詞成為定位朱熹學術最重的準據²⁵，以及後學用以建構宋儒道學一系的重要指標²⁶。當然對於「道統」一詞的來源，後儒也有諸多討論，清儒錢大昕《十

23 張永儁撰〈宋儒之道統觀及其文化意識〉，《文史哲學報》第 38 期（1990 年 12 月），頁 308。：

「兩宋諸儒莫不以道統所歸而自負。」頁 275。

24 朱熹撰〈中庸章句序〉，《四書章句集注》，頁 14。

25 黃榦撰〈朝奉大夫文華閣侍制贈寶謨閣直學士通議大夫謚文朱先生行狀〉，《勉齋集》（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68 冊臺北：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年 3 月）卷三十六，頁 406～423。

26 脫脫撰《宋史》（北京：中華書局，1985 年 6 月）卷 427〈道學傳〉云：「『道學』之名，古無是也。三代盛時，天子以是道為政教，……文王、周公既沒，孔子有德無位，既不能使是道之用漸被斯世，退而與其徒定禮樂，明憲章、刪《詩》，修《春秋》，讚《易象》，討論《墳》、

《典》，期使五三聖人之道昭明於無窮。故曰：『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孔子沒，曾子獨得其傳，傳之子思，以及孟子，孟子沒而無傳。兩漢以下，儒者之論大道，察焉而弗精，語焉而弗詳，異端邪說起而乘之，幾至大壞。千載有餘，至宋中葉，周敦頤出於舂陵，乃得聖賢不傳之學，……張載作《西銘》，又極言理一分殊之旨，……仁宗明道初年，程顥及弟頤寔生，及長，

受業周氏，已乃擴大其所聞，表章《大學》、《中庸》二篇，與《語》、《孟》並行，於是上自帝王傳心之奧，下至初學入德之門，融會貫通，無復餘蘊。迄宋南渡，新安朱熹得程氏正傳，其學加親切焉。大抵以格物致知為先，明善誠身為要，凡《詩》、《書》、六藝之文，與夫孔、孟

駕齋養新錄》云：「道統二字，始見於李元綱《聖門事業圖》。其第一圖曰〈傳道正統〉，以明道、伊川承孟子。其書成於乾道壬辰，與朱文公同時。」²⁷按覈左圭《百川學海》所載內容，李元綱列舉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

顏子、曾子、子思、孟子聖賢譜系，而以二程相續²⁸，傳承脈絡確實與朱熹同調，

而「傳道正統」也有聖賢相傳意涵，只是「傳道正統」是否可以直接化約為「道統」，成為朱熹援據概念的來源，余英時先生認為「錢說雖得其意，未得其言」²⁹。另外，張亨先生檢索《朱子文集》，認為「道統」一詞最早出現於淳熙六年（1179）

朱熹知南康軍，撰〈知南康榜文〉，又牒云：「濂溪先生虞部周公，心傳道統，為世先覺。」³⁰推測朱熹形構「道統」一詞，應與推尊周敦頤作為二程之啟蒙有關

31。近人祝平次先生則根據日人高畑常信的考證，「道統」出於張栻的學生陳概，

時間則為乾道八年（1172）³²，張栻《南軒集》卷三十有〈答陳平甫〉一書，附有陳概來書，云：

欲請足下本六經、《語》、《孟》遺意，將前所舉十四聖人槩為作傳，繫以道統之傳，而以國朝濂溪、河南、橫渠諸先生附焉。洙泗門人至兩漢以

之遺言，顛倒於秦火，支離於漢儒，幽沉於魏、晉、六朝者，至是皆煥然而大明，秩然而各得其所。此宋儒之學所以度越諸子，而上接孟氏者歟。」頁 12709～12710。不論是傳道之聖賢序列，抑或宋儒承傳之發展，實皆取於朱熹「道統」之說。

27 錢大昕撰《十駕齋養新錄》（陳文和主編《嘉定錢大昕全集》第七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

1997 年 12 月）卷十八「道統」，頁 492。

28 左圭輯《百川學海》（北京：中國書店，1990 年）丙集，頁 251。

29 余英時撰《朱熹的歷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臺北：允晨文化實業公司，

2003 年 6 月）「緒說」，頁 42～45。

30 朱熹撰陳俊民校編《朱子文集》（臺北：德富文教基金會，2000 年 2 月）第九冊卷九十九，

頁 4818。

31 張亨撰〈朱子的志業──建立道統意義之探討〉，《臺大中文學報》第 5 期（1992 年 6 月）頁 39～40。

32 祝平次撰〈評余英時先生的朱熹的歷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成大中文學報》

第 19 期（2007 年 12 月），頁 296。

下及國朝程門諸賢，凡有見於道、有功於聖門者，各隨所得表出其人，

附置傳末，著成一書。³³

所舉著重於聖賢之傳以及宋儒有以繼起之地位，雖然詳細內容並不清楚，但概念所及，確實頗近於朱熹「道統」訴求。然而翻檢束景南先生《朱熹年譜長編》，朱熹〈齋居感興〉二十首繫於乾道八年（1172）³⁴，其中一至四首論太極本體，

五至七首論史，言歷史「正統」，八至十三首強調堯、舜十六字心傳，「大哉精一傳，萬世立人紀」³⁵，至程氏上繼孔、孟道統，雖然未言「道統」二字，但「道統」精髓呼之欲出，其實朱熹於今年完成《論孟精義》，也草成《大學章句》、《中庸章句》，朱熹〈語孟精義序〉云：

宋興百年，河、洛之間，有二程先生者出，然後斯道之傳有繼，其於孔子、孟子之心，蓋異世而同符也。……至於明聖傳之統，成眾說之長，

折俗流之謬，則竊亦妄意其庶幾焉。³⁶

於四書體系，初有雛型，所謂「斯道之傳」、「明聖傳之統」，語意所近，綴合撮舉，已是「道統」，言其受張栻弟子影響而始有所作，恐非實情，言其概念受人影響，更非事實，顯然查考字詞方式，可以有考據之趣味，卻無助於釐清「道統」

的內涵。

筆者近年關注所在，集中於朱熹與《四書章句集注》，期待深入探究《四書章句集注》之義理與價值，以朱熹撰作過程由「集義」而「集注」，由「集注」

而「章句」，如果說「集義」是綜整北宋諸儒之成果，「集注」則已擴及漢、唐經解的整理，至於「章句」則針對經文本身的釐清，「集義」尚屬理學範疇，「集注」

33 張栻撰《南軒集》卷三十〈答陳平甫〉（臺北：廣學社，1975 年 6 月），頁 748-749。

在文檔中聖賢系譜的建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道統論」背景考察 (頁 2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