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王者孰谓
“王”字很多人认为是孔子特意写上去的，是谓“特笔”，但这个“特 笔”意义何在？
“王”字的字形是三横一竖，似乎寓意宏大，古人有说三横象征着天、
地、人，一竖是贯通了天、地、人，是谓以一贯三，是为天下景仰的王者 之象；145 还有训“王”为“往”，取人民乐于前往归附之义，如纬书《春 秋考灵曜》：“王者往也，人所输向，人所乐归”；146 还有说一个“王”字 囊括了五种涵义，“往”的涵义只是其中之一，董仲舒就是这么发挥的。147 这种种深刻的哲理完全建基于错误的训诂和过于丰富的想像力之上，已经 不为现代学者所取。但“王”字的本义是什么？这问题到现在也没被争论 清楚。148
“王”的字义姑且不论，下一个问题是，这个“王”究竟指的是哪位 国王？
《公羊传》认为，这个“王”指的是周文王。周文王一向被认为是周
人当中第一位接受天命委任的王，即“受命王”。另一种常见说法（比如孔 颖达说）是：“王”指的是当时在位的周天子，即“时王”（周平王）。这也 算治《公羊》和治《左传》者的一个基本分歧所在。清代公羊家孔广森曾 引述孔子“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由此而推想孔子作《春秋》之本意，
并反驳《左传》学者说：这个“王”怎么可能是时王？周平王东迁之后，
王室日衰，在位的周天子很久都没有下发历书了。149
这种争执，看似拘泥小节、无谓之至，实则大有深意，关乎立国之本。
我在《春秋大义》里讲到过《公羊传》关于齐襄公九世复仇的一则大义如 何被汉武帝拿来论证打击匈奴的必要性：当初，齐国受纪国陷害，国君被 周天子扔到锅里煮了，经过九代之后，齐襄公要向纪国复仇。问题是：时 隔九代，这个过于久远的仇恨难道还要报吗？《公羊传》的回答是：当然 要报，因为对国君来说，国家与君主是一体的，国就是君，君就是国，而 国君的位子世代相袭，所以前代的国君和后代的国君是一体的。侵犯国家 就等于侵犯国君，侵犯国君也就等于侵犯国家；侵犯前代国君就等于侵犯 后代国君，侵犯后代国君也就等于侵犯前代国君，如果结了仇，不管过了 多少代也一定要报。150
这个思路应该是从周代初年的宗法制度而来。诸侯立国，成为本国的 大宗，嫡长子世代相传，形成所谓“百世不迁”的局面。151 换句话说，
有立国则有立宗，立为大宗则百世不迁。从周人的这个制度来讲，《公羊传》
的上述说法也可以说是合情合理的，但问题是，到了汉武帝时代，宗法社 会早已解体，社会结构天翻地覆，倘若还用宗法制度下的思路来论说时政，
就不免刻舟求剑的意味了。但是，皇帝需要理论支持，理论也就挺身而出
了。当时汉武帝的意思就是：刘邦曾被匈奴欺负过，这个仇到现在虽然已 经过了好几代了，但根据春秋大义，该报的仇不管隔了多少代也一定要报！
152
这就牵涉现在这个周文王的问题了。周文王是周人第一位“受命王”，
接受的是天命委任。那么，按照公羊理论，国家与国君一体，前王和后王 一体，“春王正月”的“王”自然该是周文王。清代公羊名家、常州学派祖 师庄存与把这个问题说得很透：接受天命委任的那位王（受命王）叫做太 祖，太祖的接班人叫做继体。所谓继体，是继承太祖的意思，不敢说自己 的王位也是受之于天，只能说是受之于太祖，自古如此。连周武王那样的 圣王都要归命于周文王而不敢自专，何况后世子孙？从文书诰命到政治体 制，都打着周文王的旗号，这才是尊祖先、尊天地的道理。153
庄存与并不是一个求实风格的学者，154 但他举的这个周文王和周武 王的例子倒很贴切，这与《论语》“父亲死后，儿子要‘三年无改于父之道’
才算孝顺”的说法 155 也是比较合拍的。周文王是周人的受命王，把受命 于天的那一年定为元年，积极筹备克商大业，可到第七年的时候，壮志未 酬身先死，于是由儿子周武王继位。但周武王并未改元，而是把自己继位 的这一年称为“八年”，行军的时候也带着周文王的灵位（木主 156），这 都是在强调自己对周文王的“继承”。庄存与的解说就是从这层意思而来的，
被抽象出来的道理就是“尊王、尊祖、尊天地”。
考量《公羊传》的这则春秋大义：国家与国君一体，前王和后王一体，
看似牵强，但在先秦的宗法社会里，这么说是一点都不错的。所谓宗法社 会，宗统就是君统，家就是国，家长就是国君，这都是以父系血缘为纽带
的，是真正意义上的家天下，和秦汉以后那种皇帝制度的家天下迥然不同。
《春秋》一经三传都萌生于宗法社会，而随着社会从宗法进入专制的 转型，旧概念不再适应新社会了，于是，就像在很多社会转型期都会发生 的那样，旧概念的字面本身被原封不动地沿用了下来，其内涵却已经被偷 偷地换掉了。所以，在汉武帝打匈奴的那个例子里，《公羊传》的九世复仇 理论从严格意义上来看其实并不适用，汉武帝派出去为自家先祖抛头颅、
洒热血的那些人绝大多数并不是汉朝刘家血缘上的亲属，也不是在汉朝享 有政治权利的国民。
及至宋代，王应麟《困学纪闻》谈到汉武帝对这一则春秋大义的应用，
说儒者大多不赞成公羊家的这个理论，但朱熹力挺汉武帝，说何止九世、
百世要复仇，就算万世也要复仇。就凭这个理论，公羊子便有大功于圣人 之道。157
朱熹在《春秋》学上走的是非常朴实的一路，如此力挺复仇大义难免 令人感觉诧异。考察出处，这话出自《戊午谠议序》，其实是借公羊理论来 感慨时事的——耻于靖康之变，痛于秦桧之和，激愤之情溢于言表。158 所谓“复仇自是平生志，勿谓儒臣鬓发苍”，159 这种感时伤事、借古论今 的学风于宋人学风在所多有。160
但义理归义理，如果尊重逻辑的话，《春秋》在对这同一年的记载中，
还有“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后文更有“王使荣叔来 锡桓公命”，“王使荣叔归含，且赗”，“王使召伯来会葬”……如果同样一个
“王”字有时指周文王，有时指时王，显然违反同一律。如果强为之说，
那么《春秋》在指时王的时候多称“天王”，少数用到“王”的情况，难道
所指不同？——汉儒贾逵说这是不同地区的人对王的称呼不同，“诸夏称天 王，畿内曰王，夷狄曰天子”；孔颖达作过统计，说《春秋》称“天王”二 十五次，称“王”六次，称“天子”一次，三者为通称。161
如果《春秋》真是孔子所为，如果“春王正月”之“王”真的是指周 文王，这既能从正面理解，也能从反面理解。正面是公羊家之见，反面则 如清代尤侗认为：《春秋》若当真这么写，就有“鱼藻之意”，孔子真敢这 么作吗？162
所谓“鱼藻之意”，《诗经·小雅》有一篇《鱼藻》，字面上赞美周武王 的，而《毛诗序》认为，诗人之所以赞美周武王，是借以讽刺当时在位的 周幽王，郑《笺》又发挥出“自是有危亡之祸”，孔颖达又解释说：这是诗 人以武王时候的好来对比当下幽王的坏。163——的确，在政治舞台上，美 化先王是一件很敏感的事情，隋朝大文豪薛道衡就是因为写了一篇赞美先 皇隋文帝的宏文而被隋炀帝斥为“此《鱼藻》之意也”，最后下狱被杀。164
《春秋》也面临同样的问题，释“王”为周文王，难道孔子真有“鱼 藻之意”不成？
2．断句疑题：“春，王，正月”与“春，王正月”
“春王正月”的这个“王”字，在“事实正确”的层面上不过是个训 诂之争，而在“政治正确”的层面上却关乎国本。回顾前文中庄存与对《公 羊传》的解读，就文本论文本可以说大体无误，但问题是，即便庄对《公 羊传》的解释堪称准确，可《公羊传》对《春秋》的解读也是准确的吗？
“春王正月”的“王”当真指的是周文王吗？
如上所述，如果说是周文王，既符合历史背景，也符合逻辑推理，但 符不符合事实就不好说了。现在的金文证据很多，有“王正月”、“王五月”
等等，从商朝就这么写了，而且所谓“王”也不一定都是周天子，其中有 楚王，也有晋王，大家各用各的历法，不一定都遵从周天子的。165
至此，有两点可以推断：一，“王”字由来已久，很难说是孔子特笔；
二，不管楚国和晋国怎么搞，鲁国还是奉行周天子之历法，所以，《春秋》
“王正月”，指的应该就是当时周朝中央政府所制订的历法中的正月。那么
“春王正月”的断句也就应该是“春，王正月”。
“春王正月”四个字为历代学者所重，由此而阐发出来的春秋大义难 以计数，不同解读之间的辩难更是在所多有，甚至就为这四个字还有专著 出现，如明代张以宁《春王正月考》，可见其重要。
但是，无非是周历正月而已，其重要性究竟何在？这是不易被现代人 理解的一个问题。好比说，无论世界各地，无论民主政府还是专制政府，
2000 年 1 月永远是 2000 年 1 月，任何地方都一样。但古代习惯是：不同 的政权有不同的历法，如果是同一个国家，一旦改朝换代，不仅年号要变，
就连月份也要变，比如把原来的十二月变成现在的一月。孔颖达说：所谓
“王正月”，王者改朝换代，必然要改用新历法和新服色，好让大家耳目一 新。按照老说法，夏代以建寅之月为正月，殷商以建丑之月为正月，周代 以建子之月为正月（这个说法虽然不是“事实正确”，却先后赢得了“义理 正确”和“政治正确”，并对现实政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夏、商、周三 代制度不同，所以历法的正朔不同，至于服色，《礼记·檀弓》说：“夏代
以黑色为贵，殷商以白色为贵，周代以赤色为贵。”166
所谓建子、建丑、建寅，子、丑、寅是十二地支里的前三位，古人用
所谓建子、建丑、建寅，子、丑、寅是十二地支里的前三位，古人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