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公羊经解
（1）《公羊传·隐公元年》“春王正月”解
《春秋》写下“元年春王正月”，却什么事情也没记，紧接着就写三月 的事了。这实在是很奇怪的一个体例。杨伯峻解释说：“《春秋》纪月，必 于每季之初标出春、夏、秋、冬四时，如‘夏四月’、‘秋七月’、‘冬十月’。
虽此季度无事可载，亦书之。”390 赵伯雄也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推论出《春 秋》应该经过某个人（无论他是不是孔子）的统一编纂。
无论如何，这一奇怪之处更像是体例使然，并不值得大惊小怪。但是，
经学家们对此却没少“大惊小怪”，因为在这“元年春王正月”里不但真的 有事发生，而且是件大事。这件大事就是：鲁隐公即位。而且，考诸全书 体例，一般来说，某位鲁君新上任的时候，都要记一笔“公即位”才是—
—当然，假如上一任国君是六月份死的，新国君接班，要到第二年元月才 行即位之礼，391 古时“立”、“位”同字，古文《春秋》“公即位”写作“公 即立”。392 国君新立，境内改元，是谓改元即位。所以，元年春王正月，
这正应该是鲁隐公改元即位的时候，从体例而言，这里的写法应该是：“元 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如此大事，还是全书开篇第一大事，却缺而不录，涵义何在？
对这个问题“三传”都有解释，唯一遗憾的是：三种解释各不相同。
在公羊家那里，“公即位”是作为开宗明义的“五始”之一的，此处缺 而不书必有缘故。《公羊传》的说法是：
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意也。
何成乎公之意？公将平国而反之桓。
曷为反之桓？桓幼而贵，隐长而卑，其为尊卑也微，国人莫知。隐长 又贤，诸大夫扳隐而立之。隐于是焉而辞立，则未知桓之将必得立也。且 如桓立，则恐诸大夫之不能相幼君也，故凡隐之立为桓立也。
隐长又贤，何以不宜立？立適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
桓何以贵？母贵也。
母贵则子何以贵？子以母贵，母以子贵。（《公羊传·隐公元年》）
【译文】
问：为什么《春秋》里不提隐公即位？
答：这是为了成全隐公的心意。
问：成全隐公的心意？这怎么讲？
答：隐公本来打算着治理好鲁国之后把君位让给桓公。
问：隐公为什么想这样做？
答：桓公虽然年纪小，但身份高贵；隐公虽然年长，但身份卑微。可 话虽如此，但他们之间的尊卑差别并不明显，国人也都弄不清楚。隐公年 长而贤能，鲁国大夫们便拥立了他。隐公很想让桓公即位，但他如果在这 个时候推辞君位而不受，又担心无法控制局面而无法使桓公上台；可如果 这个时候就让桓公即位，又担心他年纪太小，众大夫不能辅佐他。所以隐 公的即位其实是为了将来能让桓公即位而考虑的。
问：可是，隐公又年长、又贤能，为什么就不能名正言顺地即位？
答：按照君位继承的规矩，在嫡子当中选立继承人要立那个年纪最大
的，而不以贤能为标准，在庶子当中选立继承人要立那个身份最尊贵的，
而不以年纪的长幼为标准。（“立適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
问：桓公凭什么就身份尊贵？
答：因为桓公的母亲身份尊贵。
问：母亲身份尊贵，难道儿子的身份也跟着尊贵吗？
答：儿子因母亲而尊贵，母亲也因儿子而尊贵。（“子以母贵，母以子 贵。”）
上述就是《公羊传》对“公即位”问题的解释，由此还引出了两项影 响深远的政治法则，一是“立適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二是“子 以母贵，母以子贵”，而相形之下，隐公和桓公的即位真相倒变得次要了。
（2）有关继承法的春秋大义：立適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子 以母贵，母以子贵
在《公羊传》这一段里，“適”通“嫡”，即指“嫡子”，393 也就是正 妻所生之子，嫡长子一般就是法定继承人。所谓“立適以长不以贤”，这是 说，在选立继承人的时候，按规矩要立嫡长子，就算和这个嫡长子一母同 胞的弟弟当中有人比他更为贤能，也不能选立弟弟。
所谓“立子以贵不以长”，这是说，如果正妻无子（即没有嫡子），继 承人只能在庶子里选择的话，这时候的选择标准就不是年纪的大小，而是 要看谁的母亲身份更高贵。何休解释说：依照礼法，如果嫡夫人（正妻）
无子，就立右媵之子；如果右媵也无子，就立左媵之子；如果左媵也无子，
那就立嫡侄娣之子……。
何休如此细腻其说，因为他还顾虑到了这样一种情况，即：如果选立 庶子也要按年龄来排序的话，那么，假若两位姨太太在同一时间生了儿子，
这该算谁长谁幼？所以，避免这种纠葛的最好措施就是：庶子之间不比年 岁，只比各自母亲的身份地位，这就能一清二楚了。394
这般考虑，不可谓不周密。吕思勉曾在此感叹过：“立君之法，莫严于
《公羊》。”395 但是，在我们看来，何休的顾虑似乎纯属多虑，因为就连 双胞胎的出生还有一先一后，更何况是两位母亲分别生育？但是，那个年 代里，何休的顾虑绝对必要。吕思勉曾专论“古人不重生日”，先引《礼记·
内则》中古人生孩子、记生日的复杂手续，再引《左传·昭公二十九年》
的一段故事，说昭公的两个姨太太快临盆了，一起住进产房，姨太太甲动 作快，生了个儿子，要去汇报，可姨太太乙拦着她说：“咱们是一起来的，
等我生了之后咱们一起去汇报吧。”三天之后，姨太太乙也生了儿子，可她 没守约定，自顾自地去汇报了，结果弟弟成了哥哥，哥哥却成了弟弟。这 样看来，在这种大家族里，新生儿是根据汇报的先后次序来确定长幼的，
而且也并不在意孩子到底是在哪天生的。更加耸人听闻的例子是：据《史 记·孟尝君列传》，孟尝君都长到很大年纪了，他父亲才知道自己还有这么 一个儿子。396 那么，在这样一个社会背景下，还真就显出“立適以长不 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的先进性了。
但是，这种继承法似乎仍然有着很不合理的一面：试想一下，如果庶 子中的某一位明显具有唐宗宋祖之贤能，而嫡长子却只如徽钦二帝一般窝 囊，大家却只能眼睁睁看着“徽钦二帝”上台接班，“唐宗宋祖”却注定与
最高权力无缘，难道能说这样的继承制度就是一项好的制度吗？
这当然不是一个好的制度，但在当时的社会环境里，这恐怕要算是一 项“最不坏”的制度了。它看似很不合理，而在当时却有相当大的合理性。
何休解释这一制度的用意，说：“皆所以防爱争”。
《吕氏春秋·审分览·慎势》引用慎子一个巧妙的比喻来阐释过这个 问题：一只野兔在前边跑，后边有一百人在追，都想把兔子逮到。野兔无 主，谁逮到就算谁的。这种情况之下，就算是尧圣人也会穷追猛跑，更何 况一般人？但是，很奇怪，市场上兔子有得是，可路过的人很多却连看都 不看一眼，难道他们不想弄一只兔子吗？不是的，因为市场上的兔子都是 有主的，就算想要，难道还硬抢不成？古代帝王的继承法也是同样的道理，
立天子不使诸侯猜疑，立诸侯不使大夫猜疑，立嫡子不使庶子猜疑。猜疑 会产生争斗，争斗会引起混乱（疑生争，争生乱）。所以，诸侯失位则天下 乱，大夫没了等级差别则朝廷乱，妻妾尊卑不分则家里乱，嫡子和庶子不 加区别则宗族乱。所以，无论治理天下还是治理邦国，首要之务莫过于确 定名分。397
这一论述很容易让人想起孔子的名言“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 不成”和“必也正名乎”，尽管后者所谓的“正名”有可能是改正错别字的 意思。398 无论如何，正名工作在当时确实是意义重大的，说到底，名份 是个硬指标，谁都没法否认，而贤能与否却缺少人人认可的统一标准。另 一个重要因素是：封建制度近乎于贵族民主专制，其“民主”以及强大的 制度和习俗的惯性都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最高领袖的权力，所以并不会像 专制时代的极端情况那样，千百万人的命运几乎全要寄托在皇帝一人身上，
生活如同无可奈何之下的赌博一般。因此，领袖的贤与不贤并不会对宗族 与社会造成天翻地覆式的影响。另一方面，嫡长子继承制的实行在一定程 度上也说明了社会较为稳定，比如经常处于战争状态的秦人便不采取这一 制度。399
说到这里，旧问题解决，却产生了一个新问题：既然名份是如此清清 楚楚地摆在大家眼前的，隐公和桓公的继承权合法性问题又该怎么解释？
如果这两人当中有一个是嫡长子，自然顺理成章地即位了事；就算两人都 是庶子，在鲁惠公的正妻没有儿子的前提下，比较一下两人母亲的身份尊 卑，这应该是一目了然的。而《公羊传》既然提出“桓公虽然年纪小，但 身份高贵；隐公虽然年长，但身份卑微”，那自然该是桓公即位才对。
照这么说，即位的确实该是桓公，这就是“子以母贵，母以子贵”的 继承原则了。据何休解释，隐公和桓公都不是嫡子（他们的父亲鲁惠公好 像没生出过嫡子来），而桓公的母亲是右媵，在所有姨太太当中地位最尊，
既然“子以母贵”，桓公便是当之无愧的合法继承人，而在他成为继承人之 后，“母以子贵”，他的母亲也会跟着沾光，身份会从媵妾升为夫人。“母以 子贵”的另一说（如何焯）是：姨太太如果生了儿子，身份就会按次序得 到提升。400
但是，从《公羊传》原本的说法来看，事情并不是那么一清二楚的，
隐公母和桓公母的身份差异似乎是微乎其微的，所以搞得连鲁国人也不是 很清楚她们到底谁尊谁卑。但这个解释很难站得住脚，因为如前所述，这 种身份差异无论再怎么细微，也一定是有硬指标来区分高下的，怎么可能
隐公母和桓公母的身份差异似乎是微乎其微的，所以搞得连鲁国人也不是 很清楚她们到底谁尊谁卑。但这个解释很难站得住脚，因为如前所述，这 种身份差异无论再怎么细微，也一定是有硬指标来区分高下的，怎么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