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一开篇便疑义众多，除始隐之外，再如《春秋》与孔子的关 系，《春秋》书名的涵义，获麟一事到底是吉是凶……每一个看似无聊的问 题都有着许许多多歧义纷纭的答案，而且很多都是直到今天也没有定论的。
一部《春秋》就是这样开始，还会这样进行下去，最终还将这样结束。
1．元年春王正月
回顾一下《春秋·隐公元年》的全部内容：
元年春王正月。
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
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冬十有二月，祭伯来。公子益师卒。
看上去只是很简单的编年记事，说鲁隐公元年，春天，正月；三月，
鲁隐公和邾仪父在篾地会盟；夏天，五月，郑伯在鄢地“克”了段；秋天，
周天子派宰咺送来鲁惠公和仲子的助丧之物；86 九月，和宋人在宿地会盟；
冬天，十二月，祭伯来了，公子益师死了。
从字面上看，以上就是《春秋经·隐公元年》的全部记事。遗憾的是，
即便把字面意思全部搞清楚之后，也只能知道这一年里发生了几件事情而 已，却无法知道其中详情，至于“微言大义”的褒贬好恶更无从得知。这 就像拿到一本新闻类杂志的封面，看到上边列举了本期几篇重要文章的大
标题，但是，如果不翻开来细看具体内容，谁能只从几个大标题就了解全 部事情的来龙去脉？桓谭的一句话是最常被人引用的：“《左氏传》于《经》，
犹衣之表里相待而成。《经》而无《传》，使圣人闭门思之十年，不能知也。”
87 这是说，如果没有《左传》这本教辅，只有一部《春秋》，就算让圣人 苦思十年，他也看不懂是什么意思。88
桓谭这话与《东观汉记》的记载相违，可信度很难确认，89 但就算不 是桓谭说的，至少也是一句很中肯的议论。当然，这也不是谁都认可的，
宋代学风就喜欢“舍传求经”，认为要理解《春秋》真谛，就必须排除“三 传”的干扰，甚至“六经皆自晓，不看注与疏”。90 不止于《春秋学》，宋 人经学的自信心与疑古精神空前强大，但他们所疑惑的不是圣人之非，而 是版本流传的讹误与传注的可信度。91
对于《春秋》来说，“三传”既是辅助，也是干扰，但宋人说归说，偷 偷还是要翻看“三传”的。桓谭的话到底说得实在，如果追求的不仅仅是 微言大义，而是还要“了解事件详情”的话，“三传”里真正能起作用的其 实也只有一部《左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左传》不仅在一开始的时候 并没有获得《公》、《榖》那样的官方权威地位，甚至长久以来都被质疑为 作伪，被认为是和《春秋》毫无关系的一部单纯的历史著作。92
现代人很难理解《左传》当时的窘境，《左传》到底属于经学还是属于 史学，如果打个现代语境的比方，大约相当于《资本论》到底属于意识形 态领域的唯一真理还是众多经济学说中的一家之言。93
“三传”解经，各有各的说法，在开篇第一句“元年春王正月”上便 已经显出不同了。
乍看上去，这句话好像平淡无奇，不过是记录一下时间罢了，然后才 开始进入具体内容。《春秋》里的这个“元年春王正月”无非就相当于普通 日记中的“2030 年春天，1 月 5 日，晴”，仅此而已。
但事情远非这么简单。疑点之一：为什么“隐公一年”要写作“隐公 元年”，这个“元”字有什么深刻涵义在？疑点之二：如果是“元年，春，
正月”，这倒是合情合理的时间记录，可“春”和“正月”之间怎么有个“王”
字，这是什么意思？这就连带影响到这句话应该如何断句的问题——是
“春，王正月”，还是“春王，正月”？疑点之三：普通的日记，在“2030 年春天，1 月 5 日，晴”这一时间记录之后是要交代当天所发生的具体事 情的，可“元年春王正月”之后却什么都没有，紧接着便开始进入“三月”
了，这显得不太合乎常理。
“元年春王正月”这句话本身是什么意思，《左传》和《榖梁传》并没 有给出说明，只有《公羊传》说：
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
春者何？岁之始也。
王者孰谓？谓文王也。
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
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
【译文】
问：什么叫“元年”？
答：就是国君即位的第一年。
问：“春”又是什么意思？
答：春天是一年的开始。
问：“王”指谁？
答：指周文王。
问：为什么先说“王”而后说“正月”？
答：因为这是周王历法的正月。
问：为什么要说周王历法的正月？
答：这是为了推重一统的缘故。（“大一统”的涵义较为复杂，后文详 论。）
2．元年大义
从《公羊传》这段文本本身来看，元年意为国君即位的第一年。但是，
据《春秋公羊传注疏》里何休和徐彦的权威注释，这一问一答的涵义却远 不止这么简单：只有天子的纪年才可以称之为元年，诸侯是不能称元年的，
鲁隐公是侯爵，根本就配不上称元年，发问者正是看到了这个矛盾所以才 这样提问的。从字面上说，“元”在这里的意思就是“第一”，在纪年上，
第一年叫做元年，“元者，气也，无形以起，有形以分，造起天地，天地之 始也……”何休把“元”又赋予了一个神秘的“气”的意义，于是乎“元”
就是天地宇宙的开始，所以，“元”之前自然空无一物，而“春”字系于“元”
字之下便很是合情合理了。——至此可见，“元”与“气”这两个在先秦时 代分属不同范畴的概念，在汉代已经合而为一了，一种新的宇宙本体论藉 此而成型，医学上也开始使用“元气”概念，这虽然是另一领域里的思想
发展，但流风及于经学自是难免，日后元气理论还有很多发展，晚近者如 被康有为发挥为人本主义，以反对程朱的天理至上论，94 可见其涵义何其 丰富。
从“元年”概念上，何休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说法：《公羊传》“元年 者何？君之始年也”，这个“君”字是大有涵义的。对于鲁隐公，可称侯，
可称公，也可称君，这里的“君”指的就是鲁隐公。“君”这个称呼，无论 是天子和诸侯都可通用 95——“君”之子就是“君子”，此即“君子”一 词的本义——所以，《公羊传》用“君”这个有着宽泛涵义的称谓赋予鲁隐 公天子之尊，而只有天子才可以改元立号，于是“《春秋》托新王受命于鲁，
故因以录即位，明王者当继天奉元，养成万物”。96
这是公羊学的一个重要理论，是说天命从此便由周王室转到了鲁国，
或说这种天命的转移只是出于孔子假托，即“托王于鲁”，而《春秋》贬斥 周王室，尊崇鲁公室，是谓“黜周王鲁”，再发展下去，鲁国的孔子便继承 天命，成了无冕之王（素王），97 他的这部《春秋》就是王朝宪法——不 过，这宪法既非为鲁，更非为周，而是预先为汉朝准备的。汉朝尊崇孔子，
这就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此中深意，“按董仲舒的政治思想，落在政权、
政体、政制上说的虚权，其所虚之权，乃是指‘立道’、立法、制度权。而 所谓‘立道’之道，则就是国家根本的大经大法，是政权的轨道。按秦制，
这些属于国家最高权力，归皇帝一人掌握。董仲舒鉴于暴秦专权之弊，通 过他的素王理论明白确定地表达出，这些立道、立法、制度权，在孔子这 位居于圣格的素王，也就是说，董仲舒提出素王观念作为安排政权轨道的 原理，是想把这些最高权力从有冕之王处分割出来，划归于素王。素王所
立的大经大法即见于‘先正王而系万事’的‘素王之文’《春秋经》。”98
“先正王而系万事”，标元年意在正始，这普普通通的“元年”两字，
背后却有深刻的涵义，儒家一个重要的政治哲学理念就体现在这两个字上。
董仲舒《春秋繁露·玉英》说道：称一为元，是为重视开始。“元年”
是很有内涵的，告诉我们治国之道一定要从第一步就走好，而这个治国的 第一步就是正名。……《春秋》的原则，是“以元之深，正天之端；以天之 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诸侯之即位；以诸侯之即位，正境内之治；
五者俱正，而化大行。”99——说得很是玄妙，从一个“元”字摆正万事万 物的开始，从中央而地方，最后王政大行，天下大治。其实董仲舒如此深 奥的道理大略可以用两句俗话来表达，一是“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二 是“要正人，先正己，推己及人”。
第二点尤其是儒家一贯的政治理念：经世济民，先从皇帝开始。看杜 甫“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直到康有为公车上书，其意图都是要直接 打通皇帝路线，先从皇帝开始“正”起，然后影响到朝中大员、封疆大吏，
最后才波及到草民百姓。
至于“元者，气也”这个颇具神秘主义的解释，经师们更是没少阐发。
清人陈立《公羊义疏》引《汉书·律历志》：“太极元气，函三为一”，不但 把“元”和“气”捏在一起成为“元气”，还和太极搅在一处，甚至还有一 个好像是三位一体的神秘解释。
其实，《汉书·律历志》的这段话原本倒没有很复杂，在“太极元气，
函三为一”之后，紧接着解释道：“极，中也。元，始也”，可陈立没引这 段话，却另外阐发说：所谓“函三为一”，三即三才，一即乾元，三才之道
都被天统摄，这就是“元”。100
三才已经很玄妙了，再加上一个“大哉乾元”的“乾元”——事情只 要往《周易》身上一扯，想有个确切的解释往往就很难了。《汉书·律历志》
就从历法角度解释“元年春王正月”，说历法的开始被称之为“元”，但随 后不但扯上《周易》的“体元以居正”，还伴有复杂的数学运算。如此一个 奥义无穷的字眼，后来还被蒙元定为国号，其出处就是“大哉乾元”。101
典籍之中很有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终极概念，比如《周易》之太极，
《老子》之道，无不高深莫测。那么，既然都是高深莫测、解释不清的，
把它们捏在一起也就不会遭遇太有力的反对。如阮籍《通老子论》就把《周 易》之“太极”、《老子》之“道”和《春秋》之“元”说成是一回事。102
把它们捏在一起也就不会遭遇太有力的反对。如阮籍《通老子论》就把《周 易》之“太极”、《老子》之“道”和《春秋》之“元”说成是一回事。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