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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宗唐」的理據──集大成的姿態

有研究者指出,四靈為了彌補仕途不順遂,故希望透過努力不懈的創作以博取高 名。183我們並不否認此一論點,但求名則已,何以要選擇「唐詩」而非其它體式,更值 得探討。葉適〈王木叔詩序〉描述「唐詩」的特點:

近歲唐詩方盛行,……夫爭妍鬥巧,極外物之變態,唐人之所長也。184

所謂「爭妍鬥巧」涉及詩歌語言風格層面的問題,稍後再論;而「極外物之變態」是指 唐人刻畫外在景物的形貌,亦即鍛鍊景語,並精細入微。值得一提的是,葉適表面上雖 是談唐人,實則是藉「近歲唐詩方盛行」之預設,將此一唐人和南宋的「宗唐」詩人緊 密相繫。換言之,鍛鍊景語不但是南宋人心目中之唐詩的優點,因而崇效之,故也成為 這些南宋人作品的特點。葉適便形容徐照的創作活動:

上山下水,穿幽透深,拾其勝會,向人鋪說,無異好美色也。185

179 如紀昀《四庫全書總目.葦航漫游稿提要》便區分四靈、江湖:「南宋末年,詩格日下。四靈 一派,攄晚唐清巧之思;江湖一派,多五季衰颯之氣。」(卷165,頁 1410b)

180 陳起編:《南宋群賢小集》(台北:國立中央圖書館縮影室,1981 年,臨安府棚北大街睦親坊 陳解元書舖刊行本),武衍:《適安藏拙餘稿》,趙希意序,頁數汗漫難辨。

181 如張宏生:《江湖詩派研究》,第一章〈江湖詩派的形成〉,頁 13。另,許總《宋詩史》第六 編第一、二章雖分論四靈和江湖派,但也指出:「四靈詩不僅應當視為這一時期詩壇的重要內容,

而且客觀上與江湖派存在一種不可分割的整體性關係。」(《宋詩史》,重慶:重慶出版社,1997 年,第六編〈緒言〉,頁787)

182 另外要補充說明的是,戴復古、劉克莊是江湖詩人,也是公認的江湖詩壇領袖,如欲完整分 析江湖詩論,必不能對之視若無睹,但因兩人的「宗唐」觀念,在某一面向上,也是對四靈及一 般江湖詩風的反撥,別具意義,留待下一章再予探討。

183 趙敏、崔霞:〈論永嘉四靈對晚唐詩風的選擇〉,《嘉應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21 卷第4 期,2003 年 8 月,頁 44-47。

184 葉適:《葉適集》,卷 12,〈王木叔詩序〉,頁 221。

185 葉適:《葉適集》,卷 17,〈徐道暉墓誌銘〉,頁 321。

第三章 「宗唐」思潮的發展 .165.

從這段簡短的描述可知,徐照性喜親近自然美景,而這些自然美景也是徐照作品的題 材。可以說,徐照的創作動機是由這些自然美景所觸發的。徐璣謂之「詩思」,〈六月歸 途〉云:「客懷隨地改,詩思出門多。」186「詩思」是創作的靈感,走出戶外可以獲取 較多的創作靈感,相對而言,若如江西詩人閉門覓句,靈感則將日漸枯澀。

掙脫讀書學古的牢籠,除了可以獲致豐富的詩材,更隨之注重「情性」此一詩體本 質,葉適讚揚翁卷的詩:

自吐性情,靡所依傍,伸紙疾書,意盡而止。乃讀者或疑其易近率,淡近淺,

不知詩道之壞,每壞於偽,壞於險。偽則遁之而竊焉,險則幽之而鬼焉。故救 偽以真,救險以淺,理也,亦勢也。187

在此「自吐性情」和「詩道之壞」呈顯一種對立之態勢,葉適並未明言「詩道之壞」的 指涉對象,但從「偽則遁之而竊焉,險則幽之而鬼焉」的描述及宋代詩壇之情況,應是 指江西詩派。質言之,前者是指江西詩人「資書以為詩」,專意於組織典故或剽竊古人 陳言,故虛偽不真;後者是針對「以才學為詩」,競用難字險韻,故謂之奇險。其實早 在張戒便已指出,用典或逞才學本身並非缺點,端看創作者如何操作而已,如江西詩人 專意於此,反而掩沒了胸中的真情實感。四靈回歸「真」、「淺」非但不應被懷疑,而且 是詩壇不得不變的合理趨勢。

葉適上文雖未拈出「宗唐」此一字眼,但由於四靈是當時「宗唐」的主角,而且參 照方嶽《深雪偶談》的相近見解即可明白,葉適標舉「自吐情性」其實與「宗唐」思潮 有密切關連:

范石湖田園雜詩,驗物切近;但句律太憑力氣,於唐人之藩,尚窘步焉。188

這段文字是評范成大(1126-1193)之詩「驗物切近」──仔細刻畫田園風景,宋人陳 元晉云:「近世宗晚唐者,則以體物切近為工,以寄興高遠為忌。」189可知范詩在這方 面頗具晚唐風味。但方嶽緊接著筆鋒一轉,批評范成大過度憑任才學為詩,雖有近於唐 詩之處,終究無法企及唐詩之境。其間的緣由,且看方嶽如此評論賈島之詩:

186 陳增杰點校:《永嘉四靈詩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 年),徐璣《二薇亭詩集》,卷 下,〈六月歸途〉,頁143。

187 翁卷:《西巖集》(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葉適〈西巖集 原序〉,頁1 上-下。

188 方嶽:《深雪偶談》,吳文治主編:《宋詩話全編》,冊 9,頁 8885。

189 陳元晉:《漁墅類稿》(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 5,〈跋 楊伯傅詩後〉,頁17 上。

.166. 宋代「詩學盛唐」觀念的形成與內涵

誠不欲以才力氣勢,掩奪情性;特於事物理態,毫忽體認。190

文中指出,賈島不以才學為詩,故不會掩奪情性,可知范成大憑任才學創作因而無法企 及唐詩的緣由,即「情性」的掩蓋不彰。具體而言,如錢鍾書分析范成大的詩:「他就 喜歡用些冷僻的故事成語,而且有江西派那種『多用釋氏語』的通病,……他是個多病 的人,在講病情的詩裏也每每堆塞了許多僻典,我們對他的『奇博』也許增加欽佩,但 是對他的痛苦不免減少同情。」191范成大愛用僻典,是「太憑力氣」的寫照,對讀書普 遍不多的江湖讀者而言,恐會產生理解文義的困難,遑論進一步去引發他們的共鳴,即 使博學的錢鍾書先生亦不免覺得對他減少同情。方嶽《深雪偶談》又清楚說道:

本朝諸公喜為議論,往往不深喻;唐人主於性情,使雋永有味,然後為勝。192

這是就讀者之感受效果而作的評比,「本朝諸公」當指蘇、黃或江西詩人等「宋詩」代 表,他們通常基於一種特殊的觀照方式,以「議論」的手法表現胸中之思想感情,理路 清晰,不似「唐人」純以抒情為旨歸,故就讀者的閱讀感受而言,也遠不如「唐詩」能 蘊含耐人咀嚼的餘味。193

宋代「宗唐」思潮,最初是針對江西詩在語言風格方面的弊病而提出的,葉適和四 靈亦承襲此一傳統,葉適〈徐斯遠文集序〉從學詩方法的角度,承認江西詩人學杜此一 客觀事實,但又主張以「唐詩」來扭轉江西詩病:

慶曆、嘉祐以來,天下以杜甫為師,始黜唐人之學,而江西宗派章焉。然格有 高下,技有工拙,趣有淺深,材有大小,以夫汗漫廣莫,徒枵然從之而不足充 其所求,曾不如脰鳴吻決,出毫芒之奇,可以運轉而無極也。故近歲學者已稍 復趨於唐而有獲焉。194

文中指出,江西詩人效法杜甫,於是刻意營造弘闊的詩境及拙放的語言風格,然而葉適 質疑:每個人的寫作技巧、天分資材有高低之別,並非都能擁有杜甫那樣的大手筆妥善 驅遣語言文字,反而容易淪為空疏粗野。為了避免此病,不妨改學比較精工勻緻的「唐 詩」,〈徐道暉墓誌銘〉具體形容此一詩體:

190 方嶽:《深雪偶談》,吳文治主編:《宋詩話全編》,冊 9,頁 8885。

191 錢鍾書:《宋詩選註》,范成大注,頁 257-258

192 方嶽:《深雪偶談》,吳文治主編:《宋詩話全編》,冊 9,頁 8886-8887。

193 關於「唐詩」主情,那麼其對立的「宋詩」是否必然無情的問題,以及議論的表現方式,尚 須有一番辯證方能釐清,在此從略,請詳見第五章第一、二節。

194 葉適:《葉適集》,卷 12,〈徐斯遠文集序〉,頁 214。

第三章 「宗唐」思潮的發展 .167.

蓋魏晉名家多發興高遠之言,少驗物切近之實,及沈約、謝朓永明體出,士爭 效之。初猶甚艱,或僅得一偶句便已名世矣。夫束字十餘,五色彰施而律呂相 命,豈易工哉!故善為是者,取成於心,寄妍於物,融會一法,涵受萬象,豨 苓、桔梗,時而為帝,無不按節赴之,君尊臣卑,賓順主穆,如丸投區、矢破 的,此唐人之精也。……發今人未悟之機,回百年已廢之學,使後復言唐詩自 君始,不亦詞人墨卿之一快也!惜其不尚以年,不及臻乎開元、元和之盛。195

這段文字的深刻意蘊,後文再予詳談;在此我們要先指出的是,透過上文,可見葉適所 謂「唐詩」精工勻緻的語言風格,乃是經過高難度的推敲與安置,舉凡對偶、平仄、用 字、遣詞等等,都必須「警切深穩」196,最終使詩中各項要素相配合得恰到好處,不容 絲毫增減。這令我們想起本章第一節探討黃庭堅「無一字無來處」的觀念,也是注重用 字謹嚴乃至無可動搖,然則四靈「宗唐」與黃庭堅看法的差別何在?要言之,黃庭堅勸 人用字謹嚴,是為了針砭「好作奇語」(例如拘於聲律)之病,否則便會妨礙情意的準 確表述;而四靈考量的則不是能否達意的層面,僅專就語言形式及其風格而論,與黃庭 堅之觀點可謂截然相反。

葉適〈徐文淵墓誌銘〉認為自四靈以後「唐詩繇此復行矣」,乍看頗易令人以為四 靈首開「宗唐」風氣,但從以上的分析,可以輕易發現,葉適和四靈的觀點殊乏銳意創 新處,例如:論詩材的部分顯然可以推溯到楊萬里;注重情性此一詩體本質的觀念,亦 已見諸張戒的詩論;對於理想詩歌應有之語言風格的重檢,更是從韓駒到陸游持續關注 的話題。然則,難道是葉適信口開河?如果答案為否,則葉適和四靈的「宗唐」具有什 麼意義,以致成為人們心中「宗唐」的典型?不難察覺,前人的探討固然是葉適、四靈 觀念的淵源所在,但仍各有所偏,而且對於江西詩仍存有或多或少的關連(如韓駒與陳 與義畢竟是江西宗匠,陸游及楊萬里早年亦學江西),及至葉適和四靈,則以一種近乎 集大成的姿態,兼融前人的各種說法,而且據目前可見的資料,葉適和四靈的學詩和創 作活動,已與江西詩毫無關連了,毋寧是「宗唐」觀念的一大躍進。更緊要的是,四靈

葉適〈徐文淵墓誌銘〉認為自四靈以後「唐詩繇此復行矣」,乍看頗易令人以為四 靈首開「宗唐」風氣,但從以上的分析,可以輕易發現,葉適和四靈的觀點殊乏銳意創 新處,例如:論詩材的部分顯然可以推溯到楊萬里;注重情性此一詩體本質的觀念,亦 已見諸張戒的詩論;對於理想詩歌應有之語言風格的重檢,更是從韓駒到陸游持續關注 的話題。然則,難道是葉適信口開河?如果答案為否,則葉適和四靈的「宗唐」具有什 麼意義,以致成為人們心中「宗唐」的典型?不難察覺,前人的探討固然是葉適、四靈 觀念的淵源所在,但仍各有所偏,而且對於江西詩仍存有或多或少的關連(如韓駒與陳 與義畢竟是江西宗匠,陸游及楊萬里早年亦學江西),及至葉適和四靈,則以一種近乎 集大成的姿態,兼融前人的各種說法,而且據目前可見的資料,葉適和四靈的學詩和創 作活動,已與江西詩毫無關連了,毋寧是「宗唐」觀念的一大躍進。更緊要的是,四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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