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看重西學與修仙兩條濟世的途徑，不分先後、輕重，只是角色扮演的 差異而已。由於鄭氏宣揚西學，喚起眾人的變法意識，必須仰賴文字的 媒介，因此，他在中國近代史上鼓吹變法的形象特別突出，但是我們也 不能忽略他「成道濟世」此一平行的思路。這雖是冀望依靠修煉而來的 力量救世，與外在現實世界的改造少有聯繫。但是觀察鄭氏晚年的內心 世界，會發現隨著中國的現實情況，越來越偏離其設想的改革軌跡時，
以法術快速解決種種亂象的想法，遂成為他救世的主要手段。
四、晚年珍視傳統
（一）從「中本西末」到「內聖外王」
過去學界的研究只注意鄭氏思想趨新的一面，但是筆者發現，他晚 年的思想更珍視傳統，不再積極宣揚學習西方。他晚年對中、西學在濟 世之道的宣傳分量與位序的改變，充分表現在《盛世危言》前、後編的 定位上。
上文提到鄭氏養成教育的過程中，閱讀大量宋明理學的著作，他對 知識的分類，對生平著作的定位，也充分體現此一影響。《前編》首列
〈道器〉篇，是全書的總綱。鄭觀應從宋儒常講的道、器概念，闡述「中 本西末」的理念。他宣揚「器不離道」的觀念，提出西學源於中國說，
意圖在學習西方文明之餘，能維繫民族的文化自信心。從當時的思想氛 圍來看，該文實欲藉「道寓於器」的觀念，提高「器」的地位，肯定向 西方學習器物與制度的正當性，107此一思路脈絡早已廣為人知。
相對於此，很少人看重《後編》在鄭氏思想歷程上的意義。這部集 子自一九○八年開始編纂，108直至一九二一年才正式出版。109內容收錄
107 鄭觀應，〈道器篇〉，《鄭集》，上冊，244；小野川秀美著，黃福慶、林明德合譯，
《晚清政治思想研究》，70~73。
108 潘飛聲，〈盛世危言後編潘序〉，《鄭集》，下冊，7。
了他生平的書信、文章，係其晚年編纂個人生平的篇什之集成。110鄭氏 提及此書的次第時說，首卷〈道術〉篇講道術，即「正心修身，窮理盡 性至命之學」，而內容多三教（道教為主）的修煉之學；其他各卷，講 求治道，即「齊家治國、安內攘外，自強之說」。111體用、道器與修齊 治平之學，皆是宋明理學常見的觀念，鄭氏依宋明理學的傳統，對畢生 的著作加以分類，這是我們在留心他倡議西法之餘，不應忽略的事實。
由於時空背景的更替，《後編》一向不受重視，連帶的，此書體現 鄭氏晚年濟世思想的轉變，少見論及。從內容上來看，這部書雖然是採 擇其生平著作而成，但是鄭氏對它的整體期待已有所不同，宣統元年
（1909），他在《後編》的序文說道：
今朝廷變法，講究學校，尚望愛國濟時之君子注意內聖外王之 學，……毋假公濟私，毋黨同伐異，折衷中、外教育……道德固與 富強等量，富強亦與道德齊觀，則郅治日臻，四方咸服，重睹唐、
虞盛世矣。112
如果《前編》的〈道器〉篇是在保守的思想氛圍下宣揚西法，此時鄭氏 已在思潮不斷趨新的環境下，回頭強調「內聖外王」的傳統理想。從細 微處看，鄭觀應不再特別宣揚趨新的價值，而是以「內聖外王」之學，
期許愛國的君子，並宣揚傳統的政治理想。
事實上，鄭觀應重新揭示「內聖外王」之學，意在回應現實環境的 若干變化。王國維曾指出西學傳入後，內聖外王之學一分為二，中學在 外王領域已無主導權，只能往內退。鄭觀應的著作也如實反映此一歷史 現象。除了〈道術〉篇以外，《後編》其他卷談治道的內容，西學幾乎
109 夏東元，〈編輯說明〉，《鄭集》，下冊，頁 1 下，註 1 的說明。
110 易惠莉說，鄭觀應在一九○八年編纂此書，除了對生命不久的擔憂外，也有為「政治 上被社會遺忘而進行抗爭的積極意圖」，並指出鄭氏此時在政治領域與企業活動都表 現出很高的熱情。見易惠莉，《鄭觀應評傳》，674~676。但是《後編》的出版，主要 和晚年的心境相關，鄭氏在一封寫給五弟的書信裡提到，自己年近七十，來日無多，
所以急著出版救世之言。鄭觀應，〈致天津翼之五弟書〉，《鄭集》，下冊，1182。
111 鄭觀應，〈盛世危言後編自序〉，《鄭集》，下冊，14。
112 鄭觀應，〈盛世危言後編自序〉，《鄭集》，下冊，14。
籠罩一切，彰顯了近代中國士人普遍面臨「國」與「身」分裂的窘境。113 鄭氏以內聖外王之學定位《後編》，意欲納入西學後，重新揉合中、西 學，挽回當時學問已面臨國、身分裂的局面。
有一點殊值玩味：何以在西學已籠罩外王領域的情況下，鄭觀應在 信念上仍相信傳統的學問有「修齊治平之精理」？114事實上，他從未宣 稱中學不管外王領域，甚至在新文化運動「重估一切」的思想氛圍下，
他更強調研治經書，能使學者知曉禮義廉恥與「修齊治平之精理」。此 處的「精理」二字，已洩漏鄭氏認為中學具體效用不大的心跡，但在信 念上，他仍相信傳統學術的功用。筆者以為，此種心態體現信仰在其思 想層面上的重要影響。由於道教佔據鄭氏的心靈內核，在三教同源的前 提下，以三教為主體的中學體系，不僅很難完全被擊倒，反而成為他抵 禦外在思想文化變遷的憑藉。
鄭觀應從主張「中本西末」，到提出「內聖外王」的理想，反映其 晚年更珍視傳統內聖領域的思想傾向。他希望國家追求富強的同時，也 能兼顧「道德」，以內聖外王的政治領袖，做為改革中國的中堅力量。
而且，從上引序文中「今朝廷變法，講究學校」一段，可知鄭氏晚年珍 視傳統，係源於新式學堂帶來的文化衝擊而引發的反思。
鄭氏很早就注重西洋的學校制度，115《前編》亦有〈學校〉與〈西 學〉二文專論中國學校的改革。然而，一九○五年打著西化旗幟的新式 學堂開辦後，他卻抱持較激烈的批評態度。當時報紙刊載動輒罷課的風 潮，讓他不敢恭維。116若干今人眼中認為是新學生進步的表現，如講自
113 王汎森，〈中國近代思想中的傳統因素〉，收入氏著，《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
146。
114 鄭觀應，〈答潘蘭史徵君論讀經書〉，《鄭集》，下冊，249。另外〈答楊君弨伯、梁 君敬若、何君閬樵書〉中，鄭氏也指出，誠正修齊治平之道在四書五經：「夫誠、正、
修、齊、治、平之道，莫不備載於五經四子書，誠歷千秋而不變，亙萬古而常昭，豈 能弁髦視之哉！」（頁 251）
115 鄭觀應，〈論考試〉附〈論洋學〉，《鄭集》，上冊，106~109。
116 鄭觀應，〈與月岩四弟書〉，《鄭集》，下冊，241。
由、有愛國心、鼓動學潮、挑戰權威等舉措，117都成為這位「開明思想 家」筆下批判的對象，並以此訓誡子侄。118在他看來，那些「動說自由」、
「動說愛國」、滿口新名詞的人，不僅不學無術，更是道德敗壞、風俗 日壞的元兇。119而學子道德的墮落，與他們只重新書，不習四書、五經，
有很大的關係。一九一九年，在招商局公學開學的訓詞中，鄭氏強調新 學只講形器之學，不是根本的學術，當時學生不研究「根本學術」，昧 於道德的情形，令人擔憂。120顯然在新式教育系統日益威脅傳統四書、
五經的地位時，他卻逆著時代的新風潮，反過來強調「道德不立」，則
「學術無根」，121凸顯舊學對陶冶品格的重要性，並提倡學校讀經的運 動。
上海一地的風俗轉變較快，受到的文化衝擊也較大，這位鼓吹學習 西法的買辦商人，很早就訴諸於嚴格的道德教育資源。一九○二年，鄭 觀應請翼化堂重刊劉蕺山的《人譜》，希望流傳此書，以達到「正人心」、
「維世教」的目的。122在私生活的領域裡，他批評家中子弟「不識禮節，
不曉公理，動說自由」的習性，123後來也以《人譜》陶冶族中子弟的德 性。《人譜》是明末道德嚴格主義的產物，嚴格促人改過、省過。124面 對清末傳統文化失落的衝擊，鄭氏竟開出這帖猛藥，希望兒童從小接受
117 桑兵，《晚清學堂學生與社會變遷》（上海：學林出版社，1995），176~181、186~188、
211~215。
118 鄭觀應，〈訓子侄〉，《鄭集》，下冊，211~212。
119 在〈致家塾潘教習論朱星源小、大學書〉一文裡，鄭觀應批評新派人士時，說道：「一 馴至今日，一般自命開通之學生，粗得西學皮毛，輒滿口名詞，自詡為通才碩學，時 帶金絲眼鏡，口含雪茄煙，革靴西服，有不可一世之概。跡其所行，假公濟私，利祿 薰心，廉恥道喪，輕佻浮躁，指習成風。吁！世道人心，安得不日非而日壞耶？」《鄭 集》，下冊，210。
120 鄭觀應，〈招商局公學開學訓詞〉，《鄭集》，下冊，262。
121 鄭觀應，〈致鄧用甫太守書〉，《鄭集》，下冊，409。
122 鄭觀應，〈劉蕺山先生人譜序〉，《鄭集》，下冊，1205。
123 鄭觀應，〈與月岩四弟書〉，《鄭集》，下冊，242。
124 王汎森，〈明末清初的人譜與省過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3 本 3 分（1993，臺北），679~712。
嚴格的道德教育，顯示他此時更看重傳統的道德體系。顯然，新式學堂 興起後，學生與子弟道德的淪喪，皆引起他的側目，而亟思改變，也造 成他對中學與西學在宣傳順位之位移。
鄭觀應以為，清末民初競爭激烈的中外世局，是整個世界道德衰頹 的縮影。他指出，清末政界、商界「人心之壞」，緣於不重道德，125並 強調民國初年是個亂世，126因此，在遺囑中特別叮嚀子孫不要從政。127 他宣揚學習議院制度不遺餘力，卻直接批判民初的議員缺乏道德，是共 和成立後政局亂象的來源，128而且力贊康有為《共和評議》對時政的批 評。此時，鄭氏對世局的觀察，常常帶有濃厚的道德批判意味。《天演 論》譯介後，競爭淘汰的觀念影響晚清思想界甚鉅。他吸納新的競爭世 界觀的同時，也批評當世有強權而無公理，是個道德墮落而秩序混亂的 世界，並期待將來的世界，是以道德為基礎。129這時鄭氏心中常常有舉 世皆道德墮落的深切痛惡感，他甚至發出法律制度、器物形式只是表 面，道德才是國家社會根本的呼聲。130
鄭氏將晚清最後十餘年西學湧入、政局不穩的現象，皆歸因於道德
鄭氏將晚清最後十餘年西學湧入、政局不穩的現象，皆歸因於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