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獻的書寫往往受到書寫者／保存者政治與文化立場的制約，並牽涉種 族、階級認同與不同的政治結構與權力分配。乙未割台與日治時期的台灣書寫，
它們本身就鑲嵌在帝國主義殖民統治與東亞現代化的歷史脈絡之下，無論殖民 與被殖民者的書寫都往往呼應帝國主義／殖民性的議題，呈顯殖民與被殖民者 之間的勢力拉扯。就被殖民的台人而言，乙未割台標誌著台灣官民在甲午戰敗 後淪為殖民犧牲品的創傷，一方面掀起地方仕紳的「遺民」心理，帶動大量反 抗殖民者的詩文創作；但另一方面，在帝國的文化籠絡下，部分仕紳亦出現親 近殖民者的傾向，進而創作親附、認同殖民統治的詩文作品。就殖民者而言，
蓄勢待發的殖民者迫不急待地展現規訓、審視與「教化」台人思想行為的意圖，
藉著創辦親官方刊物、編撰教育讀本與一系列表彰道德的「節孝錄」，傳布經殖 民者篩選、詮釋的知識與內容，並透過編修記錄台灣風俗文化的「采訪冊」，以 殖民者的視野重塑台灣的生活與文化風貌。
國府遷台為台灣帶來新的文化轉折。國民黨政權在文化心態上原傾向「西 化」，遷台後卻因政治上的種種需要，轉而標舉「捍衛中華文化」，以「去日本 化」「再中國化」為文化政策的基調42。此種政治文化氛圍，成為《文叢》編輯
42 參考黃英哲，《「去日本化」「再中國化」─戰後臺灣文化重建（1945-1947）》，頁15-18。
廖咸浩，〈斜眼觀天別有天：文學現代性在臺灣〉，頁395-444。
過程中的整體文化背景。儘管如此，周憲文在收集、選刊日治時期台灣文獻時 仍能採取多元觀點，客觀地收編日治時期以殖民者角度書寫的史料，這使得《文 叢》所收日治文獻書寫者的立場與身份皆十分多元，反映出交錯於傳統與現代、
殖民與被殖民之間的日治五十年台灣史，勾勒出日治時期台灣書寫眾聲喧嘩的 樣貌。大致而言，《文叢》中所收日治文獻可分為以下幾類：
1. 日人對台灣之研究與記錄：如《臺灣番事物產與商務》（第 46 種）、《臺 灣私法債權編》（第79 種）、《臺灣私法商事編》（第 91 種）、川口長孺《臺 灣割據志》（第1 種）及《臺灣鄭氏紀事》（第 5 種）、齋藤正謙《鄭氏關 係文書》（第69 種）、佐蒼孫三《臺風雜記》（第 107 種）、鷹取田一郎《臺 灣孝節錄》（第108 種）、中根淑《琉球形勢略》（第 292 種）等。
2. 親附殖民政府之傳統仕紳為日本政府所做之采風記錄：如蔡振豐《苑裏 志》（第48 種）、吳德功《彰化節孝錄》（第 108 種）等。
3. 台灣漢人反對殖民統治者之詩文：如王松《滄海遺民賸稿》（第 50 種）、 丘逢甲《嶺雲海日樓詩鈔》（第 70 種）、連橫《劍花室詩集》（第 94 種）等。
4. 大陸來台考查者：程家潁《臺灣土地制度考查報告書》（第 184 種）。
在整體政治與文化氛圍的籠罩下，殖民者意圖抽離被殖民者的文化主體，
並以帝國霸權論述重新填充，因而使得殖民者的台灣書寫富有策略性43。除了 在台日籍作者的台灣書寫之外，部分傳統仕紳亦在殖民地時期複雜的政治與社 會情境、人脈交遊等考量下，創作親附殖民統治的詩文。此類台灣書寫，往往 不以漢文化或「中國」為中心，而是將自身安置在日本帝國的權力邊緣。如《安 平縣雜記》對日本逕稱「帝國」，而稱中國為「清國」，並將福建浙江稱為「清 國福建浙江」等44。又如光緒 23 年所修撰的《苑裏志．賦役志》「田賦」條，
文中對日本殖民統治極力肯定：「自帝國蒞臺以來，即將明治二十八年錢糧一切 赦免，祇徵二十九年以後之額。其愛民之至意，亦可想見矣。」45
43 陳芳明，〈黃得時的臺灣文學史書寫及其意義〉，收於氏著，《殖民地摩登：現代性與臺灣 史觀》（台北：麥田出版，2004 年），頁 162。
44 周憲文，〈安平縣雜記弁言〉，《臺灣文獻叢刊序跋彙錄》，頁 172-173。
45 周憲文，〈苑裏志弁言〉，《臺灣文獻叢刊序跋彙錄》，頁 166-167。
類似的情況，也反映在《苑裏志．學校志》「樂器」條中：
國家（日本）得地之始，政府即孜孜求治；欲循臺民之慣例，以順民情。
王度恢恢，於是乎見。此節祀典，正宜悉仍前時之儀度、品物，依時舉 行，毋缺毋褻。既可覘一王之規模，並可以洽全臺之輿論；道何隆也？
典何盛也？則他日之人才輩出，亦於是乎基。（〈苑裏志弁言〉，頁166-167）
據周憲文考證，《安平縣雜記》作者不詳，而《苑裏志》作者蔡振豐則為苑裏當 地的仕紳，兩書的成書年代應在日治初期46。二書基本上反映殖民地時期部分 傳統仕紳的書寫心態，內容則表現出親附帝國主義的殖民者立場，以宣傳帝國 南方文化建設的角度來型塑台灣，形成獨特的殖民地文學型態。對於日治初期 此類作品的大量出現，周憲文於〈安平縣雜記弁言〉中分析：
不過有一點，卻得附帶說明的。即在日本佔據臺灣的最初幾年，它為了 要「籠絡人心」，對於「上層社會」的「讀書人」，特別注意。當時，它 派來臺灣的「地方官」，都儘量選擇能懂漢文、能做漢詩的人，以便與這 些「讀書人」詩酒聯歡，進而促使他們為日本統治臺灣而服務。這些「讀 書人」所有的本領，除了認得一些字、可能還會做些詩以外，就是知道 一些過去的掌故與當地的風俗；於是，日本人就利用他們做「採訪編輯」
的工作。因為日本人初來臺灣，「入境問俗」，這些掌故與風俗，是他們 的統治基礎所在，為他們所急需了解的（當年臺灣總督府且有「舊慣調 查會」的組織）。在這一情形之下，結果就有不少「地方采訪冊」之類的
「著作」脫稿。47
周憲文指出，日治初期政治上「循臺民之慣例，以順民情」的舉措具有深刻的 政治意涵，它不僅便於帝國主義統治者瞭解殖民地民情，更有能「洽全臺之輿
46 周憲文，〈苑裏志弁言〉，《臺灣文獻叢刊序跋彙錄》，頁 166：「省立臺北圖書館藏有《苑 裏志》稿本，是日本佔據臺灣以後的第三年、即光緒三十三年（1897 年）苑裏蔡振豐所 修輯的。蔡君為前清附生。據其自序，是在光緒三十三年三月應當時臺中縣苗栗支廳長 橫堀氏之聘……應邀修輯《苑裏志》。」
47 周憲文，〈安平縣雜記弁言〉，《臺灣文獻叢刊序跋彙錄》，頁 173。
論」的附加價值。透過延攬臺灣知識分子編修臺灣各地地方志、采訪冊、舊慣 調查，一方面使帝國政府瞭解殖民地狀況（亦即「臺民之慣例」），「以順民情」
而利於殖民統治；另一方面也藉著進行地方風俗文獻的編纂，讓仕紳參與殖民 地的文化政策，以籠絡具有地方影響力的仕紳，塑造有利於殖民者的輿論。周 憲文〈苑裏志弁言〉提到：
當時，日本人來臺灣不久，在文化方面有一特殊現象。他們（來臺日人）
不但歡喜做些漢詩，而且常用漢文寫作。他們的目的，無非想藉以接近 並吸引上層的知識份子。這一政策，是部份成功的。這本《苑裏志》，就 是有力的物證。（〈苑裏志弁言〉，頁166-167）
殖民地時期此類傳統仕紳的台灣書寫，其敘事策略具有高度的政治性，企圖美 化帝國的殖民統治，並將台灣織入帝國的政治與文化脈絡裡。與部分以「遺民」
自居的地方仕紳所進行的、具有反抗殖民者意味的台灣書寫相較，此類作品更 能對比呈顯出日治初期台人在政治認同與文化心態上的多元性。
儘管周憲文對日治時期的台灣史詮釋自有立場，但他對於台灣知識分子在 殖民地時期撰寫親附日本帝國主義之詩文的現象，基本上仍抱持著理解的態 度。這樣的心態也反映在《文叢》的編刊上，在整理日治文獻時廣泛蒐羅採以 遺民自居的台灣仕紳、在台日人、以及親附殖民統治之台人作品，以呈顯日治 時期台灣書寫的多元觀點。在戰後民族主義高漲的整體政治文化情境下，周憲 文這種對殖民地歷史相對客觀的包容心態，或許與他少年時期負笈京都就讀京 都帝國大學的留日背景有關。周憲文認為，殖民地時期的台灣書寫有其特殊的 政治與文化情境，日治初期「地方采訪冊」與地方志的書寫活動，事實上正呈 顯著帝國與被殖民者之間複雜的權力支配結構與從屬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