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獻，記錄了一個時代對事件觀看、記錄、解讀與詮釋的角度，因而就保 存文獻的「存真」立場而言，《文叢》對日治時期台灣文獻的刪修頗受爭議。周 憲文一方面相信「資料的公開是學術進步的前提條件」（〈匆匆二十四年〉，頁 296），一方面卻又以自身的文化認同與政治立場介入文獻的整理與刊行。即使
〈弁言〉中已一一指明《文叢》刊本《苑裏志》中刪去的段落，仍易使讀者受 到《文叢》對日治台灣史的觀點制約。
然而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編輯者如何決定哪些文獻應該被刊行、如何定位 這些文獻、如何透過文獻的刊行建構明鄭至日治時期的台灣歷史發展框架，事 實上也反映出編輯者解讀歷史的視角。《文叢》整個編輯活動，以及刊本對日治 史料的刪修、在各書「弁言」、「序」、「跋」裡所提出的刪修理由，甚至周憲文 對於這些刪修動作「對於臺灣文獻的本質，是絲毫無所損傷」的信念，都具時 代意義。它反映出 1950-1970 年間對日本殖民時期的歷史記憶的一種詮釋與觀 看方式，以及重新追溯、重新建構台灣史的意圖。
整體而言，《文叢》在編修、刊行日治時期台灣文獻時，仍無法超越戰後「去 日本化」的整體政治文化氛圍。周憲文在《文叢》序跋裡明確宣示「去日本化」
的企圖，隱示其中「再中國化」的立場。《文叢》的其他編輯者明白指出，對於 文獻的編修態度係以周憲文的整理原則為依據。如負責整理刊行《樹杞林志》
的林真，即於〈樹杞林志弁言〉中明言：
現在把部份內容失去國家民族之立場者，完全依照周憲文先生在〈苑裏志 弁言〉上所說的整理原則：「凡是事實，我們祇去其有礙於國家民族的字 面，而仍予保留；凡屬議論，要是有害於國家民族的利益，一概剷除」。55
55 林真，〈樹杞林志弁言〉，《臺灣文獻叢刊序跋彙錄》，頁 196。
《臺灣文獻叢刊序跋彙錄》中，周憲文在序跋裡一再提及他對日治時期台灣文 獻的處理準則─維護「國家民族的利益」（〈苑裏志弁言〉，頁166-167。）。就 周氏與林氏所言，應可推測周憲文即是主導《文叢》編輯群對日治時期台灣文 獻處理態度的關鍵人物。
戰後國府在文化政策上的「去日本化」、「再中國化」策略，形塑了戰後初期 台灣的政治文化氛圍56。然而周憲文在《文叢》編輯過程中表現出的強烈國族意 識，除與戰後民族主義高張，及國府主導的「文化重建（cultural reconstruction）」
氛圍攸關之外57，也與他作為戰後初期國府接收人員的入台背景有密切關聯。
1945 年二戰結束，周憲文作為陳儀隨員來台，其後終老台灣。做為國府遷台的 接收人員的歷史經驗，以及入台後面臨的文化衝突與社會矛盾，很可能是這種
「維護國家民族利益」的文化使命感生發的觸媒。1946 年，來台未久的周憲文 在《新生報》上發表〈如何看臺灣〉的短文，論及戰後台灣未來文化走向。他 認為，二戰結束後「臺灣既由日本的殖民地解放出來」，作為殖民地的命運既已 走向終結，因而也必須從殖民情境中解放58。將台灣由「日本的殖民地」中「解 放」的時代信念，成為周憲文解讀／構建台灣自前近代至現代的歷史發展脈絡 的基本立場。其後，周憲文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推動的《文叢》編輯活動，以 及他對於《文叢》刊本中日治時期台灣文獻的整理，都延續著此一脈絡而展開，
呼應他「去日本化」、建構台灣史的意圖。
受到戰後高漲的民族意識的制約，在《文叢》刊本中所收的日治文獻中，
時時可發現周憲文為求維護「國家民族利益」而「去日本化」的痕跡。然而就 周憲文自身的學經歷背景來看，他本人與日本淵源甚深─二戰前留學日本、
擔任留日學生監督，來台後亦有不少日籍友人，編修《文叢》與《研叢》時親 自翻譯大量殖民地時期的日文文獻並付梓刊行。他自身親近、理解日本文化，
56 黃英哲，《「去日本化」「再中國化」─戰後臺灣文化重建（1945-1947）》，頁 15-18。
57 此處所說的「文化重建」，係以黃英哲《「去日本化」「再中國化」─戰後臺灣文化重建
（1945-1947）》中所定義之「為了強固國家體制而以人為的力量建構文化。如此情況下 建構出的文化不是自然形成的，乃是自上層或外部強制產生。」（黃英哲，《「去日本化」
「再中國化」─戰後臺灣文化重建（1945-1947）》，頁 17。
58 周憲文，〈如何看臺灣〉，《稻粱集》上冊，頁 228。原文刊於《新生報》，1946 年 6 月 9 日，「星期專論」。
卻又在編輯《文叢》的過程裡意圖洗刷日本殖民記憶、展現強烈的「去日本化」
態度。此種看似矛盾的文化心態，或許與1946 年他對戰後台灣社會與台人文化 心態轉折的觀察有關。
1945 年底二戰結束，台人欣迎國民政府官員來台。1946，台海對岸的第二 次國共戰爭正如火如荼地進行，而台灣無戰事。在表面的平靜下，光復後的台 灣社會，文化衝突的能量迅速聚積。終於在1947 年初，隨即發生台人與國府接 收人員之間的大規模衝突─二二八事件。做為陳儀政府隨員，周憲文經歷「初 光復時當地老百姓如何歡迎接收人員」59的熱絡，但也隨即感受台人對於大陸 來台人士態度的轉變。他顯然對當時台灣社會的焦慮氛圍有所感觸，分別在 1946 年 2 月與 6 月的《新生報》裡發表〈從大處看〉與〈如何看臺灣？〉兩篇 社會評論，從經濟型態、文化心態兩方面，分析台灣人民對於大陸來台人士態 度的轉變與光復後所產生的社會問題。
周憲文認為，戰後台灣經濟的蕭條，是導致台人不滿陳儀政府、懷念日治 時期經濟榮景的原因之一。在〈從大處看〉一文裡，周憲文以留日經濟學家的 身份，對光復後台灣工業蕭條提出解釋：
以工業為例，臺灣過去的各種工業，完全表現殖民的姿態，或其目的重 在「培養」日本，或其存在必須「依賴」日本。前者是說這些工業今天 已無存在的必要，後者是說這些工業今天已無存在的可能。凡此種種，
當然不能保持，而是急須改進的。如果我們希望原有的工廠個個都要，
而且都能照舊開工，那不但是空想，而且是錯誤的。60
周憲文指出，「殖民地經濟」是乙未割台以來台灣最主要的經濟型態，而殖民地 經濟對殖民母國日本經濟之間具有強烈的依賴性。無論殖民地與帝國間經濟互 動的關係是「培養」或「依賴」，殖民地的經濟發展都必須附著在整體帝國的經 濟系統裡存在。戰後台灣擺脫殖民情境，原有的經濟型態自然也必須面對轉型 的考驗與挑戰。他在另一篇文章─〈如何看臺灣？〉一文裡提及，戰後台灣
59 周憲文，〈如何看臺灣〉，《稻粱集》上冊，頁 225。
60 周憲文，〈從大處看〉，《稻粱集》上冊，頁 278-279。原載於《新生報》，1946 年 2 月 3 日，「星期專論」。
蔗糖產量驟減的原因，在於戰後台日交通幾瀕斷絕，日本肥料無法進口供應台 灣所需而導致61。因此周憲文認為，戰後的台灣工業所面臨的工廠關閉問題，
是在台灣脫離殖民統治、離開日本殖民經濟體系之後的必然現象。
至於光復前後台灣人民對國民政府的期許與失落，周憲文則將之歸於殖民 地教育。他認為日治時期帝國論述的構建與殖民地文化教育政策改造了台人的 文化認同，導致臺人與文化與血緣上的祖國之間有著極大的價值觀歧異，而這 正是1946 年台灣社會躁動的主要原因。因此，他主張在文化政策上將文化視角 轉向中國，徹底去除日本帝國主義殖民的影子：「五十年來，臺灣祇是日本的殖 民地，一旦光復，有些地方是需要從頭改造的」62、「日本教育遺毒，還須澈底 根除」63。他認為，戰後台灣復歸中國，那麼「我們既是中國人，臺灣既是中 國地，在理應該是『就中國來說』」64。他希望國府能重建台人對中國文化的認 同，對於殖民地時期的建設也應還原到殖民脈絡來看待，不應在光復後繼續宣 傳日本文化價值觀。〈如何看臺灣？〉以日本式和室為例：
比方說臺灣那些日本式的房子，小巧整潔，別有風味，確是不差的。現 在這些房子被我們接收了，可說十家就有九家已經弄得不成樣子。過去 整潔的蓆地，現在大家可以穿著鞋子在行走……所以，近來大家差不多 是在異口同聲的說：「這些房子給我們住糟了」，「半年以後，將更不成樣 子」。是的，這都是事實。但可惜忘記了一點，那就是中國人住日本房 子。……因就今天的房子來說，這糟(1)不在日本式的房子，(2)不在住這 日本式房子的中國人，而在中國人與日本房子的矛盾。我們既然要把臺
61 周憲文，〈如何看臺灣？〉，《稻粱集》上冊，頁 227：「臺灣經過日本 50 年的統治，農業 特別發達；姑以製糖原料的甘蔗來說，民國28 年的生產額為 19616066 千斤，至於現在 呢，豈止一落千丈！……而其實呢，事情決非如此簡單。因為50 年來，日本對於臺灣的 設施，都以殖民地為目標，所以臺灣的甘蔗產量雖然年有增加，至其產蔗所必需的肥料，
主要又是輸自日本。……這也就是說，臺灣的甘蔗是依存於日本的。亦因如此，故在最 近的幾年間，因為臺灣對日本的交通幾瀕斷絕，日本的肥料無由進口，臺灣的蔗產原已 大大的減少。……當然，這一現象的指出，並不是說其間完全沒有所謂『人謀的不臧』，
而祇是說這並非全是『人謀的不臧』，而且這種『人謀的不臧』應當還是中國普遍的，不 是臺灣特殊的。」
62 周憲文，〈如何看臺灣？〉，《稻粱集》上冊，頁 226。
63 周憲文，〈從大處看〉，《稻粱集》上冊，頁 279。
64 周憲文，〈如何看臺灣？〉，《稻粱集》上冊，頁 226。
灣由日本人手裡收回來，而又怕「臺灣中國化」，這是不可思議的。如果 中國化不興，那是中國整個的問題，決不是臺灣局部的問題。65
灣由日本人手裡收回來，而又怕「臺灣中國化」，這是不可思議的。如果 中國化不興，那是中國整個的問題，決不是臺灣局部的問題。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