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春秋之前，對君臣關係和忠君概念的討論並不多。而它們 在春秋晚期卻變得日益重要，這反映出統治高層面臨著持續加劇 的危機。春秋中期前後，勢力強大的氏族基本上壟斷了諸侯所有 的權力，除了祭祀活動與一些禮制的特權之外，國内的經濟、軍 事以及行政的權利都歸於卿族。享「世祿」與「世官」的大臣，
43 中國與日本學者曾討論了先秦君臣關係及「忠君」概念的演變；詳見鈴木喜一，
〈春秋時代の君臣倫理〉，《日本中國學會報》34, 1982，第 1-16 頁;〈戰國時代の 君臣倫理—儒家を主として〉，《日本中國學會報》35, 1983，第 84-98 頁;〈戰國 時代の君臣關係—法家、游俠、從橫家の場合〉，《東方學》68, 1984，第 1-15 頁;
亦見寧可和蔣福亞，〈中國歷史上的皇權和忠君觀念〉，《歷史研究》2, 1994，
第 79-95 頁；劉澤華，《中國傳統政治思維》（長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
第252-283 頁。本文在他們論點的基礎上將提出荀子的君臣關係的看法及其與以前 思想家看法的關係。
荀子對春秋思想傳統的重新詮釋 163
以國為自己的所有，幾乎完全與自己的國君脫離。諸候與卿相之 間劍拔弩張的關係引起了一系列撼動春秋社會的激烈衝突，這使 得政治家覺悟到需重新解釋君臣關係的本質。而春秋時代獨特的 局勢在於卿大夫不只壟斷了政權，甚至完全主導了思想面貌。所 以，他們對於「忠君」觀念和臣對君的義務之定義，傾向於加強 大臣的獨立的權力。因此，他們認爲「忠臣」應該是「無私」的 和考慮國家的長期利益的，以此為行動依據的大臣，即使為了國 家利益而違反君命，也會受到周圍卿大夫的讚譽。春秋時期政治 家所讚譽的模範大臣之中，不但有許多違反君命或是犯君之臣，
甚至對於弑其君應該負責任的晉國趙盾，竟然也被當時人稱為「忠 臣」。44這個例子足以說明春秋思想對大臣的偏袒。
為了瞭解春秋時期臣對君義務的規範，我們再次回顧晏嬰的 言論。公元前548 年，齊國的大臣崔杼弑其君莊公，並盡殺了莊 公的「黨」(即支持他的諸臣)，且禁止為其服喪。而晏嬰卻無懼 於崔杼的命令，不願離開犯罪的現場：
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 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 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 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 稷是養。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
若為己死，而為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 而弒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45
44 有關趙盾詳見《左傳》，宣公二年；有關以他為「忠臣」見《左傳》，成公八年 及《國語》，〈晉語六〉。對春秋「忠」觀念的詳細討論，見Pines, Foundations，
146-158 頁。
45 《左傳》，襄公二十五年。莊公事前誘姦崔杼之婦；因此，晏嬰認爲他的死是由 於私人原因（為己死）。
164 國立政治大學哲學學報 第十一期
晏嬰明確地區分君主的兩重身份，一是作為私人的身份，另 一是作為國家的統治者。就公共事務而言，人臣應該依附其君，
然而就個人而言，臣卻沒有服從君主的職責。此外，如果君主輕 視他對國民及「社稷」（即國家和全體居民）46的義務，其臣也 不必服從與忠於他。君主與侍從之間的私人恩怨完全與大臣無 關，因為大臣的主要任務是對於社稷，並且他的「忠誠」的對象 就是社稷（即國與民）而非君主個人。
晏嬰的言論，綜合了春秋時期對君臣關係的看法。常被稱為
「民之主」的世襲的大臣，47他們自認背負著國家的命運，君主 對他們而言不過是「同儕中之首」（即歐洲封建社會所謂primus inter pares）。要得到他們的忠誠，君主必須確實的履行其職務及 保證國家的利益；否則，君主將無法使人臣服。忠於社稷肯定比 忠於君主重要。在春秋中期至晚期的政治局勢中，這種「忠誠」
的概念導致諸侯們進一步喪失其權力，因為幾乎所有不順從的臣 子皆可公開的以「社稷」之名來違抗君主的命令。照這樣解釋，
春秋時代的「忠」觀念顯然對大臣非常有利，卻不利於君主。48
46 關於以「社稷」作為國家居民集體存在的代表，見增淵龍夫，《中國古代の社會 と國家》（東京：弘文堂，1965）139-163 頁。
47 見《左傳》，宣公二年，以及楊伯峻的注，第 658 頁。
48 上述的觀點並不意味著春秋時代的思想家毫無猶豫地主張「違君」、「抗君」。
春秋時代的政治倫理也有絕對服從性（所謂「君命無二」、「君命，天也」，見《左 傳》僖公二十四年，定公四年）；還有「無私」的觀念（即「無私，忠也」，見《左 傳》成公九年），因此違反君命而同時自命忠信的臣，必須證明他的行爲符合於長 遠的「社稷」的利益，並跟他的私人利益無關。可是在具體的春秋時代政治條件之 下，「社稷」的利益常常被大臣而決定，讓他們用「公」的口號以成就自己的「私」。
詳見Pines, Foundations，136-163 頁。
荀子對春秋思想傳統的重新詮釋 165
同時，有一群社會地位較低的人，對「忠」有著完全不同的 看法，這些就是貴族的家臣。49家臣與其主公的不同，在於他們 沒有獨立的權力基礎，所以必須忠實地服侍主公。他們對主公是 絕對地依賴與忠誠，有許多至死方休的例子。公元前517 年，魯 國叔孫氏的司馬鬷戾決意支持謀反的季氏來對付魯昭公，他坦白 地說：「我家臣也，不敢知國。凡有季氏與無，於我孰利？」50 對鬷戾或其他家臣來說，公義或社稷的利益都是無關重要的。他 們必須盡其所能的去輔佐主公，並且全心全意的追隨其主，同時 要避免捲入有關國家和君主的重大事件。不論孰是孰非，主公永 遠是主公。51
如此，春秋時期對於「忠」概念有兩種解釋：大臣對國家長 期利益且無私的忠誠，及家臣對主公個人的忠心。這個差異基本 上反映了春秋世襲社會的時代特質：兩種「忠」概念基本上表示 了兩個不同的社會階層：即卿大夫與士。所以我們不難理解，公 元前五至四世紀之間，世襲社會秩序的敗壞使得傳統的政治倫理 重新受到評價，尤其是忠誠的概念也受到新的解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