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已經在前面看到了戰國時期的人臣表現出來的自信甚 至是傲慢，這或許令人費解。春秋時期的臣與戰國時代的臣，處 境大不相同；前者在朝廷中享有世襲的地位，加上與諸侯的親屬 關係，他們實際上分享了與君主相匹的權力。與此相反在實施高 度中央集權的戰國國家中，臣對君來說，更像是奴僕而不是權力 的分享者。所以，戰國人臣的自信心其實並未反映「士」階層的 實際權力；他們之所以會如此自負，全在於事業上的靈活性。
戰國時代的士人，活在一個類似「全球化」的世界，他們可 以任意遊到任何國家以求富貴。他們的生活方式就好比一個經濟 市場裡優秀的員工一樣：為了更好的待遇而從一家公司換到另一 家公司，既不會引以為恥亦不會認為這是不光彩的。73大臣若有 感於地位下降，而君主亦不再聽取其忠告，他就可輕易的離開自 己的國家（「出境」）去另尋明君。因此，「忠於社稷」的這種
72 例如，《呂氏春秋》讚美傑出的「士」：「五帝弗得而友，三王弗得而師，去其 帝王之色，則近可得之」，(〈下賢〉篇)。相似的觀點亦見同上〈士節〉篇；參見 孫希旦，《禮記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96)，〈儒行〉；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 小組，《經法》（北京：文物社，1976），〈稱〉篇；《戰國策》，〈燕策一〉第 十二章等。
73 韓非子概述這個情況：「臣盡死力以與君市；君垂爵祿以與臣市；君臣之際，非 父子之親也，計數之所出也」。王先慎，《韓非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98），
〈難一〉。
荀子對春秋思想傳統的重新詮釋 173
概念，在戰國文獻中極爲罕見，而變成春秋時代獨有的特色。74 無論是「從道」的觀念，還是「友君」的觀念，都為變節提出正 當的藉口。
這種行動的自由，提高了「士」與君主相互抗衡的籌碼，但 也使君臣關係日益緊張。臣可隨時易主，導致君臣之間互不信任。
即使打著從道的幌子，也難以掩飾變節者的私人動機。許多政治 家清楚地明了，大部分的士雖然用「道」和「知己」的藉口，但 他們的主要目的是在追富貴而已。75因此許多戰國的文獻表示對
「游士」的負面回應，如《商君書》、《莊子》、《韓非子》等，
常常批評「利口」之臣，利用崇高的理想來掩飾一己的私心。自 命為賢士的人，在朝廷中的地位逐漸地開始動搖。我們之前談到 秦昭王對荀子的羞辱，反映當時一種新的氛圍，就是君主漸漸傾 向招攬恭順的侍從，而不喜表面高尚但實際存心欺騙的諫官。
獨具慧眼的荀子，似乎了解政治集團裡這種不信任的氛圍所 帶來的危機。他所尋找解決這個危機的方法必須是既要滿足君主 的需求以穩定君臣之間的關係，同時也要保住「士」的自尊心以 及行動上相當的自由。這意味著他必須消除君主心中對儒者變節 的疑慮，並重新明確「士」的用處，同時亦避免以「士」為君主
74 《戰國策》其中一節記事，對這樣的看法有很清楚的交代。楚威王（公元前 339-329）
的臣子華告訴他，楚國中有那些絕關心社稷而無私的臣。子華告訴了這些忠臣軼事，
但談的都是春秋時期的人物，以致為楚威王的一番話：「此古之人也，今之人焉能 有之耶？」而尷尬不已。(見《戰國策》，〈楚策一〉，第十一章)。令人玩味的是，
在戰國的文獻中，幾乎所有忠於社稷的典範臣子都是春秋的人物（見《管子》，〈大 匡〉；《禮記》，〈檀弓下〉等）。
75 《戰國策》等當時文獻包括許多軼事有關鮮廉寡恥的政治家，這些政治家公開地 承認他們的唯一的目的是得到「金玉錦繡」而取「卿相之尊」；值得注意的是這些 貪爵祿的人常常被當時士人而贊同（例如見《戰國策》，〈楚策一〉，第二章裡蘇 秦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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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器」。終於，荀子在君主的需求和「士」的自豪意識之間，
成功地找到折衷的方法。這個方法巧妙的結合了三個方面，即春 秋時期「忠於社稷的概念」，儒家「從道」的崇高理想，以及荀 子對君主權威的重新肯定。在〈臣道〉一篇中，荀子提出這個綜 合的想法：
從命而利君謂之順，從命而不利君謂之諂；逆命而利君 謂之忠，逆命而不利君謂之篡；不卹君之榮辱，不卹國 之臧否，偷合苟容以持祿養交而已耳，謂之國賊。
上述引文闡明違抗君命也是忠誠的表現，但前提是這麼做是有益 君主的。然後荀子接著提出作為忠臣的各種行動方式：
君有過謀過事，將危國家、殞社稷之懼也，大臣、父兄，
有能進言於君，用則可，不用則去，謂之諫；有能進言 於君，用則可，不用則死，謂之爭；有能比知同力，率 群臣百吏而相與彊君撟君，君雖不安，不能不聽，遂以 解國之大患，除國之大害，成於尊君安國，謂之輔；有 能抗君之命，竊君之重，反君之事，以安國之危，除君 之辱，功伐足以成國之大利，謂之拂。故諫、爭、輔、
拂之人，社稷之臣也，國君之寶也，明君所尊厚也，而 闇主惑君以為己賊也。故明君之所賞，闇君之所罰也；
闇君之所賞，明君之所殺也。
荀子列舉古往今來的忠臣典範來總結這場討論：
荀子對春秋思想傳統的重新詮釋 175
伊尹、箕子可謂諫矣，比干、子胥可謂爭矣，平原君之 於趙可謂輔矣，信陵君之於魏可謂拂矣。傳曰：「從道 不從君。」此之謂也。76
這些例子之中最有趣的，是魏國公子無忌（信陵君）。無忌 違王之命，盜取虎符（即軍權）出兵攻秦，其行為大膽而不顧祖 國魏（即信陵君「竊符救趙」）。荀子讚揚無忌的抗命行為，認 為這是至忠的表現，也就是對社稷的忠誠。在荀子的眼中，真正 的臣子是「社稷之臣」。荀子跟孟子之間明顯的差別，在於荀子 支持忠於國家的這個概念，並使這個長久以來備受忽視的概念再 度出現在戰國的爭論裡。
荀子雖然復興了春秋時期忠於國家的概念，但亦作出大量的 修改。與春秋的思想家不同，荀子避免把君主和社稷區分開來；
有利於國家即是有利於君主，反之亦然；因此「社稷之臣」即是
「國君之寶」。在君主個人與國家之間建立實質上的一致性，反 映了晚期戰國諸侯的地位大為提高，77這使荀子可以超越忠君概 念的束縛，而又無損君主的利益。荀子主張一種對制度的忠誠，
而非對君主個人的忠誠，君主身為政治和社會秩序的龍頭，因此 臣民應該保護他、輔助他，而無關其個人特色。這個君主非個人 化的忠誠概念，使得曾是戰國「士」最讚賞的君臣之間的友好關 係不再被提及。臣與君主個人的關係變得不再重要；臣是為了社 稷而忠於君。其實，在荀子的思想中，顯然並未論及君臣要維持
76 《荀子》，〈臣道〉。箕子和比干服侍商朝昏昧的末王紂辛；箕子進諫未果而後 披髮佯狂為奴；比干則因強諫被殺。見《史記》，卷三。有關伍子胥、平原君、和 信陵君的生平，見《史記》，卷六十五、卷七十六、卷七十七。
77 有關戰國思想中君主地位之提升的全面討論，見劉澤華，《中國傳統政治思想反 思》（北京：三聯，1987），及其更新的意見在《中國的王權主義》（上海：上海 人民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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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好關係，這與其他戰國時期的思想家（除了法家以外）形成強 烈的對比。78
但這種非個人化和制度化的忠誠，並非是投法家所好，這並 不意味著臣從此就成為君主的「器」。荀子心目中的典範，是那 些為了國家而勇於違抗君命之人。他引用孔子的「從道而不從 君」，來解釋這種違抗君主的行為。然而，對荀子來說，「道」
與「國」是一致的，為治國之「道」，個人道德為「道」所包含 在內，但兩者並不等同。79因此，忠於道德原則即「從道」，就 是忠於國家的意思，當然也就表示忠於君。荀子成功地用幾句話 結合了忠誠的概念，不但保住了人臣的尊嚴，亦不曾危及政治的 安定，而且對君個人而言也有好處。
荀子談「臣子之道」，還包含另一個使君主得利的特點。那 就是，他刻意的忽略以出境對抗君主的那種途徑。雖然荀子從不 曾明確地否定這種可能（他自己不只一次另覓新主），但他暗暗 地反對這種行為。所以他這麼說：
事聖君者，有聽從無諫爭；事中君者，有諫爭無諂諛；
事暴君者，有補削無撟拂。迫脅於亂時，窮居於暴國，
而無所避之，則崇其美，揚其善，違其惡，隱其敗，言 其所長，不稱其所短，以為成俗。《詩》曰：「國有大 命，不可以告人，妨其躬身。」此之謂也。〈臣道〉
上述引文說明，君臣的互動關係有四種，但四種都完全不涉 及當時普遍的社會現象——就是「士」會去投靠敵國。甚麼樣的 環境會讓人「無所避之」？荀子在這裡似乎展望一個即將統一的
78 《荀子》〈堯問〉篇曾一度提及君臣的友好關係，學者普遍認為這是後來才加上 去的。
79 「道也者，治之經理也」。《荀子》，〈正名〉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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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國，它將有效的獨佔戰國所有的人才，結束精英自由周游列國 的時代。如此一來，君主的權威自然又提高了：一個能夠力諫卻 無處可逃的臣子，他對君主的服從比孟子所謂的「大人」更為徹 底。雖然表面上可能看不出來，但荀子實際上放棄了這個保住臣 子自主性最有效的方法，並且邁出決定性的一步，即重新定義臣 子為進諫君主的下屬，既非友亦非師。
荀子的「忠臣」觀直接地影響其高徒韓非子，後者主張真正 的大臣的主要特徵就是「忠於社稷」（見〈姦劫弒臣〉篇）。然 而荀子思想真正的重要性在於其長久以來對中華帝國的政治文化 所造成的衝擊。80雖然因篇幅有限而無法在此充分地討論這個論 題，但是一些初步的意見已經可以簡單的陳述。荀子的影響看起
荀子的「忠臣」觀直接地影響其高徒韓非子，後者主張真正 的大臣的主要特徵就是「忠於社稷」（見〈姦劫弒臣〉篇）。然 而荀子思想真正的重要性在於其長久以來對中華帝國的政治文化 所造成的衝擊。80雖然因篇幅有限而無法在此充分地討論這個論 題，但是一些初步的意見已經可以簡單的陳述。荀子的影響看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