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以上的討論，我們看到荀子主要是從呈現在《左傳》裡 的春秋思想，來發展「禮治」與「忠臣」這兩個概念。長久以來 備受忽視的「禮」以及「忠於社稷」的觀念，成為荀子學說的主 要基礎，「禮」更被賦予最主要的社會政治意義，即成爲社會和 國家的主導原則。在結論中，我將提出以下的問題來討論：第一、
這些兩百年來備受忽視的概念（禮治以及忠於社稷的觀念），與 荀子同時代的學者與前人都不太注意它，為何唯獨荀子把它提出 來了？第二、荀子為甚麼會決定在局勢迥然不同的時代，採用這 些古老的概念？
第一個問題應該是比較容易回答的。大部分學者都認同，荀 子熟讀《左傳》並對其內容了如指掌。漢代劉向於其《別錄》中 指出，荀子是其《左傳》流傳的重要人物之一。84雖然劉向的看 法不一定完全正確，但有許多證據可以證明荀子的確熟諳《左
84《別錄》的文引自陸德明對杜預的《春秋序》的註疏，見《春秋左傳正義》，卷 一，170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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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85荀子可能從這個蘊藏春秋歷史和思想的大寶庫得到啟發，
進而採用某些合意的觀點。
但是這個文獻不僅年代湮遠，而且反映的政治社會環境也大 不相同，為何荀子會從中找尋靈感？也許是因爲他判斷《左傳》
所反映的政治思想與周初聖王、周公的遺風在年代上較為接近，
因而吸引了荀子。除此之外，我將提出一個更為實際的解釋。那 就是荀子確實地理解到，春秋思想對戰國時期的社會動蕩具有穩 定的作用。
戰國社會的主要特色是越來越大的流動性。由於日益擴大的 官僚組織不斷地吸收新的人員，社會的上層規模比過去明顯地擴 大，因而在戰國晚期，大部份的社會界線都會被確實地消除，連 出身最低微的平民都有機會成為精英份子。這些新的參政機會，
不僅在傳世的文獻中獲得證實，還有近來所出土的戰國晚期的竹 簡亦提供了更有説服力的證明。例如，從湖北雲夢睡虎地及甘肅 天水放馬灘秦墓所出土的《日書》，其中有關幼童前途的預言，
展示一個新生嬰兒的將來有無限的可能性：從為卿或大夫，以至 為吏或「邑傑」，或者反過來，為人臣，為人妾，或是「出邦」
85 見趙伯雄，〈荀子《春秋》學考述〉，《南開大學歷史研究所建所二十周年紀念 文集》（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99），37-45 頁。有兩位日本學者認為，荀子 可能是影響《左傳》的作者，而非傳承它，見近籐則之，〈左傳の成立に關する新 視點〉，《日本中國學會報》35, 1983，99-113 頁；參見板野長八，〈左傳の作成〉，
《史學研究》127, 1975，1-28 頁，以及 128, 1975，41-56 頁。這些主張的立論點非 常不可靠，並只根據對《左傳》選擇性的解讀，就試圖找出其中與荀子思想有關的 部份。然而《左傳》與《荀子》不論在文法、詞彙以及思想體系方面，都有明顯的 差異，這些差異在在說明《左傳》的年代遠早於《荀子》，兩位學者顯然都忽略了 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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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86在帝國統一前夕的局勢裏，新生兒在就職方面享有如此令 人印象深刻的潛在多元選擇，在中國古近代歷史中，是非常少見 的。
從「儒」的觀點來看，這股顯著的流動性亦具有一定程度的 負面影響。庶民大量的湧入政府機構，導致以往上層文化之凝聚 性大為減弱。我們只要對戰國墓葬所出土的文獻進行考察，就可 以發現其中巨大的文化差距，有人挑複雜的哲學文獻來陪葬（如 郭店墓主），亦有人選擇粗糙的日書與占卜手冊，反映出世俗的 品味（如放馬灘出土的文獻）。對主張以「一俗」與「教化」來 恢復國内的團結與秩序的儒家而言，這種文化的差異性是一種極 爲負面的現象。
這種形勢或許就是荀子對春秋文化遺產深感興趣的原因。儘 管荀子完全不反對社會的流動性，然而，他意識到其中隱含的文 化危機。荀子很羨慕前人上層的文化團結，他一定注意到春秋各 國高位貴族在會中常常誦詩、修禮，並且表示他們對周代禮文化 的全方面的遵從。因此，他設計了嚴格的教育計劃，來達成統一 精英文化的目的，並且強調禮制教育是成為精英的必要條件。87 荀子亦尋找更多的方法以恢復精英的同質性。在這個脈絡底下，
他對春秋時期之「禮」的復甦才顯得格外重要。
春 秋 時 代 思 想 家 早 已 提 出 用 周 代 禮 制 本 質 上 明 顯 的 等 級 性，以恢復社會的穩定。他們對禮制規範相當地遵從，主要是因 為他們相信「禮」對社會安定具有正面作用。春秋時期之「禮」
兼具社會政治與文化功能，而且兩者互相連接。荀子注意到這一
86 見日書研究班，〈日書：秦國社會的一面鏡子〉，收錄於吳小強編，《秦簡日書 集釋》（湖南長沙:岳麓書社，2000），291-311 頁。
87 見《荀子》，〈勸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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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並想恢復類似的連接。只有透過重現「禮」與政治的關連，
才有可能恢復上層社會以禮制為基礎的文化統一體。依照荀子的 看法，效仿春秋時期社交生活儀式化，能夠解決戰國在持續的文 化分裂上一些根本的問題。
此外，從荀子對復甦「忠於社稷」的概念所付出的努力，和 他對「士」跨國謀職表現出微妙的反對，就可以看出荀子對春秋 時代相對的安定的嚮往。雖然春秋的君臣關係也存在著明顯的矛 盾，但是他們沒有變節及欺主罔上這種危險的觀念，然而這些卻 成為戰國朝廷根深蒂固的問題。儘管偶而會有激烈暴動，但春秋 的大臣基本上享有穩定的（通常是終身的）官職，同時，除非為 勢所迫，否則他們不會輕易的變節或與異國君共謀叛變。若與戰 國時代朝秦暮楚的蘇秦之流相比，春秋的大臣當然佔優勢，前者 更是「相六國，事六君」，因此依戰國的眼光看來，後者才是社 稷真正的忠僕。荀子看來已經認識到，限制各國朝廷之間人才的 流動，對恢復上下的互相信任有著決定性的作用。
對於春秋時期某些社會及思想模式，荀子正確地掌握住其中 穩定社會的潛能。但是他絕不盲目的追隨過去的典範。荀子不只 了解春秋社會的弱點，同時企圖去克服這些問題。因此，他丟棄 了以血統為基礎的禮制等級制度，從而阻止世襲社會秩序的復 甦。他亦反對晏嬰將君主的身份區分為君主個人及社稷的代表。
荀子所提出的君主非個人化實際上適應並且反映了當時君主權威 的迅速制度化。上述的兩個例子顯示，荀子善於利用前人的思想 成就。無論儒家還是其他學派，春秋還是戰國思想家，荀子都把 他們的思想不但結合了起來而且加以修正及改良。就如佐藤先生 在他的著作 Confucian Quest for Order 裡提到的，荀子不只吸收了 不同的思想，更系統地將它們整合起來。通過上述的討論，希望 能為荀子複雜的綜合性思想提供另一個理解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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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荀子綜合了春秋和戰國時期的思潮，展現了一個 令人印象深刻的新的社會系統，這個系統比春秋以血統為基礎的 社會更加的靈活，而且也比變幻莫測的戰國社會更為安定。值得 注意的是，這個思想的雛型在中華帝國時期的確出現了。漢代以 後又產生了一致的精英文化及上下之間明顯的分界線，然而這並 不意味著新興的社會模式完全封殺向上提升個人地位的路徑。那 麼，我們是否可以將荀子的思想對帝國的政治文化造成的衝擊，
歸因於他對中華帝國的社會結構精確的預測？
高君和（國立台灣大學哲學研究所碩士班）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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