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昭公元年：「楚子麇卒。」《左傳》記載楚公子圍本欲至晉國聘問，離境之前 聽聞楚王有疾，遂入宮拜謁，縊而弒之，又殺其二子。楚王郟敖遭弒，杜預曰：「楚以瘧 疾赴，故不書弒。」113但《春秋》應改以弒君書法正名其罪，為何又書「楚子麇卒」？胡 安國解釋：
令尹圍弑君以立，中國力所不加而莫能致討，則亦已矣。至大合諸侯于申，與會者凡 十有三國，其臣舉六王二公之事，其君用齊桓召陵之禮，而宋向戌、鄭子產皆諸侯之 良也，而皆有獻焉，不亦傷乎？若革其偽赴，而正以弑君，將恐天下後世以篡弑之賊，
非獨不必致討，又可從之以主會盟，而無惡矣。聖人至此，憫之甚，懼之甚。憫之甚
112 陳植鍔《北宋文化史述論》談到宋學具有實用精神：「一是重視實際從政能力的培養，二是重視從經 典中尋找治世的依據。」因為宋學關注經典與治世的連結，所以許多儒者像陳舜俞（？-1075）就曾 提出：「六經之旨不同，而其道同歸於用。」指出六經之旨同歸於用，務以實行、推用為宗旨；而朱 長文（1041-1100）〈春秋通志序〉更認為治天下之術具在《春秋》，希望「異日立朝端、斷國論、立 憲章、施政教，可推其本旨而達于行事。」這都是宋學特色的表現，冀以將實用精神落實在經典詮 釋。見陳植鍔：《北宋文化史述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 年），頁 309。宋‧陳舜俞：
〈說用〉，《都官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6，頁 455。宋‧
朱長文撰，朱思輯：《樂圃餘藁》（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7，
頁36。
113 同註 5，卷 41，頁 696。
者，憫中國之衰微而不能振也；懼之甚者，懼人欲之橫流而不能遏也。是故察微顯，
權輕重，而略其篡弑以扶中國，制人欲，存天理，其立義微矣。114
麇實見弒，但楚國偽赴「楚子麇卒」，聖人因之不革是為了扶中國、制人欲、存天理，因 為楚靈王弒麇篡立，並於昭公四年和蔡、陳、鄭、許、徐、滕、頓、胡、沈等諸侯會盟，
倘若仲尼改偽赴而書弒記實，將恐後世以為篡弒之賊不必討，與賊會盟亦無惡，故承其偽 赴，不變書法。
而《春秋》襄公七年：「鄭伯髠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三《傳》均以 僖公見弒，唯事件始末不同。《左傳》敘述鄭僖公對子駟無禮，侍者勸諫僖公，但僖公不 聽，反殺侍者，於是子駟趁僖公往會諸侯，行經鄵地而使賊弒之，並以瘧疾赴於諸侯。《公》、
《穀》記載鄭僖公本欲與中原諸侯相會，但大夫們主張應歸順楚國，兩方意見相持不下，
大夫遂殺鄭伯。《春秋》為何不書大夫弒君？《公羊》曰：「為中國諱。」何休註：「禍由 中國無義，故深諱，使若自卒。」115《穀梁》以為「不使夷狄之民加乎中國之君也」。胡
《傳》云：
中國者，禮義之所出也；夷狄者，禽獸之與鄰也。僖公欲從諸侯會于鄬，則是貴禮義 為中國之君也；諸大夫欲背諸夏與荆楚，則是近禽獸為夷狄之民也。以中國之君，而 見弑於夷狄之民，豈有不善之積以及其身者乎？聖人至是，傷之甚，懼之甚，故變文 而書曰「鄭伯髠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未見諸侯，其曰「如會」何？
致其志也。諸侯卒于境内不地，鄵，鄭邑也。其曰「卒于鄵」，見其弑而隱之也。「汲 鄭伯，逃歸陳侯」，聖人之旨微，而《公》、《穀》之義精矣，存天理抑人欲之意遠 矣。116
鄭僖公並非無道之君，胡氏高度肯定他欲與中國盟會之志，抨擊大夫悖華夏而從荊楚的想 法是與夷狄無別，近於禽獸，鄭伯被大夫殺害不是單純臣弒君的問題，而是貴禮義的中國 之君，見弒於近禽獸的夷狄之民，因此聖人傷懼，所以「變文」示知；又謂《公》、《穀》
雖能看出聖人夷夏之防，卻未能掘發存天理、抑人欲的意蘊。
至於《春秋》哀公十年：「齊侯陽生卒。」《公》、《穀》無傳，唯《左傳》記載史事經 過：哀公五年，齊悼公至魯，季康子以妹妻之，待悼公即位，欲迎接季姬回國，結果季康
114 同註 19，卷 24，頁 393-394。
115 同註 12，卷 19，頁 244。
116 同註 19，卷 21，頁 345-346。
子之叔父季魴侯卻與季姬私通，因此季康子拒絕送回季姬，導致齊悼公發怒，命鮑牧帥師 伐魯，取讙及闡，並至吳國請兵，共同謀伐魯國。而魯國害怕齊、吳同心，因此釋放邾隱 公，117又與齊國媾和，順利讓齊人逆季姬以歸，所以齊悼公也歸還讙、闡二地，派公孟綽 辭師於吳。但吳國對齊國此舉懷恨在心，轉而與魯結盟，聯合攻齊。哀公十年，魯君與吳、
邾、郯三國伐齊，齊國又為了討好吳國，弒齊悼公，赴於吳軍。胡《傳》曰：
按《左氏》：「公會吳伐齊，齊人弑悼公，赴于師。」《春秋》不著齊人弒君之罪，
而以卒書者，亦猶鄭伯髠弒而書卒，不忍以夷狄之民加中國之君也，其存天理之意微 矣。魯人入邾，以其君來，罪也。齊侯為是取讙及闡，如吳請師討之也，魯人悔懼，
歸益于邾，是知其罪而能改也，齊侯為是歸讙及闡，又辭師于吳，是變之正也。夫變 之正者，禮義之所在，中國之君也。吳人欲遂前言而背違正理，狄道也。齊之臣子不 能將順，上及其君，此天下大變，常理之所無也，故没其見弑之禍，而以卒書，其旨 深矣。《春秋》弑君大惡，不待貶絕而自見也。君而見弑，豈無不善之積，以及其身 乎？若夫悼公變而克正，則無不善之積矣。故以卒書而没其見弑，所謂不忍以夷狄之 民加中國之君也，而存天理之意微矣。118
魯國俘虜邾隱公的行為有罪，但後來釋放邾君是知罪能改，齊悼公也因此歸還魯地，取消 與吳聯軍的計畫，變而克正，屬於講求禮義的中國之君。吳國欲遂前言而背違正理，與夷 狄之道無異，但齊國臣子竟不尊從中國之君而改順夷狄之民，是天理大變，所以聖人沒其 見弒而改書為卒，不忍夷狄之民加中國之君，書法和鄭伯髠頑相同，皆屬變文，藉此存天 理。
經由上述，我們可以得知：胡安國在這組經文闡發《春秋》存天理、抑人欲之義，認 為仲尼以書法督教，彰顯天理綱紀，不使人欲橫流，倫常紊亂。理、欲關係是中國傳統哲 學的範疇，北宋二程已將理、欲融於麟經，透過《春秋》呈現人欲肆虐、違逆天理之亂事，
胡《傳》此說有其淵藪。趙伯雄《春秋學史》評道：
天理、人欲，是二程學說中的重要範疇，程頤作《春秋傳》，已談到「理」或「天理」
了，胡氏則更自覺地把《春秋》中所表達的是與非、善與惡的種種衝突，統統歸結為 天理與人欲的矛盾。119
117 魯國曾於哀公七年攻打邾國，俘虜邾隱公，邾國大夫茅鴻夷於是向吳國求援，所以吳國為邾伐魯。
見同註5，卷 58，頁 1010。
118 同註 19，卷 30，頁 495。
119 同註 77，頁 506。
他把《春秋》之所褒、所與、所善，都說成是天理之所存；而把《春秋》之所貶、所 不與、所惡，都說成是本當抑絕的人欲。這樣一來，就把《春秋》納入了理學的體系。120
已看出胡安國源自程頤，解經亦寓有天理人欲的觀點，趙氏書中另又列舉幾則經文，印證 胡安國力圖以「天理」與「人欲」的矛盾，解說《春秋》經義，此舉頗具時代色彩的特徵。
本文贊同胡《傳》解經發揮天理人欲乃受程頤影響，這的確也是時代特徵，但胡安國 是否將《春秋》納入理學體系則有待釐清，畢竟胡安國處理《春秋》「天理」、「人欲」的 用意和程頤不同，若主張程頤建立理學的《春秋》學並無疑義，121因為程頤著重在《春秋》
人倫倒逆、天理泯滅之事，藉由這些事例佐證天理人欲對立，必須滅私欲以明天理，122理 欲觀是主，《春秋》經為輔；但胡安國傾向《春秋》如何抑制人欲、存續天理，扣緊仲尼 筆法，提出以卒代弒的變文之筆、承偽赴而書的不變之文，至於天理人欲的關係或定義則 不須述及。
因此，我們查看趙氏《春秋學史》所舉之例，其中雖未涉及弒君，但仍可端見胡《傳》
有意發明《春秋》書法以抑人欲、存天理的主張。如《春秋》僖公九年：「晉里克殺其君 之子奚齊。」胡《傳》曰：「《春秋》書此，以明獻公之罪，抑人欲之私，示天理之公，為 後世戒，其義大矣。」123謂「君之子奚齊」乃聖人所書，不視奚齊為君，明獻公之罪，抑 其私欲，彰顯天理植於人心。除此之外，像趙氏未引的《春秋》桓公元年：「公即位。」
胡《傳》曰：「《春秋》明著桓罪，深加貶絕，備書終始討賊之義，以示王法，正人倫、存 天理、訓後世，不可以邪汩之也。」124魯桓公「即位」一詞也是仲尼之筆，明示天理人倫 的重要。由此可見，胡安國關注的還是孔子《春秋》，如何從《春秋》找出經世規則，重 建綱常倫理，維繫君臣名分才是關鍵，未有將《春秋》納入理學體系的痕跡。125
120 同註 77，頁 508。
121 例如戴維《春秋學史》就提到：「程頤作《傳》，當然是突破漢唐傳統，而建立其理學的《春秋》學。
程頤不侷限於傳統的訓詁、章句，而著重發揮其理學特性，他想借《春秋》來發揮他天道、地道、
人道的理學觀點。」見戴維：《春秋學史》（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4 年），頁 351。
122 程頤曰：「人心私欲，故危殆。道心天理，故精微。滅私欲則天理明矣。」見同註 66，「河南程氏遺 書」卷24，頁 312。
123 同註 19，卷 11，頁 160。
124 同註 19，卷 4，頁 43。
125 胡《傳》發揮《春秋》天理人欲必會受到質疑，侯外廬《宋明理學史》就直言胡安國的說法牽強：「把 孔子作《春秋》和宋儒『遏人欲，存天理』的道德說教引為同調，不免過於牽強。」只是誠如趙伯 雄所言，這是胡《傳》的時代特徵，有其寫作背景和成因，讀者宜先明此，再論是非。見侯外廬、
邱漢生、張豈之主編：《宋明理學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年），頁 229。
另外，劉榮賢認為：「安國於《春秋》之義常傾向於就天理、人欲之分際上發揮，實 代表其治《春秋》學之一新方向。」126但其實精確地來說，胡《傳》詮釋弒君經文，能結 合經義之道與政事之用，徹底將經義落實於政事，呼應時政的精神更為強烈，有別於《穀 梁》、杜預、孫復所論；一方面又源於程頤，主動將天理人欲援引入經，進一步揭示孔子
另外，劉榮賢認為：「安國於《春秋》之義常傾向於就天理、人欲之分際上發揮，實 代表其治《春秋》學之一新方向。」126但其實精確地來說，胡《傳》詮釋弒君經文，能結 合經義之道與政事之用，徹底將經義落實於政事，呼應時政的精神更為強烈，有別於《穀 梁》、杜預、孫復所論；一方面又源於程頤，主動將天理人欲援引入經，進一步揭示孔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