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語》記載宋昭公見弒，趙盾抨擊宋人悖反天地之道與君臣之義，遂請晉靈公治兵 振旅，伐備鐘鼓，出師伐宋。175春秋中期尚有霸主維持華夏安定，嚴懲弒君亂賊；但春秋 末期，君若贅疏，陪臣竊命，諸侯權力既已式微，列國公卿大夫也多有私計，不能聲罪致 討，從《論語》敘述陳成子弒齊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哀公或三家大夫的態度即可知曉。
「《春秋》最難明者，是篡弒。」176難明之因在於「弒者」書法不一。綜觀《春秋》
弒君經文，可以分為四類：第一類是明確載錄「弒者」名氏，例如「衛州吁弑其君完」、「齊 無知弑其君諸兒」、「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衛寗喜弑其君剽」等，習經者能明白弒者身 分。第二類雖然也載記「弒者」名氏，但他們並非親手推刃，或惡意弒殺，行徑與一般殘 暴亂賊不同，如晉國趙盾、鄭國歸生、齊國陳乞、許國世子止、楚國公子比，但孔子仍錄 其名，箇中必有量裁之法。第三類是像「吳弑其君僚」、「莒弑其君庶其」、「晉弑其君州蒲」、
「薛弑其君比」，直書國名，讀者單從經文只能明白「弒者」是何國人，卻無法掌握身分，
或是像「宋人弑其君杵臼」稱「宋人」，「莒人弑其君密州」書「莒人」，若不透過《左傳》
所記，「弒者」名氏也同樣模糊不清。第四類則是「鄭伯髠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 于鄵」、「楚子麇卒」以及「齊侯陽生卒」，共屬國君見弒，但卻書卒，似若壽終。
174 同註 19，頁 13-14。
175 同註 3，卷 11，頁 397-398。
176 元‧趙汸：《春秋師說》（臺北：漢京文化事業公司，1985 年，通志堂經解本），卷上，頁 14927。
李光地（1642-1718）說：「稱國弒、稱人弒，《春秋》之疑案也。」177由於「弒者」身 分不明，再加上沒有殺君動機竟也成為「弒者」，這些書法差異和聖人定斷留給後世許多 想像、詮釋空間，歷代儒者循此抉發聖人微旨，箇中紛呶也隨之而起。胡安國並未陷入「弒 者」書法的泥淖，膠葛於臣名、國、人、盜、閽等條例，《春秋傳》謂聖人褒貶出於「端 本清源」，意從根源處洞察禍福之由，以褒貶法則確立褒貶對象，彌縫三《傳》經解的不 足，尤其針對「晉趙盾弑其君夷臯」、「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許世子止弒其君買」等經 文，衡斷何人須承擔弒君惡名，希冀習經者除惡於微、遏漸防萌，先制於未亂。
此外，胡安國以聖人經術為依歸，從弒君經文書法寓託《春秋》君臣之道，經由「衛 州吁弒其君完」、「齊無知弑其君諸兒」揭櫫君父明於親親，尊才任賢；透過「陳夏徵舒弒 其君平國」高舉君父須以納諫為重，歸圖極治，務以遠色修身、包容狂直、開納諫諍為心。
發揮「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宋萬弒其君接及其大夫仇牧」、「晉里克弒其君卓 及其大夫荀息」，謂《春秋》貴死節之臣，延伸朝廷應崇獎節義之賢，作為治國急務，振 邦興國。又就「衛甯喜弒其君剽」、「薛弒其君比」、「吳弒其君僚」等，寄寓秉政大臣宜以 置君為重，若輕忽長嫡遞致，易使廢立進退失序。胡《傳》詮說內容明顯較三《傳》、何 休、杜預、范甯、啖助、孫復、劉敞等人豐富。章學誠《文史通義》云：「夫子曰：『我欲 托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此《春秋》之所以經世也。」178而胡安國詮解
《春秋》書弒之根柢與用意就是「經世」，充分落實兩宋注重「六經之義」與「施之行事」
關係的時代精神；再加上胡《傳》基於程頤，亦援引天理人欲入經，有意發明《春秋》筆 法以抑人欲、存天理，使《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可謂後出轉精，自具理路。
後代不滿胡《傳》詮解《春秋》弒君的意見甚多，特別集中在「鄭伯髠頑如會，未見 諸侯。丙戌，卒于鄵」、「楚子麇卒」與「齊侯陽生卒」這一組經文，因為同屬國君見弒，
此處卻以卒書，胡安國提出原因，主張聖人承其偽赴以及改弒為卒。儒者批評聲浪不斷，
但像湛若水、方苞、徐庭垣、徐學謨、童品、張自超、嚴啟隆等人，看待「史文」到「經 文」的過程和胡安國迥異，若主張《春秋》依魯史，魯史依赴告，當然不會贊成《春秋》
改弒為卒，也勢必否定《公羊》、《穀梁》、胡《傳》，這些都是源自解經方法的不同而造成 的差別。此外，程端學、陸粲、賀仲軾、毛奇齡、姚際恆、牛運震雖質疑胡安國褒貶失當，
實際上他們既已誤讀胡《傳》，又不能掌握胡《傳》詮解的主軸——聖人經世，所以不少 批評都流於以偏概全。
177 清‧李光地：〈春秋謹嚴解〉，《榕村全集》（臺北：大西洋圖書，1969 年），卷 17，頁 899。
178 清‧章學誠著，倉修良編注：〈浙東學術〉，《文史通義新編新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 年），
內篇二，頁121。
歷來胡《傳》被官方或私家有意無意地指摘，每位學者從自己對經典的想像抨擊胡
《傳》，儼然形成一股群起攻訐的風潮。吾人在廓清這條正向評價或反面批判的進路時，
必須先有一個體認：胡《傳》成書有其時代背景，一方面政治局勢丕變，靖康之禍對宋人 造成莫大的衝擊，所以儒者肩負起經邦濟世的重責大任，這是宋儒學術的歷史導向；而且 在治學風氣上強調兼取眾義、折衷自得，所以詮釋經典時就有更多的發揮空間，可以將自 身對朝政的期許和建言融會於經，應用於當代社會，改善國家制度的弊端，胡《傳》之學 必須置於此脈絡下通觀，方能穿透表象，洞察其學術本質。至於宋代以後，各朝的批評雖 然也有學理性的思考，但仍和當代的官方政策、學術思潮，乃至於社會效應脫離不了關係，
這也是他們在大時代之下必須面臨的現實意義。歷史導向與現實意義該如何兼顧已是無法 迴避的議題，不僅亟待發覆，更須綜合理緒，若是憑私決臆容易將胡安國《春秋傳》掃入 故紙堆中，並流於附會糾纏、爭鋒對立的局勢，徒使仲尼之志鬱沒不章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