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滸傳》作者在敘事進程中提出朝廷招安的議題，著意對梁山泊好漢 如何回歸正統政治體制展開政治書寫，其中有關梁山泊好漢所面臨的倫理抉 擇及其後續命運走向的轉變，便成為解讀《水滸傳》主題寓意的重要關鍵。
以今觀之，《水滸傳》的話語實踐，在知命觀念制約下體現了一連串的價值 判斷和倫理抉擇問題，其中既包含「士不遇」的政治焦慮，又透露出「禮失 而求諸野」的政治期望。
首先，就「士不遇」的政治焦慮而言。
從重寫歷史的角度來說，《水滸傳》作為特定歷史文化條件下的意識形 態創作，其話語構成乃體現出「士不遇」的政治倫理隱喻。今可見者，《水 滸傳》作者在敘事之初即通過「高俅發跡」一事即透露了個人強烈的「士不 遇」的政治焦慮。第二回描寫高俅出身時即有所評論：
且說東京開封府汴梁宣武軍，一個浮浪破落戶子弟，姓高，排行第 二，自小不成家業，只好刺槍使棒，最是踢得好腳氣毬。京師人口 順，不叫高二，卻都叫他做高毬。後來發跡，便將那氣毬那字去了 毛傍，添作立人，便改作姓高名俅。這人吹彈歌舞，刺槍使棒，相 撲頑耍，頗能詩書詞賦；若論仁義禮智，信行忠良，卻是不會。只 在東京城裡城外幫閑。
顯而易見，高俅的出身是一個幫閑的破落戶，若論「仁義禮智，信行忠良卻 是不會」；然而在因緣際會下，竟然因徽宗登基而受到抬舉。沒半年間，直 抬舉做到殿帥府太尉職事。此後，高俅便恃權亂政，欺壓忠良。從表面看來，
梁山泊好漢乃因天道循環而出世，無須深慮；但實際上，眾家英雄所遭遇的 生存困境，實導因於高俅等權奸亂臣破壞現實政治秩序、排除異己所致。就
在天道循環與人事際遇之間 敘事格局的安排而論，《水滸傳》以如此方式作為小說開端，當有其政治倫 理隱喻。當《水滸傳》作者意圖借敘事以籲求重建現實政治秩序之時，梁山 泊好漢出世的意義，並不僅僅在於印證宋朝必出忠良的天命思想，表達由亂 返治的政治關懷；而是在一百零八好漢匯聚的生命歷程中，眾多英雄在江湖 倫理體系建構中所展現的「知遇」之情，乃作者有意為之的政治書寫，更是 敘事生成及其開展的重要主導因素。49
在《水滸傳》中，作者將現實中的「士不遇」精神困境及其解決之道，
主要寄託於梁山泊好漢共同命運的聯繫之上。從高俅發跡、王進私走延安府 開始，《水滸傳》在列傳式的藝術形式中，便反復書寫水滸英雄在「官逼民 反」下紛紛遊走於社會邊緣的情形，卻也在任俠行義的行動中逐一匯聚為一 股強大的反現實政治體制的力量，進而與朝廷相互抗衡。在列傳式離心行動 的反復書寫中，作者著意描寫天罡地煞因緣交識而聚義於梁山泊的生命歷程 及其命運走向。饒富意味的是，水滸英雄在初次交誼互動時所展現的「知遇」
情誼，深為作者所關注。第十九回描寫晁蓋等人因劫蔡京生辰綱，避禍投身 於梁山泊，一天與林沖相見：
晁蓋道：「久聞教頭大名，不想今日得會。」林沖道：「小人舊在東 京時，與朋友交，禮節不曾有誤。雖然今日能勾得見尊顏，不得遂 平生之願，特地徑來陪話。」晁蓋稱謝道：「深感厚意。」吳用便動 問道：「小生舊日久聞頭領在東京時，十分豪傑，不知緣何與高俅不 睦，致被陷害？後聞在滄州亦被火燒了大軍草料場，又是他的計策。
向後不知誰推薦頭領上山？」林沖道：「若說高俅這賊陷害一節，但 提起，毛髮直立，又不能報得此仇！來此容身，皆是柴大官人舉薦
49 美‧浦安迪（Andrew H. Plaks）指出：「正如《金瓶梅》和《西遊記》那樣，這個引子部分 起到了介紹一些重要人物出場的作用，對他們的初步描繪烘托出了幾種在作品主體部分將 處理的個性典範和核心思想問題，這兒的首要焦點似乎在『知人』和『求主』等主題上。……」
見氏著，沈亨壽譯，《明代小說四大奇書》（The Four Master works of the Ming Novel）（北 京：中國和平出版社，1993），頁 254。
東華人文學報 第十期 到此。」……
又第四十一回描寫晁蓋等梁山泊好漢劫法場解救宋江，宋江智取無為軍後，
眾人歡會於聚義廳上，彼此謙讓：
晁蓋便請宋江為山寨之主，坐第一把交椅。宋江那裡肯，便道：「哥 哥差矣！感蒙眾位不避刀斧，救拔宋江性命。哥哥原是山寨之主，
如何卻讓不才坐？若要堅持如此相讓，宋江情願就死！」晁蓋道：「賢 弟如何這般說？當初若不是賢弟擔那血海般干係，救得我等七人性 命上山，如何有今日之眾？你正是山寨之恩主。你不坐誰坐？」宋 江道：「仁兄，論年齒兄長也大十歲。宋江若坐了，豈不自羞？」再 三推晁蓋坐了第一位，宋江坐了第二位，吳學究坐了第三位，公孫 勝坐了第四位。
又第八十二回宿太尉奉敕來梁山泊招安，宋江派吳用等人前往迎接：
太尉問其姓氏。吳用答道：「小生吳用，在下朱武、蕭讓、樂和，奉 兄長宋公明命，特來迎接恩相。兄長與弟兄，後日離寨三十里外，
伏道相迎。」宿太尉大喜，便道：「加亮先生，間別久矣！自從華州 一別之後，已經數載。誰想今日得與重會！下官知汝弟兄之心，素 懷忠義。只被奸臣閉塞，讒佞專權，使汝眾人下情不能上達。目今 天子悉已知之，特命下官賫到天子御筆親書丹詔，金銀牌面，紅綠 錦緞，御酒表裡，前來招安。汝等勿疑，盡心受領。」吳用等再拜 稱謝道：「山野狂夫，有勞恩相降臨，感蒙天恩，皆出乎太尉之賜也。
眾弟兄刻骨銘心，難以補報。」
從上述話語實踐中可知，《水滸傳》作者不斷強調梁山泊好漢乃基於知遇而 聚義結盟，進而建立起屬於法外的理想政治形態。在匯聚過程中，最終由宋 江領導梁山泊好漢等待朝廷招安，以期重新回歸正統政治體制之內。大體而
在天道循環與人事際遇之間 言，面對現實政治社會情勢的變化，梁山泊好漢以其江湖倫理試圖重建天下 政治秩序，行事固然屬於非法，但最終仍舊盼望能在「奸臣閉塞，讒佞專權」
政治現實中受到朝廷有識文士的認同。因此，從敘事格局的安排來看，有關 知音遇合的母題便不斷地在梁山泊好漢匯聚過程之中獲得展演。《水滸傳》
作為一種話語構成，其政治無意識可謂深刻傳達了作者面對自我生存的現實 困境時所難以迴避的士不遇情結。
在《水滸傳》中，天命作為敘事生成的後設命題，明顯制約了梁山泊好 漢的命運走向，水滸英雄一己的「遇」與「不遇」往往繫諸時命之上，似乎 無庸置論。但值得注意的是，當梁山泊好漢宣誓服膺忠義思想、高揚替天行 道大旗時，則眾家英雄對於「知遇」的內在籲求，最終乃具體展示在朝廷招 安的政治期望之上。今可見者，招安之思早在小說第三十二回宋江與武松分 別時的對話中即已出現：
武行者道：「我送哥哥一程了卻回來。」宋江道：「不須如此。自古 道：『送君千里，終有一別。』兄弟，你只顧自己前程萬里，早早的 到了彼處。入伙之後，少戒酒性。如得朝廷招安，你便可攛掇魯智 深、楊志投降了，日後但是去邊上，一槍一刀，博得個封妻蔭子，
久後青史上留得一個好名，也不枉了為人一世。我自百無一能，雖 有忠心，不能得進步。兄弟，你如此英雄，決定得做大官。可以記 心，聽愚兄之言，圖個後日相見。」
而事實上，這樣的政治期望則遲至第八十二回才通過皇帝下詔招安的政治神 話的創造而獲得真正實現。作者引招安詔文曰：
「制曰：朕自即位以來，用仁義以治天下，行禮樂以變海內，公賞 罰以定干戈。求賢之心未嘗少怠，愛民之心未嘗少洽。博施濟眾，
欲與天地均同；體道行仁，咸使黎民蒙庇。遐邇赤子，咸知朕心。
切念宋江、盧俊義等，素懷忠義，不施暴虐。歸順之心已久，報效
東華人文學報 第十期
之志凜然。雖犯罪惡，各有所由。察其情懇，深可憫憐。朕今特差 殿前太尉宿元景，赍捧詔書，親到梁山水泊，將宋江等大小人員所 犯罪惡盡行赦免。給降金牌三十六面，紅錦三十六匹，賜與宋江等 上頭領；銀牌七十二面，綠錦七十二匹，賜與宋江部下頭目。赦書 到日，莫負朕心，早早歸降，必當重用。故茲詔敕，想宜悉知。 宣 和四年春二月 日詔示。」
無庸置疑，在忠君倫理的具體實踐中，梁山泊好漢選擇接受朝廷招安的最終 目的，主要在於追求政治的秩序化和合法化，進而實現王道政治。從實際情 形來看，朝廷進行招安乃經歷三複過程後才完成，水滸英雄至此也才真正轉 作「忠良英雄」，並「得以圖個蔭子封妻，共享太平之福」。這樣的一種書寫 方式，除了突顯君臣遇合的困境之外；亦突顯了讒佞專權迫害的事實。因此，
期待／接受朝廷招安作為一種理想政治形態的想像性話語表現，乃是梁山泊 好漢在權與勢的矛盾情境中所做的價值選擇，而如此價值選擇可謂在天命所 受的思想架構下所體現出的一種知命觀念，無乃有其無從逃脫天命的宿命之 思。
其次，就「禮失而求諸野」的政治期望而言。
在士不遇的政治焦慮中，《水滸傳》作者以其獨特的藝術形式建構「君 臣遇合」的政治圖式，整體話語實踐乃在〈引首〉所提「宋朝必顯忠良」的 預言印證中表達出作者的價值觀念和期待視野。有關朝廷招安的政治書寫，
便深刻體現出「禮失而求諸野」的政治倫理隱喻。《漢書‧卷三十‧藝文志 第十》曰：「仲尼有言：『禮失而求諸野。』方今去聖久遠，道術缺廢，無所
便深刻體現出「禮失而求諸野」的政治倫理隱喻。《漢書‧卷三十‧藝文志 第十》曰：「仲尼有言：『禮失而求諸野。』方今去聖久遠，道術缺廢，無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