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華人文學報 第十期 2007 年 1 月 頁 107-156 東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
在天道循環與人事際遇之間──
論《水滸傳》敘事的後設命題及其話語構成
李志宏
*提 要
《水滸傳》創作的本質在於重寫歷史，而非還原歷史，整體話語構成在 意義生成方式的表現上，有其特殊的道德規範和美學考慮。從《水滸傳》敘 事格局的設計來看，天命作為敘事生成的後設命題，既有其制約作用，亦有 其預示作用。在神話預示的封閉式敘述框架中，《水滸傳》作者針對梁山泊 好漢出世及其匯聚的命運走向進行政治書寫，言語敘述之間乃強調梁山泊好 漢在天下無道的政治情況下出世，當有其歷史必然性。此外，宋江幾經輾轉 而成為梁山泊第三任首領後，水滸英雄高揚替天行道大旗，在等待朝廷招安 中實踐忠君倫理，則十足反映了作者對於天下秩序由亂返治的政治關懷。在 「士不遇」的政治焦慮與「禮失求諸野」的政治期望之間，整體話語實踐實 則隱含了「君臣遇合」的政治倫理隱喻作用。因此，從政治書寫的角度來說， 忠君倫理作為一種政治籲求，話語構成本身既是倫理辯證之所在，亦是價值 選擇之所在。然而，上述政治思維伴隨著宋江等一百零八梁山泊好漢之隱逸 和死亡，卻也隨之消亡，如此書寫形式無疑傳達了《水滸傳》作者對現實政 治體制的深度嘲諷與控訴，亦是對「天下有道」的政治理想無從實現的一種 無奈的感歎，整體話語構成的意義生成方式可謂發人省思。 關鍵詞：《水滸傳》、天命、忠君倫理、敘事、話語構成*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語文與創作學系副教授
東華人文學報 第十期
在天道循環與人事際遇之間──
論《水滸傳》敘事的後設命題及其話語構成
∗∗
一、前 言
從中國古代小說發展演變的歷史來看，《水滸傳》1作為章回體小說之新 文類的敘事範式，被賦予「奇書」之名。《水滸傳》固有講史小說之實，2但 對於其後「英雄傳奇」3小說流派之形成及其話語表現的影響甚於講史本質，∗∗ 本文係國科會 95 年度專題研究計畫〈在天道循環與人事際遇之間—論明代四大奇書敘事的 後設命題及其話語構成〉（計畫編號：NSC95-2411-H-152-009）之部分研究成果，並於中 國山東省古典文學學會、東平縣人民政府主辦之「羅貫中與《三國演義》《水滸傳》國際 學術研討會」（2006 年 08 月 19 日至 23 日於山東省泰安市普照賓館召開會議）宣讀論文。 1 關於《水滸傳》之版本迄今約有七十餘種，明代流傳之時有繁、簡之分，除文字表現有所 差異，簡本主要增多有關征田虎、王慶的情節。關於繁、簡版本出現之先後問題，目前尚 有爭議，仍無定論。本文所採用版本，係以目前學界認為保存較為完整的明代萬曆三十八 年容與堂刊本為主，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於 1997 年排版重印。 2 馬幼垣在〈中國講史小說的主題與內容〉一文中指出：中國歷史上紛亂的改朝換代時期， 其間野心勃勃的群雄，在各種旗幟下爭併，想要統一國家，最終建立一個新的統治秩序， 這些自然成為受人注目的多采多姿時期。因此，幾乎所有重要改朝換代時期，都成為講史 小說家最愛處理的題材，它們在歷史人物的爭戰中，找到了扣人心弦的對峙局面。載氏著， 《中國小說史集稿》（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87），頁 78。 3 關於《水滸傳》的文類區分問題，魯迅在《中國小說史論文集─中國小說史略及其他》一 書中將《水滸傳》及其續書置於元明以來「講史」小說章節之中，視之為演義歷史的作品。 今人則多就《水滸傳》人物群像之特質，視之為「英雄傳奇」。事實上，就分類觀點而言， 歷史演義與英雄傳奇在創作形式及其美學表現上頗有難於區分之處。孫楷第在《中國通俗 小說書目‧分類說明》即言：「通俗小說中講史一派，流品至雜，自宋元以至明清，作者如 林。以體例言之有演一代史事而近於斷代者；有以一人一家事為主而近於外傳、別傳及家 人傳者；有以一事為主而近於紀事本末者，亦有通演古今事與通史同者。其作者有文人、 有閭里塾師、瓦舍伎藝。大抵虛實各半，不以記誦見長。亦有過實而直同史抄，憑虛而全 無根據者，而亦自托於講史。如斯紛紛，欲以一定標準挈其短長，殆非易事。」有關英雄 傳奇與歷史演義之區別的討論，可參齊裕焜主編，《中國古代小說演變史》（蘭州：敦煌文 藝出版社，1999 年），頁 228-231。《水滸傳》作為「英雄傳奇」的開山之作的觀點，則可 參羅德榮所撰〈「英雄傳奇」的開山之作─《水滸傳》〉一文，載沈伯俊主編，《水滸研究論 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94），頁 620-631。
在天道循環與人事際遇之間 具有不可忽視的地位和意義。不論從文學史或文化史的角度來說，《水滸傳》 一書都具有其可值探究的美學意義和文化價值。 經歷來研究得知，《水滸傳》的故事素材主要源諸史傳。《水滸傳》之成 書，乃歷經宋元以來長期而複雜的累積、豐富和匯聚而得。時至元明之際， 才真正由文人作家寫定／編輯而成書。4自《水滸傳》刊刻及流傳以來，論者 對於《水滸傳》的寫作意圖、主題寓意和美學表現之相關探討，歷來詮解視 角多有不同，難以定論。5究其原因，主要關鍵在於《水滸傳》所寫歷史人事， 與北宋末年宋江等人橫行齊、魏等地的史實記錄以及《宣和遺事》等文獻的 相關事蹟記載有關。6從現存文獻記載中可見，北宋徽宗宣和年間，以宋江為 首的三十六人綠林集團，橫行為亂，被朝廷視為強盜賊寇，擾亂政體秩序， 因此遣將討捕，終被招降。但耐人尋味的是，自北宋末年以來，宋江等三十 六人挑戰正統政治體制的行誼事蹟，卻在民間街談巷語的流傳過程中形成了 另一種認識／認同，甚且獲得文人士大夫的贊賞。7在流傳過程中，宋江等人 的事蹟更是以不同媒介形式獲得展演，8只不過這些零散的故事之間並無具主
4 關於《水滸傳》作者究竟誰屬？至今尚無定論。今以容與堂本《水滸傳》扉頁所書施耐庵、 羅貫中二人為參考作者。至於水滸故事之演化情形之具體討論，可參胡適的〈《水滸傳》考 證〉、魯迅的〈關於《水滸傳》〉、鄭振鐸的〈《水滸傳》的演化〉等文章，載竺青選編，《名 家解讀〈水滸傳〉》（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8），頁 1-108。 5 歷來關於《水滸傳》的主題思想的研究，主要觀點有三：一是歌頌農民起義精神；二是強 調忠義精神；三是表現市民意識。相關討論可參黃霖主編，《20 世紀中國古代文學研究史‧ 小說卷‧〈第十章《水滸》研究〉》（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06），頁 239-293。 6 參余嘉錫，《宋江三十六人考實‧楊家將故事考信錄》（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5），頁 1-92。 7 南宋‧周密在《癸辛雜識續集》記載龔聖與所作〈宋江三十六人贊並序〉一文中即提及：「宋 江事見於街談巷語，不足採者。雖有高如李嵩輩傳寫，士大夫亦不見黜，余年少時壯其人， 欲存之畫贊，以未見信書載事實，不敢輕為。及異時見東都事略載侍郎侯蒙傳，……然後 知宋江輩真有聞於時者。於是即三十六人，人為一贊，而箴體在焉。蓋其本揆矣。將使一 歸於正，義勇不相戾，此詩人忠厚之心也。余常以江之所為，雖不得自齒，然其識性超卓， 有過人者。立號既不僭移，名稱儼然，猶循軌轍，雖託之記載可也。……豈若世之亂臣賊 子，畏影而自走，所為近在一身，而其禍未嘗不流四海？」見朱一玄、劉毓忱編，《水滸傳 資料匯編》（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2），頁 19-20。 8 參朱一玄、劉毓忱編，《水滸傳資料匯編‧本事編》，頁 1-116。
東華人文學報 第十期 導性的思想體系予以整合，直到《水滸傳》成書為止。今且不論水滸故事流 傳及其演化的具體情形如何？當《水滸傳》作者在重新加工之際，著意將以 宋江為首的綠林好漢集團的匯聚過程置於敘事中心進行形塑，則人物身分─ 介於「強盜」與「英雄」之間─在書寫上所具有的複雜政治意涵，實足以影 響讀者對於《水滸傳》究竟是「誨盜」之作抑或是「頌揚忠義」之書的根本 認知9和解讀方式。10 《文心雕龍‧通變第二十九》贊曰：「文律運周，日新其業。變則﹝其﹞ 堪久，通則不乏。趨時必果，乘機無怯。望今制奇，參古定法。」11今觀《水 滸傳》可知，作者著重通過對遠處江湖的梁山泊人物命運進行書寫，字裡行 間無不積極融入個人對「天道循環」和「人事際遇」的對應關係的思考，在 重寫歷史過程中體現出對「天理」的一種積極探求。因此，在主題寓意和敘 事觀念的審美表現上，與前此流傳之水滸故事頗不相同，既展示出作者以其 通變的創作精神和自覺追求以重寫歷史的美學事實，同時也反映了作者借創 作表達對時代歷史變化觀照及其政治理想投射的一種反思意向。《水滸傳》 一書對於梁山泊人物和事業的關注，可以說脫離了還原歷史的純粹寫實格 局，進而在眾多人物匯聚與流散的命運書寫過程中，凝鑄一種史詩的文化性 格和形式意味。12整體來說，在《水滸傳》的敘事進程中，作者普遍書寫梁 山泊好漢面對個人／群體尋求「安身」與「立命」的生命歷程，並在「招安」 議題上，突顯梁山泊好漢遊移在「江湖倫理」與「政治倫理」之間所隱含的 情感矛盾和思想轉化。從政治書寫的觀點來說，《水滸傳》作者通過重寫歷
9 明清兩代對於《水滸傳》一書究竟是實寫強盜還是強調忠義，向來頗有爭論。相關討論可 參王平，〈明清《水滸傳》詮釋〉一文之分析，載《海峽兩岸明清小說研討會論文集》（未 刊稿）（2005.11），頁 280-289。 10 陳文新指出歷來關於《水滸傳》的闡釋、評論中具有兩種路數：一是側重於題材原型；二 是側重於象徵義蘊。各有偏蔽，亦各有勝場。見氏著，〈《水滸傳》闡釋中的兩種路數─兼 評李贄的政治索隱〉，《傳統小說與小說傳統》（武昌：武漢大學出版社，2005），頁 197-209。 11 劉勰著、周振甫譯注，《文心雕龍譯注》（臺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3），頁 376。 12 樂蘅軍，《古典小說散論》（臺北：大安出版社，2004），頁 76-77。
在天道循環與人事際遇之間 史的敘事策略，對梁山泊好漢的歷史存在狀態及其存在方式，展開不同以往 的觀察和復現，其話語構成（
discursive formation
）13實際上便可能隱含了特 定的政治倫理隱喻，無疑值得進一步深入探究。 基本上，《水滸傳》的話語構成是在特定歷史文化語境中被賦予意義和 敘事秩序，《水滸傳》作為一種認知方法或知識型（epistemes
）的歷史，14有 其值得進一步探究的詩學內涵。緣諸上述思考，本文擬立足於前賢今能的研 究基礎之上，從文化詩學研究立場闡論《水滸傳》敘事的後設命題及其話語 構成，期能在形式分析與文化分析兼融並行的討論過程中，就《水滸傳》的 寫作意圖、主題寓意及其美學表現做一綜整性的論述，從中提出個人的詮解 和看法。二、重寫歷史：「天命」作為敘事生成的後設命題
《水滸傳》成書的本質在於「重寫歷史」，而非「還原歷史」。從重寫歷 史的角度來說，《水滸傳》的話語構成當有其特殊的道德規範和美學考慮， 甚且體現出一種關懷歷史興亡的當代意識。重寫歷史作為一種審美化的再創 作行為、敘事策略和話語表現，可以說具體反映了《水滸傳》作者看待歷史13從文化研究觀點來說，本論文將《水滸傳》視為一種「話語構成」（discursive formation），「是 指稱或構造有關一個特定話題的實踐──一組觀念、形象和實踐活動（或其構成體），它們 提供談論一個特定話題，即社會活動或社會中的制度化情境的方法提供與此有關的知識和 行為的各種形式──的知識的方式。」因此，從話語實踐的角度分析《水滸傳》的話語構 成，本文「不僅著重考察語言和表徵如何生產出意義，而且考察一種特有的話語所產生的 知識如何與權力聯結，如何規範行為，產生或構造各種認同和主體性，並確定表徵、思考、 實踐和研究各種特定事物的方法。」上述有關話語構成的觀點內涵，參英‧斯圖爾特‧霍
爾（Stuart Hall）編，徐亮、陸興華譯，《表徵─文化表象與意指實踐》（Representation─Cultural
Representations and Signifying Practices）（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頁6。
14 樂蘅軍論及水滸的成長與歷史使命時指出，水滸作為知識的討論對象，顯示水滸的時代意
義因時代知識演進而有所不同，既提供了人們對水滸有多角度的照射，亦充任這一時代的 知識的反映器。參氏著，《意志與命運─中國古典小說世界觀綜論》（臺北：大安出版社，
東華人文學報 第十期 的一種方式。今可見者，《水滸傳》作者在敘事進程之初，即通過〈引首〉 一文揭示作品對歷史循環變化的關注，因而呈現出「理念先行」的寫作意向。 《水滸傳》作者通過「由亂反治」的預述性敘事框架的營造，在神話原型思 維中賦予梁山泊好漢出世的合理性和必然性，體現出以「天命」為後設命題 的思維圖式，此一政治無意識（political unconscious）可謂自始至終制約著敘 事格局的形成與發展，頗富深意。以下即據以分析之。
（一）天人感應：疾病書寫作為歷史興亡治亂的隱喻形式
《水滸傳》之寫定／編輯，乃文人作家試圖通過敘事創造以表達個人對 歷史治亂興亡的觀照和反思，具有建構政治理想的積極作用。〈引首〉開篇 詞即曰： 試看書林隱處，幾多俊逸儒流。虛名薄利不關愁，裁冰及剪雪，談 笑看吳鉤。評議前王並後帝，分真偽占據中州，七雄擾擾亂春秋。 興亡如脆柳，身世類虛舟。見成名無數，圖形無數，更有那逃名無 數。霎時新月下長川，江湖變桑田古路。訝求魚緣木，擬窮猿擇木， 恐傷弓遠之曲木。不如且覆掌中杯，再聽取新聲曲度。 依此而言，《水滸傳》作者的寫作意圖，頗與司馬遷撰作《史記》時所秉持 之「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情志精神相近。所謂「聽取 新聲曲度」，更意謂著重寫歷史作為一種建構理想精神價值的書寫策略，乃 作者試圖以不同以往的觀點、姿態和判斷演義歷史，並從再現歷史中展開一 場文化釋義活動。 那麼，《水滸傳》作者如何重寫歷史，並賦予小說敘事以思想基調？綜 觀《水滸傳》一書可見，作者為表達個人對歷史興亡治亂的看法，早在敘事 進程之初即有意識通過「疾病書寫」深化北宋國祚由太平豐登轉為失序混亂 的政治情狀。〈引首〉曰：在天道循環與人事際遇之間 這朝皇帝，廟號仁宗天子。在位四十二年，改了九個年號。自天聖 元年癸亥登基，至天聖九年，那時天下太平，五谷豐登，萬民樂業， 路不拾遺，戶不夜閉。這九年謂之一登。自明道元年至皇祐三年， 這九年亦是豐富，謂之二登。自皇祐四年至嘉祐二年，這九年田禾 大熟，謂之三登。一連三九二十七年，號為三登之世，那時百姓受 了些快樂。誰想道樂極生悲。嘉祐三年上春間，天下瘟疫盛行，自 江南直至兩京，無一處人民不染此症。天下各州各府，雪片也似申 奏將來。 在此，《水滸傳》作者將北宋國祚衰敗與「瘟疫」之流行作一結合，似乎單 純只是在天道循環架構下陳述歷史治亂興亡的自然規律，如同董仲舒《春秋 繁露‧必仁且智第三十》所言：「凡災異之本，盡生於國家之失，國家之失， 乃始萌芽，而天出災害以譴告之；譴告之，而不知變，乃見怪異以驚駭之； 驚駭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以此見天意之仁，而不欲陷人也。」15不 過，從政治哲學的視野來說，疾病書寫作為一種敘事生成的修辭策略，卻可 能具有不可忽視的政治倫理隱喻作用。16事實上，在「天道」的道德意義的 法則和秩序的認知基礎之上，《水滸傳》作者以疾病書寫作為故事歷史背景 的基調，藉以隱喻「朝廷不明，天下大亂」的政治現實，整體話語構成即隱 含了「由亂反治」的政治關懷和理想期待。 《水滸傳》作者對於重建現實政治秩序的籲求，一開始即寄託於「張天 師祈禳瘟疫」的行動之上，希冀通過祈天儀式而救治萬民。不過耐人尋味的 是，《水滸傳》作者意不在陰陽造化的天道循環架構下，展開一場關於祈禳
15 董仲舒著、賴炎元註譯，《春秋繁露今註今譯》（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2），頁 236。 16 借美‧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的觀點來說：「秩序是政治哲學最早關切的東西，如 果把城邦政體比作有機體是行得通的話，那把國家的失序比作疾病，也行得通。」又「從 政治哲學的主流傳統來說，把國家失序類比為疾病，是為了以此來敦促統治者追求更為理 性的政策。」見氏著、程巍譯，《疾病的隱喻》（Illness as Metaphor and Aids and Its Metaphors） （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3），頁 68-69。
東華人文學報 第十期 儀式的宗教書寫；反倒是隨後將寫作視角聚焦於「歷史隆替」與「人禍為害」 的相互聯繫之上，展開一場關於亂世英雄出世的政治書寫。作者在第一回講 述洪信不聽張天師勸戒，執意揭開鎮魔封皮的情形時指出： 眾人一起都到殿內，黑暗暗不見一物。太尉教從人取十數個火把點 著，將來打一照時，四邊並無別物，只中央一個石碑，約高五六尺， 下面石龜趺坐，太半陷在泥裡。照那碑碣上時，前面都是龍章鳳篆， 天書符籙，人皆不識。照那碑後時，卻有四個真字大書，鑿著「遇 洪而開」。卻不是一來天罡星合當出世，二來宋朝必顯忠良，三來湊 巧遇著洪信，豈不是天數。 從表面上看來，「洪太尉誤走妖魔」似乎是天數宿構所致，不足為奇；但實 際上，妖魔之出世乃起於洪太尉恣意妄為，因而「哄動宋國乾坤，鬧遍趙家 社稷」。作者於第二回開篇便引詩評論曰： 千古幽扃一旦開，天罡地煞出泉臺。自來無事多生事，本為禳災卻 惹災。社稷從今雲擾擾，兵戈到處鬧垓垓。高俅奸佞雖堪恨，洪信 從今釀禍胎。 在「天人感應」的敘事命題架構上，《水滸傳》作者有意在敘事開端通過三 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遇洪而開」的預示作為，揭示宋朝社稷因「妖魔」、 「禍胎」出世而紛亂不已的根本因素，乃在於「人禍」所致之上，而如此安 排當有其現實覺察和政治考量。在理念先行的主導下，梁山伯英雄好漢的出 世乃順應天運而生，實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引首〉結尾詩即曰： 萬姓熙熙化育中，三登之世樂無窮。豈知禮樂笙鏞治，變作兵戈劍 戟叢。水滸寨中屯節俠，梁山泊內聚英雄。細推治亂興亡數，盡數 陰陽造化功。
在天道循環與人事際遇之間 從印證預告17的觀點來說，作者一方面必然要逐步描寫一百零八水滸人物在 天下無道的歷史現實中終將匯聚的生命歷程，另一方面則在「宋朝必顯忠良」 的預言中，寄寓了梁山泊好漢終以忠良英雄之姿出現，實現平定天下的政治 願望。所謂「豪傑英雄聚義間，罡星煞曜降塵寰」，實反映了作者在敘事進 程中所寄寓的強烈政治關懷。 在《水滸傳》的敘事過程中，一開始即以高俅恃權迫害忠良、違亂政體 朝綱的政治情狀為時代背景，此後逐一帶出梁山伯好漢如何以「離家」的姿 態遊走於社會邊緣，並在因緣際會上產生命運的共同聯繫，進而投身結盟於 梁山泊之中，形成一股不可抑扼的江湖力量，與朝廷政治體制相互抗衡。此 一政治書寫作為，根本上反映出作者對於梁山泊好漢出世的形塑，充滿著強 烈政治期望。借孔子在《論語‧季氏篇第十六》中所提出的歷史哲學觀點來 說： 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 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 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 不議。18 如果說重寫歷史作為一種審美性的再創作方式，大體反映了《水滸傳》作者 借敘事以融入社會意義和再現社會生活，在「天下無道」的歷史文化語境中 發出「庶人之議」；那麼為表達個人對於「歷史」與「人禍」的相互關係的 思考，《水滸傳》作者在敘事之初利用「下凡歷劫」19的神話原型思維建立起
17 所謂「印證預告」，指的是一種逐步揭示或證實事件真相的情節類型，在情境轉換過程中透 過「發現」，顯示語義的變化。情節發展主要體現為不斷追求、尋找的模式，作品事先預告 結局，並在敘事過程中逐步印證這一預告，這是一種證實性的認知的敘事模式。參胡亞敏， 《敘事學》（武昌：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頁 136-138。 18 楊伯峻譯注，《論語譯注》（香港：中華書局，1999），頁 174。 19 《水滸傳》一書所體現神話原型思維，大體上與中國古代小說中的「下凡歷劫」故事原型 和母題有所關聯。有關「下凡歷劫」故事原型和母題之相關討論，參吳光正，《中國古代小 說的原型與母題》（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頁 103-136。
東華人文學報 第十期 敘事的召喚結構和期待視野，可謂體現出天道的自然秩序與天道的倫理秩序 互為糾結的情形。因此，在重寫歷史的進程中，《水滸傳》作者對於宋江等 人身為盜寇的身分既有實寫之處，但卻又積極賦予其「誓守忠義」、「替天行 道」的形象。從綠林盜寇轉為忠良英雄，有關梁山泊好漢命運走向的政治書 寫，隱隱流露了作者個人政治無意識中的一種潛在願望。20在天人感應的敘 事命題架構中，「由亂返治」的政治期望作為主導《水滸傳》敘事格局開展 的一種主題意識，無疑使得有關梁山伯好漢出世、匯聚及其流散的話語構成 具有特殊的政治意涵。
（二）天命人受：梁山泊三易首領的思維圖式
從理念先行的角度來說，《水滸傳》作者對於歷史興亡治亂的觀照和反 思，主要集中在梁山泊人物出世和匯聚的生命歷程的書寫之上。《水滸傳》 作者在敘事之初即通過高俅違亂政體朝綱的描寫，為小說文本建構佞臣當 道、民不聊生的時代歷史背景，由此預示天罡地煞在「亂自上作」的政治情 狀下終將出世並聚義於梁山泊的歷史必然性。以今觀之，《水滸傳》作者預 設一百零八天罡地煞乃是在現實政治體制的壓迫下，才不斷以違犯法紀和秩 序的離心姿態而流離於社會邊緣，因而紛紛投身梁山泊之內，成為偏安於江 湖一隅的綠林集團。在此一認知情況下，當作者有意通過水滸英雄好漢之形 塑，重新賦予現實以理想政治秩序的力量，從而建立時代歷史應有的中心價 值體系，則小說敘事建構對於中心人物的積極性籲求，便顯得極為突出而重 要。21進一步來說，《水滸傳》作者如何在小說中通過具合法性的形式建構心20 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遜（Fredric Jameson）指出：「歷史不是文本，不是敘事，無論是宏 大敘事與否，而作為缺場的原因，它只能以文本的形式接近我們，我們對歷史和現實本身 的接觸必然要通過它的事先文本化（textualization），即它在政治無意識中的敘事化 （narrativization）。」見氏著，王逢振、陳永國譯，《政治無意識：作為社會象徵行為的敘
事》（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Narrative as a Socially Symbolic Act）（北京：中國社會科學 出版社，1999），頁26。
在天道循環與人事際遇之間 目中的理想政治秩序，便成為必須積極面對的一大課題。究其實質表現，《水 滸傳》一書對於中心人物的籲求，主要即通過「梁山泊三易首領」的敘事建 構來加以表現，22其中有關宋江最終能登上梁山泊第一把交椅的情節安排， 可謂在天人合一的哲學精神中體現出「天命人受」的敘事命題和原型思維。23 從現存文獻記載來看，宋江在歷史現實中作為綠林盜寇之首，相關史料 已有明載。以《宋史‧卷三百五十一‧侯蒙列傳》為例： 宋江寇京東，蒙上書言：「江以三十六人橫行齊魏，官軍數萬，無敢 抗者，其才必過人。今清溪盜起，不若赦江，使討方臘以自贖。」 帝曰：「蒙居外不忘君，忠臣也。」命知東平府，未赴而卒。24 自北宋末年以來，有關水滸人物的事蹟即不斷通過說書、詩文、筆記、戲劇 或傳說等各種展演形式在民間開始流傳，並深入於民間文化之中。其中對於 宋江形象的擬塑及其認知，實際上潛藏著一種集體願望。南宋周密為龔聖與 〈宋江三十六人贊並序〉所作〈跋〉一文中寫道： 此皆群盜之靡耳。聖與既各為之贊，又從而序論之，何哉？太史公 序遊俠而進奸雄，不免異世之譏。若其首著勝廣於列傳，且為項羽
上『娛樂』讀者─他們想要創作有趣的值得關注的人物，想要讓這些人物以讓我們感到有 趣、教會我們有關生活的某些東西、並且給我們帶來思考的方式相互聯繫。」見氏著，姚 媛譯，《通俗文化、媒介和日常生活中的敘事》（Narrative in Popular Culture, Media, and Everyday Life）（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0），頁 146-147。 22 有關《水滸傳》以三複情節建構宋江終成梁山泊首領的表現，頗與「三」所具有文化概念 息息相關。有關三複情節觀念之討論，可參杜貴晨所撰〈古代數字「三」的觀念與小說的 「三複情節」〉、〈中國古代小說「三複情節」的流變及其美學意義〉、〈論《水滸傳》「三而 一成」的敘事藝術〉三文，載氏著，《傳統文化與古典小說》（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01）， 頁 3-20，頁 253-277。 23 參杜貴晨，〈「天人合一」與中國古代小說結構的若干模式〉，《傳統文化與古典小說》，頁 21-37。 24 見馬蹄疾編，《水滸資料彙編》（北京：中華書局，2004），頁 456。
東華人文學報 第十期 作本紀，其意亦深矣。識者當能辯者。25 大體來說，民間百姓對於水滸人物故事的喜愛，反映了人們在尋求安身立命 之時，對於非正統體制力量興起的一種內在籲求，進而演化形成一種認可水 滸人物行誼的集體接受意識和江湖倫理。26在文化研究的意義上，水滸故事 之 創 作 與 流 行 背 後 正 存 在 著 一 種 認 知 與 接 受 上 的 共 享 意 義 （
shared
meaning
）， 其 話 語 構 成 及 其 意 義 生 產 直 可 視 為 一 種 特 定 的 意 指 實 踐 （signifying practices
），充分反映世俗文化對於水滸故事的一種深刻的認識／ 認同。27 事實上，對於水滸人物行誼作為的肯定性認識／認同，早在《宣和遺事》 的編寫中，便已具體表現在宋江受命於九天玄女贈與天書一事的記載之上， 大為強化了宋江等綠林好漢秉受「天命」以「助行忠義，衛護家國」的合理 性： 宋江看了人名，末有一行寫道：「天書付天罡院三十六員猛將，使呼 保義宋江為帥，廣行忠義，殄滅奸邪。」28 這種歸諸天命的集體接受意識，極可能代表的是廣大讀者在接受過程中尋求 共同的認識／認知時所形成一種潛在的集體力量和政治願望，因而在建立一 種中心理念時，掩飾了宋江等三十六人作為強盜的根本事實。進一步來說， 《水滸傳》作者有意承繼《宣和遺事》記載中所體現的天命思維，並借助於25 見朱一玄、劉毓忱編，《水滸傳資料匯編》，頁 20。 26 孫述宇在〈南宋民眾抗敵與梁山英雄報國〉一文中，認為《水滸傳》所寫盜寇人事內容與 宗宋反金的「忠義軍」事蹟在本質上是一致的。宋江的改革形象，象徵著把一群保聚的人 改變成忠於宋室的「忠義人」。見氏著，《〈水滸傳〉的來歷、心態與藝術》（臺北：時報文 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83），頁 47-140。 27 英‧斯圖爾特‧霍爾（Stuart Hall）編，徐亮、陸興華譯，《表徵─文化表象與意指實踐》， 頁 1。 28 古本小說集成編輯委員會編，《古本小說集成‧宣和遺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頁 40。
在天道循環與人事際遇之間 重寫歷史的審美化再現的修辭策略，一改宋江於歷史中所具有綠林盜寇身 分，從而賦予宋江以忠、孝、仁、義、禮、智兼備的正面形像，使得宋江形 像具有十足的傳奇性質和浪漫精神。作者在第十八回描寫宋江出場時即引 《臨江仙》贊宋江好處曰： 起自花村刀筆吏，英靈上應天星。疏財仗義更多能。事親行孝敬， 待士有聲名。濟弱扶傾心慷慨，高名冰月雙清，及時甘雨四方稱。 山東呼保義，豪傑宋公明。 除此之外，作者亦在第四十二回「還道村受三卷天書 宋公明遇九天玄女」 中，借宗教謫降神話的預示，強化宋江之成為梁山泊寨主乃「天命」所授的 神聖性。29其文曰： 娘娘法旨道：「宋星主，傳汝三卷天書，汝可替天行道，為主全忠仗 義，為臣輔國安民。去邪歸正，他日功成果滿，作為上卿。」…… 「玉帝因為星主魔心未斷，道行未完，暫罰下方，不久重登紫府， 切不可分毫失志。若是他日罪下酆都，吾亦不能救汝。……」 顯而易見，從正史記載中的「綠林盜寇」轉為小說虛構中的「孝義黑三郎」， 宋江介於現實與想像之間所產生的形象變化，實際上與社會總體想像的關係 極為密切，因而具有集體描述的功能。當《水滸傳》作者有意在小說中將宋 江置於歷史中心和敘事中心進行政治書寫時，則宋江最終能夠坐上梁山泊第 一把交椅，對一百零八好漢排列座次，進而領導眾家英雄宣誓「替天行道」、 「忠義報國」，其實際的命運走向和歷程便成為《水滸傳》敘事生成的重要 基礎。就《水滸傳》作為一種話語構成而言，有關宋江形象之轉化及其行動 表現當有其娛樂意義，亦有其思想意義，更是理解、詮釋《水滸傳》的意義 生成方式的重要關鍵。
29 李豐楙，〈出身與修行：明代小說謫凡敘述模式的形成及其宗教意識─以《水滸傳》、《西遊 記》為主〉，《國文學誌》7 期（2003.12），頁 85-113。
東華人文學報 第十期 在《水滸傳》的敘事進程中，實際上宋江並非從敘事開展之初即出場， 而出場之後也沒有立即投身梁山泊之內而成為首領。今可見者，宋江最終之 能夠成為梁山泊首領，乃是作者有意在「天命人受」的敘事命題和思維圖式 中通過梁山泊三易首領的情節安排加以完成的，饒富深意。 首先，梁山泊第一任寨主是白衣秀士王倫。第十一回敘及柴進濟助林 沖，並薦書前往梁山泊，其時寨主乃王倫： 林沖道：「若得大官人如此賙濟，教小人安身立命，只不投何處去？」 柴進道：「是山東濟州管下一個水鄉，地名梁山泊，方圓八百餘里， 中間是宛子城、蓼兒洼。如今有三個好漢在那裡扎寨。為頭的喚做 白衣秀士王倫，第二個喚做摸著天杜遷，第三個喚做雲裡金剛宋萬。 那三個好漢聚集著七八百個小嘍囉，打家劫舍，多有做下迷天大罪 的人，都投奔那裡躲災避難，它都收留在彼。三位好漢亦與我交厚， 常寄書緘來。我今修一封書與兄長，去投那裡入伙如何？ 此時王倫等人所據梁山泊，只不過如同李忠、周通佔等其他綠林盜寇據山為 王一般強佔社會一隅，主要以打家劫舍為生，實際不成政治大業。 其次，梁山泊第二任寨主是晁蓋。第二十回敘及晁蓋等人受天之命而七 星聚義，因劫生辰綱而逃躲梁山泊。林沖因王倫嫉賢妒能、貪生怕禍，不肯 收留晁蓋等人，憤而殺害之，進而尊晁蓋為寨主： 話說林沖殺了王倫，手拿著尖刀，指著眾人說道：「據林沖雖是系禁 軍，遭配置此，今日為眾豪傑至此相聚，爭奈王倫心胸狹隘，嫉賢 妒能，推故不納，因此火拼了這廝，非林沖要圖此位。據著我胸襟 膽識，焉敢拒敵軍官，他日翦除君側元凶首惡？今有晁兄仗義疏財， 智勇足備。方今天下，人聞其名，無不有伏。我今日以義氣為重， 立他為山寨之主，好麼？」 所謂「替天行道人將至，仗義疏財漢便來」，顯示「晁蓋梁山小奪泊」乃因
在天道循環與人事際遇之間 英雄聚義而來。梁山泊自此十一位好漢──晁蓋、吳用、公孫勝、林沖、劉 唐、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杜遷、宋萬和朱貴──排次坐定，各司其職， 此時梁山泊事業的基礎已初步奠定。 再次，梁山泊第三任寨主是宋江。第七十一回敘及梁山泊好漢因石碣天 文而知上蒼分定位數，天罡、地煞星辰，都已分定次序。宋江上應星魁，賴 託眾弟兄英雄扶助，立為首領： 宋江揀了吉日良時，焚一爐香，鳴鼓聚眾，都到堂上。宋江對眾道： 「今非昔比，我有片言。今日既是天罡地曜相會，必須對天盟誓， 各無異心，死生相托，吉凶相救，患難相扶，一同保國安民。」眾 皆大喜。各人拈香已罷，一齊跪在堂上。宋江為首誓曰：「宋江鄙猥 小吏，無學無能，荷天地之蓋載，感日月之照臨，聚弟兄於梁山， 結英雄於水泊。共一百八人，上符天數，下合人心。自今已後，若 是各人存心不仁，削絕大義，萬望天地行誅，神人共戮，萬世不得 人身，億載永沉末劫。但願共存忠義於心，同著功勛於國，替天行 道，保境安民。神天察鑒，報應昭彰。」 由上述發展歷程來看，梁山泊事業乃歷經三易首領之後才真正完成「大聚 義」，至此一百零八好漢順應天命聚義結盟，宣示替天行道，輔國安民，可 謂「上符天數，下合人心」。此時，宋江之成為梁山泊首領，其所秉受的任 務並不僅僅在於建立和鞏固水滸事業而已，而是如何在江湖之遠建構理想政 治秩序，帶領梁山泊好漢重新回歸正統政治體制之中，由此造就一場新的政 治理想。 不可否認，在古代小說的創作與閱讀之間，天命思想作為人們安頓生命 意識的一種精神需要，大體提供了一套認知方式、價值觀念、文化想像和審 美趣味等等。30《水滸傳》作為一種話語構成，亦正是在天命的後設命題引
30 龔鵬程在〈傳統天命思想在中國小說裡的運用〉一文中即對此現象做了一番系統梳理並指
東華人文學報 第十期 導下，通過封閉性敘事框架逐一展演天罡地煞匯聚於梁山泊的生活事實，由 此傳達對歷史現實的觀照和反思。31尤值得注意的是，宋江形象之擬塑，可 謂充分展示作者的政治期望和寫作意圖。作者在第二十一回開篇引古風一首 曰： 宋朝運祚將傾覆，四海英雄起寥廓。 流光垂象在山東，天罡上應三十六。 瑞氣盤纏繞鄆城，此鄉生降宋公明。 神清貌古真奇異，一舉能令天下驚。 幼年涉獵諸經史，長為吏役決刑名。 仁義禮智信皆備，曾受九天玄女經。 江湖結納諸豪傑，扶危濟困恩威行。 他年自到梁山泊，繡旗影搖雲水濱。 替天行道呼保義，上應玉府天魁星。 又第五十一回引詩曰：
出：「天命」在中國思想及小說的表現上均有極根源的地位，是一切愛恨生死出發之始基。 小說裡談到人物對天命的處理態度時，也即是說明了他們對生命的處理方式。在此，我嘗 試在古典小說裡籀繹出三種基本型態的大系統：一是力與命永無休止的爭衡，而人即在此 絕對敗亡的淒涼慘暗中迸現出他強烈的生命力和偉大的情操。一種是在人與命、數與智、 才與時之間求得一調合的安頓地位，一切悲涼憤懣在天命的澄化下歸於恬淡。另一種則是 利用我們對天命的沉思而消極地化解人世物象的追逐；名利榮辱的羈絆與牽制，在此都歸 虛幻，所謂「萬事不由人作主，百般原來俱是空」即是此意。對人世有些詭譎的嘲弄和冷 凝的觀照。──以上三類彼此間並無明顯的葑域，有時在同一部書中也彼此參合交錯地出 現著，但總以其中一類為其基調或主導，變而不離其宗。又因為它們都從敬畏天命這個基 點上出發，是以無論恬淡或悲愴，對天命均無所疑，其抗衡命運之播弄時，也非對「天命」 本身的懷疑或反抗，而是為了人世某種理想或人倫的牽繫，這是中國小說的一項特色，其 與西方神話中悲劇英雄造型不同處也即在此。見龔鵬程、張火慶，《中國小說史論叢》（臺 北：學生書局，1984），頁 21-22。 31 誠如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遜所言：「在古典敘事裡，敘述開始之前事件就已成過去並得到 了處理。這種封閉本身以運氣、命運、天命或命定等概念投射某種類似意識形態的幻象， 而這些敘事似乎是『說明』那些概念。」參氏著，王逢振、陳永國譯，《政治無意識：作為 社會象徵行為的敘事》，頁 140。
在天道循環與人事際遇之間 龍虎山中走煞罡，英雄豪傑起多方。 魁罡飛入山東界，挺挺黃金架海梁。 幼讀經書明禮義，長為吏道志軒昂。 名揚四海稱時雨，歲歲朝陽集鳳凰。 運蹇時乖遭迭配，如龍失水困泥網。 曾將玄女天書受，漫向梁山水滸藏。 報冤率眾臨曾市，挾恨興兵破祝莊。 談笑西陲屯甲冑，等閑東府列刀槍。 兩贏童貫排天陣，三敗高俅在水鄉。 施功紫塞遼兵退，報國清溪方臘亡。 行道合天呼保義，高名留得萬年揚。
在如此宗教謫降的預述性敘事框架的設置中，《水滸傳》的話語實踐無疑充 滿了天命思想。因此，在梁山泊三易首領的情節安排中，梁山泊好漢位處於 法外的邊緣化生存情境之中，試圖逐步通過聚義行動建立起新的法紀和秩 序，最終才能在宋江成為梁山首領之後，確立了共存形態和政治精神，由此 建立起盛大的水滸事業，與朝廷相互抗衡。32以今觀之，在確立中心和秩序 的願望主導下，當《水滸傳》作者有意利用宋江形象之改造以進行政治書寫 時，則「天命人受」敘事命題作為作者在道德、情感與欲望糾葛中建構小說 的敘事秩序及其格局的重要參照，既提供了小說敘事進程得以開展和結束的 基本依據，又成為主導小說敘事模式建立的原型思維內容。從理念先行的角 度來說，《水滸傳》的話語構成本身自有其不可忽視的政治倫理隱喻。
32 英‧愛德華‧希爾斯（Edward Shils）指出：「在有些時候和情境中，人們尋求與中心接觸。 他們想為其社會確立一個中心，不管他們如何經常反叛這種中心。他們需要在集體中超越 作為個人的自我，這種集體則圍繞著一個關於重大事物的中心文化庫藏。他們渴望以這個 中心建立一種秩序，並在中心之中尋找一個位置。中心並不是一項轉瞬即逝的事件，中心 具有一種時間上的深度，就像中心周圍的社會一樣。」參氏著，傅鏗、呂樂譯，《論傳統》 （Tradition）（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頁 283。
東華人文學報 第十期
三、身分／認同：遊移在江湖倫理與政治倫理之間
天命作為《水滸傳》敘事生成的後設命題，說明了一百零八好漢是在天 道循環架構下因受石碣天文而生的情形，所謂「光耀飛離土窟間，天罡地煞 降塵寰」，賦予了梁山泊好漢之出世有其歷史必然性。從實際情形來看，《水 滸傳》中的一百零八位好漢的本質，既是強人，33亦是遊民。34《水滸傳》作 者有意在此認知基礎上書寫梁山泊好漢的生存情境及其匯聚過程，並在特定 歷史文化語境中確立其主體性（subjectivity
），其話語實踐便可能隱含了特定 的倫理辯證和美學思維。以今觀之，《水滸傳》作者對於梁山泊英雄好漢命 運及其聚義性質的關注，主要落實在眾人對於自我身分的認同（identity
）的 政治書寫之上，著重描寫水滸英雄面對「招安」問題時所引發的複雜而矛盾 的政治意識。在《水滸傳》中，梁山泊好漢游移在「江湖倫理」與「政治倫 理」之間所引發的倫理議題辯證，可謂賦予了小說話語構成以「有意味的形 式」（significant form
）。35尤其當《水滸傳》作者以全知全能的敘述立場普遍 預示梁山泊好漢的命運走向時，其中命運作為一種藝術暗示，當具有其特殊 的美學意義和文化價值，36頗為耐人尋味。以下即據以分析之：（一）中心／邊緣：生存情境的再現
《水滸傳》作者對既有歷史題材進行重寫，無非試圖在戲擬梁山泊人物 命運的過程中寄寓個人對政治現實的反思。《水滸傳》作者在敘事之初即通33 孫述宇指出《水滸傳》是強人說給強人聽的強盜書。見氏著，《水滸傳的來繫、心態與藝術》， 頁 25-46。 34 王學泰認為《水滸傳》的形成與中國社會中的遊民情緒、遊民意識和遊民文化有關。見氏 著，《遊民文化與中國社會》（北京：學苑出版社，1999），頁 216-294。 35 英‧克萊夫‧貝爾（Clive Bell），〈藝術〉，見朱立元總主編、張德興編，《二十世紀西方美 學經典文本》，《第一卷：世紀初的啼聲》（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0），頁 460-478。 36 蘇貴寧，《宗法倫理精神與中國詩學》（上海：三聯書店，2002），頁 194-195。
在天道循環與人事際遇之間 過二元對立觀點書寫「高俅發跡」和「王進私走延安府」、「林沖刺配滄州道」 的對抗關係，由此提示梁山泊好漢的聚義行動乃源於亂臣賊子之違亂朝綱， 恃權誤國的事實，並藉以揭露歷史盛衰興亡中的「人禍」問題。第二回敘及 王進告知史進真實身分及私走延安府之因時說道： 奸不廝欺，俏不廝瞞。小人不姓張，俺是東京八十萬禁軍教頭王進 的便是，這槍棒終日搏弄。為因新任一個高太尉，原被先父打翻， 今做殿帥府太尉，懷挾舊仇，要奈何王進。…… 第十一回敘及林沖因柴進所薦，前往投身王倫等人所據梁山泊。時值暮冬， 獨自在酒店飲酒，悵然有思道： 以先在京師做教頭，禁軍中每日六街三市遊玩吃酒，誰想今日被高 俅這賊坑陷了我這一場，文了面，直斷送到這裡。閃得我有家難奔， 有國難投，受此寂寞。 由此可見，其政治書寫意涵正如金聖歎〈《水滸傳》回評〉中所指出的：「不 寫一百八人，先寫高俅，則是亂自上作也。」37在特定的時代歷史背景中， 魯智深拳打鎮關西及大鬧野豬林、林沖雪夜上梁山，晁蓋吳用智取生辰綱， 江州劫法場、破高唐州、打青州、鬧華山等等行動的書寫，皆反映了作者反 抗權奸的意圖和思想。 大體而言，「天罡地煞下凡塵，托化生身各有因」，梁山泊好漢紛紛以離 心姿態遊走於從社會邊緣，其初始原因或有不同。但從獨自行事到聚義結 盟，其歷程則顯示了梁山泊事業的建構乃是一種想像與遭遇的共同體的再 現，潛隱著一股不可抑遏的集體認同力量。這樣的一種集體認同力量，早在 晁蓋等人七星聚義並共商奪取蔡京生辰綱時便做了具體展示。作者於第十五 回開篇引詩曰：
37 施耐庵著、金聖歎批改，《金批水滸傳》，（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頁 15。
東華人文學報 第十期 英雄聚會本無期，水滸山涯任指揮。 欲向生辰邀眾寶，特扳三阮協神機。 一時豪傑欺黃屋，七宿光芒動紫微。 眾守梁山同聚義，幾多金帛盡俘歸。 所謂「七星成聚會，四海顯英雄」，晁蓋等七人因天命而聚義，晁蓋坐第一 位、其後吳用第二、公孫勝第三、劉唐第四、阮小二第五、阮小五第六、阮 小七第七，在「排座次」的政治書寫中，事實上都傳達了作者藉江湖倫理秩 序之建構以批判歷史現實中政治倫理秩序失序的寫作意圖和政治期望。具體 而言，這樣的寫作意圖和政治期望在「晁蓋梁山小奪泊」、「梁山泊義士尊晁 蓋」的聚義行動中，可謂初步完成。作者在第二十回引詩為證評論曰： 古人交誼斷黃金，心若同時誼亦深。 水滸請看忠義士，死生能守歲寒心。 梁山泊自此是晁蓋、吳用、公孫勝、林沖、劉唐、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 杜遷、宋萬、朱貴等十一位好漢坐定，「交情渾似股肱，義氣如同骨肉」。從 此眾頭領計議，「整點倉廒，修理寨廟，打造軍器，槍刀弓箭，衣甲頭盔， 準備迎敵官軍；安排大小船只，教演人兵水手，上船廝殺，好做提備。」由 此可見，「由亂反治」的政治理想建構，在梁山泊轉易首領的江湖倫理秩序 的象徵性建置中，可以說獲得了一次重要的展演。 從重寫歷史的角度來說，《水滸傳》作者無不積極嘗試尋找適當的表述 形式去敘述梁山泊好漢出世的歷史背景及其生存情境。因此，梁山泊好漢之 出世乃順應時世變化而來，並不能僅僅從綠林盜寇身分判斷其存在的合理性 ／合法性，而必須關注歷史必然性的影響。清人王韜在〈《水滸傳》序〉有 云： 試觀一百八人中，誰是甘心為盜者，必至於途窮勢迫，甚不得已， 無可如何，乃出於此。蓋於時宋室不綱，政以賄成，君子在野，小
在天道循環與人事際遇之間 人在位。賞善罰惡，倒持其柄，賢人才士，困踣流離，至無地以容 其身。其上者隱遁以自全，其下者遂失身於盜。嗚呼！誰使之然？ 當軸者固不得不任其咎！能以此意讀《水滸傳》，方謂善讀《水滸傳》 者也。38 就《水滸傳》話語構成的意義結構來說，固然歷史的真相與敘事的本質存在 著不可解決的矛盾，但在話語實踐中，歷史事實的含意作為對歷史的認識， 基本上服務於現實政治、道德倫理和美學思想對歷史判斷的合理化。《水滸 傳》形塑梁山泊好漢出世的過程，便是將道德倫理上的虛構想像當作歷史事 實看待，從而在江湖倫理與政治倫理的權變關係中完成一場文化釋義活動， 頗值深思。
（二）個人／家國：自我本性的維持
《水滸傳》作者借重寫歷史以傳達歷史觀照和反思，主要體現在梁山泊 文化的演變及其成型之上。顯而易見，《水滸傳》對於各種社會階層人物的 描寫和關注，體現的是一種廣大歷史現實的觀照。在《水滸傳》中，人物形 象紛呈，如晁蓋、宋江、柴進等仗義疏財的義士，如史進、魯智深、武松、 李逵等見義勇為的豪俠，如三阮等出身社會底層而講求義氣的市井小民，如 林沖、楊志、呼延灼、關勝、徐寧等接受義氣感召而落草的朝廷將官，所謂 「帝子神孫，富豪將吏，並三教九流，乃至獵戶漁人，屠兒劊子」，出身各 有不同。大體而言，《水滸傳》作者以社會底層人物的生存情境進行政治書 寫時，乃試圖從不同側面的官、盜對立衝突中，重建理想的文化結構和生活 秩序的中心，進而與現實政治體制進行實質性的對抗或謀和。整體話語構成 本身無疑展現一個重大的生存課題：即梁山泊好漢在面對歷史現實困境時， 如何致力維持「自我本性」（selfhood）。3938 見朱一玄、劉毓忱編，《水滸傳資料匯編》，頁 327-328。 39 美‧亞伯納‧柯恩（Abner Cohen）指出：「在任何時候，支持自我本性的象徵行為模式是
東華人文學報 第十期 在《水滸傳》中，梁山泊好漢從不同現實生活地域逐漸匯聚結盟，進而 在「聚義」的認知／認同中紛紛脫離正統政治體制轉而投身梁山泊，此一行 動的串連乃是小說敘事進程得以開展的重要事件基礎，亦是小說文本意義生 成的關鍵。今可見者，眾家好漢在進入梁山泊之前，大體上皆必須經歷遠離 家園、遊走他鄉的生命歷程，進而完成一場策名投山的儀式歷程，顯示出一 種有意味的行動模式。如樂蘅軍所指出的： 這個方式經由消極的放逐到積極的尋求，從由母體的分裂到新國度 的建立而完成。這中間，參與締造的分子，一百零八人都經歷了同 一過程，也就是每一個好漢都必須通過：『難題困境→殺人流血→歷 險受難→策名投山』這一個含有儀式意味的不可豁免的全部歷程。40 在此一匯聚過程中，水滸人物通過策名儀式而進入梁山泊的行動抉擇，基本 上即宣誓了個人與正統政治體制分離的事實，而其中皆必須進行一場思想文 化的價值轉換。而這樣的一種價值轉換，乃表現出小說人物身陷歷史困境之 中所無法迴避的倫理抉擇問題。其中宋江作為《水滸傳》的中心人物，亦經 歷上述策名投山的儀式歷程，其思想和行動的轉變所體現的倫理抉擇問題更 形深刻。41第四十一回描寫宋江因得晁蓋等梁山泊好漢劫法場，因而能夠智
得自於社會，當社會發生變化的時候，人們總是喜歡維持─實際上是努力的依照傳統的辦 法去保存他們的身份和自我本性。社會變遷通常會威脅到我們的自我本性，特別是地位角 色發生改變的時候，那時，我們會藉著重新詮釋我們的象徵行為模式而強力的設法維持我 們的自我本性。」見氏著、宋光宇譯，《權力結構與符號象徵》（臺北：金楓出版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1987），頁 86。 40 樂蘅軍，《古典小說散論》，頁 78。 41 吳壁雍指出《水滸傳》的好漢們，透過「投名狀」的血祭意義（譬如林沖落草前，被要交 上「投名狀」──去殺一個人，將頭獻納），在「官逼民反」的社會裡摶聚成一股勢力。因 此，圖快活固是水滸的主題旋律之一，而在腐敗的政治勢力下，挺身痛擊罪惡世界，更是 ﹝水滸傳﹞的一大主題。事實上他們原也是為了破壞而誕生，是魔星轉世，卻以類似血族 集團的面貌呈現，強調一種類似兄弟情誼的「義氣」，並以此「義」為指揮行動的方針，「義」 成為梁山泊集團的最高行動原則。見氏著，〈從民俗趣味到文人意識的參與─小說（一）〉， 載蔡英俊主編，《中國文化新論：文學篇二──意象的流變》（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公 司，1982），頁 429。
在天道循環與人事際遇之間 取無為軍，報黃文炳陷害之冤仇。前此，宋江皆顧及自身官吏身分，一直未 能接受建議投身水滸。幾經輾轉，至此才正式宣告加入梁山泊之中： 宋江便道：「小可不才，自小學吏，初世為人，便要結識天下好漢。 奈緣是力薄才疏，家貧不能接待，以遂平生之願。自從刺配江州， 經過之時，多感晁頭領並眾豪傑苦苦相留。宋江因父母嚴訓，不曾 肯住。正是天賜機會，於路直至潯陽江上，又遭際許多豪傑。不想 小可不才，一時間酒後狂言，險累了戴院長性命。感謝眾位豪傑， 不避凶險，來虎穴龍潭，力救殘生。又蒙協助報了冤仇，恩同天地。 今日如此犯下大罪，鬧了兩座州城，必然申奏去了。今日不由宋江 不上梁山泊，投托哥哥去，未知眾位意下若何？如是相從者，只今 收拾便行。如不願去的，一聽尊命。只恐事發，反遭負累。煩可尋 思。………」 在天命的後設命題架構下，《水滸傳》作者對於眾家好漢進入梁山泊的倫理 抉擇作為，大體上採取的是一種認可／認同的態度，從而以聚義／忠義之名 掩飾一百零八好漢上山之前違法亂紀所犯種種罪行。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所 謂「忠義立身之本，奸邪壞國之端，狼心狗幸濫居官，致使英雄扼腕」的時 代歷史背景中，《水滸傳》作者實有意強化宋江等梁山泊好漢都是在現實政 治、官場壓迫下，才以非主動的姿態選擇偏安綠林，秉持忠義精神以待來日。 在第五十五回描寫高俅大興三路兵欲取梁山泊，宋江戰勝彭 ，然親解其縛， 扶入帳中，分賓而坐： 宋江便拜。彭玘連忙答禮拜道：「小子被擒之人，理合就死，何故將 軍以賓禮待之？」宋江道：「某等眾人無處容身，暫占水泊，權時避 難，造惡甚多。今者朝廷差遣將軍前來收捕。本合延頸就縛。但恐 不能存命，因此負罪交鋒，誤犯虎威。敢乞恕罪！」彭玘答道：「素 知將軍仗義行仁，扶危濟困，不想果然如此義氣。倘蒙存留微命，
東華人文學報 第十期 當以捐軀保奏。」宋江道：「某等眾須弟兄也只待聖主寬恩，赦宥重 罪，望生保國，萬死不辭！」 因此，就維持自我本性的觀點來說，梁山泊好漢固然因時命所繫而匯聚山林 之中，然而面對時世變化，其本意仍在於「替天行道，招納豪傑，專等招安， 與國家出力」。「聚義」作為一種政治宣誓，無疑是建構社會認同屬性的基本 原則，亦是梁山泊好漢堅守自我本性的基本信念。《水滸傳》作者通過獨特 的藝術形式和精神結構營造一百零八好漢匯聚的共同命運走向，並以梁山泊 好漢遊移在江湖倫理與政治倫理之間的價值選擇為書寫重心，主要目的都在 說明梁山泊好漢如何在「忠義雙全」的價值實踐中維護自我本性。42 不論如何，《水滸傳》作者在重寫歷史之際，固然實寫一百零八好漢曾 經淪為強盜、遊民的生活事實，但實際上卻是在匯聚過程中著意描寫眾人除 暴安良、扶危濟困、仗義疏財、重禮守信、生死相託的英雄精神品格，而其 中「好漢」作為一種理想的人格模式，可以說是梁山泊好漢努力自我塑造的 一種社會角色─任俠行義43。此一政治書寫作為，當與司馬遷在《史記‧卷 一百二十四‧遊俠列傳第六十四》中讚頌「遊俠」時的寫作精神一脈相承： 今遊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 不愛其軀，赴士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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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 蓋亦有足多者焉。44 從「行俠聚義」到「替天行道」，梁山泊的政治屬性隨敘事進程之開展而有 所轉變。在表面上，其不軌於正義的作為，固然與朝廷之間仍構成一種對立42 基本上，梁山文化歷經兩個層次的轉變，飽含文人作家所堅持的正統文化觀念，一是行動 上的轉變：從「打家劫舍」到「替天行道」；二是思想上的轉變：改「聚義廳」為「忠義堂」。 這雙重轉變，可以說為日後朝廷招安奠定基礎。參馮文樓，《四大奇書的文本文化學闡釋》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頁 168-185。 43 曲家源，〈論《水滸傳》的倫理觀念〉，《水滸傳新論》（北京：中國和平出版社，1995），頁 45-48。 44 司馬遷著、楊家駱主編，《史記》（臺北：鼎文書局，1987 年），頁 3181。
在天道循環與人事際遇之間 關係；但實際上，在聚義／忠義思想的認同行動之中，梁山泊好漢通過江湖 倫理建置所創造的理想政治秩序，目的並不在於推翻既有政治體制，但卻也 造就了另類的烏托邦政治形態。天海藏在〈題《水滸傳》敘〉一文中便指出： 噫！不然也。蓋彼強者鋤之，弱者扶之，富者削之，貧者周之，冤 者起而伸之，囚困者斧而出之。原其心雖未必為仁者博施濟眾，按 其行事之跡，可謂恆文仗義，並軌君子。玩之者，當略彼○○之非， 取其平濟之是，則豪○○○○○，貧困者生全，而奸官斂手。○○ 曰：有為國之忠，有濟民之義。45 以今觀之，梁山泊事業的建立，乃是在以俠義為本的遊俠思想的宣示中體現 出一種「族群性」（ethnicity）的文化概念。所謂「為國之忠，濟民之義」， 正突顯了梁山泊好漢在建立自我本性過程中所共享的規範、價值觀、信仰、 文化符號／象徵與文化實踐活動。無庸諱言，梁山泊好漢作為一種族群（ethnic group）的存在，其形成實有賴於在特殊歷史社會與政治脈絡下所發展的一套 共享的文化符號（cultural signifiers），並藉此文化符號建構一種至少部分基 於共同神話的歸屬感。46簡而言之，當宋江將「聚義廳」改為「忠義堂」之 時，「替天行道」的政治期望作為一種共有的歸屬感，已然成為梁山泊好漢 溝通江湖倫理與政治倫理的思想媒介和價值依歸，從而使得既有的綠林身分 從此獲得重要的美學置換，成為一種新的認同形式。
（三）聚義／忠義：忠君倫理的籲求
在《水滸傳》中，梁山泊好漢形象的擬塑作為一種文化身分／認同的形 式表現，一方面顯示出作者既定的情感體驗、價值表準和審美指向，另一方45 見朱一玄、劉毓忱編，《水滸傳資料匯編》，頁 192。
46 有關「族群」（ethnic group）概念的討論，參澳‧Chris Barker 著，羅世宏等譯，《文化研究：
理論與實踐》（Cultural Studies: theory and practice）（臺北：五南圖書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2005），頁 234。
東華人文學報 第十期 面又成為支配作品主題寓意的主導力量。大體而言，梁山泊一百零八好漢之 匯聚乃始於「義氣相投」，所謂「同聲相應歸水寨，一氣相隨聚水濱」，顯示 「聚義」力量的建構係來自於眾人對於安身立命的基本追求。作者於第八十 三回即引詩曰： 縣官失政群臣護，天下黎民思樂土。 壯哉一百八英雄，任俠施仁聚山塢。 面對生存情境的變化，梁山泊好漢位處於自我與家國之間，其任俠行義的精 神始終貫串於小說敘事進程之中。不過，從現實政治體制觀點來說，梁山泊 好漢嘯聚山林，俱是反國草寇，有違禮法規範。梁山泊好漢選擇策名入山， 其行動本身所突顯的是在亂世之中有關江湖倫理與政治倫理的價值抉擇問 題。今可見者，《水滸傳》作者在天道循環架構下，為賦予梁山泊好漢出世 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乃有意在敘事進程中進行一場從聚義行動到宣誓忠義的 美學置換，從而使得水滸人物在一系列展演中獲得現實身分的轉換。其中「替 天行道」之說作為《水滸傳》話語知識體系生成的主導意識，深刻體現出作 者在由亂返治的政治期望中，既表達對於梁山泊好漢出世「任俠行義」的積 極認同，又表達對於「忠君」倫理的一種深刻籲求。 在強盜與英雄的雙重身分的認知／認同之間，《水滸傳》作者如何通過 江湖倫理與政治倫理的調和以重塑梁山泊好漢形象的實質意涵，便成為小說 文本意義生成的重要關鍵。在《水滸傳》的話語實踐中，有關忠君倫理之籲 求便通過人物對話來進行宣誓。第五十六回描寫湯隆計賺徐寧上山，並請徐 寧上山坐把交椅： 徐寧道：「都是兄弟送了我也！」宋江執杯向前陪告道：「見今宋江 暫居水泊，專待朝廷招安，盡忠竭力報國，非敢貪才好殺，行不仁 不義之事。萬望觀察憐此真情，一同替天行道。」 又第六十三回描寫宋江率眾將攻打北京城，與關勝相敵，林沖忿怒，欲挺槍
在天道循環與人事際遇之間 出馬，直取關勝： 宋江在門旗下喝住林沖，縱馬親自出陣，欠身與關勝施禮，說道：「鄆 城小吏宋江，到此謹參，惟將軍問罪。」關勝道：「汝為俗吏，安敢 背叛朝廷？」宋江答道：「蓋為朝廷不明，縱容奸臣當道，讒佞專權， 設除濫官污吏，陷害天下百姓。宋將等替天行道，並無異心。」 又第六十五回描寫吳用定計，計雪下陷坑中捉了索超： 且說宋江到寨，中軍帳上坐下，早有伏兵解索超到麾下。宋江見了 大喜，喝退軍健，親解其縛，請入帳中置酒相待，用好言撫慰道：「你 看我眾兄弟們，一大半都是朝廷軍官。蓋為朝廷不明，縱容濫官當 道，污吏專權，酷害良民，都情願協助宋江，替天行道。若是將軍 不棄，同以忠義為主。」 由上述引文可見，《水滸傳》作為一種話語構成，乃著重於忠君倫理的象徵 性建置之上。忠君倫理的提出，既是為了特定目的而表現出來的符號與實踐 作為，又是一種文化身分／認同的集體形式表現。從表面上看來，梁山泊好 漢之匯聚，乃「天地之意，物理數定」，係天命所繫；但實際上，梁山泊事 業之建立，則是在「替天行道，保境安民」的同聲盟誓之中才獲得真正的完 成。 在《水滸傳》中，早在宋江將「聚義廳」改為「忠義堂」後，便不斷在 敘事進程中強化忠君倫理的籲求。從替天行道的政治宣誓可知，宋江試圖以 一己之力逐步引導梁山泊好漢從社會邊緣回歸正統政治體制規範之內，言語 表達之間皆展現出忠君報國的基本願求。這樣的政治期望，直至梁山泊三易 首領之後才實現。在「地煞天綱排姓字，激昂忠義一生心」的醮筵中，宋江 坐上第一把交椅，因此「祭獻天地神明，掛上『忠義堂』、『斷金亭』牌額， 立起『替天行道』杏黃旗」，終而確立梁山泊事業的中心。不過耐人尋味的 是，《水滸傳》作者卻又在隨後的「招安」議題上書寫梁山泊好漢之間的爭
東華人文學報 第十期 論，由此呈顯不同人物面對回歸正統政治體制時所存在的內在矛盾。第七十 一回描寫宋江因重陽節近，大擺筵席會請眾兄弟賞菊，乘著酒興作《滿江紅》 一詞，令樂和單唱詞曲： 樂和唱這個詞，正唱到「望天王降詔早招安」，只見武松叫道：「今 日也要招安，明日也要招安去，冷了弟兄們的心！」黑旋風便睜圓 怪眼，大叫道：「招安！招安！招甚麼鳥安！」只一腳，把桌子踢起， 做粉碎。……（宋江）便叫武松：「兄弟，你也是個曉事的人。我 主張招安，要改邪歸正，為國家臣子，如何便冷了眾人的心？」魯 智深便道：「只今滿朝文武，俱是奸邪，蒙蔽聖聰，就比俺的直裰染 做皂了，洗殺怎得乾淨。招安不濟事！便拜辭了，明日一個個各去 尋趁罷。」宋江道：「眾弟兄聽說：今皇上至聖至明，只被奸臣閉塞， 暫時昏昧。有日雲開見日，知我等替天行道，不擾良民，赦罪招安， 同心報國，竭力施功，有何不美？因此只願早早招安，別無他意。」 眾皆稱謝不已。當日飲酒，終不暢懷。 顯而易見，遊移在江湖倫理與政治倫理之間，梁山泊好漢對於是否在讒佞專 權亂政之際接受朝廷招安，無疑是抱持著疑慮和矛盾的。然而，在《水滸傳》 中，宋江作為調和江湖倫理與政治倫理的中心人物，乃以替天行道為誓守的 目標。因此在「盡歸廟廊佐清朝，萬古千秋尚忠義」的思想引導下，梁山泊 好漢即使對於接受招安一事有所疑慮，仍然在宋江的精神感召下跟隨實踐忠 君倫理。 《水滸傳》形塑梁山泊好漢匯聚歷程及其命運走向，其話語實踐可謂充 滿著政治思維。從任俠聚義到忠義盟誓，梁山泊好漢經歷了一場價值思想的 轉換歷程，最終在宋江高揚忠君倫理的信念主導下接受朝廷招安，真正替天 行道，輔國安民，雖死而無憾。李贄在〈《忠義水滸傳》敘〉中說： 獨宋公明者，身居水滸之中，心在朝廷之上：一意招安，專圖報國；
在天道循環與人事際遇之間 卒至於犯大難，成大功，服毒自縊，同死而不辭，則忠義之烈也！ 真足以服一百單八人者之心；故能結義梁山，為一百單八人之主。47 無可諱言，《水滸傳》故事從誤走妖魔開始，揭示天罡地煞奔上梁山的天命 之職，終因石碣所示天文而完成大聚義，梁山泊好漢亦得在朝廷招安中轉化 綠林草寇身分，以忠良英雄之姿重新回歸歷史中心，一展政治宏圖。在《水 滸傳》的敘事進程中，作者通過宋江等梁山好漢忠義為國形象之擬塑，從中 寄寓由亂返治的政治期望，無疑是令人感受深刻的。
四、招安／死亡：政治焦慮的置換及其失落
在《水滸傳》中，梁山泊好漢的生命歷程及其命運與其所處現實政治體 制，形成了一種對立抗衡關係。在此一對立抗衡關係中，《水滸傳》作者對 於梁山泊好漢的出世採取正面肯定的態度，試圖在認同江湖倫理的敘述姿態 中建構一種理想政治形態。事實上，在梁山泊三易首領之時，宋江率領眾家 英雄宣誓常懷忠義、替天行道，梁山泊事業於此達於頂峰，正體現了作者認 同於梁山泊聚義的政治思維。48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在梁山泊好漢大聚義的 過程當中，眾家英雄對於接受朝廷招安與否，卻是頗見疑慮。大體來說，在 「權」與「勢」的對立抗衡中，接受朝招安與否，代表的是在順應時勢及回 歸正統政治體制的認知中所必須確立的價值選擇。尤其耐人尋味的是，《水 滸傳》作者卻在政治書寫中有意激化梁山泊好漢聚義面對倫理抉擇時的內部 矛盾，在相當程度上體現梁山泊好漢的政治焦慮。此外，隱逸／死亡成為梁 山泊好漢接受朝廷招安後的命運結局，其中所隱含的憤懣情緒和嘲弄意味，47 見朱一玄、劉毓忱編，《水滸傳資料匯編》，頁 172。 48 陳桂聲認為「梁山泊聚義」既非農民起義，也不是一般的打家劫舍的綠林豪俠，而是一個 由逐步走向道德完善，最終名垂史冊，深刻體現著古代中國人文化心理的特殊的英雄豪俠 集團。此一看法與本文討論見解相近。參氏著，〈《水滸傳》「梁山泊聚義」性質論析─兼與 歐陽健、蕭相愷二先生商榷〉，《河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4 年第 1 期， 頁 27-32。
東華人文學報 第十期 無疑發人深思。以下即據以分析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