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梁山泊好漢聚義結盟、排座次，人人各司其職，代表的是以江湖 倫理為基礎的理想政治形態創造；那麼朝廷招安作為「君臣遇合」的政治圖 式的終極展示，代表的是以「明君賢臣」的政治倫理為基礎的理想政治形態
54 見朱一玄、劉毓忱編，《水滸傳資料匯編》，頁 170。
東華人文學報 第十期
建構。兩相對照，實富深意。
首先，從賢臣形象的擬塑來說。
梁山泊好漢素秉忠義思想，在忠君倫理的籲求中，宋江等人始終強調「寧 可朝廷負我，我忠心不負朝廷」的政治思維。因此，即使朝廷昏昧，每受高 逑等奸臣弄權，其忠君報國之志仍無改變。第八十五回描寫宋江率領梁山泊 好漢征遼，遼國大臣歐陽侍郎建請遼王招降，宋江對於此事有所遲疑：
宋江卻請軍師吳用商議道：「適來遼國侍郎這一席話如何？」吳用聽 了，長嘆一聲，低首不語，肚裡沉吟。宋江便問道：「軍師何故嘆氣？」
吳用答道：「我尋思起來只是兄長以忠義為主，小弟不敢多言。我想 歐陽侍郎所說這一席話，端的是有理。目今宋朝天子，至聖至明，
果被蔡京、童貫、高逑、楊戩四個奸臣專權，主上聽信。設使日後 縱有功成，必無升賞。我等三番招安，兄長為尊，止得個先鋒虛職。
若論我小子愚意，從其大遼，豈不勝如梁山水寨。只是負了兄長忠 義之心。宋江聽罷，便道：「軍師差矣。若從大遼，此事切不可題。
縱使宋朝負我，我忠心不負宋朝，久後縱無功賞，也得青史上留名。
若背正順逆，天不容恕，吾輩當盡忠報國，死而後已。」……
事實上，宋江的忠義思想始終未變，並深刻感化梁山泊好漢。梁山泊好漢縱 有短暫情志遊移情形，並在言語上構成衝突，但最終仍願矢志追隨宋江而不 易改。第九十四回描寫費保因見征方臘之時連連損兵折將，面對李俊時有所 感懷：
費保對李俊說道：「小弟雖是個愚鹵匹夫，曾聞聰明人道：世事有成 必有敗，為人有興必有衰。哥哥在梁山泊勛業，到今已經數十餘載，
更兼百戰百勝。去破大遼時，不曾損折了一個弟兄。今番收方臘，
眼見挫動銳氣，天數不久。為何小弟不願為官為將？有日太平之後，
一個個必然來侵害你性命。自古道：『太平本是將軍定，不許將軍見
在天道循環與人事際遇之間 太平。』此言極妙。今我四人既已結義了，哥哥三人何不趁此氣數 未盡之時，尋個了身達命之處，對付些錢財，打了一只大船，聚集 幾人水手，江海內尋個淨辦處安身，以終天年，豈不美哉！」李俊 聽罷，倒地便拜，說道：「仁兄，重蒙教導，指引愚迷，十分全美。
只是方臘未曾剿得，宋公明恩義難拋，行此一步未得。……」
顯而易見，李俊雖認同費保的言語思想，但終仍顧及宋江恩義，繼續參與征 方臘一役，以至死亡。從賢臣形象擬塑的角度來說，《水滸傳》在「宋朝必 顯忠良」的神話預示中，便早已提示了梁山泊好漢將來所具有的正面形象，
並在預述性敘事框架中，逐步印證眾家英雄從盜寇之身轉為忠義之臣的政治 倫理隱喻。《水滸傳》作者在天命架構下重寫歷史，借宋江之重塑以表達對 於賢臣形象的追求，無不積極賦予宋江形象以一種理想人格典範。
其次，就明君形象的擬塑而言。
基本上，朝廷招安作為一種君臣遇合的政治圖式，乃是在《水滸傳》作 者在士不遇的政治焦慮中所賴以想像創造的美好結局。北宋徽宗皇帝降詔招 安，儼然以一明君形象出現，使得當下政治情狀頗見一幅天下清平的圖景。
然而，這樣的政治期望卻在宋江等人宣誓征遼與征方臘開始，隨之逐漸在征 戰死亡之中走向消亡之途。最終一百零八人中十損其八，只剩正偏將三十六 人。在征滅方臘後，梁山泊好漢理當衣錦還鄉，可在第三次進京面聖之時，
除魯智深坐化、燕青隱逸等，行伍僅存二十七人，場景零散、蕭條，不禁令 人嗟歎不已。尤其更令人感到難以理解的是，在「奸臣當道，讒佞專權，屈 害忠良」的情勢中，梁山泊好漢始終視「貧富貴賤，宿生所載；壽夭命長，
人生分定」，將死別生離歸諸天命所繫。只不過「自古權奸害善良，不容忠 義立家邦」，可憐徽宗聖聰昏昧、不明事理，終被高俅、蔡京、童貫、楊戩 等奸臣讒佞所惑，致使宋江等梁山泊好漢遭受無辜殘害，就此消亡。第一百 回描寫宋江託夢於道君皇帝時，宋江表達忠君之思時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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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等雖曾抗拒天兵，素秉忠義，並無分毫異心。自從奉陛下敕命招 安之後，北退遼兵，東擒方臘，弟兄手足十損其八。臣蒙陛下命守 楚州，到任己來，與軍民水米無交，天地共知臣心。陛下賜以藥酒，
與臣服吃。臣死無憾，但恐李逵懷恨，輒起異心。臣特令人去潤州，
喚李逵到來，親與藥酒鴆死。吳用、花榮亦為忠義而來，在臣冢上，
俱皆自縊而亡。臣等四人，同葬於楚州南門外蓼兒洼。里人憐憫，
建立祠堂於墓前。今臣等與眾已亡者，陰魂不散，俱聚於此，伸告 陛下，訴平生衷曲，始終無異。乞陛下聖鑒。
如今看來，甚為悲涼，令人感傷。無庸諱言，宋江自出場投身梁山泊以來，
始終採取儒家入世精神和忠義觀建造梁山泊事業，一意建構明君賢臣的理想 政治形態。但從實際情形來看，《水滸傳》作者借宋江建立梁山泊政治事業 之形象以擬塑明君賢臣的理想政治形態，終無實現之日，如夢一場。作者在 第一百回引《滿庭芳》便有所感嘆：
罡星起河北，豪傑四方揚。五臺山發願，掃清遼國轉名香。諷奉詔 南收方臘，催促渡長江。一自潤州破敵，席卷過錢塘。抵清溪，登 昱嶺，涉高岡。蜂巢剿滅，班師衣錦盡還鄉。堪恨當朝讒佞，不識 男兒定亂，誑主降遺殃。可憐夢一場，令人淚兩行。
在此，「人生如夢」作為梁山泊命運歸宿的一種必然性解釋，固然為《水滸 傳》作者的現實困境及其悲劇意識找到了解決之道。只不過，當梁山泊好漢 的政治期望只能在楚州蓼兒洼廟宇祠堂的建造中獲得補償時，則所謂「千古 為神皆廟食，萬年青史播英雄」的註解，無疑深深透顯了一股無可迴避的悲 劇素質及其反諷意味。55而「明君」與「仁政」何在？也只能留待夢裡追尋。
55 劉紀曜在〈公與私──忠的倫理內涵〉一文中指出：在帝制時代「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 臣」的倫理規範下，所謂「忠」，其最大意義乃是道德自我的完成。事實上，此種「盡己」
的「忠」的倫理，實含有某種程度的悲劇性。載黃俊傑主編，《中國文化新論：思想篇二─
─天道與人道》（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2），頁 210。
在天道循環與人事際遇之間 從「士不遇」與「禮失求諸野」雙重視野檢視《水滸傳》的話語構成，
敘事背後所隱含的憤懣之情及其政治倫理隱喻，可謂深刻。誠如李贄在〈《忠 義水滸傳》敘〉中所說：
《水滸傳》者，發憤之所作也。……蓋自宋室不競，冠屨倒施，大 賢處下，不肖處上，馴致夷狄處上，中原處下。56
綜觀《水滸傳》一書可知，在權與勢的對立抗衡關係中，梁山泊好漢遵從天 命，在知命觀念下所做的價值選擇，乃以忠義報國和替天行道的精神理念實 現忠君倫理，藉以重構理想政治秩序。「知命」作為意識形態素，可以說主 導著《水滸傳》走向小說歷史終局的重要關鍵因素。然而當梁山泊好漢接受 朝廷招安之後，卻在征遼、征方臘的征戰過程當中風流雲散，則隱逸／死亡 的結局安排本身，無疑透顯了《水滸傳》敘事背後所潛隱的一股難以言喻的 政治焦慮和悲劇意識，即在天道循環架構的影響下，死亡結局的安排或許消 解了權與勢的對立抗衡關係，卻也顯示了梁山泊好漢的命運走向終究無法超 越天命。《水滸傳》作為一種話語構成，如此意義生成方式除了表達了對現 實正統政治體制的嘲諷，更是對梁山泊好漢命運的嘲弄。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