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水滸傳》中，梁山泊好漢形象的擬塑作為一種文化身分／認同的形 式表現，一方面顯示出作者既定的情感體驗、價值表準和審美指向，另一方
45 見朱一玄、劉毓忱編，《水滸傳資料匯編》，頁 192。
46 有關「族群」（ethnic group）概念的討論，參澳‧Chris Barker 著，羅世宏等譯，《文化研究：
理論與實踐》（Cultural Studies: theory and practice）（臺北：五南圖書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2005），頁 234。
東華人文學報 第十期
面又成為支配作品主題寓意的主導力量。大體而言，梁山泊一百零八好漢之 匯聚乃始於「義氣相投」，所謂「同聲相應歸水寨，一氣相隨聚水濱」，顯示
「聚義」力量的建構係來自於眾人對於安身立命的基本追求。作者於第八十 三回即引詩曰：
縣官失政群臣護，天下黎民思樂土。
壯哉一百八英雄，任俠施仁聚山塢。
面對生存情境的變化，梁山泊好漢位處於自我與家國之間，其任俠行義的精 神始終貫串於小說敘事進程之中。不過，從現實政治體制觀點來說，梁山泊 好漢嘯聚山林，俱是反國草寇，有違禮法規範。梁山泊好漢選擇策名入山，
其行動本身所突顯的是在亂世之中有關江湖倫理與政治倫理的價值抉擇問 題。今可見者，《水滸傳》作者在天道循環架構下，為賦予梁山泊好漢出世 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乃有意在敘事進程中進行一場從聚義行動到宣誓忠義的 美學置換，從而使得水滸人物在一系列展演中獲得現實身分的轉換。其中「替 天行道」之說作為《水滸傳》話語知識體系生成的主導意識，深刻體現出作 者在由亂返治的政治期望中，既表達對於梁山泊好漢出世「任俠行義」的積 極認同，又表達對於「忠君」倫理的一種深刻籲求。
在強盜與英雄的雙重身分的認知／認同之間，《水滸傳》作者如何通過 江湖倫理與政治倫理的調和以重塑梁山泊好漢形象的實質意涵，便成為小說 文本意義生成的重要關鍵。在《水滸傳》的話語實踐中，有關忠君倫理之籲 求便通過人物對話來進行宣誓。第五十六回描寫湯隆計賺徐寧上山，並請徐 寧上山坐把交椅：
徐寧道：「都是兄弟送了我也！」宋江執杯向前陪告道：「見今宋江 暫居水泊，專待朝廷招安，盡忠竭力報國，非敢貪才好殺，行不仁 不義之事。萬望觀察憐此真情，一同替天行道。」
又第六十三回描寫宋江率眾將攻打北京城，與關勝相敵，林沖忿怒，欲挺槍
在天道循環與人事際遇之間 出馬，直取關勝：
宋江在門旗下喝住林沖，縱馬親自出陣，欠身與關勝施禮，說道：「鄆 城小吏宋江，到此謹參，惟將軍問罪。」關勝道：「汝為俗吏，安敢 背叛朝廷？」宋江答道：「蓋為朝廷不明，縱容奸臣當道，讒佞專權，
設除濫官污吏，陷害天下百姓。宋將等替天行道，並無異心。」
又第六十五回描寫吳用定計，計雪下陷坑中捉了索超：
且說宋江到寨，中軍帳上坐下，早有伏兵解索超到麾下。宋江見了 大喜，喝退軍健，親解其縛，請入帳中置酒相待，用好言撫慰道：「你 看我眾兄弟們，一大半都是朝廷軍官。蓋為朝廷不明，縱容濫官當 道，污吏專權，酷害良民，都情願協助宋江，替天行道。若是將軍 不棄，同以忠義為主。」
由上述引文可見，《水滸傳》作為一種話語構成，乃著重於忠君倫理的象徵 性建置之上。忠君倫理的提出，既是為了特定目的而表現出來的符號與實踐 作為，又是一種文化身分／認同的集體形式表現。從表面上看來，梁山泊好 漢之匯聚，乃「天地之意，物理數定」，係天命所繫；但實際上，梁山泊事 業之建立，則是在「替天行道，保境安民」的同聲盟誓之中才獲得真正的完 成。
在《水滸傳》中，早在宋江將「聚義廳」改為「忠義堂」後，便不斷在 敘事進程中強化忠君倫理的籲求。從替天行道的政治宣誓可知，宋江試圖以 一己之力逐步引導梁山泊好漢從社會邊緣回歸正統政治體制規範之內，言語 表達之間皆展現出忠君報國的基本願求。這樣的政治期望，直至梁山泊三易 首領之後才實現。在「地煞天綱排姓字，激昂忠義一生心」的醮筵中，宋江 坐上第一把交椅，因此「祭獻天地神明，掛上『忠義堂』、『斷金亭』牌額，
立起『替天行道』杏黃旗」，終而確立梁山泊事業的中心。不過耐人尋味的 是，《水滸傳》作者卻又在隨後的「招安」議題上書寫梁山泊好漢之間的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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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由此呈顯不同人物面對回歸正統政治體制時所存在的內在矛盾。第七十 一回描寫宋江因重陽節近，大擺筵席會請眾兄弟賞菊，乘著酒興作《滿江紅》
一詞，令樂和單唱詞曲：
樂和唱這個詞，正唱到「望天王降詔早招安」，只見武松叫道：「今 日也要招安，明日也要招安去，冷了弟兄們的心！」黑旋風便睜圓 怪眼，大叫道：「招安！招安！招甚麼鳥安！」只一腳，把桌子踢起，
做粉碎。……（宋江）便叫武松：「兄弟，你也是個曉事的人。我 主張招安，要改邪歸正，為國家臣子，如何便冷了眾人的心？」魯 智深便道：「只今滿朝文武，俱是奸邪，蒙蔽聖聰，就比俺的直裰染 做皂了，洗殺怎得乾淨。招安不濟事！便拜辭了，明日一個個各去 尋趁罷。」宋江道：「眾弟兄聽說：今皇上至聖至明，只被奸臣閉塞，
暫時昏昧。有日雲開見日，知我等替天行道，不擾良民，赦罪招安，
同心報國，竭力施功，有何不美？因此只願早早招安，別無他意。」
眾皆稱謝不已。當日飲酒，終不暢懷。
顯而易見，遊移在江湖倫理與政治倫理之間，梁山泊好漢對於是否在讒佞專 權亂政之際接受朝廷招安，無疑是抱持著疑慮和矛盾的。然而，在《水滸傳》
中，宋江作為調和江湖倫理與政治倫理的中心人物，乃以替天行道為誓守的 目標。因此在「盡歸廟廊佐清朝，萬古千秋尚忠義」的思想引導下，梁山泊 好漢即使對於接受招安一事有所疑慮，仍然在宋江的精神感召下跟隨實踐忠 君倫理。
《水滸傳》形塑梁山泊好漢匯聚歷程及其命運走向，其話語實踐可謂充 滿著政治思維。從任俠聚義到忠義盟誓，梁山泊好漢經歷了一場價值思想的 轉換歷程，最終在宋江高揚忠君倫理的信念主導下接受朝廷招安，真正替天 行道，輔國安民，雖死而無憾。李贄在〈《忠義水滸傳》敘〉中說：
獨宋公明者，身居水滸之中，心在朝廷之上：一意招安，專圖報國；
在天道循環與人事際遇之間 卒至於犯大難，成大功，服毒自縊，同死而不辭，則忠義之烈也！
真足以服一百單八人者之心；故能結義梁山，為一百單八人之主。47 無可諱言，《水滸傳》故事從誤走妖魔開始，揭示天罡地煞奔上梁山的天命 之職，終因石碣所示天文而完成大聚義，梁山泊好漢亦得在朝廷招安中轉化 綠林草寇身分，以忠良英雄之姿重新回歸歷史中心，一展政治宏圖。在《水 滸傳》的敘事進程中，作者通過宋江等梁山好漢忠義為國形象之擬塑，從中 寄寓由亂返治的政治期望，無疑是令人感受深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