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思考臺灣如何追求安全時，我們不妨看看其他與臺灣處境相似 的國家如何追求國家安全。臺灣應該從那些國家的經驗中得到啟示？
以下是幾種可能的思考。
第一種可能的模式：「芬蘭模式」。學術界對於戰後芬蘭處理其 外交政策的作為往往以「芬蘭化」（Finlandization）稱之。芬蘭經驗 極具參考價值，它充分了解到地緣的限制，在思考安全戰略時，不會 刻意地遺忘身旁的蘇聯。因此，冷戰時期的芬蘭並沒有選擇與遙遠歐 洲大陸結盟以對抗鄰近的強權蘇聯。19在芬蘭的價值中，最佳選擇就是
探討芬蘭化的書籍甚多，可參考下列兩本討論芬蘭受制於地理位置與國際體 系而必須在外交政策上保持謹慎態度的專書：Roy Allison, Finla nd’s Re-la tio ns w it h the S ov iet U nion , 1 944 -84 (Ne w Yo rk: St. Ma rti n’s, 1 985 );
Ha ns M ourt iz en, Fi nla ndiza tio n: Tow ard s A Gen eral The ory of Ad apti ve Poli tic s (Al der sh ot, Eng la nd: Ave bury, 198 8). 中文資料請見嚴震生，＜
「芬蘭化」的歷史經驗與兩岸關係發展之比較＞，《問題與研究》，第 3 4 卷第 12 期，1995 年 12 月，頁 73-83 。
「和平政策」，而不是任何形式的「安全政策」。芬蘭的安全觀不可 能從國際關係現實主義中找到答案，但最後結果證明，有智慧的芬蘭 安然地渡過了冷戰，昔日強權的鄰邦終於瓦解了。芬蘭在 1990 年代中 期在沒有國家安全的威脅下加入了歐盟，重新成為歐洲的一員。
芬蘭的「和平重於安全」是臺灣應該借鏡的政策，但遺憾的是，
芬蘭化的整體經驗很難應用在兩岸關係上，原因在於，蘇聯對芬蘭並 無領土與主權的野心，也沒有法律或政治上的併吞正當理由，因此，
芬蘭可以安心地推動「和平政策」，但是中共與蘇聯卻有著不同的情 況，這是「芬蘭化」無法適用在臺灣的重要原因。
第二種可能的模式：「猶太模式」。臺灣本身是一個移民社會，
具有不同於安土重遷社會的穩重性格，有著冒險與開拓的精神。臺灣 曾有政治人物以「新興民族」來為臺灣人民作定位。在他的這本書 內，他認為臺灣應該認識到真正的國際主義精神，依尋自由市場的法 則，將「政治放兩邊、經貿擺中間」，進入「世界最後、最大的一個 市場」。在許信良看來，「一個中國原則」是「糾纏不清」，《國統 綱領》是個「徹底失敗的策略構想」，他因而提出「大膽西進」作為 臺灣的戰略，「只有與中國大陸建立起長期穩定的大量經濟合作關 係，與世界經濟整合在一起，也只有這樣，臺灣才能獲得最大利益，
確保臺灣的生存與發展空間」。20這種以商業利益為導向的大陸政策，
在臺灣有不小的市場。
「新興民族」的主張者可以算是自由主義的信徒，如果我們純從 個人的角度來看，其觀點有其說服性，但是作為分裂國家的兩岸，有 著先天宿命的主權爭議。這種論述可能忽略了「商人無祖國」的經濟 自由主義鐵律，也刻意不提國家在經貿活動中的其他政治與社會功 能。如果世界的運作都像自由主義般的如此簡單，也不會有社會主義 許信良，《新興民族》（The Rising Peop le）（臺北：遠流出版社，199 5 年），頁 3 64。
的興起，更不會有重商主義或馬克思主義的需要。
如何創造出比擬「猶太民族」在世界的成就是「新興民族」的機 會與使命。但是「新興民族」的壯大是否可以確保臺灣的主體性，正 如同猶太人固然在世界上是一個商業成功的民族，但是不表示猶太國 家的必然建立，這是經濟自由主義者沒有處理的問題。國家主體性畢 竟是一個政治問題，這是經濟領域最不能跨越政治領域的地方。依據
「新興民族」的邏輯推論，當臺灣人民掌控大部分中國大陸時，臺灣 的主體性已經不再重要，因為臺灣人民可能已經從大陸找到主體性。
這種思維有兩個陷阱，第一、臺灣這個新興民族不必然會在商業自由 主義的精神下，成為成功地類似掌握美國的猶太民族，因此，主體是 臺灣在與中國大陸互動過程中不能不顧及的；第二、臺灣主體性的存 在與維持，不只有助於保護臺灣人民在中國大陸的發展，更有助於在 平等的基礎上運用政治的影響力來影響中共的政治發展。
因此，「新興民族」的思維，或許有助於臺灣人民的發展，但是 並不盡然有助於維護臺灣的安全。在討論臺灣安全時，經濟發展固然 是臺灣的必須，但是主體的堅持與維護，才是臺灣能夠持久和平的保 障。
第三種可能的模式：「東德模式」。東德是一個以分離德國來確 保安全的例子。在 1955 年以前，東德與西德一樣都是主張自己代表德 國，其意為德國並沒有分裂，雙方只有誰是正統之爭。1955 年東西德 分別加入華約與北約後，東德開始主張兩個德國。1972 年雙方簽署基 礎條約，東德從西德得到了不是「外國」的承認，而是「國家」的承 認。由於西德仍舊沒有放棄以民族自決來解決德意志民族統一的問 題，東德在 1974 年的修憲中，將自己認定為德意志社會主義民族，以 有別於西德的德意志資本主義民族，以求根本杜絕西德基本法中民族 自決權的訴求。東德的思維，與目前的民進黨幾近相同，東德以修憲 方式改變民族歸屬界定的作法，與臺獨基本教義派的思維相同。臺灣 內部經常有人以「德國模式」來思考兩岸的定位，其實他們並未了解
德國模式的內涵，他們說的其實是「東德模式」。2 1
東德的作法確維持了國家四十年的安全，但是其原因並不是「國 家與民族認同」建構的成功，而是蘇聯與華沙集團支持所致。當蘇聯 自身難保時，東德用了三十餘年所建構的「兩國論」卻在 1989 年一夜 瓦解。原因很簡單，對分裂國家的任何一方，「國家與民族認同」如 果沒有以經濟繁榮為基礎，就像是在沙丘上建燈塔一樣的脆弱。
「東德模式」一直是臺灣民進黨的思維，但他們忽略了，東德擁 有蘇聯與華約的支持，臺灣卻沒有一個盟邦，也無法像東德一樣，可 以在 1973 年進入聯合國的外在國際條件。臺灣或許比東德強的，只有 1990年代以前經濟發展上優於大陸，但是這種優勢已逐漸喪失。如果 東德是一面鏡子，臺灣應該學到教訓，就是「國家與民族認同」的建 構並不能保證國家安全。
任何一個模式都有其可取之處，但是並不能完全照搬至臺灣，臺 灣有自己的路要走，相較於芬蘭、猶太、東德三個模式，或許荷蘭如 何面對全球化，以及丹麥如何處理它與鄰近經濟體的關係更可以借 鏡，這將留在後面作討論。綜合各種模式的經驗，以及上述十三個命 題的思考，如何在全球化時代建構臺灣安全，以下三點是筆者的看 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