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的臺灣安全：大戰略的思維(張亞中)Update:2018/0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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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的臺灣安全：大戰略的思維

張亞中

（南華大學亞太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摘

要

本文主要分為五個部分，第一部分討論全球化時代安全的特質，第二部分論述全球化時代臺灣的安全威脅特質，第三部分討論臺灣目前以國防、外交等政策來維護安全時的一些困境，第四部分則是邏輯辯證，探討臺灣應該用哪一種思維來建構安全戰略。經由以上各部分的討論，本文嘗試建立一些有關全球化時代臺灣安全的命題。第五部分先對國際間已存在的一些安全模式進行分析，最後則針對所建立的十三個命題來思考，在全球化的時代裡，臺灣應如何建構安全的認知與戰略。從本文所建立的十三個命題可以了解，臺灣如果能夠積極面對全球化與兩岸關係，方能獲得較可靠的安全。如何能夠完全進入全球化，享受全球化的利益，而不被全球化所吞蝕；如何能夠充分掌握兩岸關係發展，獲得最佳利益，而不被中國大陸和平消化，作者提出「全球化」、「兩岸區域經濟體」、「整個中國」與「兩岸統合」四個方向作為臺灣安全戰略設計的依循。關鍵詞：全球化、兩岸關係、臺灣安全、兩岸統合、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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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如何追尋安全、確保安全，幾乎是每一個國家都必須面對的問題。不同國家在不同時空，面對不同對象，都會有不同的認知與作法。理論上，每個國家都會盡力找尋最適合它的安全戰略，但有時因錯估情勢，低估敵人、高估自己，而讓自己的國家變得更不安全。政治人物在看世界時，有的看的是「真實的世界」，有的看的是「想像的世界」。以「想像的世界」為基礎，或可滿足自己的意念，但無法讓國家得到真正的安全。應該以「真實的世界」為基礎，才可能找到最合理的安全戰略思維。世界從冷戰、後冷戰，到目前全球化的時代，全球的安全議題與維護安全的方式都在改變，如何因應全球化時代對臺灣安全的挑戰，是本文寫作的動機。如何認識全球化的安全環境、了解臺灣安全問題所面臨的真實世界與建立臺灣安全的戰略思維是本文寫作的目的。本文除前言與結論外，主要分為五個部分，第一部分討論全球化時代安全的特質，第二部分論述全球化時代臺灣的安全威脅特質，第三部分討論臺灣目前國防、外交等政策來維護安全時的一些困境，第四部分則是屬於邏輯的辯證，探討臺灣應該用哪一種思維來建構安全戰略。經由以上討論，本文嘗試建立一些有關全球化時代臺灣安全的命題。第五部分先對國際間已存在的一些安全模式進行分析，最後則針對所建立的十三個命題來思考，在全球化的時代裡，臺灣應如何建構安全的認知與戰略。

貳、全球化安全的特質

一、全球風險社會的形成

相對於冷戰時期以軍事安全為主軸的安全思維，「綜合性安全」（comprehensive security）是冷戰後的安全概念，其面向包括非軍事因素，例如經濟、社會、環境、資訊、個人、傳染病、恐怖主義等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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疇。一般而言，「綜合性安全」概念可以歸納出三種共通的特性：第一、承認在一個相互依賴的國際體系中，主權國家追求與維護安全的能力受到相當的限制。第二、承認當前的國際社會中所存在的安全問題存有高度複雜性，國家安全威脅大多來自於非傳統因素。第三、跳脫傳統的嚇阻方式，改用建設性的預防性政策，創造出安全的環境。1 這種後冷戰時期的安全思維，部分延續到全球化的時代，也有部分有了變化。如果從安全的主體關係角度來將冷戰、後冷戰與全球化三個時代作一區別，在冷戰時代，不論在東西方哪個陣營中，中心與邊陲彼此扮演著在其陣營內的扈從關係（patron-client relation），在政治、經濟、安全等領域，邊陲國家都是追隨著中心國家。冷戰結束後，東西方陣營被打破，但中心國家與邊陲國家的互動主從關係並未改善，邊陲國家的政經安全變化不能影響全球的政經安全走向。如果藉用德國 社會學者貝克（Ulrich Beck）「風險社會」(Risikogesellschaft, risk society )2_{的觀點，我們可以說，在冷戰時代，「風險社會」是以意識} 形態疆界為界限，在後冷戰時代，「風險社會」的界限雖已跨越意識形態的疆界，但只有富有的中心國家才能算是真正的風險社會中的一員。在全球化時代中，「風險社會」的成員已擴充到一些非中心的邊陲國家，共同形成了「全球化的風險社會」。當然有一些國家仍舊未進入風險社會，在筆者的界定中，這些國家並未進入全球化的世界。筆者認為，1997 年 7 月 2 日應該算國際社會從後冷戰時代走向全

Iv ani ca Voda no vic h, “C ompre he nsive Se cu rity a nd De ve lopme nt : A n Amb iguo us R el ati onshi p,” in Da vid Dic ke ns, e d., N o Bet te r Alte rnati ve :

Tow ard s C ompreh ensi ve and C oope rati ve Se curi ty i n the Asi a-Paci fic

(We ll ingt on: Ce nt re fo r Stra te gic St udi es, 19 97), pp.17 -18.

Ul ric h B ec k, Risi kog ese llsc haft : Auf dem We g i n e ine an dere Mod erne (Fra nkfu rt a m M ain : Su hrka mp Ve rla ge, 198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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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化時代的分水嶺。這一天發生在泰國，一個全球經濟的邊陲地區，它在全球金融中所佔的份量極小，但是在泰銖貶值後，卻觸動了全球金融的信心危機，引發了亞洲金融風暴，全球經濟與金融秩序都受影響。這種邊陲可以影響到中心的現象，正是全球化時代的特質之一。 2001年 9 月 11 日，恐怖主義對美國所發動的恐怖主義攻擊，憾動了全球政治互動版圖，影響到全球經濟，這種牽一髮而動全身的現象，也是「全球化風險社會」的另一項特質。在全球體系中，臺灣固然不是「中心」，但也絕非「邊陲」。臺灣已經成為「全球風險社會」的一員，雖然無法自外於全球的安全威脅，全球也不可能因為臺灣受到安全危害而能倖免。愈是進入全球風險社會的核心，臺灣的安全需要將愈會被重視。因此，如果上述的論述可以被接受，我們可以得到以下命題：

二、大國主導的「梅特涅體制」再現

在全球化時代，全球安全的議題具有多樣性，已非僅是軍事安全，還包括了生態、金融、經濟、恐怖主義、毒品、水資源、ABC 武器擴散、人口移動等課題。由於這些議題已經跨越國家疆界，安全的危害者也不再是以國家為主，因此沒有一個國家可以單獨來維護安全，各國為了追求安全而必須進行政治合作與妥協，「911 事件」後續的發展正證明了這個看法。美國小布希政府上任之初，採行的是冷戰時代單邊霸權主義的思維，但在「911 事件」後，美國充分了解到沒有全球國際合作，特別是大國之間的合作，無法單獨地維護美國的安全。歷史似乎重回到十九世紀中期的梅特涅時代，當時歐洲皇室為了防止跨國界自由主義的浪潮，而以「大國協商」的梅特涅體制來維持皇室的「正統性原則」。 2001年的「911 事件」與梅特涅體系以「正統性原則」鎮壓自由主義者的行為，雖然本質不同，也相隔了一百五十年，但是兩者都傳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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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訊息，就是要解決跨國性安全問題，必須經由大國的協商與合作才能達成。梅特涅體制的精神就是皇室間相互協助，共同防堵與打擊現在認為是自由主義，而當時認為是「反動」的團體，其結果就是大國間的相互尊重，為了彼此皇權的維繫，而犧牲了若干可能是「正義」的訴求，也相互接受彼此「勢力範圍」的現實。「911 事件」所帶來的可能也是相似的結果，一些原本值得爭議，或受西方支持的一些「分離主義」，例如車臣與疆獨問題，將可能不再是東西方關係的重要議題。其原因很簡單，西方需要俄羅斯與中共來解決全球的恐怖主義。各大國間為了彼此合作，而容忍對方的「勢力範圍」是另一個可能的發展。簡單的說，在一個全球化的時代，由於全球安全議題的穿越疆界性，沒有一個國家可以依靠本身的力量來維護其安全，因此也就沒有一個國家可以不顧及他國的看法而一意孤行，其結果是「大國協商與合作」重新成為國際政治的主軸。在後冷戰初期，特別是在美國介入南斯拉夫內戰時，引發了所謂「人權高於主權」或國家主權是否不能被干涉之論。3_{如果我們重新檢} 視南斯拉夫內戰的本質，它與冷戰時期各政治勢力間的衝突並無不同，衝突的空間也是限於某一區域。南斯拉夫與科索沃內戰衝突與全球化的安全威脅性質不同，前者的安全威脅有侷限性，西方國家有能力單獨控制，因此，「人權」到底是目的或是藉口也就顯得不重要，但是，在全球化時代的安全問題，牽涉到的不只是一個國家或一個區域，而是全球，西方已無力再單獨行事，全球安全需要全球共同來維護。當一件事務需要全球來共同維護時，任何有爭議的訴求都必須讓位給無爭議的規範。「人權」是個爭議的訴求，「主權」卻是行之有百年的規範，因此，一個弔詭的現象就是，在全球化的安全維護中，「主權」似乎又重新成為彼此必須尊重的法則，只要不太過份，「勢 M ic hae l J. G le nnon , “The Ne w In ter ven tio nism: The Se arc h fo r a Ju st Int ern at iona l La w,” Fore ig n Affa irs, Ma y/ Ju ne 199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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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範圍」的尊重或許也成了彼此不需要點破的結果。如果上述的推論是正確的，由於中共目前在聯合國為常任理事會員國，任何解決全球安全議題也必然需要尊重中共的態度。因此，對西方強權而言，在解決全球安全與兩岸安全問題的孰輕孰重，就有偏向中共的可能。因此，基於臺灣在全球安全格局中先天性的限制，我們可以得到以下命題：

參、全球化臺灣安全的特質

一、政治生存仍是安全主軸

雖然全球化時代所討論的安全已不再是傳統的安全事務，但是對於處於分裂國家地位而言的兩岸，似乎並不完全適用。在「綜合性安全」概念中，「主權國家追求與維護安全的能力受到相當的限制」與「國家安全威脅大多來自於非傳統因素」的命題其實就不全然為真。畢竟，主權與安全仍然是兩岸，特別是臺灣所必須面對的問題，並不因冷戰的結束而有改變。在冷戰時代，敵對者之間沒有密切的經貿往來，政治與經濟的互動幾乎重疊。冷戰後時期，東西的疆界不再，經貿開始往來。全球化時代，經貿與資訊的互動更是跨越了區域化。這些國與國間高度的經貿互動使得戰爭似乎顯得多餘。《紐約時報》記者佛德曼（Thomas L. Friedman）所創造的「金色拱門理論」（Golden Arches Theory），正是全球化時代走向和平的可能寫照，依照他的說法，從來沒有兩個

擁有金色拱門商標麥當勞的國家發生過戰爭，4_{他想傳達一個訊息，自}

Tho ma s L. Fr ied man, Th e Le xu s a nd th e Ol iv e Tree : Und ersta ndin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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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市場全球化將有助於消弭戰爭。對一般國家而言，對外經貿往來越密切，越有助國內經濟成長，越有利國家安全，但是對臺灣而言，疑慮在於，與大陸經貿往來愈密切，雖亦有助於臺灣的經濟發展，但會否更威脅到國家安全？在經貿全球化的同時，兩岸的經貿互動亦日益深化，但是很諷刺的，從兩岸的現況來看，兩岸的衝突與敵意，並沒有因為經貿互動而減少。中共將兩岸經貿交流賦予政治內涵，視其為促成國家統一大業的重要工具，在戰略上，企盼經由臺灣對中國大陸的經貿依賴而「和平消化」臺灣。臺灣內部也一直存在著與中國大陸經貿高度依存，到底是有利還是不利的兩難爭論。臺灣的政府，也不斷呼籲人民提防中共在「以民逼官」、「以商圍政」，因此臺灣必須採「戒急用忍」，即使已經面臨到參與 WTO 的壓力與臺灣經濟需求而必須開放時，政府仍要求「有效管理」。5_{由於兩岸本身存在著沒有解決的政治問題，因此任何} 經貿互動也就必然可以有不同的政治性詮釋。在政治人物眼中，兩岸經貿互動涉及的是臺灣的國家安全，或中國的統一問題。兩岸目前都有著數以百計的麥當勞，「金色拱門理論」是否能夠適用於未來的兩岸，充滿著挑戰。「不使用武力」與「相互尊重主權」原則雖然早已是國際法的規範，但冷戰時期，仍有國家面臨生存的失敗，南越就是一個例子，東德也成為冷戰結束後的一個祭品。這兩個國家的淪亡傳達了一個事實，就是對於二次大戰所遺留下來的分裂國家而言，國際法的一些規則似乎並不適用。分裂國家的任何一方，往往以「國家主權完整與民族自決」為由來排斥國際法與外國的介入。臺灣似乎也不可能跳離這個分裂國家必然要面對的現實，而必須面對中國歷史上「合久必分、 2001年 8 月 27 日經發會作成以「積極開放、有效管理」取代「戒急用忍」的共識。詳細內容請見：< http://fo rums.chin atimes.co m.tw/special/op en / in de 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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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久必合」的邏輯發展。臺灣與全球化時代的其他國家不同，其他國家不會有亡國的問題，國際法也不容許國家間的武力入侵，但這並不適用於臺灣，臺灣在面對中共時，有著國家「政治生存」（political survival）的擔憂，這並不因在全球化時代而有差異，也不因兩岸的經貿是否密切，而有不同。如果同意上述的論述，我們應該可以得到以下命題：

二、經濟發展為安全的本質

任何一個國家在討論其國家安全時，經濟發展都是一個絕對重要的因素，不因冷戰是否結束而有差別。固然在全球化的時代，國家的角色與權力受到質疑，但並不表示經濟發展與國家安全無關。對經濟學家而言，經濟發展一般是屬於「經濟福祉」（well-be-ing）的範疇；對於政治家而言，「經濟安全」6_{與「政治安全」互為因} 果，以下有三種不同的類型。第一類國家，其「經濟安全」涉及國家是否能在全球競爭中取得優勢的問題。例如日本作為一個海島國家，在腹地與能源有限的情況下，必須不斷經由對外經貿投資以及利用政治外交來確保其有足夠的進口能源。西歐大多數國家也屬於這一類，其「經濟安全」是屬於「增加人民福址與國家影響力」的範疇，如果其目的沒有達成，或許經濟成長會減緩，但不會導致整個社會與國家的不安。第二類國家，經濟發展雖與國家存亡無關，但是經濟的持續成李瓊莉，< 經濟安全概念在亞太地區的發展＞，《問題與研究》，第 38 卷第 2 期，19 99 年 2 月，頁 39-54 ；Chu ngly Lee, “On Eco nomic Security,” in Gu y Wil son-R obe rts e d., An Asia-Pac if ic Se cu ri ty C ri sis? N ew C hal len ge s to Re gio nal St abil ity (We ll ing ton, Ne w Zea la nd: Ce nt er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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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成為政權穩定的必要條件。經濟成長一旦受阻，人民對政權的信心即開始動搖，國內社會與政局可能陷入不安，而使得國家安全受到威脅。體質較弱的東協國家以及中國大陸都可以算是這一類的國家。第三類的國家，「經濟安全」指的已經不再是國家是否能取得優勢，或政權能否延續等問題。在這一類國家中，如果經濟不能有效發展，不只會動搖人民對政府的信心，更摧毀人民對國家的信心，而使得國家衰敗，如果面對著一個有併吞意圖的對手，那麼其國家就有著能否續存的問題。因此，對這些國家而言，「經濟安全」也是「政治生存的安全」問題。這種情況往往發生在分裂國家中，南越被北越所併吞，東德人民選擇融入一個更富裕的西德，都是「經濟安全」影響到「政治生存」的寫照。對分裂國家而言，在冷戰時代，國家生存與經濟發展較沒有直接關係，由於受到強權與集體安全的保護，國家生存並不因經濟落後而受影響。但是在全球化時代，當強權與集體安全的保護傘撤除時，經濟發展就成為兩個政權競爭主導的正當性來源，失敗者將被迫交出政權，東德就是一個例子。臺灣也屬於這一類國家，面對日益繁榮的中國大陸，如果不能在經濟上繼續成長，「政治生存」將會是一個有可能發生的課題，或許我們可以大膽的說，沒有經濟發展，中華民國的存在都會發生問題，而這不是依賴國防安全所能解決。如果同意上述的論述，我們可以得到以下命題：

三、國家認同是安全的基礎

在冷戰時代，國家內的國家認同或族群認同問題往往被意識形態的認同所壓制。冷戰結束後，民族認同問題浮上檯面，有的順利解決，例如捷克與斯洛伐克，但是大多數都是以衝突發展，南斯拉夫、蘇聯的車臣等，都是耳熟能詳的例子。目前全球仍有多處有著認同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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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例如英國的北愛，加拿大的魁北克等。認同衝突雖然絕對不利於國家的整體發展，但是像臺灣的認同問題可能會牽涉到臺灣的整體安全與國家生存，卻是國際間所少有。與其他國家所面臨的認同危機不同之處在於，臺灣人民有著國家認同的不確定、民族認同的衝突，對於國家未來走向更有不同認定，整個國家領導機制都似乎無法為人民建構共同的認同，甚而連不同時期的國家領導人都有不同的認同。經濟全球化推動了國際的分工與交換的深化，加速了資本與人員流通。兩岸共同進入全球化的同時，無論在資本與人員方面的流通，都已不是政府所能完全掌控。作為移民社會與全球化的一員，臺灣早已面臨全球化對國家認同的必然挑戰。臺灣的商人在本身腹地有限的情況下，與全球接軌也就變成了一條必然的出路。換言之，全球化給了臺灣人民建構新認同的機會，但是對臺灣的政府而言，這代表著全球化更進一步的加速了臺灣國家與民族認同的危機。兩岸政治的對峙與經貿的互融，使得臺灣人民在國家與社會的認同上更面臨別的國家不會面臨的衝突。上海臺商聯誼協進會會長張福美表示，僅在上海即有約 30 萬經常流動的臺商，7_{臺灣人民每年約 200} 萬人次進出大陸，8_{創造出人類歷史上一個非常奇特的現象，居住在臺} 灣的人民到底是中國人、臺灣人，還是新臺灣人可以成為一個爭吵且無法妥協的問題；是否愛臺灣也必須要不斷地被檢證；臺灣或中華民國，那一個才是主權獨立的國家，都可以在臺灣成為真或假的討論。政治的高層人物也有著不知「為何而戰，為誰而戰」的疑慮，國家元首也必須反覆重申自己最愛臺灣。在臺灣，族群、統獨等問題很難在《工商時報》，財經產業版，200 1 年 11 月 4 日。（網路資料）。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統計資料，<http://w ww.mac.g ov.tw/statistic/ass_ lp/Wel-c ome .h tml.>。從 1987 年起至 200 0 年 4 月，自香港申請赴大陸臺胞證的人次即已逾 1,6 00 萬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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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的空間中討論，而經常成為一個是否認同臺灣、是否愛臺灣的非理性問題。兩岸關係未能妥善處理，使得臺灣社會不斷地被政治人物撕裂。由於認同的分歧，使得兩岸關係從一開始就已不是單純的兩岸關係，它對臺灣的影響涉及政治形態、經濟發展、文化定位、社會和諧等全方位的層面，成為臺灣一個長久存在的內在安全威脅。全球化給了臺灣迎向世界的機會，中國大陸的經貿市場又像一塊磁鐵，吸納了臺灣大部分的能量，這兩者都衝擊到臺灣人民對原有社會的歸屬感，這些社會或國家認同所引發的危機，才是臺灣安全的最大危機，絕不是國防安全政策所能防堵與化解。如果同意上述的論述，我們可以得到以下的命題：

肆、全球化臺灣安全的困境

一、在國際間「去國家化」逐漸成型的困境

對一般國家而言，參與國際組織是國家主權行為的彰顯。國際組織也是基於普遍性原則，希望相關的國家都能共同參與，以促進國際的和平與發展。不過，國際組織雖然有崇高理想，但是畢竟也難脫政治力的介入。為了顧及理想與現實，有些國際組織，特別是以經貿為主要功能的組織，容許一些政治實體不以國家名義加入，中華民國就是在國際政治的現實下，被迫以其他名義加入。在亞太地區所有的政治性組織中，臺灣沒有任何的參與。在亞銀，中華民國參與的名稱是「中華臺北」，在 APEC 的名稱也是「中華臺北」，不過中共認為臺灣的名稱是「中國臺北」。加入 WTO，中華民國的入會名稱是「臺澎金馬單獨關稅領域」，即令是一個強調沒有政治色彩的奧運組織，中華民國的名稱也是「中華臺北」。在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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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區域安全的第二軌道（Track II）機構，「亞太安全合作理事會」（CSCAP），臺灣更是以連章程都沒有規定的政治產物－「個別身分參與者」（individual capacity）的身分出席。如果從國際法的定義來看，中華民國當然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成立於 1912 年，依據國際法，一個國家並不會因為其領土與人口的縮小而失去其法人地位。但是政治的現實卻是，由於有另外一個國家聲稱其才是代表中國的合法代表，因此，中華民國是否被國際社會認可為一個國家，就變成政治性問題。為了爭取國際活動空間，在國際組織與駐外各代表處，中華民國不止在國名上讓步，在實際運作上也作了讓步。在 APEC 會議中，臺灣是以經貿官員代替外交官員出席，在駐外單位中，臺灣的代表並不具法定的大使地位。這種情勢對臺灣而言，是變通的機會，但也是潛在的危險。如果不能在有限的時間內為自己的國際主體性尋求出路，那麼經過一段時間，中華民國在國際社會中的「去國家化」將逐漸定型，各方將完全習慣臺灣以「非主權國家」身分在國際間出現，臺灣將愈來愈難逆轉這個趨勢。在國際組織中，臺灣所面對「去國家化」的困境還不僅是名稱問題，當相關議題變得具有政治性時，臺灣則未能參與。以 1999 年在紐西蘭召開的 APEC 領袖非正式高峰會議為例，當討論有關東帝汶獨立事務時，臺灣即以非外交代表身分而被排除。因此，經濟性組織的功能如果擴大具有政治意涵時，臺灣並不能夠因此獲益，反而有更被孤立的危險。這反映出，臺灣目前參與國際組織或非政府組織，並不必然能改善國際法律地位。臺灣在國際間逐漸被「去國家化」時，並不表示應該放棄外交努力，也不意味著應該退出國際社會，只是臺灣應該清楚地認識，在安全戰略位階上，外交是在兩岸之後。外交固然有助於增加能見度，但絕不可以因為急於外交突破而讓兩岸關係受損。兩岸關係如果不能良性發展，臺灣在國際間的出現，將只是更加深臺灣的「去國家化」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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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在臺灣的安全戰略裡，如果期望由外交突破來迫使兩岸關係產生變化，將是一個錯誤的戰略思維；如果認為外交與兩岸關係並重，或許也只是個沒有戰略意義的語言，畢竟，戰略如果沒有方向，沒有優先順序，豈能稱之為戰略？如果接受以上的論述，我們可以得到下述兩個命題：

二、與中共軍事對峙的困境

「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指是兩個敵對政體，由於相互增強軍備以維護自己的安全，而其結果卻是對方敵意加深與軍備的更加強，使得彼此更不安全。「安全困境」有時是因為對對方的不信任，而增加軍備；有時也是一種戰略的運用，用以與對方進行一場總體性國力的競賽。蘇聯瓦解的原因之一，即肇因於 1980 年代，雷根政府的「星戰計畫」使得美蘇之間陷入了一場軍備競賽，而其結果是蘇聯的經濟實力沒有辦法支撐軍力的競賽而落敗，冷戰並因而結束。臺灣選擇軍事與大陸對峙，是內戰的延續，也是不得已的自保。但是臺灣如果持續將國防作為安全的主軸思考，將面臨以下三個困境：第一，如果採取「毒蠍」戰略，即雖然整體軍力不如中共，但是使對方即使獲勝也必須付出代價，雖然可行，但卻是極為窄化的戰略思維。這種以對方受傷作為獲勝代價的思維，忽略了臺灣目前已進入全球化的事實，臺灣的資金與人才會否在兩岸戰端開啟後仍留在臺灣？或者臺灣在戰後能否有足夠的能力復原，都是一些必須嚴肅思考的問題。第二，臺灣本身的軍工企業無法自給自足，軍事科技且日新月異，要想在軍力上與中共對峙，唯一的選擇即是不斷向國外採購，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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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龐大的支出，將構成整體發展中的約束因素，會不會因為軍事費用不停的過份支出而掉入財政危機，步入前蘇聯的後塵，也值得思考。第三，臺灣的軍事採購以向西方國家為主，絕大多數是美國。西方掌握了是否出售武器的主動權。換言之，西方是否願意出售武器給臺灣，完全取決於西方對中共的全球戰略佈局。從這個觀點來看，由於臺灣與西方既沒有同盟關係，也沒有任何文字性的夥伴關係。臺灣的軍事戰略如果只建構在出錢配合西方戰略佈局的這種「依附性配合」邏輯下，其實極不安全。軍事對峙不能確保臺灣，並不表示要放棄國防。在維護臺灣安全的戰略思維下，蔣介石先生的「三分軍事、七分政治」戰略觀似乎更合乎現代臺灣的戰略考量，代表著兩岸為主，軍事為輔，大陸政策應以進取為主，軍事應以防衛為重。軍事力量的存在是為了使政府與人民能夠安心與大步地推動大陸政策，而非有恃無恐地放任兩岸關係發展。如果接受以上的論述，我們可以得出以下兩個命題：

三、依賴美國的困境

幾乎任何從事或研究國際政治者，都了解「沒有永久的敵人，也沒有永久的朋友」、「國家追求自己的利益」這些座右銘。在國際間固然也有些國家靠依附大國而存在，但一個國家依賴遙遠的另一個國家，而與鄰近的國家長期為敵，卻是少有。或許以色列是一個案例，但是以色列與美國的關係密切程度，以及為安全所付出的代價，可能都是臺灣無法也不願相比擬的，況且基於宗教的因素，美國對以色列是主動的關切，而非被動的被依賴。在全球化的今日雖然「天涯若比鄰」，但「地緣政治與經濟」仍舊是左右一個國家命運的重要因素。臺灣如果要長期依賴遙遠的美國而與中共對抗，似乎有違地緣政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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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略邏輯。美國支持臺灣，有歷史遺留的因素，也有現實利益的考量。臺灣從 1950 年代起，在政治與軍事上就接受著美國的保護。1970 年代美國與中共關係正常化開始，1972 年的《上海公報》、1979 年的《建交公報》、1982 年的《八一七公報》與 1979 年《臺灣關係法》成為美「中」臺三角關係的基本架構。在這個架構中，美國接受了「一個中國原則」，「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為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這等於為美國不支持「臺灣獨立」定了基調。但是美國也表達了對「任何企圖以非和平方式來決定臺灣前途之舉…，將被視為對西太平洋地區和平及安定的威脅，而為美國嚴重關切」。9 美國固然在整個戰略佈局中將臺灣放在自己的一邊，但是美國與臺灣的合作與支持也只能在這個三角框架中進行。這個「三公報一法」所形成的架構簡單地說，就是「中共不武、臺灣不獨、兩岸和平解決」。換言之，美國對中共有「承諾」，也有「約束」，對臺灣有「保護」，但也有「約束」。「三公報一法」是冷戰時期的產物。在後冷戰時代，中共成為世界僅存的少數共產主義國家，但是在渡過天安門事件的危機後，仍舊以快速的開放腳步面向世界，這使得美國到底應該圍堵中共，還是與中共交往成為兩種不同的戰略思維。柯林頓政府選擇了「全面交往」（comprehensive engagement）政策，1997 年中共與美國建立了戰略夥伴關係，1998 年在上海明白說出包括不支持臺灣加入以國家為主體的國際組織的「三不政策」。10_{《臺灣安全加強法》}11_{在柯林頓政府時} 《臺灣關係法》，Sectio n: 2 (b)(4)條。「三不政策」－不支持臺灣獨立、不支持「一中一臺與兩個中國」、不支持臺灣參加以國家為主體的國際組織。這是美國總統首次（6 月 30 日）在公 開場合中，表示美國的「三不政策」。So uth Ch ina Mo rn ing Post, July 1, 19 98, <ht tp:/ /www.t ai wanse curi ty.o rg/ ./SCM P/SCM P-9807 01.ht me >，< ht tp: //w ww. w hit eho use.g ov/W H/Ne w/C hi na/ spee ch es.ht 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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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由於行政單位的不支持，也未獲通過。小布希在 2001 年上台之初，轉引冷戰的思維來面對中共，美國決定建構 TMD，一個與冷戰期間相似的「星戰計畫」，臺灣可否加入美國的TMD 又重新成為一個話題。但是畢竟這個世界已與冷戰時的情境有所不同，中共的國力也不同於冷戰時的國力。在冷戰時代，加入強權陣營是安全的一種保證，但是在全球化的時代，全球軍事與經濟的安全需要「梅特涅體制」來維護，因此，小國無法完全依附於某個大國，大國為了維護國際的秩序，彼此間的妥協與讓步是必須的。「911 事件」使得美國新政府改變其上任之初的單邊主義思維，12_{也從「美國} 霸權式的和平」(Pax Americana)的安全觀轉移至以「多邊合作」為主的安全觀。全球化時代美國國家戰略思維必然是國內安全與國際安全並重，是否會在阿富汗戰事後重回某種意義的孤立主義，也值得思考。筆者認為「全球化時代的孤立主義」的美國仍然會重視軍事優勢，但是維持軍事優勢的目的並不在建構全球霸權，而是確保其「孤立」與影響參議院的版本，199 9 年 3 月 24 日，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赫姆斯（Jessie Helms）與參議員陶瑞契利（To rricelli）提出《臺灣安全加強法 案》( Ta iwa n Security Enha ncement Act, S.6 93)，<h ttp://thomas.loc.gov / c gi-b in/ que ry/C ? c10 6:./ temp /10 6cR fRa h>；眾議院的版本，由共和黨黨鞭 戴雷（Delay）等 15 位眾議員在同年 5 月 18 日提出 Taiwan Security Enh

a-nc e men t Ac t, H.R1 838，<h ttp ://thomas.loc.gov /cgi-b in/q uery/C? c1 06:./ t emp/ 106 7ZPM0j >。有關該法案的內容與意義，請見張亞中，《兩岸統合論》（臺北：揚智出版社，200 0 年），頁 188 -193 。

相關的論述很多。例如，美國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主席（Chairman of the Fore ig n R el ati ons C ommit te e）拜登（Jo seph Biden ），於 2001 年 10 月 22日在「外交關係協會」（Cou ncil on Foreign Relatio ns）的演講中即稱：「911 事件」後，布希政府外交戰略思維已經轉型，單邊主義褪去，開始尋求與中共和俄羅斯新的戰略關係，<http://www.cfr.org/p ublic/resource. c gi? pub! 41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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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維持。「全球化時代的孤立主義」與廿一世紀以前「孤立主義」的不同之處在於，美國可能效法二戰後的日本與德國，用經濟貿易與金融來建構其全球影響力的方法，運用西方的整體力量來維持全球秩序；有可能不再積極扮演全球法官與警察的角色，而將以國際組織或國際合作來作為執行外交政策的主要工具。換言之，全球化時代美國的定位，並不是說美國不希望有其全球影響力，只是不會再以強出頭地方式來主導，適當地尊重各大國的勢力範圍與內政，可能是美國在面對未來全球化時代的必然讓步。1 3 如果我們同意上述的假設，那麼臺灣能夠依賴美國的空間則相當「911」事件後，美國未來的戰略安全觀將會改以多邊合作為主，還是更強化了美國的單邊霸權戰略，仍然在持續討論，筆者持前者的看法。後者在論述美國會採單邊主義的安全戰略方面，以美國資深評論家威廉 •法夫（William Pfaff）為例，他即指出，自「911」之後，美國為了「反恐」而一度倡導「多邊合作」，但因對阿富汗戰爭已順利取勝，證明美國軍力天下無敵（supremacy），因而，一種新的「侵略性的單邊主義」（Aggressive Un ila te ra lism）遂告興起─「我們美國做我想做的，要不要同意隨你，對支持者我們會給予獎勵，對反對者則予以抵制」。威廉•法夫指出，對阿富汗戰爭的勝利已改變了美國。另外，加拿大前駐聯合國大使馬隆尼（Dav-id M. Ma lo ne）也在《國際前鋒論壇報》上，以〈美國拍桌子，全球皆噤聲〉“Wh en A merica Ban ged the Table an d the Oth ers Fell Silent”為題發表評論。他指出，在過去一段時間裡，歐洲等國雖倡導「國際多邊主義」，但因歐洲等國的經濟、科技與軍事落後，遂使得「國際多邊主義」缺乏實力為其支撐。相反地，卻是美國在這次阿富汗的戰爭裡，「已用聰明的炸彈打出了聰明的單邊主義」，已到了可憑一己之力主宰全球的時代。威廉•法夫說，稍早前在科索伏問題上，美國還要費時地與「北約」會商，「以後將永不再如此了」。在這次對阿富汗戰爭裡，美國要求助陣的英國陸戰隊「別發問」，聽令行事，這將成為以後的規矩。南方朔，＜大美帝國統制下的和平時代已經來臨＞，《新新聞》，<http://tw. news.yaho o. c om/2 001/ 12/ 20/j ourn al /294 525 4.html >，2001 年 12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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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縮。14_{美國在冷戰時為兩岸定下的基調，未來只會對臺灣更緊，而不} 會更鬆。這種趨勢可能也不是美國哪一位總統所能逆轉。從這個角度來看，臺灣加入美國TMD體系，似乎不太可行，另一種臺灣更不願意看到的結果，有可能是中共在同意美國建構 NMD系統時，得到了美國在兩岸立場上的讓步。臺灣不是美國的盟友，也不是美國的戰略夥伴。臺灣或許希望能經由TMD 或武器的購置而與美國成為虛擬的同盟，但是這將永遠只是單方面的想法而已。美國目前給了臺灣一個暫時沒有軍事安全顧慮的環境，如果不能緊握美國現階段仍願保護臺灣的機會，自行去追求自己能夠掌握的安全，而一昧地在心理與實質上依賴美國，那麼臺灣等於是在等待著美國背離時刻的到來。歷史證明，沒有一個國家會永遠維護另外一個國家的安全。如果同意上述的論述，則可以得到下列命題：

伍、全球化臺灣安全的邏輯思辨

一、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主義何者適用的思辨

國際關係的理論除了在於解釋國際間互動，也為如何維護和平與安全進行討論。現實主義與自由主義是國際關係理論的兩個基本家族，15_{從現實主義所衍生的新現實主義強調以國家為中心，從自由主義} 國內也有學者認為，美國單邊主義霸權思想將繼續滋長，但是其結果的推論卻是不利於臺灣，其理由在於，美國的單邊霸權作法，可能會引發中共在兩岸關係上的冒動，而影響到兩岸的安全。

一般而言，新現實主義著作代表人物包括：Kenneth Waltz, Ro ber t Gilpin, Da vi d B a ldwi n, Rob ert Lie be r, Ste phe n Kra sn er, Rob ert Tu ck er, Ge orge M ode ski, Ch arl es Kin dle be rg er, Jo hn Me a rsh ei mer 等，新自由主義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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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衍生的新自由主義在承認國家角色重要性的同時，更重視其他角色，如跨國公司、國際組織等在國際關係中的重要性。在軍事安全上，新現實主義認為，對國家而言，權力、安全與生存是居首位，因此，軍事實力是最重要的；新自由主義則認為由於國際關係趨向緩和，軍事威脅重要性降低，軍事實力的重要性相對降低，國際合作領域明顯擴大。在經濟方面，雖然兩者都重視經濟因素，但是新現實主義認為國家必須依靠自身的實力，以維持在國際中的地位；新自由主義認為，國際經濟利益與國家安全一樣重要。16 在「相對收益」（relative gain）還是「絕對收益」（absolute gain）何者為重的思考，新現實主義強調國家在國際關係中的相對收益，也就是計算自己所得是否高於對方所得。新自由主義則認為國家的目的在於獲取絕對收益，只考慮自己是否在國際合作中獲得利益，而不在乎別人的收益多少。在合作中感到不安全的國家總是關心收益如何分配，他們並不在意參與者是否都獲益，而是只關心自己是否多得益。17 如果我們承認國際關係存在著「弱肉強食」的本質，那麼無論是從新現實主義或新自由主義的角度檢視，弱國在國際社會中能主動依意願活動的空間有限，只能在強權所架構的空間中運作，而不可能創造新的國際架構。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主義雖然都接受了國際無政府狀態的事實，但是新自由主義者認為新現實主義者低估了國際合作的可能性與國際制度的能力，因而強調國際合作在維護國際和平上的重的代表人物包括：Joseph N ye, Rob ert Keo hane, Richard Rosercrance, R obe rt Je rvis, Ke nn eth Oye , Ch arl es Lip so n, Ro be rt Ax elo rd等。由於此兩種主義的探討並非本文的重點，因此不再多敘述。

Jose ph Nye , “Ne ore ali sm a nd Ne olib era li sm,” World Poli tic s, Vol.4 0, No .2, 19 88.

Da vi d B ald win ed., N e ore ali sm and Ne oli be ra lism: t he Co nte mpora 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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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性。換言之，對一些較弱勢的國家，新自由主義的思考總是比新現實主義的思考來得可取。新自由主義凸顯國際互賴，但所謂的互賴，在冷戰或是後冷戰時期其實仍是弱者對強者的依賴。全球化時代，由於全球金融與貿易的穿越性，不少弱國的體質內已融合著強國的資本血液而與強國有著共生關係，強國也了解到弱國的安全危害，特別是金融與經濟的不安全，也會反蝕到強國的國家安全。因此，在全球化的時代，弱國更應將自己與全球自由市場聯結在一起，如此才能給自己的安全多一分保障。再從相對收益與絕對收益的角度觀察，相對收益的追求容易導致「囚徒困境」，其結果往往是以對抗或衝突收場，因而只能存在於冷戰時代的兩極體系。如果每一個國家只追求「相對利益」，那麼將無法形成彼此間的「公共利益」，沒有公共利益，這個世界根本不可能以全球的基礎來運作。在一個經濟全球化的時代，應該沒有一個國家還會將「相對收益」作為是否加入國際經貿體系的前提。在全球與兩岸的經貿互動中，臺灣也應該以「絕對收益」來取代「相對收益」的思維。如果我們還在思考是否應該對世界大幅開放，或是只是斤斤計較於兩岸經貿誰的收益多或少，「三通」誰比較獲益、「戒急用忍」對我的傷害大還是獲益多的思考，那麼臺灣就是掉入了「相對收益」的思考陷阱。原因非常簡單，「相對收益」是大國有能力運用的遊戲規則，小國只能選擇「絕對收益」。在兩岸事務上，臺灣如果處處以「相對利益」為思考，那麼有可能喪失了更多的商機，也阻礙了臺灣的安全。「臺灣優先」的口號，其實就是「相對收益」理念的變形，對一個小國而言，除了一些內政考量的政治目的外，在經濟全球化的現實世界沒有任何意義。由大國所主導的全球經濟市場絕對不會為小國設計出可以「優先」的環境。對中國大陸而言，在兩岸的經貿活動中，只有一種條件下的臺灣可以讓自己的利益優先並得到大陸的同意，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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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臺灣的優先有助於中國未來的和平統一。換言之，如果臺灣充分掌握了民族主義，臺灣的利益將可優先，臺灣是否願意？從 1990 年代中共對臺商的種種優惠，即是證明。臺灣幾乎沒有能力以新現實主義的思維來追求國家安全與利益，新自由主義的精神應該更合乎需要。臺灣其實只能在新自由主義的架構內作選擇，以追求「絕對利益」為目標，在兩岸的互動中放棄「相對收益」為先的考量。如果接受以上論述，應該可以接受下列命題：

二、主權與權力何者優先的思辨

從國家的角度來看，傳統的國際法與國際政治中，「領土原則」與「主權原則」是兩個重要的基礎。國家在領土範圍內行使主權，國家主權與國家權力兩者有著共生關係，主權為權力的基礎，沒有主權就無法享有國家的權力。隨著國與國間互動的頻繁，國家在參與國際社會活動時，必須適度地交出主權，但是卻也從他國得到權力。對大國而言，由於具有政治與經濟的優勢，主權間的交錯運作，使得大國的權力日漸擴張，小國雖然失去了若干主權，但如果能充分地運用國際分工或自己獨特的地位，事實上可以得到較自己主權範圍更大的國家利益。在全球化時代，參與全球治理的主體已不僅是國家，還包括了非政府組織（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NGOs），公民運動（citi-zens’ movements）、多國公司（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MNCs）以及全球資本市場（global capital market）。18_{作為全球治理主體中} C ommissio ns on Glob al Gov erna nc e, Our Gl oba l N eig hbo urh ood : the

re po rt of the C ommi ssi on on G lob al G ove rnan ce (Ox ford: Oxfo rd

Un ive rsity Press, 1995 ) , pp.2-3 . 有關全球化與全球治理的關係，請見張亞中，＜全球治理：主體與權力的解析＞，《問題與研究》，第 40 卷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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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非國家行為者的出現，顯示出在全球化時代，國家主權已經不是唯一的治理主體，也表示權力的基礎也非僅來自於國家。「主權縮小不代表權力縮小」，以及「權力的基礎非僅國家而已」這兩項全球化的特殊現象可以給臺灣一些啟發。在面對全球化時，臺灣如果能將自己與全球緊密的連結在一起，讓臺灣成為 NGOs、全球公民運動、多國公司、全球資本市場的重要舞台，那麼可以肯定的說，臺灣的國家權力將會相對擴大，國家安全因而也就多了一份保障。臺灣的特殊國際地位，使得一昧地追求國家主權並不是正確的戰略選擇。正如同二次大戰後的西德，如果處處行為都是以恢復國家主權為考量，美、英、法、蘇四強可能根本不給西德機會。西德戰後的戰略為以合作換取自主，以融入歐洲來取得他國的信任。一個國家的主體性固然需要爭取，但有時是需要經由國際的合作累積而逐漸創造出來。「水到渠成」而勿「揠苗助長」是臺灣追求主體性時應有的戰略思考。在面對兩岸關係時，臺灣也需要了解，兩岸如果陷入主權之爭，不論臺灣爭的是全中國的主權或是分離中國後的主權，其結果可能都不利於臺灣。臺灣最佳的戰略應該暫時擱置誰是代表全中國主權的爭議，與大陸共同主張全中國的主權屬於兩岸全體的中國人的客觀事實。擱置全中國主權的歸屬爭議，並不表示中華民國放棄了在臺灣的主體性。在中國的主權屬於兩岸全體中國人的前提下，臺灣擁有主體性並不表示臺灣獨立。如何使臺灣具有主體性又不會造成臺灣獨立，筆者在本文後續部分所提出的「整個中國」、「第三主體」可以作為兩岸共同的解決方案。從個人與國家權力關係的角度來看，在國際社會裡，雖然國家主，20 01 年 7 、8 月，頁 1-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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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行使的自主權會縮小，但國與國間主權範圍的重疊，將使得個人可以在國際機制的保護下，追求超越國家的利益。如果我們相信個人利益的累積是國家權力增大的前提，那麼，即使是一個小國，它的權力也可能遠遠超過它本身外在的國土與人口標準。以色列與猶太人之間的關係應該是一個可以參考的例子。「主權」是一個需要實踐的法律概念，因此需要「權力」才能彰顯，「權力」又需要實質的國家整體「能力」（capability）作為基礎。在全球化的時代，國家能力已非軍事力量一途，經濟、文化、社會穩定都是國家能力的重要指標。全球化給予臺灣累積「能力」的機會，也是給了臺灣擁有「權力」的機會。如果在全球化時代仍舊以追求國家主權為戰略優先選項，那麼臺灣有可能失掉更多的機會，而陷入不安全的困境。如果同意以上論述，我們可以得到以下命題：

三、和平政策與安全政策何者為重的思辨

「安全」本身有著糢糊的定義，每一個人或每一個政府都會對安全的定義作出不同的解釋，它有時是一個價值問題。因此，「安全」本身就充滿了不確定性，有時會成為政治人物打壓異己、鞏固政權、追尋私利的藉口。「安全」這個字是美好的，但是人類以「安全」為名所帶來的災難卻也罄竹難書。「止戈為武」、「上兵伐謀」是中國的傳統智慧，但是其目的都不是在追求和平，而是爭取最少代價的勝利。追求和平卻往往被視為是弱勢政權不得已的選擇。在中國歷史上，追求和平是弱者，維護安全才是強者應有之所為。「安全政策」與「和平政策」何者為重的思辨在於，臺灣應該以「尋求安全」還是「製造和平」為目標。以上已有提及，臺灣的軍力以及國際的現實都使得臺灣無法經由武力來尋求臺灣的安全，因此，臺灣安全戰略的目標首應在於為兩岸「製造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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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和平的首要條件就是不去挑戰對方最敏感與最不能讓步的神經，第二個條件就是用足夠地智慧以政治手腕防範衝突，第三個條件就是要有耐心等待對方政權的變質。現代國際史上值得稱許的例子就是芬蘭。芬蘭追求「和平而非『安全』的政策」，使得芬蘭平穩地度過了冷戰四十年，沒有讓布里茲涅夫主義(Brezhnevism)在芬蘭發生，最後證明是芬蘭得到了安全，蘇聯走向瓦解。臺灣的安全是脆弱的，不僅在於它的軍力，更在於它的外貿高度依賴性，以及臺灣災難的承受力。1999 年，一個僅僅十餘秒的「921 地震」都可以讓臺灣的社會受到重創，更何況如果兩岸戰禍開起，不論戰爭的輸贏，臺灣人民都將付出巨額代價。如果要真正顧及臺灣安全，則維持兩岸和平應為最基本的戰略目標，以創造兩岸永久和平為最高戰略目標。臺灣的特殊處境，使我們在思考臺灣的安全時，應該確立「製造和平」重於「追求安全」，即使在中共以大事小未能以德時，我們以小事大仍舊需以智，不能在這個問題上犯任何錯誤。如果同意上述的思維，我們可以得以下命題：

陸、全球化臺灣安全的設計

在討論全球化臺灣安全的設計以前，先檢視一下以上各個命題所帶來的啟發。著重在經濟面的命題 1（臺灣愈與全球互賴，全球愈會重視臺灣的安全需要）與著重於國際安全面的命題 2（全球安全問題愈重要、愈急迫，兩岸安全問題即愈有可能被忽視、被推遲）對臺灣安全的影響看起來或許有些矛盾，其實正反映出全球化對臺灣安全利弊互見，端看臺灣在面對全球化時，用何種思維與方式來面對。命題 1 顯示出臺灣應該加速進入全球化的體系，命題 2 顯示出，臺灣的安全不可能自外於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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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關係，寄望於國際來維護臺灣的安全並不是一項理想的選擇。命題 3（臺灣的國家政治生存安全威脅並不因全球化而有改變）、命題 4（全球化時代，如果未能有效經濟發展，臺灣的國家生存安全仍然會受到威脅）顯示出，在冷戰時期臺灣本身所面臨的安全挑戰並沒有因為全球化的來臨而消失，命題 5（臺灣如果不能解決本身與對中國的認同問題，臺灣的國家安全根本無從建立）顯示，全球化並不能有助於解決臺灣現有的認同問題，反而可能惡化現有的認同危機。整體來說，政治生存、經濟發展與國家認同三者對臺灣安全的衝擊，並沒有因為全球化的來臨而減弱。三者間相互影響，仍然糾纏在一起的關鍵仍然在於兩岸關係不能突破。命題 6（臺灣在國際間的「出現」並不必然會增加臺灣的國際地位，反而有可能是「去國家化」的深化）、命題 7（未能同步或更強地改善兩岸關係，外交無法發揮維護臺灣安全的功能）、命題 8（臺灣的整體國力無法與中共進行長期的武力對峙）、命題 9（臺灣的軍力應該是政府推動大陸政策進取的後盾，而不是逃避兩岸關係的依靠）、命題 10（目前美國對臺灣雖有政治性的保護與約束，全球化時代美國對臺灣的保護將減弱）是對臺灣現有安全政策的一個反思。以上五個命題傳達一個重要的觀點，就是在戰略位階上，大陸政策應該高於外交政策及國防政策。沒有一個良性互動的兩岸關係，臺灣的安全很難真正建立，外交與國防的功能也將因此減弱。換言之，如果能妥善處理兩岸關係，臺灣的軍備與外交反而可以發揮增進臺灣安全的加成效果。命題 11 到命題 13 顯示出臺灣應該在充份了解到，基於自己的有限實力與國際政治現實，在全球化時代臺灣應有的思維。命題 11（全球化時代，臺灣只能以「絕對收益」而無法以「相對收益」作為思考的準則）顯示出，臺灣並沒有能力以新現實主義作為安全的思維，而應該以新自由主義作為在國際間生存與發展的依循。臺灣應該積極進入全球化，擴大在國際間的各種參與及合作，而不宜以爭利的態度面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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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社會的各個成員。命題 12（全球化的臺灣安全應先追求權力而非主權）反映出臺灣應該積極利用全球化這個平台追求國家的權力，而不要將精力用在較具政治意涵的主權承認之上。命題 13（全球化臺灣「製造和平」戰略目標應高於「追求安全」）也顯示出，臺灣本身國家安全的脆弱性，因此必須妥善地處理兩岸關係。從以上所建立的十三個命題，可以了解，臺灣如果能夠積極面對全球化與兩岸關係，可能獲得較可靠的安全。如何能夠完全進入全球化，享受全球化的利益，而不被全球化所吞蝕；如何能夠充分掌握兩岸關係發展，獲得最佳利益，而不被中國大陸和平消化，筆者提出「全球化」、「兩岸區域經濟體」、「整個中國」與「兩岸統合」四個方向作為臺灣安全戰略設計的依循。

一、相關模式的可能選項

在思考臺灣如何追求安全時，我們不妨看看其他與臺灣處境相似的國家如何追求國家安全。臺灣應該從那些國家的經驗中得到啟示？以下是幾種可能的思考。第一種可能的模式：「芬蘭模式」。學術界對於戰後芬蘭處理其外交政策的作為往往以「芬蘭化」（Finlandization）稱之。芬蘭經驗極具參考價值，它充分了解到地緣的限制，在思考安全戰略時，不會刻意地遺忘身旁的蘇聯。因此，冷戰時期的芬蘭並沒有選擇與遙遠歐洲大陸結盟以對抗鄰近的強權蘇聯。19_{在芬蘭的價值中，最佳選擇就是} 探討芬蘭化的書籍甚多，可參考下列兩本討論芬蘭受制於地理位置與國際體 系而必須在外交政策上保持謹慎態度的專書：Roy Allison, Finla nd’s

Re-la tio ns w it h the S ov iet U nion , 1 944 -84 (Ne w Yo rk: St. Ma rti n’s, 1 985 );

Ha ns M ourt iz en, Fi nla ndiza tio n: Tow ard s A Gen eral The ory of Ad apti ve

Poli tic s (Al der sh ot, Eng la nd: Ave bury, 198 8). 中文資料請見嚴震生，＜「芬蘭化」的歷史經驗與兩岸關係發展之比較＞，《問題與研究》，第 3 4 卷第 12 期，1995 年 12 月，頁 73-8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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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政策」，而不是任何形式的「安全政策」。芬蘭的安全觀不可能從國際關係現實主義中找到答案，但最後結果證明，有智慧的芬蘭安然地渡過了冷戰，昔日強權的鄰邦終於瓦解了。芬蘭在 1990 年代中期在沒有國家安全的威脅下加入了歐盟，重新成為歐洲的一員。芬蘭的「和平重於安全」是臺灣應該借鏡的政策，但遺憾的是，芬蘭化的整體經驗很難應用在兩岸關係上，原因在於，蘇聯對芬蘭並無領土與主權的野心，也沒有法律或政治上的併吞正當理由，因此，芬蘭可以安心地推動「和平政策」，但是中共與蘇聯卻有著不同的情況，這是「芬蘭化」無法適用在臺灣的重要原因。第二種可能的模式：「猶太模式」。臺灣本身是一個移民社會，具有不同於安土重遷社會的穩重性格，有著冒險與開拓的精神。臺灣曾有政治人物以「新興民族」來為臺灣人民作定位。在他的這本書內，他認為臺灣應該認識到真正的國際主義精神，依尋自由市場的法則，將「政治放兩邊、經貿擺中間」，進入「世界最後、最大的一個市場」。在許信良看來，「一個中國原則」是「糾纏不清」，《國統綱領》是個「徹底失敗的策略構想」，他因而提出「大膽西進」作為臺灣的戰略，「只有與中國大陸建立起長期穩定的大量經濟合作關係，與世界經濟整合在一起，也只有這樣，臺灣才能獲得最大利益，確保臺灣的生存與發展空間」。20_{這種以商業利益為導向的大陸政策，} 在臺灣有不小的市場。「新興民族」的主張者可以算是自由主義的信徒，如果我們純從個人的角度來看，其觀點有其說服性，但是作為分裂國家的兩岸，有著先天宿命的主權爭議。這種論述可能忽略了「商人無祖國」的經濟自由主義鐵律，也刻意不提國家在經貿活動中的其他政治與社會功能。如果世界的運作都像自由主義般的如此簡單，也不會有社會主義 許信良，《新興民族》（The Rising Peop le）（臺北：遠流出版社，199 5 年），頁 3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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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興起，更不會有重商主義或馬克思主義的需要。如何創造出比擬「猶太民族」在世界的成就是「新興民族」的機會與使命。但是「新興民族」的壯大是否可以確保臺灣的主體性，正如同猶太人固然在世界上是一個商業成功的民族，但是不表示猶太國家的必然建立，這是經濟自由主義者沒有處理的問題。國家主體性畢竟是一個政治問題，這是經濟領域最不能跨越政治領域的地方。依據「新興民族」的邏輯推論，當臺灣人民掌控大部分中國大陸時，臺灣的主體性已經不再重要，因為臺灣人民可能已經從大陸找到主體性。這種思維有兩個陷阱，第一、臺灣這個新興民族不必然會在商業自由主義的精神下，成為成功地類似掌握美國的猶太民族，因此，主體是臺灣在與中國大陸互動過程中不能不顧及的；第二、臺灣主體性的存在與維持，不只有助於保護臺灣人民在中國大陸的發展，更有助於在平等的基礎上運用政治的影響力來影響中共的政治發展。因此，「新興民族」的思維，或許有助於臺灣人民的發展，但是並不盡然有助於維護臺灣的安全。在討論臺灣安全時，經濟發展固然是臺灣的必須，但是主體的堅持與維護，才是臺灣能夠持久和平的保障。第三種可能的模式：「東德模式」。東德是一個以分離德國來確保安全的例子。在 1955 年以前，東德與西德一樣都是主張自己代表德國，其意為德國並沒有分裂，雙方只有誰是正統之爭。1955 年東西德分別加入華約與北約後，東德開始主張兩個德國。1972 年雙方簽署基礎條約，東德從西德得到了不是「外國」的承認，而是「國家」的承認。由於西德仍舊沒有放棄以民族自決來解決德意志民族統一的問題，東德在 1974 年的修憲中，將自己認定為德意志社會主義民族，以有別於西德的德意志資本主義民族，以求根本杜絕西德基本法中民族自決權的訴求。東德的思維，與目前的民進黨幾近相同，東德以修憲方式改變民族歸屬界定的作法，與臺獨基本教義派的思維相同。臺灣內部經常有人以「德國模式」來思考兩岸的定位，其實他們並未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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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模式的內涵，他們說的其實是「東德模式」。2 1 東德的作法確維持了國家四十年的安全，但是其原因並不是「國家與民族認同」建構的成功，而是蘇聯與華沙集團支持所致。當蘇聯自身難保時，東德用了三十餘年所建構的「兩國論」卻在 1989 年一夜瓦解。原因很簡單，對分裂國家的任何一方，「國家與民族認同」如果沒有以經濟繁榮為基礎，就像是在沙丘上建燈塔一樣的脆弱。「東德模式」一直是臺灣民進黨的思維，但他們忽略了，東德擁有蘇聯與華約的支持，臺灣卻沒有一個盟邦，也無法像東德一樣，可以在 1973 年進入聯合國的外在國際條件。臺灣或許比東德強的，只有 1990年代以前經濟發展上優於大陸，但是這種優勢已逐漸喪失。如果東德是一面鏡子，臺灣應該學到教訓，就是「國家與民族認同」的建構並不能保證國家安全。任何一個模式都有其可取之處，但是並不能完全照搬至臺灣，臺灣有自己的路要走，相較於芬蘭、猶太、東德三個模式，或許荷蘭如何面對全球化，以及丹麥如何處理它與鄰近經濟體的關係更可以借鏡，這將留在後面作討論。綜合各種模式的經驗，以及上述十三個命題的思考，如何在全球化時代建構臺灣安全，以下三點是筆者的看法。

二、加速全球化並建構兩岸區域經濟體

不論全球化的本質是否為西方價值體系的全球化，臺灣的地理位置與經濟形態，已經宿命式地註定臺灣無法拒絕全球化的浪潮。臺灣從來就沒有能力鎖島，國際社會也從未容許臺灣關門。從進入世界體有關德國問題的法律內涵，請見張亞中，《德國問題：國際法與憲法的爭議》（臺北：揚智出版社，199 9 年）。在統一問題上，西德與東德的想法與作法不同，因此，應該只有「東德模式」與「西德模式」，而沒有所謂的「德國模式」，如果有，也是兩種模式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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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起，臺灣的安全就是脆弱的，必須建立在大陸的友善基礎上。全球化給了臺灣一個機會，它不但使得臺灣可以運用全球作為市場，也可以使臺灣成為全球風險社會中的一員，臺灣的安全應而多了一層保障。臺灣在面對經濟全球化時，幾乎沒有能力追求「相對收益」，其實也不需要，「絕對收益」則是臺灣必須的選擇。從這個角度來看，臺灣的發展必然建立在經濟自由主義上，應該徹底全球化。在這一點，「新興民族」的論點值得稱許。就經濟發展史而言。經濟全球化可以說是資本主義發展的另一個階段。由於它的本質並沒有改變，因此，弱肉強食自然也是經濟全球化的另一個寫照。因此，在參與全球化的同時，每一個強權仍舊不忘架構自己的區域經濟體，用以作為自己經濟發展的腹地，或者是必要的避難所，因應全球化可能的衝突。不只是強權需要區域經濟體，小國更為需要，荷蘭就是一個例子。荷蘭人或許天生就是一個適應全球化的民族，早在十六世紀就開始作為全球化的推動者。在二戰後，荷蘭一方面仍舊沒有放慢全球化的腳步，另一方面將歐洲共同體作為它的經濟腹地與在全球化經濟市場中攻城掠地的跳板。在冷戰結束，WTO 即將來臨的時刻，1993 年歐洲聯盟正式成立，美國也在同時積極介入主導 APEC 的發展與組成了 NAFTA。相對於強權一方面推動全球化，另一方面卻自組區域經濟，臺灣在參與全球化的同時，如果沒有一個有潛力的腹地，將無從累積能量，也很可能會被全球化的浪潮所徹底湮沒。臺灣曾經嘗試以亞太營運中心或南向政策來因應全球化，但這些政策藍圖沒有認真思考與中國大陸的關係而遭失敗。在面對全球化的挑戰時，除了積極參與外，臺灣其實只有另一種可能的選擇，就是與中國大陸共同形成另一個區域經濟來面對經濟全球化可能發生的衝突，荷蘭的經驗值得我們思考與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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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能與大陸形成經濟體的關鍵仍在於「一個中國原則」，臺灣如果不能妥善處理，「一個中國原則」將是臺灣政治生存的緊箍咒，是臺灣安全的負債，但若處理得好，「一個中國原則」卻可以成為臺灣經濟發展的觸媒，是臺灣安全的資產。臺灣可以經由「一個中國原則」，享受不同於一般國家的待遇。如何認定「一個中國原則」將在下一節討論。簡言之，全球化時代臺灣的安全，特別是經濟安全，應該積極地融入全球經濟體系，並成為風險社會的一員，另一方面，與中國大陸形成區域經濟體，用以增強臺灣在全球經濟體系中的力量，以維護全球化可能產生的安全威脅。

三、「整個中國」思維是兩岸和平的基礎

前面已經提及，在一個全球化的時代，有可能形成的梅特涅式的大國協商體制將使臺灣的國際活動空間繼續逐步萎縮。基於臺灣的總體國力，臺灣不可能與中共作武器的競賽，也不可能將國家安全放在對美國保護的期望。在兩岸特殊的關係下，臺灣的國家安全必須建立在持續不斷的經濟發展之上才有可能。目前臺灣經貿與全球化已經接軌並逐漸深入，如果沒有和平的外在環境，全球資金不會流入臺灣，反而會不斷流出。因此為臺灣創造和平的條件，就是與中共協商出彼此可以接受的方案。臺灣安全的舞台，一個在國際，一個在兩岸。在國際現實政治的舞台，臺灣面對的是一群以自己國家利益為最高原則的外國，臺灣似乎很難在這種舞台中，得到足夠的能量來扭轉兩岸情勢，臺灣如果期待奧援，也要了解「人助自助者」的道理。或許我們可以說，對尋求臺灣安全而言，「外交戰場」本身就是一個錯誤的戰場，真正的戰場應該在「兩岸」，因為在兩岸同文同種的民族舞台上，臺灣才有可能經由大陸人民的認同與支持來凝聚能量。因此在戰略考量上，爭取大陸的人心遠比爭取國外政權的支持來的容易，也唯有得到大陸民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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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臺灣的安全才能得到保障。民族主義對人類發展是善或是惡可以討論，但從政治現實而言，要得到大陸的民心，民族主義是個臺灣很難挑戰的原則，臺灣如果排斥中國的民族主義，可能根本就無法站上「兩岸」這個競爭舞台，也就根本沒有一搏的機會。對臺灣而言，民族主義看來是無法逃避的緊箍咒，但它何嘗不是臺灣發展的一項利器。就是因為中共有統一大業的民族主義使命作為對臺的戰略思考，才會給予臺商一般外國人享受不到的優惠，臺灣可以享受每年約 200 億美元順差，而沒有遭到貿易報復。固然中共的大戰略是在「和平消化」臺灣，但是這也是給臺灣壯大與未來「和平演變」大陸政經體質的機會。因此，如何使民族主義成為臺灣的矛，而不是臺灣的盾，這是臺灣在全球化時代思考安全的第一個戰略原則。對中共而言，民族主義的具體表現就是「一個中國原則」的堅持，也就是容許兩岸爭正統，但不容許臺灣搞獨立。「一個中國原則」在法律與政治的意涵上，或許有著誰是這一個中國的爭辯，但是在民族主義上，它的意涵就是「中國作為一個整體不能永久分裂」，臺灣只要抓住了這個主軸，兩岸就有交集的可能。近十年來，臺灣內部經歷了認同的衝擊，不幸的是，政治領導人物並沒有化解認同分歧所帶來的傷害，反而參與及加速認同的糢糊。政府在「一個中國」定義上的變化，就可以充分了解。從《國統綱領》將統一視為政府追求的目標，將兩岸視為政治實體相待；國統會視「一個中國就是中華民國」；1994 年的《兩岸關係說明書》卻將「一個中國」去法律化與去政治化，而認為「一個中國」只具「歷史、地理、文化、血緣」上的概念；1999 年李登輝總統又提出兩岸關係為「特殊的國與國關係」，而被外界視為「兩國論」；至民進黨政府上台，由於對「一個中國」的排斥是民進黨長期的一貫政策，使得「一個中國」的論述在臺灣似乎成為一個誰接受誰就是賣國的邏輯推論。中國大陸看著臺灣對「一個中國」立場的改變，又看到民進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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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政，兩岸的基本互信亦就愈來愈難建立。兩岸在「一個中國」的認知上，可能都犯了錯誤。對中共而言，將「臺灣的主體性」與「臺灣獨立」劃上等號；對臺灣而言，認為接受「一個中國」就是接受「統一」。兩岸都缺少認真地思考，有沒有可能在臺灣擁有主體性，而不等於臺獨；兩岸都是中國的一部分，但是卻不等於統一的思維中找到答案。 1992年兩岸針對一個中國原則問題對彼此歧見作口頭聲明（俗稱為「九二共識」與「一中各表」，一種「同意歧見」的表達方法）認可的結果，或許是打開兩岸僵局的最好方案。但是就長久而論，「一中各表」並不容易持久。就中共而言，「一中各表」容易在國際間造成「兩個中國」的結果；對臺灣而言，由於中共在國際間享有優勢，因此，國際社會接受中共「表述」的遠多於臺灣的「表述」，臺灣的「表述」最後將會只是自我滿足的意義而已。因此，「一中各表」並不會成為持久的兩岸定位關係，最好的方法還是「一中共表」，由雙方共同為「一個中國」的意涵找到答案。筆者在《兩岸主權論》及《兩岸統合論》的著作中，即提出以「整個中國」的概念來取代「一個中國」，兩岸共同承認「整個中國」原則，同意中國作為一個整體是不可以被永久分割，兩岸都是「整個中國」的一部分，彼此在各自的領域內享有完整的管轄權。在國際間，有三個主體同時出現在國際社會，一個是 PRC，另一個是 ROC，「第三主體」是「整個中國」，或是以「兩岸共同體」形態出現的主體。2 2 兩岸之間存有三個主體的概念，臺灣與大陸彼此間「互為主體、

張亞中，《兩岸統合論》，頁 102 -105 ；Ya-ch ung Chan g, “Wh at to learn fro m EU In te grat ion : So me Poin ts on C ross-Stra it De vel opme nt,” i n

Pea ce Fo rum, Tai wan R e se ar ch In st itu te , N ov.1 , 2 000 i n <www.d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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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主體」。臺灣具有主體性不等於臺灣獨立是「第三主體」建立的精神，也是「第三主體」能夠存在的基礎。兩岸有三個主體的概念，如果被廣泛接受，它可以化解臺灣內部因為主體認同而產生的政治、文化、社會分歧，對於臺灣的內部安全是有絕對助益，也可以說根本地解決了臺灣的內耗，使得臺灣不再受到政治人物利用兩岸而作的精神綁票。「整個中國」與「第三主體」概念如果為兩岸接受，對中國大陸的領導人而言，等於已經為未來的統一跨出一大步，對臺灣而言，臺灣的主體性可以在國際上開始出現。「整個中國」是臺灣「和平政策」的基礎，它將為臺灣取得一個和平的兩岸關係，使臺灣的安全得到保障。當臺灣有了被國際社會與中共所接受的主體性，將更有能量在兩岸關係上發揮其功能。

四、「兩岸統合」是積極進取的安全政策

在兩岸定位確定後，接著就是兩岸的走向問題。雖然陳水扁總統在 2001年元旦提到了兩岸統合，但他的幕僚並不完全了解統合的真正意涵。筆者在《兩岸統合論》一書中提出兩岸應吸取歐洲統合的經驗，而其主要精神在於兩岸應在相關議題方面建立共同體，除有助於建構兩岸的重疊認同外，更可以機構的建立來推動兩岸合作，建立相互依存的共同體。2 3 歐洲共同體的建立，原本就有著促使歐洲土地永久和平與共存共榮的使命。經由共同體的架構，荷、比、盧三個小國不必擔心被英、法、德所「和平消化」，反而將歐盟作為其國家發展與影響力的載體，發揮了比其國家原有規範更大的權力，它們三個國家是主權讓渡，而權力卻擴張的最好例證。丹麥是另外一個臺灣可以作為借鏡的例子。在地緣關係上，丹麥張亞中，《兩岸統合論》，第二章與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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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歐洲大陸聯結在一起，但是基於歷史的不愉快經驗，丹麥在戰後並不願意選擇與歐陸一起成長，寧願參與英國所組成的「歐洲自由貿易協會」，也不願參加歐洲共同體，但是與德國經濟的依存現實，使得丹麥在 1970 年代面臨了在英國與歐陸間的取捨問題。當 1970 年代的英國也無法跳脫經濟地緣的宿命，而決定加入歐洲共同體時，丹麥也就不得不加入歐洲共同體。24_{如果我們將歷史處境作一類比，昔日的丹} 麥看成今日的臺灣，昔日的歐陸看成今日的中國大陸，昔日的英國看成今日的美國，我們可以看到，當昔日的英國參與歐陸時，一方面是為了自身經濟利益需要，另一方面是為了在歐陸的發展中取得發言權，甚而能夠主導，正如同今日的美國決定參與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一方面是為了美國的利益，另一方面是為了主導中國大陸的發展，使中國大陸能夠進入美國所設定的經濟社會價值體系。丹麥所作的選擇其實也正是臺灣能夠作的選擇，也是最佳的選擇，就是積極地進入中國大陸。丹麥雖然對歐陸有著歷史所遺留下來的不愉快記憶，正如臺灣有些人對中共政權充滿敵意，但是丹麥知道，這是一個不得已，卻也是最佳的選擇，也就是運用歐洲統合的機制來保護自己，不至於被「和平消化」，此外更可將歐洲共同體作為丹麥的載體，使得其經濟能更順利的發展。在討論兩岸問題時，常有所謂「時間對誰有利」的爭論，也就是未來的中國大陸到底是愈壯大，還是終會社會崩潰。前者認為臺灣應該儘早進入中國大陸，否則臺灣必將居於劣勢，後者認為臺灣宜謹慎保守，否則臺灣將被連累。其實在思考國家安全時，將「時間」作為思考的依據本身就是一件危險的事，畢竟，未來會如發展可能遠超過我們的了解。臺灣安全戰略的考量，應該是不論「時間」如何發展，也就是不論中國大陸的經濟在未來是愈來愈好，或是愈來愈壞，臺灣 B irgit Na ch el Thomson ed ., The Odd M an O ut: Den mark and Euro pea n

全球化的臺灣安全：大戰略的思維(張亞中)Update:2018/0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