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文獻回顧
第一節 一般犯罪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a tiona
l Ch engchi University
7
第二章 文獻回顧
本文目的在探討青少年犯罪與婦女勞動參與的關係，有相當多的文獻試圖 藉由瞭解犯罪的成因以對抗逐漸攀升的犯罪率。 Becker (1968) 應用經濟模型，
以預期效用理論解釋犯罪行為，並分析犯罪與成本的關係，推導個人與政府對 抗犯罪的最適支出水準。模型中說明，如果違法的預期效用大於將時間投入在 其他活動的預期效用，則會從事違法行為。因此，成為罪犯的人，除了動機之 外，成本效益的考量也是很重要的因素。Ehrlich (1973) 的基本論點在於，違法 者從事違法行為與那些從事合法行為的人同樣都是對誘因做出反應。他強調在 合法活動市場與違法活動市場能夠得到的機會決定個人選擇前者亦或是後者，
也決定個人反應誘因的程度。在 Becker (1968) 和 Ehrlich (1973) 之前，研究犯 罪的文獻，大多為犯罪、社會、心理學家根據精神失常、異常行為的概念提出 的理論，並不是經過嚴謹的實證調查得到的結果，這兩篇利用經濟模型探討犯 罪問題文章問世之後，許多人開始效法，本文提及到的文獻中即有 Entorf and Spengler (2000) 、Nikolaos and Alexandros (2009) 、 林明仁、劉仲偉 (2006) 、 Sookram et al. (2009) 等。以下，本章將區分成兩部分討論文獻，即一般犯罪與 針對青少年犯罪的文獻回顧。
第一節 一般犯罪
影響犯罪率的因素有很多，包括失業率、工資、婦女勞動參與率、抑制變 數、教育程度、所得分配不均、國家民主化程度、家庭活動比率、母親生產年 齡與嬰兒出生體重以及墮胎合法化等。
1. 失業、工資與犯罪
依照上述 Ehrlich (1973) 的論述，我們可以推測當失業率越高，合法活動的 可得機會就越小，增加違法活動的產生，故失業與犯罪為正相關。Entorf and Spengler (2000) 即根據傳統 Becker-Ehrlich 的模型，分別使用 1975-1996 年東西 德合併前和 1993-1996 年合併後的追蹤資料，以迴歸模型與偏誤修正模型 (Error Correction Model) 探討德國的經濟、社會人口因素以及抑制變數對犯罪率之影 響。解釋變數則包含破獲率、絕對所得、相對所得、失業率、 15-24 歲男性比 例與外國人比例。實證結果發現破獲率對犯罪有負的影響；絕對所得越高，代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a tiona
l Ch engchi University
8
表潛在的罪犯有較多的犯罪標的，故絕對所得對財產犯罪有正的影響，且是違 法所得機會的指標；所得水準相對較低之地區，合法所得機會亦較差，增加從 事犯罪行為的機率，故相對所得對財產犯罪有負的影響，且是合法所得機會的 指標；失業率和外國人比例對犯罪的影響是模糊的，但年輕且失業會增加犯罪 的機率； 15-24 歲男性比例對犯罪有正的影響。
Gould, Weinberg, and Mustard (2002) 以三個實證模型探討低技術工人的工資 和失業問題對犯罪的影響。作者首先以 1979-1997 年的追蹤資料做迴歸分析，
解釋郡犯罪率每年的變異，模型的被解釋變數為犯罪率，解釋變數包含未受大 專教育男性的每週工資、失業率與每人平均所得。第二個模型則是以 1979-1989 年都市地區之平均工資和未受大專教育男性的失業率十年來的變化解釋犯罪率 在十年內的改變，解釋變數包含未受大專教育男性的每週工資、失業率、平均 家庭所得的改變。最後的模型是以 National Longitudinal Survey of Youth 79 (NLSY79) 的個體資料，測試當地勞動市場條件可否解釋個人的犯罪活動，模型 的解釋變數包含了未接受及接受過大專或以上教育的男性的每週工資、失業率 與平均家庭所得。結果顯示所有方法都指出，低工資、高失業率以及家庭所得 水準高會增加犯罪率，且對低技術工人的影響較為顯著。此外，工資較失業能 夠解釋犯罪的長期趨勢。
Narayan and Smyth (2004) 以 Granger causality test 檢驗澳洲於 1964-2001 年 間七種不同的財產與暴力犯罪和男性青少年失業率及實質每週薪資間的關係。
結果發現，就長期而言，失業、殺人和竊車可以預測所得；實質所得和失業可 以預測詐欺；而其他犯罪類型和失業及所得間並無長期關係。此外，就短期而 言，搶劫和偷竊可以預測所得；搶劫和竊車可以預測失業。
Sookram et al. (2009) 以Johansen 共整合分析法 (cointegration analysis) 對千 里達托貝哥 1970-2007 年的時間序列資料進行實證研究。實證結果發現失業與 重大犯罪有顯著正向關係，高失業率意味著缺乏合法取得所得的機會，因此降 低了從事非法行為的機會成本。Nikolaos and Alexandros (2009) 以希臘 1971-2006 年時間序列的資料分析其犯罪與司法體系和社會經濟因素間的關係，使用 向量誤差修正模型 (Vector Error Correction Model, VECM) 。實證結果發現，總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a tiona
l Ch engchi University
9 體變數中實質報酬 3
除了上述各國的文獻外，在臺灣也有相關的研究，林明仁、劉仲偉 (2006) 探討失業與犯罪的關係，利用 2SLS 分析 1978-2003 年臺灣縣市資料，以美元 匯率、日元匯率及能源價格三者分別與製造業就業人口比例乘積為工具變數處 理失業率的內生性問題。模型之解釋變數包含失業率、平均每戶經常性收入、
犯罪破獲率、警政支出、社會福利支出、高中職以上教育人口比例以及人口結 構變數，實證結果發現失業率對全般刑案與財產犯罪有正的顯著影響；破獲率 對犯罪率有負的顯著影響；警政支出對犯罪率有正的顯著影響；社會福利支出 對犯罪率有負的顯著影響；人口結構變數顯示，相對於 65 歲以上人口 25-39 歲 人口比例增加對犯罪率有正的顯著影響；其餘變數對犯罪的影響則不顯著。
及失業率對犯罪率都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可能原因為工資上 升增加潛在罪犯的犯罪機會，而失業增加則產生犯罪動機。
綜觀各國的文獻，一般而言，失業對犯罪有正的影響；而工資對犯罪的影 響則因其可被視為犯罪的機會成本或犯罪標的，而較無定論。
2.婦女勞動參與與犯罪
除了上述勞動市場條件之外，婦女勞動參與率亦為探討犯罪成因之重要因 素。 Witt and Witte (2000) 以美國 1960-1997 年時間序列的資料，使用 VECM，
發現婦女勞動參與對犯罪率的影響，不論長期或短期都有顯著的正向，且短期 影響大於長期影響。他們認為婦女勞動參與增加，對社會將產生重大影響，例 如，家庭監督與照顧的功能降低，導致社會對於非家庭監督與照顧的功能之需 求增加。像是企業、政府與學校之類的機構並沒有因應婦女勞動參與的增加做 出應對措施，導致犯罪率隨婦女勞動參與率上升而增加。但社會結構會隨著時 間慢慢適應重大變遷，因此長期效果會小於短期效果。另一方面，女性湧入勞 動市場且男性勞動參與無重大改變的情況下，犯罪機會和潛在犯罪供給也同時 增加。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千里達托貝哥， Sookram et al. (2009) 的實證研究 有不同結果，其婦女勞動人口和犯罪率間為負相關。可能是因為在千里達托貝 哥女性就業人口增加表示勞動市場的條件改善，會提高家庭所得可以降低犯罪 行為的發生。
3以 2000 年為基期經過 GDP 平減後每位員工的實質報酬，其中報酬包含工資加上津貼。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a tiona
l Ch engchi University
10 3.抑制變數與犯罪
抑制變數是可以對犯罪行為產生嚇阻作用的手段，例如犯罪被逮捕的機率 或犯罪被處罰的嚴重程度等，此類變數在犯罪研究中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因 此即使抑制變數並非作者欲研究之主題，許多犯罪相關之文獻還是會將此因素 納入模型中考量。例如先前提到的 Entorf and Spengler (2000) 、林明仁、劉仲偉 (2006) 以及下文即將介紹的文章，劉孟奇、盧敬植 (2011) 與 Lin (2007) ，都指 出破獲率對犯罪率有負的影響。
而 İmrohorog�lu、Merlo and Rupert (2004) 則是以動態均衡模型解釋美國 1980-1996 年財產犯罪率下降的原因，模型變數包含財產犯罪率、社會人口統計 學變數、警政活動、所得分配、就業機會和人口的教育程度。作者首先將 1980 年代的資料做為基期，再將 1996 年除了犯罪率之外的資料代入模型，估計這段 期間內各項變數改變對犯罪率的影響。其實證結果顯示高逮捕率、經濟景氣以 及人口老化是造成 1980-1996 年間財產犯罪率下降的理由，而且所得分配惡化 是導致犯罪率無法進一步降低的因素。
一般而言，研究結果皆顯示抑制變數對犯罪行為有負的影響，亦符合直觀 的預期。
4.教育程度與犯罪
除了失業率、婦女勞動參與率和抑制變數，教育程度對犯罪的影響也不可 被忽略。 Lochner (2004) 利用 1980 年 NLSY 和 Uniform Crime Report (UCR) 的 資料分析教育程度對犯罪的影響，其研究顯示平均教育程度的增加，和財產與 暴力犯罪的下降以及白領犯罪的增加有強烈的相關性。林明仁、劉仲偉 (2006) 研究發現，15 歲以上人口教育水準在高中職以上的比例越高，也能夠降低財產 犯罪發生的機率，但對暴力犯罪則無顯著影響。 Sookram et al. (2009) 指出教育 程度越高者，在合法市場的報酬會增加，並增加從事違法行為的機會成本。此 外，教育可能會改變一個人的偏好，教育程度越高，則應較不喜愛犯罪，進而 對犯罪行為有負向影響。
5.其他因素與犯罪
其他重要因素如所得分配不均、家庭活動比率、墮胎合法化、國家民主化 程度以及母親生產年齡與嬰兒出生體重。
‧
Cohen and Felson (1979) 採用例行活動方法 (routine activity approach) 分析犯 罪率的趨勢。他們認為例行活動的轉變，例如婦女從家庭邁向職場增加勞動參 歲，是從事犯罪行為的高危險群，但犯罪率卻開始下降，Levitt and Dubner 認為 是因有可能犯罪的人隨著墮胎合法化減少了。但 Joyce (2009) 對墮胎合化造成 犯 罪 率 下 降 的 說 法 提 出 質 疑 ， 作 者 建 立 兩 個 模 型 ， 分 別 為 Difference in Difference in Difference (DDD) 估計以及迴歸模型。首先以 DDD 比較 1971-1974
利用差分方程式 (difference equation) 算出累積的社會變遷，以普通最 小平方法 (OLS) 估計，結果家庭活動比率和犯罪為顯著且正相關。透過一階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