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人都是在特定的時空內從事創作，他們一方面繼承前人遺產，形成自己對詩歌的基 本理解，另一方面則力圖突破前人規限，創造個人的風格。陳寅恪評論白居易的新樂府詩 時，對這種微妙的張力有頗為詳細的說明：
元白二公俱推崇少陵之詩，則新樂府之體，實為摹擬杜公樂府之作品，自可無疑也。……
樂天新樂府五十首，有總序，即摹毛詩之大序。每篇有一序，即仿毛詩之小序。又取 每篇首句為其題目，即效關睢為篇名之例。161
白居易取法的對象遠紹《詩經》，近承杜甫，聲氣相同的同代詩人則有元稹和李紳。然而 白居易並不甘於蹈襲他人舊轍，而是借鑑當時民間流行的歌謠，有意識地改進文體。李紳、
元稹所作新樂府之句律，多以七字句為常則，但白詩「則多以重疊兩三字句，後接以七字 句」，162這種句式雖然間或見於杜甫等人的舊樂府中，卻不如白詩之常見。陳寅恪相信這 與當時敦煌變文常用三三七句之體有關，認為白居易的樂府詩正是當時民間歌謠的改進，
與同期的韓愈等人用古文試作小說的實驗正相符合：
實則樂天之作，乃以改良當日民間口頭流行之俗曲為職志。與陳李輩之改革齊梁以來
160 Harold Bloom. The Anxiety of Influence: A Theory of Poet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5.
161 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頁 122、124。
162 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頁 125。
士大夫紙上摹寫之詩句為標榜者，大相懸殊。其價值及影響，或更較為高遠也。163
他通過與前代及同期詩人作品的比較，突顯出白氏樂府超越他人之處。儘管未必人人同意 他的判斷，但無可否認，這些判斷都是建基於嚴謹的史實考訂上，並且有明確的參照標準，
與隨意臆測的主觀評論迥然有異。
從理論上說，優劣高下從來都是相對的觀念，只有通過作品與作品之間的比較始能有 較為實質的意義。陳寅恪既重視歷時的比較，同時關注共時的分析。歷時的宏觀對照可以 揭示作品取材淵源，「若能溯其本源，析其成分，則可以窺見時代之風氣，批評作者之技 能」；164共時的精讀則可縷述作品書寫的特徵，如取性質相近的「兩詩比較分析，其因襲 變革之詞句及意旨，固歷歷可睹也」，165足以避免「模糊影響，任意批評」之病。除此之 外，比較必須有合適的範圍，以語言比較為例，「必須屬於同系中大同而小異之語言」，否 則只是「非驢非馬，穿鑿附會之混沌怪物」；以中外文學比較為例，「亦衹能就白樂天等在 中國及日本之文學上，或佛教故事在印度及中國文學上之影響及演變等問題，互相比較研 究」。166因此要作恰當的比較研究，「必具一歷史觀念」：
蓋此種比較研究方法，必須具有歷史演變及系統異同之觀念。否則古今中外，人天龍 鬼，無一不可取以相與比較。荷馬可比屈原，孔子可比歌德，穿鑿附會，怪誕百出，
莫可追詰，更無所謂研究之可言矣。167
當中「歷史演變」與「系統異同」有相當密切的關係，「蓋仿效沿襲即所謂同，改進增創 即所謂異」，168假如不知道作品的出現先後，便不能斷定誰是沿襲，誰是增創，分辨異同。
因此他又提出：
苟今世之編著文學史者，能盡取當時諸文人之作品，考定時間先後，空間離合，而總 匯於一書，如史家長編之所為，則其間必有啟發，而得以知當時諸文士之各竭其才智，
競造勝境，為不可及也。169
163 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頁 125。
164 陳寅恪：〈西遊記玄奘弟子故事之演變〉，《金明館叢稿二編》，頁 218。
165 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頁 47。
166 陳寅恪：〈與劉叔雅論國文試題書〉，《金明館叢稿二編》，頁 251-252。
167 陳寅恪：〈與劉叔雅論國文試題書〉，《金明館叢稿二編》，頁 252。
168 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頁 9。
169 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頁 9。
他相信「樂天當日實已超越微之所作」，170這句評語並非泛泛之談，而是比較白居易〈琵 琶引〉與元稹〈琵琶歌〉兩首性質相近的詩作後得出來的看法。元詩作於元和五年，白詩 作於元和十一年，「元作先而白作後，此樂天得以見元作，而就同一性質題目，加以改進 也」。171元詩一題而兼二旨，不及白詩一題一旨明白曉暢，這是後起者競勝改進的結果。
不過話說回來，後出不一定轉精，李紳〈悲善才〉作於元和十五年，辭旨雖與白詩相類，
同表撫今追昔之意，「但若與樂天之作參互並讀，則李詩未能人我雙亡，其意境似嫌稍遜」。
172李紳既見白詩，卻未能增創造境，超越白氏，二人詩才高下立判，這是「苦教短李伏歌 行」其中一個具體而鮮明的例子：
李公垂之心伏白樂天，皆文雄詩傑，歷盡甘苦，深通彼己之所致。後之讀者所涉至淺，
既不能解，乃妄為品第，何其謬耶！173
陳寅恪相信通過這類時代相同、性質相近的作品比較，始能深入作家文心，理解創作 甘苦，作出合適的評論，否則只是妄為品第，強作解人。
陳氏所謂「史家長編」式的比較法適用範圍甚廣，小至詩中單詞隻語，大至文體結構 佈局，都可從中分出高下。如白詩「間關鶯語花底滑，幽咽泉流冰下難」句有多個版本，
「冰」或作「水」，「難」或作「灘」，過去段玉裁認為後句本與「花底滑」屬對，所以應 作「冰下難」。陳寅恪同意此說，並指出白詩乃從元稹〈琵琶歌〉「冰泉嗚咽流鶯澀」句「演 變擴充」而來，174而且青出於藍：
又微之詩作「流鶯澀」，而樂天詩作「間關鶯語花底滑」者，蓋白公既擴一而成二句，
若仍作澀，未免兩句同說一端，殊嫌重複。白詩以滑與難反對為文，自較元作更精進 矣。175
他還注意到元稹取材於經史的詩句，造語「頗嫌硬澀未融」，白居易則無此問題，因而強 調「白詩即元詩亦李詩之改進作品。是乃比較研究所獲之結論，非漫為軒輊之說也」，176重
170 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頁 47。
171 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頁 48。
172 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頁 50-51。
173 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頁 51。
174 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頁 55。
175 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頁 56。
176 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頁 130-131。
申自己對詩文優劣的判斷乃客觀研究的結果，與主觀隨意的評論不同。個別字詞之外，詩 歌的排序結構也可從對比之中得到啟發：
微之之作與樂天之作，同一題目，而次序不同。……惟觀微之所作，排列諸題目似無 系統意義之可言，而樂天之五十首則殊不然。……其全部組織如是之嚴，用意如是之 密，求之於古今文學中，洵不多見。是知白氏新樂府之為文學偉製，而能孤行廣播於 古今中外之故，亦在於是也。177
白居易的新樂府是否因為詩作之間組織嚴密，因而得以成為文學偉製，以至廣播古今中外，
實在難以確定。重要的是，陳寅恪深信比較白詩與李紳、元稹的同類作品，能夠揭櫫白居 易獨步古今之處，這是對比研究應用於詩題結構，評斷優劣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