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鍾書借用韋勒克（Rene Wellek） “The Revolt Against Positivism in Recent European Literary Scholarship” 一文的用語，把陳寅恪視為「實證主義」文學研究的代表人物。按 照韋氏的說法，19 世紀下半葉的實證主義並不專指遵從孔德（Comte）、斯賓塞（Spencer）
學說的人，而是包括那些僅僅堆疊沒有關係的事實，以及假設文學應該用自然科學方法來 說明的文學研究，諸如因果關係及泰納（Taine）所強調的種族、環境、時機等說法。140然 而根據上文的論述，陳寅恪耗費心力廣搜史料，並不是為了提出單一的科學概念或因果規 則解釋文學，而是希望「通解」作為歷史存有的文本之涵義。因此把陳寅恪的文學研究與 實證主義等同起來，實在並不公允。當然，韋勒克還提到 20 世紀初幾類反傳統的文學研 究中有一種尚古學風（antiquarianism），仍然致力收集孤立的事實，迷糊地相信這些一磚 一瓦在學問的金字塔中總有派上用場的時候。141他指出這種「事實主義」（factualism）經 常與錯誤和有害的「歷史主義」（a false and pernicious “historism” ）連結起來，不但排距 文學的分析和批評，還會迴避所有審美問題，結果導致極端的懷疑主義（skepticism）以 至價值上的無政府主義（anarchy）。142不過韋氏的憂慮並不適用於陳寅恪的文學研究，儘 管陳氏的論著表面看來確有濃厚的尚古學風或歷史主義的味道，但最重要的是，陳寅恪從
137 陳寅恪：《柳如是別傳（中）》，頁 765。
138 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頁 1-2。
139 陳寅恪：《柳如是別傳（中）》，頁 574。
140 René Wellek. Concepts of criticism (New Haven :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3), p. 256.
141 René Wellek. Concepts of criticism, p.256.
142 René Wellek. Concepts of criticism, p.257.
來沒有忽略文學的審美與鑑賞問題。143
陳寅恪並不迴避文學文本的分析和批評，他遍考史實，只因他相信文學的鑑賞批評必 須建基在可靠的文獻資料及恰當的解釋之上，否則所謂鑑賞評論，只會流為隨意臆測的無 根之談。陳衍《宋詩精華錄》嘗評帝㬎〈在燕京作〉云：
末五字悽黯。宋諸帝皆能詩，然舍仁宗「地有湖山美，東南第一州」十字，語多陳腐，
無能如唐玄宗者。此首可兄事唐文宗之「輦路生秋草，上林花滿枝」，殆所謂愁苦易 好歟。144
這些評論顯得頭頭是道，高明內行，但陳寅恪的批語是：「此詩疑是偽託。若果偽託，則 評語殊無謂矣」，145陳衍主要圍繞帝王詩作的高下立論，但此詩若非帝㬎所撰，這種比較 便毫無意義。陳衍又認為王安石〈明妃曲二首〉「低徊顧影無顏色，尚得君王不自持」乃
「言漢帝之猶有眼力，勝於神宗」，146而「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則是「與 我善者為善人意」。147陳寅恪卻考出王詩作於嘉祐年間：
其時神宗未為人君，介甫未為相，「低徊」二句何得謂「漢帝之勝於神宗」？「漢恩」
二句亦何得有「與我善者為善人」意？故說詩而不攷史，未有不流為臆說者也。神宗 生於慶曆八年，介甫作《明妃曲》時在嘉祐四年，神宗年十二歲，英宗尚未繼統，更 何可以漢帝比神宗耶？148
詩歌既然是一種歷史存有，若不把基本的事實弄清，便難以確切理解文本的意義，遑論評 論其好壞。陳寅恪相信基於不準確的事實和解讀而作出的評鑑，不過是「臆說」，甚至是
「無謂」的評語。
陳寅恪批評陳衍「說詩而不考史」，他本人釋讀作品自然首重史實的考訂，因此他評 論柳如是〈別賦〉時，首先指出：
143 項念東便指出陳寅恪的詩歌考據富有詩性眼光，與岑仲勉著重文獻搜集、文本比勘的取向不同。見
《20 世紀詩學考據學之研究：以岑仲勉、陳寅恪為中心》（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4 年），頁 155-159。項書用力甚勤，資料豐富，對岑仲勉詩學文獻考據之貢獻尤多抉發整理。按：此書乃其中 一位審查人提示參考，特此致謝。
144 陳衍評點，曹中孚校注：《宋詩精華錄》（成都：巴蜀書社，1992 年），頁 2。
145 張求會輯錄：〈陳寅恪手批《宋詩精華錄》〉，《文學遺產》2006 年第 1 期（2006 年 1 月），頁 130。
146 陳衍評點，曹中孚校注：《宋詩精華錄》，頁 127。
147 陳衍評點，曹中孚校注：《宋詩精華錄》，頁 129。
148 張求會輯錄：〈陳寅恪手批《宋詩精華錄》〉，頁 131。
此賦之作成時間及地域並所別之人三事，茲綜合考證之。若所言不誤，則於賦中之辭 義，賦主之文心，更能通解欣賞也。149
短短幾句已點明，作品的時、地、人等背景資料都是「通解」、「欣賞」作品「辭義」以至 作者「文心」的前提，要是認知不足，由此而生的評論當然亦會有問題。他研究柳氏〈男 洛神賦〉也強調「關於此賦有二問題。（一）此賦實為誰而作？（二）此賦作成在何年？」
150二者都是文本詮釋最基本的條件。倘若要有更深的理解甚或通解，還須要知道當時社會 的大環境，譬如要明白元稹的豔詩和悼亡詩，除了要有一般的背景知識，還須明白：
夫此兩類詩本為男女夫婦而作。故於（一）當日社會風習道德觀念。（二）微之本身 及其家族在當日社會中所處之地位。（三）當日風習道德二事影響及於微之之行為者。
必先明其梗概，然後始可瞭解。151
他所關注的考釋範圍彷如漣漪那樣，由作者涉及的題材逐層擴散至「當日士大夫階級之仕 宦與婚姻問題」，以至「南北朝以來，至唐高宗武則天時，所發生之統治階級及社會風習 之變動」。152對這些資料有足夠的認識後，始可進一步評論文本的高下優劣。
討論至此，有一個問題必須予以澄清。不少學者比較陳寅恪與錢鍾書的批評觀時，都 會把前者標籤為「詩史」研究，153然後引用錢鍾書對詩史的著名批評，以為下面一番話乃 針對陳氏而發：
詩是有血有肉的活東西，史誠然是它的骨幹，然而假如單憑內容是否在史書上信而有 徵這一點來判斷詩歌的價值，那就彷彿要從愛克司光透視裏來鑒定圖畫家和雕刻家所 選擇的人體美了。154
149 陳寅恪：《柳如是別傳（上）》，頁 328。
150 陳寅恪：《柳如是別傳（上）》，頁 136。
151 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頁 85。
152 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頁 86。
153 如李洪岩：〈關於「詩史互証」──錢鍾書與陳寅恪比較研究之一〉，頁 48-53；左漢林：〈論陳寅恪 與錢鍾書的「詩史」之爭〉，《湖北社會科學》2004 年第 10 期（2004 年 10 月），頁 51-52。胡曉明：
〈陳寅恪與錢鍾書：一個隱含的詩學範式之爭〉，《詩與文化心靈》（北京：中華書局，2006 年），頁 245。
154 錢鍾書：《宋詩選註》（北京：三聯書店，2001 年），頁 3-4。
這番論述不免令人覺得陳寅恪純粹「單憑內容」的真偽「判斷詩歌的價值」，個別學者甚 至倡言錢鍾書所強調的有關文學作品的「『闡明、分析和評價』在陳寅恪的研究中都是看 不見的」。155然而必須鄭重指出，這類理解並不合乎事實，陳寅恪提出的通解固然是對文 學作品的「闡明」和「分析」，此外他對作家、作品也有許多具體的「評價」，這些評價絕 不僅僅以內容是否信而有徵作為判分的標準。他分析〈長恨歌〉時強調瞭解此詩「須知當 時文人之關係」，156此舉不僅僅是為了知人論世，同時也是要建立鑑賞批評的參照指標。
他箋釋〈琵琶引〉時補充說：
寅恪於論長恨歌篇時，曾標舉文人之關係一目。其大旨以為樂天當日之文雄詩傑，各 出其作品互事觀摩，各竭其才智競求超勝。157
他相信作家創作時總會受到同期作者的影響，互相觀摩，並且竭力超越求勝，因此作品必 須安放在合適的時間座標之內，與其他作品對照比較，始能看出當中的優劣得失：
故今世之治文學史者，必就同一性質題目之作品，考定其作成之年代，於同中求異，
異中見同，為一比較分析之研究，而後文學演化之蹟象，與夫文人才學之高下，始得 明瞭。否則模糊影響，任意批評，恐終不能有真知灼見也。158
這段話實在非常重要，當中透露了(1)陳寅恪對客觀的文學批評的追求，試圖為文學批評 建立分析、比較的準則，排斥那些空泛、任意的判斷；(2)他如何把歷史研究轉化為批評 的基礎，由知人論世、「通解」作品旨意等認知層面，進入評斷「文人才學之高下」的鑑 賞領域；以及(3)他所理解的實踐批評的具體做法，那就是把性質相同的作品按照時代先 後排列起來，分析箇中異同，辨別高下。
陳寅恪強調時序結構與文學評鑑的關係實在饒具理論意義，艾特略（T. S. Eliot）在其 名文〈傳統與個人才能〉（“Tradition and the Individual Talent” ）中也提到「沒有詩人或任 何類別的藝術家具有完全獨立的意義。……你不能單獨地評價他，必須把他安置於那些已 逝之人中間加以對照和比較。我視此為美學上的一條原則，而非僅僅是歷史批評」，159末 句尤其可圈可點，所以我們亦沒有隨便套用「歷史批評」或「歷史主義」一類術語描述陳
155 李洪岩：〈關於「詩史互証」──錢鍾書與陳寅恪比較研究之一〉，頁 52。
156 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頁 2。
157 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頁 46。
158 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頁 46。
159 T. S. Eliot. The Sacred Wood: Essays on Poetry and Criticism (London: Routledge, 1989), p.49.
寅恪的文學研究。此外陳氏強調作家與前人和同詩作者競勝的心理，亦可在布魯姆（Harold Bloom）的《影響的焦慮》（The Anxiety of Influence）中得到和應：「大詩人都會堅毅地與 前代詩豪奮力搏鬥」（the persistence to wrestle with their strong precursors），因而產生理想 化或極度焦慮等情況。160引述現代西方批評家的言論並不是說陳寅恪的意見與他們完全相 同，而是要顯示陳氏的文學研究絕非如某些學者所理解般完全缺乏「評價」一環。陳寅恪 不但經常評論作品，而且他評論的判準和方法與現代學者關注的問題仍能互相呼應，反映 他在文學批評的領域內確然有獨特見解，只要撇下成見，自能發掘當中義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