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結論 - 「無關救贖」的辯論—十六世紀英格蘭的祭衣之爭

中性之事，即有關中性之事的問題，是引發爭吵的金蘋果。¹⁸¹

伊莉莎白時代捲入祭衣之爭的新教徒如是說，因為祭衣在英格蘭

179 J. E. Neale, Elizabeth I and Her Parliaments 1559-1581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58), pp. 191-192.

180 此言出處為1565年5月漢弗瑞寫給官方承辦祭衣規範相關業務的人，收於Richard Watson Dixon, History of the Church of England from the Abolition of the Roman Jurisdiction, v. 6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1902), p. 62。文中所提的「方帽」是伊莉莎白時期祭衣規範中的一項。

181 “Herome Zanchius to Queen Elizabeth, dated at Heidelberg, Sept. 10, 1571,” p. 349.

新教教會建立之後，已兩度引發爭端，割裂了英格蘭新教徒內部的團結，也使歐陸各宗教領導人憂心不已。原以為是芝麻小事的祭衣，卻成為英格蘭政府堅持的權威標記，也成為反對者走向真信仰之路的絆腳石。特別是對反對者而言，祭衣不再是輕如鴻毛的小事，而是重如泰山、關乎信仰純正與否的「大事」（

of great importance

^）。¹⁸²

本文以祭衣為主體，說明了英格蘭教會從

1549

^年至

1559

^年

之間，祭衣規範的變化，以及兩次祭衣之爭大概的過程，但祭衣或祭衣之爭都必須從更大的脈絡來理解它們的性質與意義。首先，就祭衣來看，它是在「中性之事」的概念下被討論，此概念所涵蓋的特質、問題或爭議，也因此印刻在祭衣之上，如祭衣是否在《聖經》中被明確允許或禁止？基督徒是否有完全的自由可決定祭衣的穿戴？已被羅馬教會使用的祭衣，是否仍能視為中性之事？祭衣是否對信仰有造就之功？是否要為了顧念軟弱的弟兄而穿上祭衣？也就因為如此，祭衣的爭辯同時是一場有關中性之事的爭辯。然而，中性之事的範圍相當廣泛，何以在英格蘭的宗教改革過程中，不是別的物件，而是祭衣，成為爭議的焦點。這個問題將我們導向另外兩個脈絡，一者是英格蘭宗教改革中的政治傳統，即透過政治力建立宗教秩序，而服飾是英格蘭政府不論在世俗社會，或在教會內建立秩序的主要手段之一。再者是視覺與服飾文化的脈絡，由於服飾的符號性，在視覺上的公開性，以及它所達成的身分區隔，使祭衣不像聖餐禮理論的爭議，可封閉在宗教理論家之間思想的辯論。當時的新教徒非常清楚的意識到，祭衣乃是公開的被所有參與教會的信徒所目睹，深切影響教會整體的形象，也傳達其宗教與政治立場。

在上述三個脈絡的考慮下，本文以

1550-155

^{年霍普所引發的}

第一次祭衣之爭為主，以這段期間參與此爭議的人物所撰寫的文章或書信為主要材料，分析英格蘭祭衣之爭的性質與意義。從宗教思想的脈絡來看，支持與反對祭衣的兩方，主要爭執點有二：

182 “Laurence Humphrey and Thomas Sampson to Henry Bullinger, July 1566, ” p.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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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衣是否為中性之事？可否以服裝區隔神職人員與一般俗人？霍普採取「《聖經》簡化主義」的立場，主張從《聖經》中無法找到明確的證據，可支持祭衣的使用，卻有許多證據反對以祭衣區隔教士階級，所以祭衣並非中性之事，也對教會毫無造就之功。萊德利及其他多數歐陸宗教意見領袖，則主張中性之事是「《聖經》

未明確允許或禁止的事」，也是無關信仰與救贖之事，祭衣即屬此類，世間的教會可出於秩序及儀節的考慮，因時因地制宜，以此原則規範服裝的使用。

從政治權威的脈絡來看，反對祭衣的霍普認為，容或教會內對祭衣是否為中性之事有不同的意見，應該交由宗教會議決定，

而不應由世俗政府干涉，此立場使他不僅違反英格蘭教會的規範，也挑戰了制訂《公禱書》的政府權威。萊德利則站在政府的立場發言，主張祭衣這一類的中性之事，不應在個人或教會裁決的範圍內，而應列於世俗「秩序」與「法律」的範疇內，交由世俗統治者參酌教會領導人的意見，頒佈一國內一致的規範，才能建立統一而良善的宗教秩序。涉入祭衣之爭的外國宗教意見領袖，如拉司考、布瑟、馬泰爾等人，則對此問題小心翼翼。如果不考慮政治現實問題，即英格蘭教會需要政府權威支持，他們皆主張不使用祭衣，但基於政治現實，他們又多主張接受君主對中性之事的干涉，也接受政府對祭衣的規範。

從視覺與服飾文化的脈絡來看，祭衣如同許多宗教事物，如鐘或水，是信仰的「符號」和「象徵」；祭衣也如同世間其他類型的服裝，可區隔出不同的身分、地位與形象。霍普和拉司考認為，祭衣是猶太祭司的遺留，也是反基督的標記，穿上祭衣的新教教士，猶如穿上妓女服裝的良善女子，等於認同了羅馬教會及其所代表的一切腐化與淫亂。萊德利與其他歐陸宗教領導人，為了說服霍普等反對者，則主張祭衣這類中性之事，本身並無良善或邪惡之別，它做為符號或標記，可以是「良善的象徵」，也可以是「邪惡的標記」，其決定於使用者本身是否有真誠的信仰，也決定於觀看者對這些物件有正確的詮釋，能以「心靈之眼」看見

屬天的純潔與公義。

以上所談的宗教、政府權威、視覺形象，其實是彼此聯繫的三個面向，也是「中性之事」的概念中所包涵的三個問題：在宗教理論上的界定與使用的問題、可否由世俗權威介入並規範的問題、這類「外在可見之事」所被賦予的符號與形象問題。透過這三個面向可以看見，英格蘭的祭衣之爭，不論是在愛德華時代或伊莉莎白時代，它不僅是不同教派之間彼此角力或衝突的表現，

也不僅是英格蘭「清教主義」發展的前身，而是要瞭解宗教改革運動本身時不可忽略的議題。因為，此問題的出現，源於宗教改革運動中對傳統禮儀與習俗的重新定位，也源於宗教改革運動與世俗政權密切的連結及合作，更牽涉到新教教會要如何建立一套新的「視覺論述」與服裝風格。祭衣之爭也不是一個發生在英格蘭的孤立事件，它是

1540

年代路德派「中性之事論戰」的延續，

而且連結了英格蘭境內的新教徒與海外各教派人士。因此，我們可在祭衣相關的討論中，清楚看見宗教改革運動中「無關救贖」

的那一面。而且這項問題在歷經十六世紀宗教改革的浪潮之後，

繼續推移至十七世紀勞德大主教（

William Laud, Archbishop of Canterbury, 1573-1645

）的時代，以及十九世紀「牛津運動」（

the Oxford movement

^{）時期，}¹⁸³祭衣在「聖禮之美」（

beauty of

holiness

）的追求下，成為英格蘭「高教會」（

High Church

^）堅持

的傳統，也成為對抗高教會的改革派亟欲革除的舊俗。理論上

「無關救贖」的事，卻總是被拉進救贖之地的戰場中。

183 有關勞德主教的宗教主張與政策，可參考Nicholas Tyacke, Anti-Calvinists: The Rise of English Arminianism, c. 1590-164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牛津運動」的始末則可參見 C. Brad Faught, The Oxford Movement: A Thematic History of the Tractarians and their Times (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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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檔中「無關救贖」的辯論—十六世紀英格蘭的祭衣之爭 (頁 67-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