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母親面對一種情緒上的困境：她們希望保母愛她們的小 孩，如此一來，她們才能減輕把孩子留給他人照顧、無法克盡母職時 的焦慮；然而，如果孩子和保母發展出很強的情感連帶，甚至將保母 誤認為母親，她們又感到憂心忡忡。在日常生活的實踐裡，這些母親
必須要發展出母職勞動裡的階層化分工，換言之，她們如何能讓保母 成為母職的夥伴(partners)，但確保她們的角色只限於母職中的一部份 (part)，而無取代母親之虞？
這樣的擔慮，以及母職分工的問題，對於全職家庭主婦來說比較 和緩。因為她們大多數有充裕時間可以陪伴小孩，僱用移工的目的本 來就是為了把家中的雜務轉移出去，好讓她們專心陪伴照顧小孩。在 這樣的分工下，雇主可以將家務移工的角色界定為「傭人」，而保有 她自己的「母親」地位。在這樣的家庭裡，母親與女傭之間的階層化 分工是如此地鮮明，以致於小孩都能輕易地辨明其間的階層區隔。芳 芳，一個家庭主婦與三個小孩的母親，描述了她五歲大的兒子的反 應：「我們家有一個笑話，因為我們小孩什麼事，上廁所吃東西都找 我，我就說你可以找 Mona 啊，要不然我們請她幹什麼，他說洗衣服 啊，打掃啊。」
和家庭主婦不同，職業婦女僱用家務移工主要為的是照顧小孩，
她們能夠做的則是在母職工作的內容中做階層化的分工。國外的一些 保母研究已經觀察到，母親通常將一般認為是較為「卑微」的母職工 作外包給照顧者，而保留「精神性的母職」給自己，維持了階層化的 勞動分工(Macdonald 1998; Uttal 1996)，例如，保母負責換尿布、整理 小孩玩亂的玩具；至於唸故事書給孩子聽、哄小孩睡覺，則被界定為
「母親專屬」的工作(Wrigley 1995)。幫小孩洗澡，以及和孩子們同 睡，是另外兩項我訪問的台灣媽媽經常保留給自己的母職工作，因為 這些工作涉及與孩子的親密身體接觸，被認為是建立親子連帶的重要 情境。如同一位媽媽解釋的：「小 baby 都跟我們一起睡，我們不讓傭 人做這個，因為我覺得這是父母與小孩之間的一種情感互動」。
對於學齡期小孩的父母來說，接送放學是一個建立親子情誼的重 要工作。昭如是一個三十多歲的律師，儘管她的工作十分繁忙，每天 下午她都抽出時間去接兩個小孩放學。她寧可把工作帶回家做，也不 願意失去這個與孩子相聚的重要時刻：
我每天去接小孩放學，我會覺得說，那只有二十分鐘的時間 嘛，可是那小孩子感覺差很多，對，二十分鐘，那回家我就 不管了。之前是菲傭在接，我當初沒有想過這個，只是因為 我老二，有一次跟我講一句話，她說，媽媽你只有來接過我 兩次。我女兒這樣跟我講，我就覺得說，嗯，這樣不行，那 我來接，我要製造一些機會跟他們相處。
母親與保母之間在母職勞動的階層化分工方式，除了工作內容上 的分工，還可能是母職風格上的區隔。Margery Wolf (1972: 65-73)如此 描述她在七○年代的台灣觀察到的親職風格：父母相信他們若像是子 女的朋友，他們便不能「教」孩子，因此，父母，尤其是父親，在孩 子稍微長大後，就在身體上和情緒上都和孩子維持較疏遠的態度，主 要的育兒原則是「管教」，因為台灣的父母相信，讓子女養成父母所 期待的行為的唯一方式，就是嚴厲地懲罰不符父母期望的行為。
然而，台灣新一輩的年輕父母逐漸發展出與他們的成長方式截然 不同的親職風格。在台灣生育率日漸下降的影響下，一個家庭的平均 小孩數目只有一、兩個；少數的孩子，成為父母與祖父母的掌上寶。
台灣家庭平均收入的上升，也允許當代的中產階級父母有能力為他們 的孩子購買昂貴的玩具、國外旅遊，以及各式各樣的教育課程。此 外，體罰小孩已經變成法律禁止，也是社會不完全贊同的教養方式。
新手父母不只從他們的雙親身上，也經由兒童專家所寫成的育兒手冊 中來尋找指引，而這些書有許多是由英語世界翻譯引進的。當代台灣 的親職風格，正逐漸朝向美國社會學者 Sharon Hays 所謂「強度母職」
(intensive mothering)的概念，認為孩子的養育該是「以孩子為中心、
專家導引、高度情感貫注、密集勞務投入、以及花費大筆支出的」
(Hays 1996: 69)。同時，親職的傳統概念，也就是強調紀律與管教的 原則，也仍然影響著當代台灣父母育兒的風格方式。
訪談中，許多台灣雇主描述他們的菲傭照顧小孩時是「很有愛 心」並「充滿感情」的，這種形象背後蘊含著一種強調本質性差異的
種族化論述—把菲律賓女人視為「天生傾向」或「文化上適合」照 顧勞務工作。相對於用愛心陪伴小孩的保母，台灣雇主成了「道德化 的母親」，他們是負責對孩子施與道德教育的權威角色，同樣的，這 樣的分工蘊含了一種種族化與他者化的刻版印象，外籍保母被認為是 不夠文明，無法有效地培養台灣孩童的道德發展。
有一位受訪的台灣母親如此描述了她家裡的階層化的母職分工：
「小孩知道他們可以去找 ya-ya（菲律賓人稱保母的方式），媽媽是 比較嚴格的，會訓人打人的」。對有些台灣母親來說，這樣的分工並 不會挑戰她們作為母親的地位，反而有助於將母職中建立身體或情緒 親密性的工作移轉給保母，他們因此可以維持一個和孩子的距離，以 有效地執行對孩子的管教。芳萍就是這樣的一個例子，她是一個 40 歲、有兩個上小學與國中的孩子、經營一家鞋店的老闆：
我妹妹就常常開我玩笑說，我看你們出去，她比你還像媽 媽，小孩抱她比抱你還親，我說沒關係，我最怕小孩來抱 我，連牽手我都不要，我才不會不平衡，小孩不要黏著媽媽 比較好，這樣他們會比較有家教。
另外一個讓母親對於充滿愛心的外籍保母感到滿意的原因，是因 為這些全職工作的女性對於下班後還得對孩子執行情緒勞動感到疲憊 不已。靄明，一個 30 多歲的財務顧問，就是因為這樣，很感激菲傭 對她的一歲女兒所提供的 24 小時的關注：
昨天我抱我女兒到小床睡，因為是新環境，她一醒來不習慣 就哭，看見我也不領情，一定要菲傭抱，她要吃飯交給我 抱，女兒還不要。
[你心裡會不會不平衡？]
還好，一直都這樣，你要找她最好。其實我覺得菲傭都會滿 疼小孩的，可能也是移情作用吧，小孩對她們來說是一個感
情的寄託，我們其他人不可能做到這樣，那小孩就好像一個 對象，一個大寵物一樣，小孩也會很黏她們，我是不會忌 妒，因為我覺得很累，我第二天還要上班。
對靄明來說，既然對小孩全天候的關注照顧是不可能的（「我們 其他人不可能做到那樣」），外籍保母的移情—把她的母愛從自己 留在家鄉孩子的身上轉移到地主國的雇主小孩身上—變成了她們在 照顧孩子的工作上的品質保證。另一個台灣母親甚至高興地告訴我一 段她菲傭把自己孩子名字叫錯的故事：「菲傭就像我兒子的半個媽一 樣，去年她回國度假的時候，她甚至不小心把她的兒子叫成我兒子的 名字！」對於長時間分離兩地的移工母親和她們的孩子來說，叫錯名 子是一種令人傷感的意外，但它對雇主來說，卻是展現外籍保母提供 全心投入的情感照顧的工作加分。
然而，也有其他的台灣父母認為，菲籍保母對所照顧的孩子提供 的愛太過度無節制，因而防礙了小孩所應培養的適當紀律。前面提過 的宛如，育有兩個即將上小學的孩子，她雖然感激菲傭對她的孩子所 提供的情感照顧，但是也擔心女傭過度溺愛她的小孩：
有時候小孩要求什麼東西，我們會不給她，因為她太胖了，
可是菲傭就會安慰她說，不要哭，Fila 買給你，有時候她會 自己掏腰包耶。我說我們不要妳這樣做，我們是要訓練她，
她說沒關係我愛她，I love her。小孩子有時候會把她們當作 說像有個 standby 之類的，那我覺得小孩子不能這樣……像 我那個老大已經二年級了，還叫菲傭幫他穿衣服，什麼都要 她弄，我是覺得很生氣，但是我現在都開始慢慢在教育他，
我教育他說你房間自己整理，你吃完東西要自己收，碗拿去 廚房放好……那我們菲傭就覺得很奇怪，他不是非要人家餵 的嗎，為什麼妳在他就自己吃，妳不在的時候他就要我餵。
我跟她講啊，小孩就是喔要教育他，不然我們那小孩真的很
懶。
當孩子比較偏愛「愛心陪伴的保母」勝於「道德管教的母親」
時，有些台灣母親開始感到憂心，就像一位雇主描述的：「菲傭什麼 都順著她（女兒），所以小孩被她寵壞了，反而覺得我們對她不 好」。為了確立她們身為母親的象徵性地位，有些台灣雇主覺得有必 要向她們的孩子用口語或肢體的方式表現出多於保母所提供的感情。
雖然宛如在忙碌的工作中沒有太多時間陪伴自己的兩個小孩，她試圖 用明顯的方式對孩子表達出具體的愛，並且希望從孩子身上得到清楚 的回應，以安慰自己孩子仍然偏好她勝於菲傭：
因為我本身真的很忙，然後我有時候，我在跟小孩子講話的 時候我有跟他們講，我很愛你們，我真的很愛你怎樣怎樣跟 他們講，讓他們也能感受我對他們的愛。那他們也會講說他 們愛我，可是有時候當我不在家的時候，我那個老大都會跟
因為我本身真的很忙，然後我有時候，我在跟小孩子講話的 時候我有跟他們講，我很愛你們，我真的很愛你怎樣怎樣跟 他們講，讓他們也能感受我對他們的愛。那他們也會講說他 們愛我，可是有時候當我不在家的時候，我那個老大都會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