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女性台灣雇主經歷了一場「革命」，才獲得她們的婆婆對於 聘請家務移工一事的贊同。畢竟，大多數老一輩的台灣女人，在她們 媳婦這個年紀的時候，是全職的家庭主婦與母親；如今，這些在外工 作的現代媳婦們，必須向婆婆保證，她們並不是不負責任的母親，或
是懶惰的妻子。宛如和先生小孩住在公婆家的頂樓，當她聘請的菲傭 扺達時，她立刻帶她去見她婆婆，當我問宛如為何要這麼做，她說：
唉呀，一來總是得讓婆婆知道一下，妳不能什麼都不讓婆婆 知道，這樣不太好。因為我覺得說，妳請這個幫傭進來幫你 做事情，妳不是來家裡當少奶奶，因為一開始我婆婆會有那 樣的誤會妳知道嗎。一開始她會這樣問，唉呀，她會覺得 說，什麼事都有人幫你做好好的，妳都沒有事啦，唉呀妳真 好命啊。
儘管僱用了家務移工，有些女性雇主仍然盡量多少做一些家事，
為的是維持「賢妻良母」的形象，以避免婆婆的負面批評。Rowena，
一個菲籍家務移工，深切體會到她雇主在這方面的掙扎。這名女雇主 成功地經營了一家社區咖啡店，但是在同住的父系延伸家庭裡卻只是 一個人微言輕的媳婦。Rowena 充滿同情地跟我描述：
我的雇主白天的時候工作很辛苦，但是她晚上回家以後還是 要做很多工作！我實在不明白，如果我是她我一定不會這樣 的！如果你已經工作了一整天，你回家以後應該要好好休息 啊……當我跟她抱怨我的工作太多的時候，她很抱歉地跟我 說她無能為力，她嫁到別人的家庭，她要做什麼事情都需要 阿媽的允許。
Rita Gallin (1994)指出台灣婆婆的社會資源與地位隨著階級的高低 有很大的變異。有錢人家的婆婆仍然擁有傳統的家庭權威，因為她掌 握了分配家產的若干權力。相對的，缺乏充分經濟資源的婆婆則必須 仰賴兒子來提供老年時期的安全與照顧。然而，代間的支配權威，隨 著家庭主軸關係的改變（父子 夫妻）與居住地點的轉移（祖厝 城 市公寓），已漸漸式微（胡幼慧 1995: 87），孝順的道德壓力也不再
能夠保證父母會從孩子的身上得到回饋。因此，父母「為了確保安 全，必須努力讓他們自己成為可以仰賴的資源」(Gallin 1994: 138)，許 多現代婆婆不但未能享有昔日婆婆在家裡的母儀地位，反而必須付出 她們的勞力，協助子媳的家務工作與照顧孫子，來交換年老病弱時的 經濟安全與照護支持。
許多婆婆反對僱用家務移工的背後，隱藏著她們害怕被外人「取 代」的恐懼。佩琪和她先生，兩個人都是 40 多歲，共同擁有並管理 一家生產和研發電腦零件的公司。在艱困的創業期間，先生的母親從 鄉下搬來與他們一起住在台北，幫助他們養育三個孫子。五年前，佩 琪和先生決定要請一個菲傭來家裡幫忙，以減輕她婆婆的工作份量，
好專心照顧小孩，然而，佩琪的婆婆對此安排不但不感到高興，反而 焦慮不已。佩琪這樣描述：
第一次菲傭進來的時候，她（婆婆）很難過很難過，整天一 直都覺得我們剝奪了她工作的權利，真的，很痛苦很痛苦，
她覺得你是不是不要她了……
[她為什麼覺得工作是一個「權利」？]
因為她……生了七個孩子，從小把他們帶大，她覺得照顧孩 子就是她的權利，整理家務也是她的……除了義務之外，也 是她可以發揮的地方，她的價值觀就是在這個地方，她看到 孩子就很快樂，覺得有那個滿足感，我們說：「今仔日這個 有夠好食！」她就很高興，因為她沒有辦法出去工作，博取 很多的讚賞，能讓她有成就感的就是這個家庭。所以剛進來 的時候，她很不快樂，我們一直跟她溝通，說是覺得她太辛 苦，要帶孩子要打掃煮飯洗衣服什麼都是她在做，這個人進 來就是要代替你的工作，你真的不要有那樣的感覺。我們一 直跟她溝通，後來決定好，留一項工作給她做，就是煮飯 [笑]。
佩琪的婆婆終其一生都是全職的家庭主婦，家務勞動是她的主要 專長與技能，也是她認同自己的基礎。她將佩琪聘請菲傭的舉動，理 解為是對她的家管技巧的懷疑，以及抹滅了她對這個家庭的貢獻。她 也擔心佩琪和她的丈夫「是不是不要她了」，深恐在她的工作被移轉 給外籍幫佣後，他們想把「沒有用的老媽子」趕出去。當比她更為
「專業」的家務移工侵入了過去被認為是她的地盤，婆婆感到被威 脅，對家務移工的態度經常是對立的，再者，老一輩的台灣人多數都 不太能講英文，語言的屏障更加深了婆婆與菲籍移工之間的緊張。前 面提到在外商銀行工作的 Jessica 描述，同住的婆婆對於菲傭的進駐感 到非常不安：
她覺得很失落，因為她的生活沒有目標了，她所有的工作都 被菲傭搶去做了，而且菲傭做的比她還好……對她來說，每 件事現在她都不能控制了，她甚至不能控制菲傭，因為她不 會說英文！
像 Jessica 這樣的媳婦，請了家務移工後，雖然避免了做家務上的 體力勞動，但是要負起額外的情緒勞動，來緩和她婆婆的緊張與焦 慮。女性雇主所採取的一種常見的策略，就是透過象徵動作來確保婆 婆的權威，例如，他們刻意讓婆婆把薪水拿給外佣，即便錢實際上是 年輕夫妻付的。此外，許多媳婦會操弄翻譯的機會，來解銷婆婆與菲 籍移工之間的緊張。Jessica 的婆婆對於菲傭的存在感到非常焦慮，會 搶著跟菲傭洗衣服做家事（這也使得該移工非常焦慮，深恐她的工作 機會也會被威脅到）。婆婆甚至試著贏過菲傭在家務勞動上的表現，
特別是透過烹調這件工作彰顯她在文化上的優勢以及情感上的投入。
有一天，婆婆費心為家人做了一份非家常的餐點，Jessica 詮釋了這個 動作背後的訊息：
有一次我婆婆做了一個韭菜盒子，我嫁到她們家這麼多年都
沒有吃過，她就是故意要表演的……
[表演給誰看？]
菲傭看啊，因為她要告訴她，你要搶我的飯碗沒有那麼容易 的，這是我的 territory，我會做很多事情你不會，所以你不 要以為你輕易就可以取代我，我是沒有人可以取代的，我覺 得這是一個宣示的意義。
Jessica 經常利用翻譯的機會來緩和婆婆與移工之間的緊張關係，
平日她在菲傭面前淡化婆婆的不滿與批評，在這一天，她藉著誇大菲 傭對婆婆烹飪技巧的讚美，來確立了婆婆與傭人之間的階層化區分：
我看得出這層意義，那言語翻譯中我就想辦法加糖加鹽。菲 傭說很好吃，奶奶可以去外面開餐廳，我就抓住這個機會趕 快說：「媽媽，菲傭說中國菜在你的手裡兩三下變成這樣 子，你可以媲美大飯店的師傅。」奶奶就高興的花枝招展，
馬上就再做一個熱騰騰的韭菜盒子給菲傭吃！
婆婆害怕的家庭地位的喪失並不是件小事，事實上，媳婦與婆婆 在家庭中地位的消長，深刻地影響了不同世代的台灣女性的生活品 質。在 1905 年的台灣，20 到 24 歲的年輕女性有著遠較於其他國家同 年齡女性高的自殺率，佐證了漢人社會中年輕媳婦的從屬地位與抑鬱 生活(Wolf 1975)，然而，胡幼慧比較 1984 年的統計卻發現，年老女性 的自 殺趨勢 大為攀 升，而年 輕女性 的自殺 率則明 顯地下 降了(Hu 1995)。年老女性的自殺率提高，相當部分源於她們的家庭地位和經濟 安全的下降，台灣社會中性別關係與代間關係的轉變，不但未能帶給 她們解放賦權，反而威脅到她們的老年福祉。在年輕的時候，這一代 的女性被要求為家庭的幸福與先生的事業犧牲自己，她們等著要享受 老年時的安穩舒適，如俗諺說的「媳婦熬成婆」。然而，在熬過作媳 婦的艱苦日子之後，她們不復享有她們婆婆以前所擁有的權威地位；
面對在職場尋求自我實踐以及擁有經濟獨立自主的媳婦，婆婆反而必 須付出她們的「婆職」勞力（胡幼慧 1995: 82）來交換與兒子同住。
在這樣的文化與社會脈絡中，婆婆們認為家務移工的聘僱，不只可能 取代了她們在家務工作上的角色，也可能威脅到她們仰賴兒子所提供 的經濟安全與社會支持。15她們的焦慮指出了不同世代的台灣女性與 母職／婆職相關聯的社會位置與認同的轉變，女人對於家庭的犧牲奉 獻曾經在昔日得到光榮的掌聲，卻不能確保她們在年老垂暮之際的安 全與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