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進一步，黃氏還說：
在過去五十年間，臺灣地區的學者雖然出版了三十冊的專書或論文 集，但其中許多並未能在新史料的開發或問題的見解上有重要的創 獲。尤其在方豪於一九八○年過世以後，臺灣史學界對此一領域的 研究明顯步入下坡，甚至出現斷層。121
該文發表於民國八十五年，近數年來情勢丕變，尤以中國大陸為最，但 方氏在此一時期天主教史研究的不易地位，是永遠無法抹煞的。
至於對中國當代天主教史的研究，方氏以教士身分，對教會現況有 親身之體驗，加以對明清之際教中先賢之仰慕，故對主張天主教中國化 諸賢有較深入之表揚與研究。他的研究集中於馬相伯、英斂之、剛恆毅、
雷鳴遠諸人之身。這些研究均屬當代史之研究，故為彼等蒐集、保存資 料，為當務之急。方氏編《馬相伯先生文集》，數次增訂；編英斂之年 譜，並謀刊其日記，都是守先待後的工作，為民初力謀公教中國化諸賢 留下了寶貴的歷史記錄。在此一時期天主教史的研究上，他的研究對象 上可與明末清初諸賢相輝映，又可與他從事的編輯公教報刊、撰寫時事 評論類文章相呼應，展現了方神父「愛教愛國」之志的一貫主張：「中 國歸中國人，中國人歸基督。」122
七、餘論
綜觀方豪神父一生在教會內的事業，除牧靈傳教事功難以估量其成 果外，對教會最大的貢獻，應屬文字與文化傳教的工作。即民國二十七 年底至三十年二月，服務於昆明、重慶《益世報》階段，以及三十五年 七月抗戰勝利復員後服務於北平上智編譯館兩時期。
121 同前註。
122 該名言為比裔華籍愛國神父雷鳴遠所創。但方神父則註釋為「基督自己說的，或天主 默示雷神父說的」。詳見方豪，〈迎教廷公使北上──中國歸中國人，中國人歸基督〉
《天津．益世報》社論（36.8.9），收入《自定稿》，補編，2765~2767。
在這兩段時期，前者方神父以副社長兼主筆之身分，分擔社論及社 評之寫作，並兼主編「宗教與文化」週刊，雖然《益世報》發行數量始 終有限，123但方神父寫作的社論則頗有可觀，許多文字並不因時空轉換 而減損其價值。如民國三十年元旦《益世報》社論〈三十而立──民國 三十年元旦獻詞〉一文，鼓勵國人迎頭趕上，足發人深省，其文云：
民國已過了二十九個年頭了，二十九個年頭過得怎樣？每個國民總 有幾分明白；據我們所知，每一個國民都不十分滿意，這是事實：
民國前二十年幾全為軍閥所糟蹋；自二十年到二十九年，又有日本 小醜跳梁；近三年半雖稍有醒悟，且已在努力向上，但體力未充，
還不能打倒敵人，踢出敵人。
好了，今天已是民國第三十年了，應該是「筋骨堅強」的時期，也 就是「立」的時候。……「坐而言，起而行」，不立起是不足以開 始行動的。……「立」……還可以用於別人；「己立立人」，就是 這個說法。……「己立立人」，世界上多少國家，多少民族，待我 們去扶助他們「立」起來，但第一還是要自己能「立」。光陰是稍 縱即逝的，轉瞬間，三十年又要飛走，我們若再泄泄沓沓的蹉跎過 去，世界雖大，也決沒有我們立足的地方。124
六十餘年後，重讀此文，感慨良深。這時期正是方氏以言論愛教愛國之 起點。其後，方氏雖離開新聞界，但因此時期的表現，仍為新聞界所看 重，抗戰勝利後即被聘為南京《中央日報》主筆，重執撰寫社論之業，
〈警告窮奢極慾的人們〉125一文，擲地有聲，對勝利後的淫靡之風大張 撻伐。在教會內每逢重大事件，亦輒邀約方氏撰寫社論，其中令人感佩 之文字亦多。如抗戰勝利後，教廷初次派遣黎培里（Anthony Riberi）
公使駐華，方氏於三十五年十二月二十日為天津《益世報》撰〈歡迎教 廷公使〉社論，對黎公使有相當嚴正的呼籲：
123 重慶時期，《益世報》每日銷量約六、七千分，以此推估，昆明《益世報》銷量更少。
見陳方中，《于斌樞機傳》，136。
124 收《自定稿》，補編，2745~2746。
125 收《自定稿》，補編，2759~2761。
每個人心目中要認清，這裡是中國，中國人是主，喧賓奪主，這是 我們不能忍受的；已經喧賓奪主，而還想蠻幹下去，我們可以對他 說：這是走不通的。……今天我們提出要求，要求中國教士多栽培 到中國來的外國教士；他們到中國來，應該瞭解中國文化（不說接 受吧）；而灌輸中國文化，或介紹中國文化，這豈不是中國教士的 責任？126
具有天主教神職，又有教授雙重身分的方神父，已經敢於將中國教友及 神職界的心聲，直接筆之於有歷史傳承意義的教內報刊──《天津．益 世報》，其為有價值的歷史文獻應屬當然。大半年後，公使北訪平、津，
方神父再於《天津．益世報》刊社論〈迎教廷公使北上──中國歸中國 人，中國人歸基督〉，進一步申論其說：
「中國歸中國人，中國人歸基督」這兩句話，是基督自己的主張，
是天主默示於雷（按：雷鳴遠）神父，借他的口而說出來的，決不 是他自己所能發明的。今天我們願以之奉贈於黎公使，這是我們從 一片歡迎熱腸中發出來的呼聲。……願公使多與各方面接觸，勿蔑 視歷史的教訓，勿重蹈歷史的覆轍，未來的史家，正準備秉筆寫下 今後若干年的史實。127
在抗戰勝利後，中國初建聖統制，公教中國化運動諸賢又紛紛凋零之 際，這兩篇社論，對初履新的教廷公使提出此一諍言，實具有深刻的時 代意義。而方神父不避當時仍居教士多數的外籍神長，提出逆耳忠言，
方神父以言論行其愛教愛國之志，實實表露無疑。此後，此種言論仍不 時見於方氏著作中。如：民國五十九年底教宗保祿六世初次東訪菲律 賓、澳洲，盛傳將順道有香港之行。方氏在該年十月廿九日《教友生活》
週刊撰寫〈向教宗呼籲，為教宗祈禱〉社論，籲求教宗不能選擇訪問香 港。其文云：
香港何地？英國殖民地耳！中國人言之心痛。中國人在香港，至今
126 收《自定稿》，補編，2761~2764。
127 收《自定稿》，補編，2765~2767。
尚不能為華文爭得法定語文地位，其怨恨可知。況今日香港，又在 共產魔影之下，政治言論寵雜，國際間諜充斥，混水摸魚之政客，
出沒其間，專以造謠為能事，試問 聖座將何以答左派記者之質 詢？何必自取其辱？
兩星期後，方氏再撰社論〈再向教宗進一言〉作最後之籲求︰
教宗香港之行，似已成定局。……捨臺北而就香港，輕重倒置，莫 此為甚。……如以悠久的歷史而言，我們建議教宗到上川島去朝 聖，那是「東方使徒」傳教區主保聖方濟各沙勿略遺墓所在。無奈，
共匪會讓教宗去嗎？……忠言必然逆耳，我們為教宗最擔憂的是如 何向中國人說話？……我們要聽聽教宗怎樣來安慰大陸上在牢獄 中的、在勞改營的、在做苦工的、在接受洗腦的、在東竄西藏的神 父和教友。128
以當時的時空背景看，兩篇社論以深厚的歷史知識為基礎，理直氣壯地 表達中國教友對教宗此行的關注，唯恐聖父有失身分，提出犯顏直諫的 忠告，論者以為文足傳世。129這些具有時代意義的歷史文獻，當係方神 父對中國天主教會重要的貢獻之一。後世史家將發現，在信仰與國族之 間，在愛教與愛國之際，中國信徒有妥善的拿捏，方神父的這些言論，
就是最好的見證。
而後一階段，即民國三十五年七月起在北平教區創立上智編譯館的
128 本文為五十九年十一月十二日《教友生活》週刊社論。與前文一併收為方豪，《徐誠 斌主教殘簡》一書附錄。見是書，95~105。
129 民國五十九年十一月九日香港教區徐誠斌主教致方氏函云：「讀教友生活〈向教宗呼 籲，為教宗祈禱〉社論，不免感慨系之。其文也，足以傳世，中華教會中寫得出這種 文章的有幾個？」徐主教主持的香港教區，正是方神父反對教宗拜訪之處，徐主教反 讚賞方氏之文，對文中論點亦極贊同。十一月六日香港《公教報》社論有言：「當然，
我們不免有點受寵若驚的感覺。香港是一個交通中樞，是世界上中國籍教友最多的一 個教區。除此以外，無其他特別因素足蒙宗座特地垂青。我們附近的澳門，當地教會 有悠久的歷史，而臺灣教會更是中華教會的象徵。因此我們覺得，教宗今次選擇香港，
其理由也僅限於交通和統計數字而已。」與方氏社論遙相呼應，徐主教之識見與雅量，
亦皆常人難及。
工作，更係方氏對教會貢獻的巔峰時期。他以中古在華佛教重視翻譯事 業為借鏡，益以提昇學術、重視發掘、保存、整理教中文獻的過人眼光，
主持並推動上智編譯館的學術文化工作，樹立了中國天主教文化性、知 識性、學術性福傳工作的典範。時間雖短，但他的業績將永難磨滅。
民國六十四年七月九日教宗保祿六世以方氏功在教會與學術，特頒 授名譽教卿（Praelatus Honorarius）加「蒙席」（Monsignor）榮銜。130 其實對他來說，不論有否此一榮銜，都無損於他對中國天主教會的卓越 貢獻。131
*《臺大歷史學報》兩位匿名審查者之審閱意見，讓我避免了許多 錯誤，多處已依意見修改，未能一一註明，並此致謝。
（責任編輯：林韻柔 校對：陳昀秀 林欣儀）
130 方氏在民國六十三年七月十六日獲選為中央研究院人文組院士，是教宗頒賜「蒙席」
榮銜之主因。
131 方神父對一九四五年到一九五二年中國與教廷的外交關係，也有一定程度的貢獻。另 詳拙作，〈方豪神父對中梵關鍵關係（1945-1952）轉折的貢獻〉，載《中梵外交關係 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輔仁大學，2002），239~2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