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代結語

無形之中，卻截斷了客民藉由寄籍、入籍而逐漸土著化的歷史進程。

儘管，嘉慶11 年議准：「遷居寄籍，歷六十年以外，即與土著無異，

不必補行呈明，即准其在寄籍捐考」（崑岡 1976：30）。然而，一旦編入客籍字號應考，則客民、客童與客籍，即使寄籍、入籍逾百年、

也將長留客名。³¹這就是朱希祖在為其婿羅香林《客家研究導論》作序說：「是地方之分主客，亦古今之通例也，然時移世易，則主客不分，

如魚之相忘於江湖焉，廣東之客家則異是」的部分理由所在（羅香林 1992a：朱序 1）。

就是為了解開長留客名之謎，自嘉慶以降，客家的知識精英開始導進方言主義的客家概念，先是試圖據此解釋本貫主義下的「客家」稱謂，

其後到了19 世紀末期和 20 世紀初期，則大多轉向以方言主義來界定客家的涵義，並且依此追溯和重建方言主義下客家的歷史源流。

方言主義的客家概念萌芽於嘉慶13 年（1808），在博羅東莞某鄉土客紛爭的歷史脈絡下，徐旭曾為了回答豐湖書院「院內諸生，詢余以客對土而言，寄莊該地之謂也。吾祖宗以來，世居數百年，何以仍稱為客？」的問題時，他先追溯客人的源流，說明其分布，然後提出以方言為準區分土客的見解。他說：

今日之客人，（中略）西起大庾，東至閩汀，縱橫蜿蜒，山

31 清代江西的棚民和棚籍，臺灣的粵民和粵籍，應該和廣東的客民和客籍一樣，都是在同一制度運作下的產物。有關臺灣的粵民和粵籍問題，筆者將另文分析；而江西的棚民和棚籍問題，請參閱下列論文的討論—— 劉敏（1983）；梁洪生（2003）；謝宏偉（2004）；鄭銳達（2008）。至於史料則請參閱〈考額案〉，收錄於龍膺言（1940）；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1994：12-26、42）。

之南，山之北，皆屬之。即今之福建汀洲各屬，江西之南安、

贛州、寧都各屬，廣東之南雄、韶州、連州、惠州、嘉應各屬，及潮州之大埔、豐順、廣州之龍門各屬，是也。所居既定，各就其地，各治其事，披荊斬棘，築室墾田，種之植之，

耕之穫之，興利除害，休養生息，曾幾何時，遂別成一種風氣矣。粵之土人，稱該地之人為客，該地之人亦自稱為客人。

（中略）客人語言、雖與內地各行省小有不同，而其讀書之音，則甚正，故初離鄉井，行經內地，隨處都可相通；惟與土人之風俗語言，至今猶未能強而同之，彼土人以吾之風俗語言，未能與彼同也，故仍稱吾為客人，吾客人亦以彼之風俗語言，未能與吾同也，故仍自稱為客人。客者對土而言，

土與客之風俗語言不能同，則土自土，客自客，土其所土，

客吾所客，恐再閱數百年，亦猶諸今日也。（轉引自羅香林 1992b：297-299）³²

依據上面對歷代「客家」稱謂所作的分析結果顯示，徐旭增以方言主義解說本貫主義的「客家（客人）」所獲得的結論，並不準確，甚至有違歷史事實，而似難於為院內諸生澄清「何以仍稱為客」的問題，但他卻凸顯一個極為重要的現象，那就是廣東境內本貫主義下的「客家」

或徐旭曾所謂客人具有高度的方言一致性。「客家」的此一文化特徵，

在人群分類指標由本貫向方言轉移的過程中，其實扮演著關鍵性的角色。

對於「客家」或「客人」方言的高度一致性，講的更加清楚，分析

32 依據 1991 年重修版《徐氏宗譜》的記載，〈豐湖雜記〉係著於嘉慶 20 年（乙亥）5 月20 日，即西元 1815 年，而非嘉慶 13 年（戊辰，1808）。參見嚴忠明（2004）。

^{從「客家」到客家}^{( 一 )}

的更為深入的是林達泉。³³一如徐旭曾，他同樣也是在土客械鬥的歷史脈絡下，於同治5 年（1866）左右創作了〈客說〉。他說：

楚南江閩粵滇黔之間，聚族而居，有所謂客家者。其稱客，

越疆無殊，其為語，易地如一。（中略）客始產於北，繼僑於南，故謂之客也。客之對為主人，主人者土人也，故今之言土客，猶世之言主客，主客之分，即土客之分也，是為客之名。土之音，遷地弗為良，大江以北姑勿論矣，大江以南，

徽音異蘇，蘇異浙，浙異閩，閩異粵，粵異於滇黔，滇黔異於楚南、江右，其土既殊，其音即異。惟於客也否，客於縣，

而他縣之客同此音也；客於府，而他府之客同此音也；於道、

於省，無不如此，是稱客無殊，其音即無異也。（中略）由是觀之，大江以北無所謂客，北即客之土。大江以南客無異客，客乃土之耦，生今之世而欲求唐虞三代之遺風流俗，客其一線之延也。（中略）客為唐虞三代之遺，避亂而南，而大江以南，因有客家。漢回鬥，猶曰戎不亂華，土客鬥，奈何指客為匪。（中略）故為之說，以俟哀矜者之平其情，解其怨焉。（林達泉 1966：131-135）

林達泉先是以本貫主義區別土客，接著又以方言主義的客和本貫主義的土對稱，以致得出「大江以南客無異客」，而「土之音，遷地弗為良」的客純土雜的結論。這樣的見解顯然已背離本貫主義「客乃土之耦」

的語意。然而，他撰〈客說〉的目的，其實不在求得土與客的稱謂真意，

33 林達泉（1830-1878），字海岩，廣東大埔人。光緒 3 年（1877）8 月，奉旨署台北知府，光緒4 年 3 月到任，同年 10 月初 9 日，以丁父憂，勞瘁哀痛疽發背，卒於任。

而是要求官方能公平對待捲入械鬥的客方，以「平其情，解其怨」。因此，就本文討論的主題而言，林達泉〈客說〉的最大貢獻，不在於對各種客稱提供正確的理解，而是再度確認了大江以南，特別是廣東境內

「客家」方言的高度一致性和歷史性。然而，在林達泉之後，特別是光緒末期，世紀之交的前後，卻清楚地呈現從「客家」向客家轉移的跡象，

客家的知識精英不再拘泥於本貫主義的「客家」框架，轉而從方言主義的角度，重新闡釋客家的名稱和現象。光緒24 年（1898）間，溫仲和纂《嘉應州志》，在〈卷七．方言〉的一段按語中指出：

嘉應州及所屬興甯、長樂、平遠、鎮平四縣，并潮州府屬之大埔、豐順二縣，惠州府屬之永安、龍川、河源、連平、長甯、和平、歸善、博羅一州七縣，其土音大致皆可相通。（中略）廣州之人謂以上各州縣人為客家，謂其話為客話。由以上各州縣人遷移他州縣者，所在多有，大江以南各省皆占籍焉，而兩廣最多，土著皆以客稱之，以其皆客話也。（溫仲和 1968：121）

溫仲和的創見在首度明確地指出，客家與客話是來自廣州人的他稱，但是為什麼廣州人將客家基本住地的土著也稱為客家，卻沒有做進一步的解釋。至於土著之所以將客家基本住地的外遷者稱之為客，是因其皆講客話，恐怕也是一個未解之謎。稍後楊恭桓在光緒33 年（1907）的《客話本字》也表達了類似的看法，他說：

廿一行省之內，其初孰無土着，孰無流寓，土着又孰非由流寓而來，日引月長，住久而渾然無閒者多也。獨客族之流寓，

始則由汀贛而至梅，後則由梅而遷於別縣，而廣府人統稱為

^{從「客家」到客家}^{( 一 )}

客家者何哉。蓋由客族流傳，多本中原音韻，令人一聽而知為客家，非若他處之所流寓，其語音久而自化也。（轉引自彭阿木 1930：133）

楊恭桓一如溫仲和，不但將客家名稱歸之廣府人的他稱，也同樣將客家的源起歸之於客話；然而，兩者卻都沒有進一步說明何以客話會成為客家命名的根源。

到了民國9 年（1920），賴際熙纂《赤溪縣志》時，針對客家與客話的關係，以及客家名稱的傳播，又提出了新見解，他在該志〈卷二．

輿地志第一之下．方言〉中指出：

吾粵嘉應州（今改州治為梅縣）全屬五縣，與潮州府屬大埔、

豐順二縣，惠州府屬之歸善（今改惠陽）、博羅、龍川、河源、連平、永安（今改紫金）、長寧（今改新豐）、和平八縣，又南雄州、韶州府、連州（今改州治為連縣）各屬州縣，

除少數官音土音外，其方言大致相同。（中略）惟今廣肇之人，輒謂以上各州縣人為客家，並謂其話為客話者，緣以上各州縣，在明代清初間復多遷移於廣州府屬之番禺、東莞、

香山、增城、新安（今改寶安）、花縣、龍門、從化、清遠、

新甯（今改臺山），肇慶府屬之高要、廣甯、新興、四會、

鶴山、高明、開平、恩平、陽春及其他羅定、陽江、信宜等州縣。或營商業、或務墾闢，皆先後占籍焉，於是廣肇各屬土著，遂以客視之，因言語與土著不同，又謂其話為客話。

因而，凡以上惠潮嘉南韶連各州縣之人而語言同一者，亦概視之為客家，而話亦由是分土客矣。（賴際熙 1967：50）

賴際熙見解的重要性在於他準確地指出，廣州和肇慶兩府人先稱呼來自嘉、潮、惠等府州縣的遷入者為客家，並稱其話為客話，進而據此將在廣肇兩府占籍的移居者原鄉各州縣人，凡語言同一者亦一概視為客家。這樣的見解，基本上已經觸及客稱由本貫主義向方言主義轉移，

以及由寄籍地（新鄉）向原籍地（原鄉）回流擴散的內在邏輯。因此，

在溫仲和、楊恭桓和賴際熙的客家論述之後，為了完善對客家名稱的理解，至少還有二個至今尚無滿意答案的關鍵性問題，需要進一步釐清。

其一，在本貫主義下產生的眾多客稱中，如客民、客戶、客人、客籍、

客家、客子、以及來民、棚民、新民等等，何以原本少見的客家一詞，

卻能脫穎而出成為19 世紀晚期以降逐漸形成的一個方言群或族群的標記？其二，客家的名稱究竟藉由何種機制，而能由廣肇兩府人的他稱，

轉變成遷居者的自稱，甚至回流原鄉，成為本貫主義下早已落籍的土著願意接受的自稱或標記？解決這二個基本問題，就是未來繼續探究〈從

「客家」到客家〉的重點所在。

本文為莊英章教授主持和領導之整合型總計畫：「台灣客家族群的聚落、歷史與社會變遷：以鳳山、頭前、中港及後龍四溪流域為範圍之跨學科研究」之下子計畫二十五：「清代臺灣新苗地區的粵人與粵莊」

的研究成果之一。全文初稿完成後，曾在2010 年 12 月 11-12 日由國立

在文檔中從「客家」到客家（一）: 中國歷史上本貫主義戶籍制度下的「客家」 (頁 40-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