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世紀的社會與文化
《新世紀的社會與文化》系列叢書原本就是針對臺灣這世紀以來新自由 主義化下的影響而編輯出版的系列論文集，應是目前有關國內新自由主義化 最系統的探索研究。目前已出版到第七集，其成果如下：首先，在第四單元
《金融經濟、主體性、與新秩序地浮現》（黃應貴、鄭瑋寧 2017）一書中，指 出資本主義經濟因第二次世界大戰直接破壞了大多數工業發達國家（美國除 外）的生產工具而造成全球經濟生產不足的現象。故二戰後的二、三十年，
是全球資本主義經濟的繁榮期，任何國家、社會、企業、乃至個人，只要努 力幾乎都可以成功。但到了1970 年代初期，因原本被視為非工業發展國家都 開始現代化、工業化，使得全球市場開始出現生產過剩，導致工業產品的市 場價格因競爭而不斷下滑，使資本的利潤率下降，而帶來資本主義經濟沒落 的趨勢，而1973 年第一次石油危機更加深了這沒落的趨勢。1979 年英國首 相柴契爾夫人與1980 年美國總統雷根，先後提出強調市場自由化、國營事業 民營化、去管制化、緊縮財政及貨幣政策等所謂的新自由主義政策，以挽救 資本主義經濟。這套新經濟政策，經由國際組織，如世界銀行（WB）、世界 貿易組織（WTO）、國際貨幣聯盟（IMF）等的信貸政策，使得新自由主義 得以向全世界推展，而造成世界經濟的新自由主義化。值得注意的是，此一 資本主義的新發展，更是依賴當代科技的發明與突破為前提，特別是網際網 路、交通及溝通工具的快速發展，加速人、物、資金、資訊的流通，往往超 越國家的控制，最明顯的後果之一就是：商品生產不再像過去那樣將所有生
產過程集中於一地的工廠，而是分散到全世界最有利的地點，因而造就了反 福特主義的新生產方式，並塑造出全球化的現象。
當代資本主義新一波的發展，不僅改變了過去資本家代表的經濟力量與 現代民族國家彼此相輔相成甚至一體兩面的關係，資本家或財團的力量或影 響力凌駕於國家，財團治國之說甚囂塵上。另一方面，過去資本主義的經濟 過程集中在生產、分配與交易、消費上，然而在新自由主義下，金融管理主 宰了經濟過程，資本利得往往超過生產所得。就此，新自由主義經濟又稱為 金融資本主義經濟。換言之，金融投資取代了製造業的生產，成為新自由主 義經濟活動的主流。伴隨製造業逐漸被金融投資所取代，社會的階級也逐漸 由債權人∕欠債者這兩個類別，取代了過去工業資本主義下的資本家∕勞工 這種類別分化。不過，當前新的階級分類往往是流動而不穩定：一個人可以 同時是債權人也是欠債者，且愈富有者越有能力向金融機構爭取更高的貸款 金額，對照之下，窮人能借貸的金額往往有限。也在金融投資當道下，債權 人很可能一夕間破產倒閉成了欠債者，反之亦然。
然而，新自由主義化對於社會文化的全面性影響還是在於市場（或經 濟）邏輯滲透到社會文化的各個層面，從而有了市場真言化（veridiction）的 趨勢。這反過來加強了金融市場的主宰性，也強化當代特殊金融市場的設想 或組裝，成為全世界金融市場的相關活動與信息聚集之所。然而，這類特殊 的金融市場所聚集的全球金融活動與信息，每個人都能由網際網路得到，因 此這也預設了每個人都是企業家，以便為自己的投資負責，也盡可能去培養 在這市場中與人競爭的能力而成為「人力資本」（human capital）。金融市場運 作的結果，不僅模糊了過去既有的經濟或市場、國家、社會文化、乃至於政 治等社會分類範疇的界線，促成資本進一步細緻化為經濟資本、道德資本以 及文化資本等。其中，做為當今文化或地方產業基礎的文化資本，更是新時 代的產物。只是，它的有效運作必須以經濟資本的動力為前提。
金融經濟固然預設了每個人都是企業家，並盡可能將個人培養成具有 市場競爭力的人力資本。而上述人、物、資金、資訊的全球流動現象更使 得既有的社會組織弱化或崩解，人得以被解放出來擺脫了現代性下依賴「鏡 我」以塑造自我的限制，使得「我是誰?」的問題成為新時代的嚴峻課題。
透過人際上的關係性存有來重建主體，成了解決當代「我是誰?」問題的
主要途徑之一。一方面，在心靈深處，當代自我更加依賴自我對自我的反 省過程，也就是自我意象與自我意識，經歷理想的自我與經驗上自我的重 疊或分隔，產生當代多重自我的主體。另一方面，金融制度本身的運作往 往塑造出當代人不願接受的主體，例如，欠債者或卡債族、乃至於「待救 濟的失業者或窮人」等新的社會類別，甚至調動無意識而塑造出了「分子 組 成 的 」（molecular）、「 前 個 人 」（pre-individual）、 乃 至 於「 個 人 之 下 」
（infrapersonal）的分裂 （dividual） 主體。
上述人的多重自我與主體，當然也與當代人們不斷遊走於多尺度的空間 與不同的生活領域（field）有關，這涉及人群組合與運作的不同方式，以及 各種界線的模糊化，使當代人得以接觸原屬不同社會與文化的他者，並接受 不同程度的影響，產生了文化上多重人觀的現象。加以，區域性組織、跨國 組織、乃至於全球性組織的不斷浮現，使文化混合的現象成了主流，更使新 的生活秩序不斷推陳出新。
在上述市場真言化的趨勢下，如第一單元《21 世紀的家：臺灣的家何 去何從？》（黃應貴 2014）指出，原先家庭的功能外部化，使人更易脫離家 的束縛而加強「個人存在先於家的存在」的新條件下，個人化（或個性化）
（individuation）成了新趨勢。因此，當代個人對家的不同想像，往往建構出 不同家的形式而呈現多元化趨勢。進一步而言，當代的家之形成與維持，
就必須依賴家人的感情以及家人之間是否發展出共同的生活節奏，並培養 出相應的心理慣性（psychological idioms）。更因個人對家有不同的想像，每 家成員也發展出不同的心理慣性，使得每個家都有其特殊的「精神氣質」
（ethos）。因此，當代家的形成與維持主要依據情感、家的想像、心理慣性以 及其他心理機制而呈現出心理化趨勢外，家的意義也由做為人類生產與繁衍 的主要單位，變成了追求自我認同的場域之一。
相較於家這個場域，「我是誰？」問題對宗教而言是更加迫切、嚴峻的，
並同樣呈現出個人化、多元化以及心理化的趨勢。這可見於第二單元《日常 生活中的當代宗教：宗教的個人化與關係性存有》（黃應貴 2015）的討論。
在制度性宗教中出現了個人與神直接溝通而不再依賴神職人員的趨勢。因 此，信仰成了信徒與神之間的關係與問題，無關乎信徒是否上教會或參與教 會各種組織的活動，反而是類似個人定期聚會中，相互慰藉來紓解一週工作
後的心理挫折，就成了他們的「儀式」。同樣，在漢人民間信仰中，過去童乩 是神的代理人及人神間的溝通者。但是在會靈山運動後，各地著名廟宇紛紛 出現通靈師姐這類靈媒，藉由直接與神溝通來解決個人心理的創傷。甚至當 代的乩童對神意的認識，不再如過去藉由正式儀式過程，只要通過靈媒與神 的心印心方式即可，甚至可以提供建議並進行對話，以傳遞自身的意願與信 徒的期待。由此，乩童得以解決其既做為神的代理人卻同時是獨立存在的個 體間的衝突。更極端的是，廟宇的建立者自身對於神像的獨特品味藉由網路 而吸引了各地的群眾，最後為了方便舉辦相關活動才建造廟宇。這更突顯出 信仰與宗教參與的分離，不僅突顯出個人化趨勢，更說明了個人心理的品味 與能力之決定性。事實上，在當代，為了解決個人不同的心理需求，除了一 般的生老病死外，更多的是為了解決「我是誰？」的問題。因此，許多新興 宗教往往沒有既有的教義、教主、正式儀式等要素，而是強調個人的修練，
甚至從那些對個人深具意義的日常活動，例如，在東京街頭漫步、在廚房烹 煮食物來招待人，乃至於參與偶像團體粉絲的握手會，感受到剎那間的存 在，以獲得過去宗教所能給予的寄託與救贖。
另一方面，許多宗教團體，特別是頗有聲望的大廟或教會舉辦重要宗教 活動，往往出現來自全臺各地的參與者，其中一大部分並不是信徒，而是類 似觀光旅遊的體驗者，聲勢浩大到吸引許多政治人物的注意與參與，徹底模 糊化神聖與世俗的分界。例如，大甲媽祖遶境就成為參與總統大選的各路人 馬必須現身參拜致意的場合。加上自身財產非常可觀致使廟產管理委員會委 員不再限於當地信徒，而是依照個人捐獻金額的多寡。甚至為了有效管理廟 產，管理委員會走向公司法人化的道路。無疑地，這些都突顯出市場或經濟 邏輯如何深深影響宗教這個領域。
而在家以上的地方社會，也因人、物、資金、資訊的流通加速，造成 既有社會組織的沒落，以及個人先於群體的存在。這可見於第三單元《21 世紀的地方社會：多重地方認同下的社群性與社會想像》（黃應貴、陳文德 2016）。如前述《「文明」之路》第三卷所述，東埔社的布農人，在當代多認 為東埔社已不存在，因為隨著資本的流入不斷造成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不斷
而在家以上的地方社會，也因人、物、資金、資訊的流通加速，造成 既有社會組織的沒落，以及個人先於群體的存在。這可見於第三單元《21 世紀的地方社會：多重地方認同下的社群性與社會想像》（黃應貴、陳文德 2016）。如前述《「文明」之路》第三卷所述，東埔社的布農人，在當代多認 為東埔社已不存在，因為隨著資本的流入不斷造成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不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