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處之「古典尊崇」意味著對古代典籍、前人作品的重視與尊敬。其實自上 引〈遂志賦〉序文中之析論，已見陸機對前人作品揣摩用心之深，其對前人作品 之尊崇，不言而喻。據胡大雷說法，陸機擬樂府，凡有古辭，必擬古辭；若僅存 建安時期作品，亦必以建安作品為模擬對象，如此模擬現象，顯示了陸機模擬「探 源」與「崇古」的雙重觀照。探源不同於崇古，但不可否認，探源含有崇古之意 味，故而可言，陸機之模擬普遍呈現出一種崇古的意向。
再者，若以擬作之發展脈絡觀之，陸機這種模擬態度其實也頗異於前此之建 安文人。簡單而言，建安、曹魏時期之擬樂府，大抵上只是借用樂府古題，內容
50 程章燦《魏晉南北朝賦史 》（江蘇古籍，1992），頁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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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三種推論、分析各自言之成理，宜可成立。重要的是，三者之間並不必 然相互排斥，倣擬者可能同時是學習屬文，並又帶有與古人爭競之心理，而從閱 讀前人作品到擬寫的過程中，也不妨有同情共感的因素；質言之，擬古之動機可 能是複雜多層而同時存在的。
然而上述諸種說法其實皆從「個人動機」的角度出發，但吾人若擴大範圍來 看，當時文人重視擬古，甚至蔚為風尚，背後實蘊有時代性的結構因素。《晉書•
樂志》中載言曹魏之時，因爭戰四起，宗廟樂章大半散佚：
魏武挾天子而令諸侯，思一戎而匡九服。時逢吞滅，憲章咸盪。
其下續云：
及削平劉表，始獲杜夔，揚鼙總干，式遵前記。三祖紛綸，咸工篇什，聲 歌雖有損益，愛翫在乎雕章。是以王粲等各造新詩，抽其藻思，吟詠神靈，
贊揚來饗。
看來似乎在杜夔的襄助之下，樂章盡復舊法，但事實是，當時辭章多半已改換新 詞；後文亦有相同記載：
漢自東京大亂，絕無金石之樂，樂章亡缺，不可復知。及魏武平荊州，獲 漢雅樂郎杜夔，能識舊法，以為軍謀祭酒，使創定雅樂。時又有散騎郎鄧 靜、尹商，善詠雅樂；歌師尹胡，能歌宗廟郊祀之曲，舞師馮肅、服養，
曉知先代諸舞，夔悉總領之。遠詳經籍，近採故事，考會古樂，始設軒懸 鍾磬。
取此段記載與前文合看，確可知魏武之時，曾以杜夔為首，試圖恢復舊有宗廟樂 章，然其下續言：
而黃初中柴玉、左延年之徒，復以新聲被寵，改其聲韻。
則顯然可見魏武時期，即使令杜夔考會古樂，嘗試恢復舊制，但實際上不唯已各 造新詞，且黃初之後亦改其聲韻──連樂章部分都有所改動，故後文終言：
及太和中，左延年改夔騶虞、伐壇、文王三曲，更自作聲節，其名雖存，
而聲實異。
綜觀這些記載，清晰可見曹魏時代對古制的態度：雖亦尊重古樂章，然偏尚新聲 新詞──即新制之創建。
涵，而是藉由擬作與用事，這種對「經驗」進行借代、解釋的創作活動，探討魏晉以降作者將 語言文字視為獨立自足場域的自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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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代魏之後，對宗廟樂章的建制態度與魏有所不同。《晉書•樂志》曾記載一 段張華與荀勖的爭議。荀勗認為：「魏氏歌詩，或二言，或三言，或四言，或五言，
與古詩不類。」詢問司律中郎陳頎，陳頎也認為：「被之金石，未必皆當」，於是 所作晉歌，「皆為四言」。張華則認為魏之宗廟歌詩：
其文句長短不齊，未皆合古，蓋以依詠弦節，本有因循，而識樂知音，足 以制聲度曲，法用率非凡近之所能改。二代三京，襲而不變，雖詩章辭異，
興廢隨時，至其韻逗曲折，皆繫於舊，有由然也，是以一皆因就，不敢有 所改易。
簡單的說，荀勖認為魏代歌詩與古詩不類，不合古樂；而張華則以為這其實是音 樂的問題，過去樂師知道如何依詠弦節而制聲度曲，所以歌詩文句可以長短不齊。
儘管他們二人意見有所差異，但更深層地看，他們對古代典章制度的態度其實是 一致的；也就是說，他們基本上都是以「合不合古」為其立場。此外，無論荀勖 之制古尺；或時人盛歎阮咸「神解」之知古音，而荀勖終心服於阮咸；凡此記載59， 其實皆透顯出當時人尊崇古典之心態；而推究其因，殆以經長期戰亂，亟欲重新 整理，俾得恢復典章制度，終而由此生發對古典之尊崇。
自此一角度言，當時束皙之〈補亡詩〉，夏侯湛之〈周詩〉，潘岳之〈家風詩〉， 種種倣古、擬古之作，紛紛於同一時期相繼出現，其內在深層之背景原因，恐怕 正存在著這樣的一個時代因素。準此而言，當時尊崇古典的文化情境，殆即擬古 風尚盛行的根本原因。
明乎此，則不難了解，晉人之擬樂府，或陸機之〈擬古〉詩，其所以會相異 於前期建安文人之「自抒情志」，而採「倣襲步趨」之書寫方式，而評者如鍾嶸者 亦不以為疵，其中原因就在於這樣的一個文化情境。就陸機而言，尊崇古典作品 的態度尤其鮮明，其表述自我文學觀之重要作品〈文賦〉有言：
佇中區以玄覽，頤情志於典墳。
固清晰顯露其對前人作品之尊崇；而前引〈遂志賦〉序文末所言：
余備托作者之末，聊復用心焉。
更明白顯露陸機尊崇前人作品的模擬態度。進一步而言，陸機〈擬古〉詩所以採 取步趨的書寫模式，自與當時欲復舊章因而崇古的文化情境不無關係。
59 以上記載參房玄齡等撰《晉書》卷一二「樂志上」（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 ，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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