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到繁華都會成都，杜甫以草堂為據地，社群關係也展開了新頁，長安時 期累積的政治人脈，在秦州尚得少量維持，居同谷則幾盡斷絕。茲入成都，杜 甫重新恢復頻繁的社交活動，但在其中調整了自己的身份位置。
成都詩作中先後出現許多交遊的人影，有不知名的野老鄰翁，有當地著名 的畫師韋偃、王宰，有名家之孫蜀僧閻邱師兄，有據要路津的嚴武、高適、王 侍郎、崔五侍御、王十將軍承俊、李都督表丈等等。詩人與之詩作酬贈，談文 論藝，追述先祖才藝，抒發同情共感，詩人走出了長安時期等待拔擢援引的格 局，放下了政治生命的追尋，像一位都市行遊詩人般，與各種階層的人物交往。
不具姓名的交遊中，北鄰愛酒能詩，是退休官吏；南鄰好客忘機，或為 在地野老。彼此時相過訪，或相約泛舟，有酒時可隔籬呼邀，無酒時可稚子賒 取，鄰居間由陌生逐漸親熟了。57其餘往來之人，或步行過門，或車馬駐留，
主人但取園中菜蔬、家釀舊醅供給，〈有客〉云「自鋤稀菜甲，小摘為情親」
（卷7，頁 318），〈賓至〉曰「不嫌野外無供給，乘興還來看藥欄」（卷 7，
頁319），簡單的菜色與邀約有主人真誠的情味。甚且主客情親，亦不妨隔籬 呼喚鄰翁共飲同樂，將美好的情意傳揚擴散出去。
杜甫在成都逢識韋偃、王宰、曹霸等幾位畫師，或為在地蜀人，或因戰亂 漂泊來此，題贈詩作每每深入畫家藝術特質與生命情境，反映出詩人與畫家的
57 參見〈北鄰〉：「時來訪老疾，步屧到蓬蒿。」〈南鄰〉：「秋水纔深四五尺，野 航恰受兩三人。」〈遣意二首〉之二：「鄰人有美酒，稚子也能賒」等詩，《杜詩 鏡銓》，卷7，頁 329、330；卷 8，頁 343。
情親與相知。如〈戲題王宰畫山水圖歌〉云：「十日畫一水，五日畫一石；能 事不受相促迫，王宰始肯留真跡。……尤工遠勢古莫比，咫尺應須論萬里。」
（卷7，頁 327-328）五日、十日，極言其醞釀時間之久；不受促迫，表出藝 術主體之獨立性；而咫尺萬里，則是藝術家以小攝大的襟懷與能力。〈丹青引 贈曹將軍霸〉寫曹霸為曹操曹髦之後，玄宗朝已得名，每詔寫御馬及功臣，寫 人則「褒公鄂公毛髮動，英姿颯爽來酣戰」，畫馬則「須臾九重真龍出，一洗 萬古凡馬空」。然而安史亂起，遂成清門庶民，「即今飄泊干戈際，屢貌尋常 行路人。途窮反遭俗眼白，世上未有如公貧。但看古來盛名下，終日坎壈纏其 身」（卷11，頁 529-530）。兩人走過相同的盛世與亂離，飽經滄桑漂泊，異 鄉相逢，杜甫更能全幅體察曹霸的人與藝，筆下畫家的才藝、際遇與襟懷，與 詩人自己的親身歷鍊猶如鏡像，一顯一隱相互映照。這種天涯漂零生命的相逢 相照，超越私人交情久暫，成就一種更為純粹的朋友關係。
至於與官僚人物的交遊，杜甫初抵成都時，有對裴冕「冀公柱石姿，論道 邦國活」（〈鹿頭山〉，卷8，頁 310）的功德歌頌，對高適「故人分祿米，
鄰舍與園蔬」（〈酬高使君相贈〉，卷7，頁 311）的處境說明，詩人不迴避 自己的艱難困境，宛轉表達待援的需要。58前文述及杜甫興造草堂時，獲得時 人資助或主動寄詩索取贊助的情形，王十五司馬表弟、蕭八明府實、韋二明府 續、何十一少府邕、韋少府班、徐卿等人多具官職，此番為草堂營建出力效 勞，杜甫詩札語氣輕鬆戲謔，如對多年好友，可以見出杜甫並不排斥重新建立 與政治官僚的聯繫，甚至也明白資藉官僚體系的上下層結構關係可以獲取小小 助益。59
58 杜甫：〈王十五司馬弟出郭相訪兼遺營草堂資〉，《杜詩鏡銓》，卷 7，頁 313。
59 陳貽焮先生即指出：「在以浣花村為中心的方圓幾百里內，居然動員了好幾位官員 和士紳來為修蓋草堂、美化環境、充實家什效勞，要是絲毫不依傍象（應作像）裴 冕這樣的大員的提攜，光靠他個人的地位和影響，那是萬萬辦不到的，這只要回想 一下老杜在秦州在同谷的狼狽處境就知道了。」《杜甫評傳》，中卷，頁645。
成都數年，杜甫與官僚體系中之人物往來頻繁，尚有〈因崔五侍御寄高彭 州一絕〉、〈奉簡高三十五使君〉、〈和裴迪登新津寺寄王侍郎〉、〈寄贈王 十將軍承俊〉、〈奉酬李都督表丈早春作〉、〈赴青城縣出成都寄陶王二少尹〉、
〈寄杜位〉、〈敬簡王明府〉、〈徐卿二子歌〉、〈徐九少尹見過〉、〈范二 員外邈吳十侍御郁特枉駕，闕展待，聊寄此作〉、〈王十七侍御掄許攜酒至草 堂，奉寄此詩，便請邀高三十五使君同到〉、〈王竟攜酒，高亦同過，共用寒 字〉、〈陪李七司馬皂江上觀造竹橋，即日成，往來之人免冬寒入水，聊題短 作，簡李公〉、〈觀作橋成，月夜舟中有述，還呈李司馬〉、〈入奏行贈西山 檢察使竇侍御〉、〈廣州段功曹到，得楊五長史書，功曹卻歸，聊寄此詩〉、
〈得廣州張判官叔卿書，使還以詩代意〉、〈魏十四侍御就敝廬相別〉、〈贈 別何邕〉等大量詩作。往來人物身份有侍御、侍郎、將軍、都督、少尹、使君、
司馬、功曹、判官等，另有權臣名士之後，如杜位為李林甫之婿，閭邱師兄為 太常博士閭邱均之孫。杜甫順隨各種人事因緣而有接觸往來與聯繫，有時不免 於應酬，如〈徐卿二子歌〉之祝頌。也有關於公共建設議題，如皂江上建造竹 橋，以利涉渡。其中仍時時可見動人的真誠友誼自然流露而出，如在王掄侍御 與高適同訪草堂時勸高適多飲之戲語：「移樽勸山簡，頭白恐風寒」（〈王竟 攜酒，高亦同過，共用寒字〉，卷8，頁 376），寄詩予遠在廣州的張判官：「卻 寄雙愁眼，相思淚點懸」（〈得廣州張判官叔卿書，使還以詩代意〉，卷8，
頁381），贈別綿谷尉何邕：「生死論交地，何由見一人」（〈贈別何邕〉，
卷8，頁 382）等，不論舊雨新知，高官微吏，漂泊遠來的杜甫都流露了同樣 珍惜的情感。
蜀地交遊中，杜甫與嚴武關係密切不待贅言，嚴氏兩度鎮蜀，提供杜甫有 形無形的資助，二人政治地位懸殊，然過從頻繁，酬贈往來，可見交情。試讀
〈嚴公仲夏枉駕草堂，兼攜酒饌，得寒字〉：
竹裏行廚洗玉盤，花邊立馬簇金鞍。非關使者徵求急，自識將軍禮數寬。
百年地僻柴門迥，五月江深草閣寒。看弄漁舟移白日，老農何有罄交歡。
（卷9，頁 400）
嚴武有時攜備酒饌，來尋草堂中的老友喝酒釣魚，在竹林邊上設立臨時廚房，
裝備華麗的車馬就停駐在桃李樹旁，兩人或者吟詩相和，或者在江亭上垂釣，
或者就靜看漁舟浮移於向晚的江水之上。詩中將富貴/ 貧賤、華侈 / 簡樸、喧 鬧/ 幽寂等原本相對的事物和現象並置在一起，卻並不衝突，自然一方面是嚴 武彼端的「將軍禮數寬」，具有禮賢下士的胸襟，一方面則是杜甫此端的「事 業闇相親」（〈奉和嚴中丞西城晚眺十韻〉，卷9，頁 395），以文學作為二 人的共同事業，將二人友誼建立在平等的基礎上。
這是杜甫棄官以來即試圖建立的新價值，只是秦州、同谷時期迫於飢寒，
此意未得豁然開朗，如觀其寄書予高適、岑參，感慨我獨淒涼之餘，全詩以詞 客詩才貫串，詩末期待亂後重逢，結以「會待妖氛靜，論文暫裹糧」（〈寄彭 州高三十五使君適、虢州岑二十七長史參三十韻〉，卷6，頁 271-274）已意 圖定調於詩文交情，然未獲具體回應。來到成都，方其以受難遇困的寒士形象 進入蜀地士紳交遊圈，坦然接受資助重新安頓生活，同時也調整自己的身份與 心態，重新尋覓他在新世界的位置。草堂初成時的〈賓至〉已透露對此一問題 的自覺，詩中未指明訪賓為誰，但與〈客至〉並觀，顯然指向有社會地位的人 士，60詩中「豈有文章驚海內？漫勞車馬駐江干」（卷7，頁 319），謙退中 同時拈出「文章驚海內」的自信自任心情，並以嚴謹的筆法展示文章的能力，
遂能以寒士貧儒與冠蓋賢達從容應對。此後以草堂為據地，杜甫以詩人身份進 行社交，寄成都陶、王二位少尹詩云：「客情投異縣，詩態憶吾曹」（〈赴青 城縣出成都寄陶王二少尹〉，卷8，頁 359），答謝范邈、吳郁來訪的「論文 或不愧，重肯款柴扉」（〈范二員外邈吳十侍御郁特枉駕闕展待聊寄此作〉，
卷8，頁 375），贈別魏侍御的「遠尋留藥價，惜別倒文場」（〈魏十四侍御 就敝廬相別〉，卷8，頁 381），都在嘆老嗟貧中，拈出詩文作為自己與諸人
60 楊倫引陳秋田云：「賓是貴介之賓，客是相知之客，與前〈賓至〉首各見用意所在。」
《杜詩鏡銓》，卷8，頁 342。仇兆鰲引張綖注：「前有〈賓至〉詩，而此云客至，
前有敬之之意，此有親之之意。」《杜詩詳註》，卷9，頁 793。
交往的憑藉所在。
此外，〈江畔獨步尋花七絕句〉演示了一場重新確認自我價值的短劇，詩 中描述自己面對成都春景的壓力與和解，前二首云：
江上被花惱不徹，無處告訴只顛狂。走覓南鄰愛酒伴，經旬出飲獨空牀。
稠花亂蕊裹江濱，行步攲危實怕春。詩酒尚堪驅使在，未須料理白頭人。
（卷8，頁 354-355）
春來天地，生機蓬勃，繁華似錦，對於飽經喪亂、處於人生之秋的杜甫而言，
那是一個不相應的季節，甚至帶有逼迫挑釁的意味，所以言「怕」、「惱不徹」，
無力對抗時，只能「顛狂」、「行步攲危」，求助外力扶持，具象地承認自己 作客成都無以自立的不安。他試圖確認自己生命尚有支撐之力：「詩酒尚堪驅 使」，詩尤為重心所在。所以〈宗武生日〉也才會提出：「詩是吾家事，人傳 世上情。熟精文選理，休覓綵衣輕」（卷9，頁 413-414），對鍾愛尤深的宗 武流露克紹箕裘的期許。
「詩人」是他認取的新的身份，草堂作為詩人的據點，草堂中的杜甫儼 然如成都的駐市詩人。人因地安，接受地方官吏與親友聯手提供駐地與部分物 資，建設浣花溪畔成為詩人安居的草堂；而地因人重，因為杜甫的關係，草堂 也迥出於一般民家之外，成為當地官吏或者因事訪蜀的官吏往往拜訪的處所。
「詩人」是他認取的新的身份，草堂作為詩人的據點，草堂中的杜甫儼 然如成都的駐市詩人。人因地安，接受地方官吏與親友聯手提供駐地與部分物 資，建設浣花溪畔成為詩人安居的草堂；而地因人重，因為杜甫的關係，草堂 也迥出於一般民家之外，成為當地官吏或者因事訪蜀的官吏往往拜訪的處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