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聯合行動的複雜性 - 中央與地方協力夥伴關係之分析

（一）共同所承擔之權責義務不相容

實際上參與旱溪整治工程的協力成員，對於協力合作的目標都有高度認知，但以主導整治計畫的水利署來說，是否會在承擔整治業務的狀況下，發生隸屬其體制之下的各河川局產生互爭資源、同室操戈的情形？在旱溪整治工程中，在設定用地取得與工程施工並行作業的目標下，以水利署的河川局而言，主要負責旱溪整治的是第三河川局，為此再調派第一河川局（宜蘭）、第六河川局（高雄）、第八河川局（台東）及第九河川局（花蓮）等共5 個河川局，分成六個工區同時進行，每個借調過來的河川局都有各自負責的河段工程，6 個工區的河岸堤防總長度為 33,862 公尺，總經費為 72 億餘元，借調各河川局的人力資源除了以賴其專業知識與技能外，在資源分配方面，是依據該工區的堤防長度做專業精密的測量後分配經費，在權責劃分方面，以治理實施基本計畫作為依歸，針對各河段分別進行工程，基此，

則免除了各河川局因資源有限產生互相爭奪與權責劃分不明的情況。也因此，並不會產生在同一單位在承擔業務時發生直接不相容的情況。有幾位參與工程實作與觀察的中央與地方受訪者認為：

…後來我們署長就決定從其他河川局，總共調用了其他4 個河川局的人力過來支援，從花蓮啦、高雄啦、宜蘭啦、跟台東等河川局過來，所以在第三期工程我們總共有6 個工地，然後是 5 個河川局再做這樣子，這就是我們署長他的變形蟲理論，就是有需要再從其他地方再調過來這樣…。（C1）

…而中央政府則是在土地還沒徵收完畢時，他就要動工了，因為民眾他們是如果你動（工），他就相信，你不動（工），他就不相信，所以水利署蠻積極的，調了好幾個河川局的人力來協助，分工合作，所以他的工期才能縮短，可以說是看得到的一個重大公共建設（E1）。

（二）對其他項目之取捨

首先，在旱溪整治工程之過程中，公部門行動者對於執行單位的監督或本身在執行工程的憑據，乃是以經濟部水利署所訂定的各項法規與施政計畫為依據，提供

委託執行單位實質補助與人力支援，然而身處協力關係的各行動者亦隨著環境系絡的改變，其規劃設計與執行方式隨時應對，例如水利署在當初規畫工程實施計畫時，則考量旱溪的地理環境，河道特性進行施工藍圖的構築，明確描述出工程的總體目標及施工時程，讓執行單位有所依歸，進而戮力以赴。如同中央水利部門與地方政府的相關人員亦談及應對工程後續的彈性作法：

中央跟地方之間互相配合的關係，像是當初，因為在旱溪工程完工後，

堤防已經做出來了，旁邊的農田沒有灌溉水溝可以使用，很多我們都是鼓勵你來申請休耕，我們會補助他們嘛，但是經過協調之後，像前面的水路不通就用別的辦法，就是一個良好溝通例子（D1）。

…因為現在都會區中的這些水環道路，像一些鄉鎮市都把它當作一般道路在使用，那整個區域的發展的確有其需要，但通常他們的立場都是

「只有去用，而不用去管」，那我們現在也就慢慢調整，第一個，最基本的就是雖然我們是防浚使用，但實在很難避免民眾去使用，所以最基本的告示線標我們都是依據相關法令範圍內，能做盡量做，以避免一些交通意外，那第二個就是慢慢推廣，等到這些使用村鎮都使用的很頻繁時，就得逼著他要接管過去，去做一些正式的交通號誌…（B1）。

再者，水利署在工程設計理念有著「全局（holistic）治理」的思維，不單只是將河川整治工程做好，還有許多附加功能，如以生態景觀復育概念加入整治工程中，以期提供民眾親水與休閒空間、配合新建堤防道路之利用規劃，連結交通網絡，藉以帶動沿岸土地增值與產業發展。將共同強化的目標－河川整治與外溢效果，在與潭子鄉民相互認同中達到彼此同意的結果：

…當然我們整個轉型做到這個地步，最快的直接效應就是地價的抬升，

只要工程做好的地方，地價都會水漲船高，也會有更多業者去投資，與整個水岸景觀的安全都可以兼顧，人民會覺得你幫我解決問題後替我創造商機，所以當然工程後面的阻力也都越來越小…（B1）。

…主要就是把生態工程的理念落實到我們旱溪的工程中，…而它的一個外溢效果就是堤後的防汛道路也好，對地方交通有相當大的改善，而 5 座橋樑，…都是對交通網絡有實質助益。另外，像是整個水岸景觀，它的外溢效果也是很大的，整個地價的抬升以後，對地方政府的稅收，像地方稅，房屋稅，地價稅等也是幫忙很大，那對當地的居民來講，他生

活環境改善了，地價上升了，這整體的社會效益是沒有辦法用有形的方式去計量的，因為有些部分是屬於無形的效益（A1）。

…經過這次工程，我們有個體會就是我們必須要讓地方政府了解我們的用心，我們從規劃設計開始就真的用心下去做，你必須要去體會到他們到底需要什麼？我想除了基本堤防的安全，這是一定要考量之外，…例如說，在旱溪工程這邊，他們之所以會這麼滿意，這麼支持，就是我們在剛開始規劃設計的時候，採用一種人車分道的方式，…讓地方知道說我們今天水利署來做，不僅是做做堤防而已，我還要額外提供給你地方一些附加功能，讓他們知道我們水利署的用心（C1）。

最後，地方政府在整治工程中則對自我應扮演的角色亦相當清晰，如工程用地的徵收，由台中縣市政府執行，潭子鄉公所除配合工程進行外，也擔任監督者和傾聽（鄉民意見）者的角色，與水利署建立良好的對話機制：

這次之所以會這麼順利，就是各個單位都很配合，有問題就馬上來研討，看要怎麼解決，我認為中間的協調會是很重要的，像我們哪一個村的村民有問題，你一定要提出來，然後我們再邀請水利署與縣政府的相關單位人員過來，當然像在地方的民意代表的居中協調也很重要，通常，民意代表出面解決的都會很快就解決（D1）。

在這個整治工程中，之所以會這麼順利，主要就是地方這個用地取得這方面，用地取得你越早拿到，當然就越快動工，所以像我們鄉裡的一個村，如果居民沒有先蓋同意書的話，村長都會晚上去敲他家的門喔，哈哈…同意書如果先蓋出來，就一定優先下去做，而我們潭子鄉是在這次三期工程裡面，最早取得同意書的（D1）。

以上各種具體做法說明了在旱溪整治的個案中，參與協力夥伴關係之成員均對協力目標充分聚焦，且有著高度認同，並未對工程中或以外的其他項目產生取捨傾向。

（三）計畫承諾之同步性

單就此因素而言，從前文分析可知經濟部水利署在旱溪整治工程中所辦理的業務項目的確具有承諾同步性的風險，然而，前文提及水利署在工程執行前特地調派 5 個河川局的人力進行工程，非但未受到同步性的影響而耽誤工程進度，原預定二

○○八年汛期前完工，反而於二○○六年汛期前達成計畫洪水位，並比預定少了 2

次淹水機率，之所以工程成效能有卓越成績，主要即是旱溪整治工程在資源整合和行動策略方面應對得宜所致，藉由協力合作進而分享彼此的資源、風險、報酬等協力優勢。例如中央府院高層都給予支持，經費核定能迅速通過且適時發放，同時，

工程的規劃、執行、監測、評估等皆有具體的法定行動依據，讓協力成員能按圖索驥，在有限資源的環境下，創造共享利益、達成目標的契機：

…就因為這長久建立的關係，像原本是縣管的橋樑，你縣政府自己要出錢，那現在縣政府沒那麼多錢，跟交通部又爭取不到，因為治水一定要改善這個橋樑，那我們就到行政院中將這個項目納到我們治水計畫裡面，以後由我們來編錢，然後再補助他們，給他們去執行，而像堤後排水也是，那能納到計畫的我們就納，不能納的我們就用別的方法，…總地來講，基本上都是為了要解決地方長年的水患問題，所以一直以這樣的基礎方式，都是要中央與地方政府都能夠共同合作，一起打拼

（B1）。

…相對地，地方他也知道我們是要解決這個水患問題，所以在這些土地處理各方面，他們也都全力協助，而且，該有的經費我們一定會適時發放，不會拖拖拉拉，不會讓他沒錢又做事。…事實上，長期的互動逐漸建立起這樣的夥伴關係，一路長期這樣做下來，這是相當不容易的，…

（B1）。

（四）對缺乏目標緊迫感的他人過於依賴

本項因素意即在一項協力或夥伴關係中，每個行動者都參與行動時，都會有個明確的觀點告訴他參加的動機與目的，而每個行動者也可能因為對目標的緊迫程度不同而會有不同參與程度的行動，換言之，若以旱溪整治工程為例的話，即是要檢視涉及旱溪整治工程的行動者是否具有危機意識、居安思危的觀念。以整治工程來說，水利署、河川局、台中縣市政府、潭子鄉公所、土地業主或民意代表等節點

（node）首先都對目標有充分認知與共識，並且對協力關係中的各個成員都給予尊重，且避免對其依賴的情況發生，像水利署是背負著政府首長與上級機關指派的治

在文檔中中央與地方協力夥伴關係之分析—以台中縣潭子段旱溪整治工程為例 (頁 32-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