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宏《知言》原文：
心無不在，本天道變化，為世俗酬酢，參天地，備萬物。人之為 道，至大也，至善也。放而不知求，耳聞目見為己蔽，父子夫婦 為己累，衣裘飲食為己欲，既失其本矣，猶皆曰我有知，論事之 是非，方人之短長，終不知其陷溺者，悲夫！故孟子曰：「學問 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胡宏此文是談工夫論的問題，說「心無不在」，是說心的作用是沒有 一時或息的，更沒有一事不可面對的，若體貼於天道性命，則可面對萬 事萬物而處理妥當。因此一個可以體貼天道而行道之人，他的影響力所 及是極為廣大的，也是絕對至善的。只是人性一般都還會受到世俗中事 務的羈絆，而未能依天道而行，更有甚者以物慾的牽引而強為合理化藉 口，這就犯了更嚴重的錯誤了。因此學者應該時時刻刻提起自己的心念，
依道而行，這就是孟子說求放心之用意。
胡宏之論，淺顯平實，並無任何特出創見，並且還預設了許多並 未說出的基本命題，例如必須是有一個天道，且天道是善的，以及確 實有一個性善的人性，並且人性中也確實存在著氣秉之惡，以至於有 可能流於物慾而為己蔽之累，這些是胡宏此文中所預設而未談出的，
卻也未必在胡宏之他文中被明確強調的，但是這些都是儒學義理的必 然格局，胡宏沒有反對，更不會不解，只是這些都已經在前人之論述
中出現，因此他也無需再為論述。他所關心的是實踐的問題，他在重 述孟子對求放心工夫的想法。求放心工夫勢必預設性善論，性善論是 孟子為儒學義理定出的核心價值命題，做君子的事業在孔子處是以道 德教條的姿態在要求他的學生的，孟子性善論就是要給這個要求一個 根據的，因為是性善，所以人人必須自我要求做工夫以成為君子，成 為君子就是要做工夫，這是因為人心通常會有所放失而滑落，故而應 做工夫。孟子將做工夫的格式說為求放心，因為本心是性善的，如有 放失，只要回復之即可，故是求放心。求放心且是人人皆可行，以及 應該行者，這是孟子接續孔子學說所進行的理論建構。胡宏沒有進行 這樣的討論，僅僅是使用之而重述之。朱熹則確知孟子學說之成立必 然要基於性善論，因此不僅自己建立性善論，也批評任何「性無善惡」
之學說，即就胡宏上文言，因胡宏說了人道至善，故而受到朱熹肯定，
認為胡宏最終還是必須是這個性善論的立場。但朱熹仍另就工夫論而 批評此文言之過高，實際上無法落實，其言：
朱子曰：「人之為道，至善也，至大也」，此說甚善。若性果無 善惡，則何以能若是邪？……朱子曰：某詳此論性甚善。但明 道所謂「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是說氣稟之性，觀上下文可 見。……某又看此章云：「本天道變化，為世俗酬酢」，疑「世 俗」字有病，猶釋子之謂父母家為俗家也。改作「日用」字如 何？……某又細看，雖改此字，亦為未安，蓋此兩句大意自有 病。聖人下學而上達，盡日用酬酢之理，而天道變化行乎其中 爾。若有心要本天道以應人事，則胸次先橫了一物，臨事之際，
著意將來把持作用，而天人之際終不合矣。大抵自謝子以來，
雖說以洒埽應對為學，然實有不屑卑近之意，故纔說洒埽應對，
便須急作精義入神意思，想像主張，惟恐其滯于小也。如為朱 子發說《論語》，乃云「聖門學者，敢以天自處」，皆是此箇意 思。恐不免有病也！
本文有兩個議題，其一為性善論議題，其二為談工夫的用語問題。朱 熹對胡宏之前說批評為「性無善惡」，但對此說則謂胡宏言之甚善，亦即 是認為胡宏此說即已非「性無善惡」之主張矣。導致朱熹這樣不同的評價，
是因為胡宏在不同的地方談不同的哲學問題所致。朱熹論說價值義的道體 與性體，那自需是絕對至善的，至少是儒學之大宗皆持此義，但是胡宏卻 都說得是工夫，說工夫從現實上說來時則有天理、人欲、君子、小人之分，
而這都是氣質之蔽之收攝不收攝的差別所致，因此要強調的是主體要收 攝、要求放心，要即在流於惡後尚做工夫，因此用語多需同時照管善惡二 端，但這並不表示他在渾淪性與天道之善惡價值。至於此文，胡宏非從天 理、人欲、君子、小人之辨上討論，而是直下言說君子體天道為至善之工 夫，因此被朱熹引為人性論及天道論問題上的性善論立場。
就談工夫的用語問題而言，朱熹首先改胡宏之「世俗」為「日用」
而攻其有釋氏幻滅世間的立場，筆者認為朱熹此一改動實是「草木皆兵」
的做法，概念的使用以其脈絡及宗旨而定意義，毋需以學派之習用而分 屬性，更重要的是，胡宏以世俗酬酢為本天道變化之說，正與其言於「天 理人欲同體異用同行異情」之意旨相同，即在世俗酬酢中為君子之道，
意旨簡潔，並無悖理，朱熹改「世俗」為「日用」，實是將社會事業是「理 想的目的」還是「虛幻的俗物」的哲學問題搬上來討論，以為胡宏講「世 俗」就是偏向佛教的虛妄世間的立場。胡宏闢佛實不遺餘力，朱熹實不 應以「世俗」二字之使用，即指胡宏有以社會事業為幻妄之佛教立場，
這是此句的朱熹批評的路線之一。
其次，朱熹又批評胡宏此說有好高騖遠無處落實之弊，問題只在 胡宏言於「本天道變化」一辭，朱熹認為做工夫就是要從下學做起，
而天道自在其中，若只把天道騰口說說，其實正是著意把持，正中孟 子之言於忘、助之過，實是無有實心，就像自謝上蔡以來，都有不屑 下學之病。朱熹此一批評與他的工夫理論重視平日培養的思路是相同 的，平日培養的工夫就是在日用平常之間培養良善的本心，此一行動 自然即是天道在人的落實與顯現，這就是朱熹一直要強調的工夫次第 的要點。說工夫要在日用常行中培養這當然是正確的，說日用常行中 的酬酢即是本著天道變化的應用這也還是正確的，朱熹卻以胡宏說本 天道變化以為日用常行的說法是著意胸中，不是「必有事焉」，而是 有「助長之」之病，因此認定胡宏與謝上蔡一樣，都在言於下學之事 時有不屑之意，亦即朱熹認為他們都不願意真正在日用常行中下學地 實踐，而是虛妄地高舉天道，假意胸中，實成執障。實際上胡宏說心 是強調要實做工夫，胡宏說天道是要說工夫是必然可行的，朱熹卻把 胡宏說天道的論點當作是騰口說說的虛話，是一種心態的陳述，故而 是一多餘的執著，表示實踐者心口不一，有口無心，心實不到。這是 對於現實上的實踐成效的個人批評，其實是和理論無關的。理論上不 論是強調「行道就在下學中」，還是主張「要本天道來行下學之道」，
這都是理論層次的問題，這都仍與現實實踐是兩回事，具體經驗中被 朱熹所批評的上蔡、胡宏等人是否確有不重視下學的毛病，此事不得 而知，但是就理論陳述而言，胡宏此說並沒有朱熹所批評的意思。朱 熹沒有理由把現實的觀感和理論的陳述混在一起，更重要的是，即便 胡宏、謝上蔡等真有不重下學之病，也不等於胡宏此說是不重下學的 論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