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觀幸福感與憂鬱的相關研究

壹、影響憂鬱之社會背景變項

憂鬱症是一個綜合性的複雜概念，其影響的因素不只是單一種，國內外研究 個人背景因素對憂鬱症的影響結果皆有所不同，本研究將在評閱相關文獻之後，

加以說明。

一、性別

美國心理衛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 NIMH）的研究指 出，憂鬱症終生盛行率約 15%，男性為 8-12%，女性為 20-26％，平均發病年齡 約40 歲，約有 50%以上患者在 20 至 30 歲間發病（楊斯年、陸汝斌，1999）。美 國流行病學研究統計顯示，平均每個月都有 2.2%的民眾罹患，女性罹患的機率 約為男性的兩倍（Rosen & Amador, 1997）。在國內，成大醫院精神科 2001 年以 成大學生為研究對象發現，女性的憂鬱傾向（58.3%）明顯較男性高（41.7%）（楊 延光、鄭淑惠，2006）。而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2002）調查全民的憂鬱症 傾向，發現8.9%的 15 歲以上民眾有中度以上憂鬱，5.2%有重度憂鬱。在教師這 個職業，過去實證研究（江欣霓，2002；林金生，2003；張郁芬，2001；廖翌妙，

2002）皆指出，女性在憂鬱反應（傾向）較男性為高。但蘇國興（2004）、羅文 興（2007）研究國小教師的憂鬱反應，發現並無性別差異。

根據上述文獻，大多實證研究結果皆指出，女性罹患重鬱症的比例約為男性 的兩倍（商志雍、廖士程、李明濱，2003；陳彰惠，1997；葉雅馨、林家興，2006；

Steer, Ball, Ranier & Beck, 1999），男性憂鬱症較女性低，可能是因為男性較無法 覺知自身內在的親密感需求，且較少表達類似失望、挫折及憤怒的情緒，男性傾 向自己處理困難而非說出口的緣故（丁思惠、陳喬琪，2006）。

二、年齡

Steer 等人（1999）指出，年齡與憂鬱之間呈現負相關，以 18-38 歲年齡群者 而言，年齡越長，其憂鬱傾向愈明顯；但39-82 歲組，則是年齡愈大，憂鬱狀況 愈不嚴重。而葉雅馨與林家興（2006）的研究發現，年齡在 18 歲至 34 歲的成人 中，其憂鬱程度明顯的高於35 歲至 54 歲之間的研究對象，這個現象似乎反應出 現在的年輕人比中年人較為憂鬱。在歐洲，對婦女來說，35-55 歲是自殺的高風 險群，而且較年輕人會自我傷害（self-harm）（Henderson, Henderson, Lavikainen,

& McDaid, 2004）。

國內外針對教師的相關研究（張郁芬，2001；馮美珠，2008；羅文興，2007；

蘇郁婷，2007；Burke & Greenglass, 1995; Castro & Rice, 2003; Fimian & Blanton, 1987; McDonald, 1985; Peterson, 1979; Super, 1990）皆指出，年輕教師的憂鬱情況

（傾向）高於年紀較大的資深教師；但亦有研究指出，這兩者之間並無差異產生

（江欣霓，2002；林金生，2003；蔡享呈，2007；蘇國興，2004；Lockwood, Alexopoulos, & van Gorp, 2002；Scott, et al., 2002）。

三、教育程度

葉雅馨與林家興（2006）的研究結果指出，高中職學歷的受試者的平均憂鬱 程度，要比國中及專科畢業者為高。目前，國內大部分的研究指出，不同學歷之 國小教師在憂鬱傾向上沒有顯著差異（林金生，2003；廖翌妙，2002；羅文興，

2007；蘇國興，2004）；而黃千瑛（2008）以高職綜合職能科教師為對象，大學

（含以下）畢業的教師在憂鬱量表得分顯著高於研究所畢業者。梁繼權、呂碧鴻、

李明濱和湯麗玉（1998）研究指出，教育程度是憂鬱的保護因素，教育程度越高 越不容易發生憂鬱。

四、婚姻狀況

在婚姻關係裡，假如其中一方患有憂鬱症，以離婚收場的機率，比沒被憂鬱 症所困擾的婚姻高了九倍（Amador, 2007）。Mead（2002）發現，婚姻對於憂鬱 症是重要的影響因子。而單身者以及分居、離婚者，具有憂鬱情況顯著高於已婚 者，單身者的憂鬱情況比率是已婚者的 1.35 倍，分居、離婚者的憂鬱情況比率 是已婚者的1.72 倍（Scott, et al., 2002）。

在國內，葉雅馨與林家興（2006）的研究發現，未婚者與離婚喪偶分居者的 平均憂鬱程度高於已婚者，此一結果說明良好的婚姻似乎具有保護心理健康的作

用。丁思惠與陳喬琪（2006）統整相關研究發現，以性別作為分析婚姻關係與憂 鬱症的關連性，發現男女兩性對婚姻滿意度、罹患憂鬱症的比率及憂鬱症反應 上，有明顯的性別差異。

雖然有許多研究指出，不同婚姻狀況之國小教師在憂鬱傾向上沒有顯著差異

（江欣霓，2002；廖翌妙，2002；羅文興，2007；蘇國興，2004）；但張郁芬（2001）

的研究卻指出，未婚的國小教師比已婚的國小教師較為憂鬱。對於婚姻狀況是否 會造成憂鬱的差異，綜觀國內外之相關研究，尚無一定定論，尚有待本研究繼續 追蹤研究。

五、宗教信仰

Ellison 與 Levin（1998）指出，宗教可以是為一種保護因子，對於罹病率 具有基本預防作用。Murphy 等人（2000）認為，宗教信仰對於有憂鬱症的人，

能間接地減少其憂鬱，也可作為憂鬱的預測變項。Kao、Tsai、Wu、Shiah、Hsieh, 與 Chen（2003）發現，較少參加宗教信仰活動者，其憂鬱傾向較高。Loewenthal

（2007）指出，宗教團體可以提供一個有凝聚力的社會框架，降低憂鬱症的風險，

扮演良好的社會支持角色。國內外研究（葉雅馨、林家興，2006；鍾智龍，2003 ; Koenig, Larson, & Weaver, 1998）指出，有宗教信仰者與對於有憂鬱傾向的人有 助益。人類學功能派大師馬林諾斯基（Malinowski）指出，宗教具有意義、認同 與歸屬、心理、社會等四大功能，只要是正派的宗教，相信對於許多因心理而罹 患憂鬱症的人而言，還是有正面的幫助（引自董氏基金會，2008）。歸納上述文 獻，不同宗教信仰對於憂鬱症患者有實質上的助益，目前國內尚未針對教師宗教 信仰變項對於憂鬱是否有差異進行實證調查，本研究將加以分析之。

貳、主觀幸福感、工作時數與憂鬱之關係

一、工作時間與憂鬱的關係

過去文獻對於憂鬱成因的探討，已從各個面向，包含個人因素、家庭因素、

社會因素等加以瞭解，而在社會因素上所切入的觀點，多為社會支持及職場角色 對個體產生憂鬱傾向的影響（張智嵐、袁聖琇、黃美芳，2008），但對於工作時 數（working hours）是否亦為重要的影響因素之一，則仍少見於討論之中。在國 外相關研究上，Sparks、Cooper、Fried與Shirom（1997）曾對工作時數與憂鬱間 的關係，進行21篇研究論文的後設分析（meta analysis），發現工作時數與不健康 之間存在顯著的正向關係；而另一篇在職業與環境醫學雜誌中的研究報告，以挪 威Hordaland地區民眾為研究對象（N=10442），探討工作時數與憂鬱和焦慮的關 係時，則發現不論是男性或女性，超時工作者的憂鬱程度比未超時工作者來得顯 著地高（Kleppa, Sanne, & Tell, 2008）。在加拿大也有類似的研究，該研究以國家 人口健康問卷進行調查，隔兩年收集一次資料（1994/1995、1996/1997），共有25 到54歲成人3830位，他們在1994/5接受訪談時，其工作時數平均一週為35小時以 上，以多變量統計學方法分析後發現，工作時數長的人，其憂鬱的情況有增加的 現象，且男性有不健康的增胖，女性有酗酒的情形，且男女性抽煙的情況也都增

加（Shields, 1999）。即使是在台灣，根據2004年教師會所進行的「全國教師工作 時間調查」，發現有81.7%的全國教師有超時工作傾向，教師每週平均加班三天，

有八成以上教師覺得自己有一種以上文明病，有51.1%的教師自覺有「慢性疲勞 症候群」（董貞吟，2006）。

由此可知，工作時數過長與憂鬱之間的關係是可能存在的，而針對此議題的 探討，在工作時數也是偏長的台灣，尤其值得深入探究。

二、主觀幸福感與憂鬱之關係

目前，多數的研究是將憂鬱和幸福看成是同一個向度上的兩個極端（a bipolar conception），也就是說，個體若感到幸福就不會憂鬱，若個體感到不幸福，則表 示是憂鬱的；而在研究結果中，也呈現出憂鬱和幸福感是反向的相互關係，亦即，

在幸福感上為正向效果，則在憂鬱上為反向效果（謝明華，2008；楊淑貞，2006）。 如Berg-Weger、Rubio 和 Tebb（2000）研究憂鬱在保母的幸福感與背景變項的中 介關係時，其以個體基本需求及每日健康相關活動作為幸福感指標，也就是憂鬱 與幸福感各僅有一個總和指標做為代表，且發現在憂鬱與幸福感的路徑係數為顯 著的負向關係，亦即，視憂鬱和幸福感為同一向度中的兩個極端假設獲得成立。

但 Keyes（2002, 2003, 2004, 2005a, 2006a,2006b, 2007）則認為心理健康症狀

（mental health symptoms）（即主觀幸福感）與心理疾病症狀（mental illness symptoms）是分屬於兩個完全不同的測量向度，可用來測量全面的心理健康狀態 模式（complete mental health state model），且每個向度都是一種兩極化的變項（a bipolar variable），其內涵又分成高、低程度的不同，因而構成四種不同的健康狀 態，表示個體有可能同時擁有高度心理健康狀態，也同時擁有高度心理疾病狀 態，抑或相反（參考圖1 所示）。因此，對於憂鬱與幸福感的看法是獨立的，也 就是個體可能在高憂鬱的情況下，仍然擁有高幸福感之可能。

本研究擬採此觀點，認為個體的心理健康狀態是由憂鬱和幸福感分別獨立來 構成，所以個體的憂鬱程度有可能因為幸福感的高低有別，而呈現出有所差異 來；另外，對於工作時數過長與憂鬱之間的關係，將加入主觀幸福感進行分析，

探討主觀幸福感在憂鬱與工作時數之間的關係，是否具有中介效果。

參、評價性支持、健康行為、憂鬱與情緒幸福感之關係

綜合國內外近十餘年來相關研究，可知影響憂鬱傾向的因素很多，包括心理 因素、生理因素、和社會因素等（莊智鈞，2004；Birmather et al., 1996）；在個 人與環境層面的資源中，相關的健康行為與社會支持被視為有助於人們維持正向 適應與心理健康的重要途徑之一，也是提升人們幸福感的正向資源之一，以下即 針對過去相關研究發現分別說明之。

一、評價性支持與憂鬱及幸福感的關係

「評價性支持」是指他人提供有助於自我評價的訊息，特別是評價在工作上 處理事情的能力、努力、態度或感覺（House, 1981）。因此，個體獲得他人的評 價性支持，會感受到正向的回饋、認同、讚美及肯定，使得個體對自己有正向的 感覺。在華人文化中，個體的自我概念是建構在與他人關係中，強調個人的角色、

地位、承諾、義務、及責任；個人也需適應、歸屬、創造並完成其社會義務，進 而成為各種社會單元的一部分（Heine, Lehman, Markus, & Kitayama, 1999）。華

地位、承諾、義務、及責任；個人也需適應、歸屬、創造並完成其社會義務，進 而成為各種社會單元的一部分（Heine, Lehman, Markus, & Kitayama, 1999）。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