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於五倫所建立的政治社會秩序，因其根本在於家庭與宗族，所以自然會形 成「類家族的人身依附型人際關係」，或稱家父長制的關係體系。這種「類家族 的人際關係」的有效運作範圍不能太大，因此自然必須將天下事務做「分職」、「分 派」與「分區負責」的處理，各以一位或少數首腦負責。分職與設官之後，因交 通與通訊的不便，中央乃至地方首長對於下層官僚，實無法密切管理，自然會形 成某種類似短期「分封」的狀態。朱熹畢生推崇的六經與禮治，其所呈現的，本 來是三代的封建型政治社會秩序。《大學》修齊治平的藍圖，亦為典型的家、國、
天下三級封建型秩序。儒學源於封建時期，其中的倫理與禮制，使得後人對人際
76《語類》，卷 16。
77《文集》卷第十二，「己酉擬上封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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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與政治社會的基本看法，難以脫離封建性。然而秦漢以下的中國，其官制與 法律又深受法家影響。大一統政府不再分封各方，社會也早已脫離古典以貴族階 層以及氏族為中心狀態。因而其政治社會秩序只能是一種類封建的型態，也就是 一種以儒家宗法倫理、道德及人際關係為基礎，運用了法家化的上層官僚體制及 法律的構造。
朱熹生活與此基本構造中，雖未曾加以客觀分析與檢討，言語之間，卻經常 表現其內涵與影響。他說：
先王封建子弟蕃屏王室，所以厚人倫而 寜天下，非獨其爲力於己而已，
下及漢晉莫不由之，雖其治亂得失有不齊者，然要 爲宗社從長之計也。
唐自明皇疑忌諸王不令出閣，後遂相踵以 爲家法，是以享有天下餘二百 年，而其子孫絶無聞於今者。然則神祖之出宗支以仕州縣，其所以法前 聖而鑒後王者，聖謨遠矣，以故靖康之禍，近屬雖頗北遷，而疏逺在外 者，往往能建勲績，其抗羣盗拒仇虜而死其官守者，亦不乏人。78 對於宗室子弟能出死力以蕃屏王室，仍不勝留意。宋人體制中，仍存封建之意，
亦由此可知。君臣關係，一則是天理，一則本於私人恩義。顧亭林說：「亡國者，
肉食者謀之」，此所謂國，乃朝廷之意。士大夫深受國恩，故應盡力護朝廷。古 代王室，對下必須授官及經常性地封賞施恩，以維繫一龐大的統治集團，這是鞏 固君臣關係的必要作法。79
關於封建與郡縣，朱熹一方面認為世間「治亂畢竟不在此」，當時不可能也 不需要再行封建。80後世之封建，往往「使膏粱之子弟不學而居士民上，其為害 豈有涯哉。」81
78《文集》，卷 84。
然而他同時批判了後人不明封建制中所蘊含的君臣之義，使封建 制所蘊含的「公天下」、上下以禮相待與情意相通之大義不明於後世。蘇東坡曾
79 陶晉生所提出，而為柳立言所讚許的宋代「士人政治」大部分實為「新門閥政治」一說，與 此施恩、互惠的網絡化類封建體系密切相關。參見：陶晉生，〈北宋幾個家族間的婚姻關係〉，《中 央研究院第二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歷史與考古組》（臺北：中央研究院，1989），下冊，頁 933-943。 柳立言，《宋代的家庭和法律》（上海：上海古籍，2008）,109-152.
80 參見：
81 《御纂朱子全書》，卷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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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後世「無故國之可因」是封建不可復的原因，朱熹即以其不知此義而批評之：
論封建之不可復，其說雖詳，而大要直謂「無故國之可因」而已。嘗試 考之，商周之初，大賚所富，已皆善人，而其土地廣狹，隨時合度，無 尾大外彊之患；王者世世脩德以臨之，又皆長久安寧，而無倉卒傾搖之 變，是以諸侯之封，皆得傳世長久而不可動，非以有故國之助而然也。……
若以「無根」為慮，則吾又有以折之。夫「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君 臣之義根於情性之自然，非人之所能為也。故謂之君，則必知撫其民；
謂之民，則必知戴其君。如夫婦之相合，朋友之相求，既已聯而比之，
則其位置名號，自足以相感而相持，不慮其不親也。……彭越之於梁，
張敖之於趙，其為君也亦暫耳；而欒布、貫高之徒爭為之死，以至漢魏 之後，則已為郡縣久矣，而牧守有難，為之掾屬者猶以其死捍之，是豈 有根而然哉？君臣之義固如此也。……或曰︰「然則為今之計，必封建 而後可以為治耶？而度其勢，亦可必行而無弊耶？」曰︰不必封建而後 可為治也。但論治體，則必如是，然後能公天下以為心，而達君臣之義 於天下，使其恩禮足以相及，情意足以相通。且使有國家者，各自愛惜 其土地人民，謹守其祖先之業，以為遺其子孫之計。而凡為宗廟社稷之 奉，什伍閭井之規，法制數度之守，亦皆得以久遠相承，而不至如今日 之朝成而暮毀也。若猶病其或自恣而廢法，或彊大而難制，則雜建於郡 縣之間，又使方伯連帥分而統之，察其敬上而恤下，與其違禮而越法者，
以行慶讓之典，則曷為而有弊耶！82
認為蘇子不明君臣之義的自然性及重要性，指出凡立君長，民必相隨。雖不必封 建，但吾人必須從君臣大義來認識治體，「然後能公天下以為心，而達君臣之義 於天下，使其恩禮足以相及，情意足以相通。」若能行封建，使有其國家者，各 自節制，以傳諸子孫。或「雜建於郡縣之間」，以地方大員統領之，也可以無弊 病。封建體制是中國政治與社會組織及秩序的源頭，朱熹此說，對於封建體制中
82《文集》，卷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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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分治分權、公天下、下上一體、情意相通的特質，仍然不勝懷念。他特別強 調：
封建之意，是聖人不以天下為己私，分與親賢共理。但其制則不過大此 所以為得。
認為三代封建公天下於親屬賢人，其心勝於秦漢以降以天下隸屬於一家一人的制 度。然而封建之君，所轄不能過大，否則將不能控制。後世雖不能行封建，然而
「尊君卑臣」，大失古人君臣共治之意：
秦之法，盡是尊君卑臣之事，所以後世不肯變。且如三皇稱『皇』，五 帝稱『帝』，三王稱『王』，秦則兼『皇帝』之號。只此一事，後世如 何肯變！」
叔孫通制漢儀，一時上下肅然震恐，無敢喧嘩，時以為善。然不過尊君 卑臣，如秦人之意而已，都無三代燕饗底意思了。
封建之真諦與理想，在於君臣一體，協同治理，以禮相待，禍福與共。各級臣子 各有專職邑守，愛民如子，天下君長如層級之網，分區負責而同心為治。三代經 典中所呈現的這種政治理型，對於後世政治社會影響極大。即使在大一統君主制 度下的各級郡縣長，依然常有方州、使君、邦牧、百里候與父母官等的自我期許。83
從中國政治的歷史經驗及理學的主張出發，朱熹主張為政以用賢人為根本，
制度雖也重要，但為其次。他說：
朱熹也經常本於此義來批評後世之政治。
未有無弊之法，其要只在得人。84
只管去考制度，卻都不曾理會個根本，一旦臨利害，卻都不濟事。85 若朝廷能依照公論，使各職位用到適當的人，天下之事將無不舉。朱子認為這才
83《資治通鑒·宋順帝昇平元年》：“訴以其私用人為方州。” 胡三省注：“古者八州八伯，謂之 方伯，後世遂以州刺史為方州。”漢代稱刺史為使君，權位甚重，承天子命節制一方，後代亦 用以尊稱州郡長宮。《後漢書‧寇恂傳》：“使君建節銜命，以臨四方。”邦牧亦以稱州長或刺 史，唐高適《單父逢鄧司倉覆倉庫因而有贈》詩：“邦牧今坐嘯， 羣賢趨紀綱。”
84 《語類》卷一○八，頁二。
85 《語類》卷一○九，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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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為政的根本，重要性過於一切：
四海之利病，臣則以為系於斯民之戚休；斯民之戚休，臣則以為系乎守 令之賢否。然而監司者，守令之綱也；朝廷者，監司之本也。……願陛 下於其大者使之讚元經體以亮天工，於其細者使之居官任職以熙庶績，
能外事者使任典戎幹方之責，明治體者使備拾遺補過之官，又使之各舉 所知布之列位，以共圖天下之事。使疏而賢者雖遠不遺，親而否者雖邇 必棄，毋主先入以致偏聽獨任之譏，毋篤私恩以犯示人不廣之戒，進退 取捨惟公論之所在是稽，則朝廷正而內外遠近莫敢不一於正矣。監司得 其人而後列郡之得失可得而知，郡守得其人而後屬縣之治否可得而察，
重其任以責其成，舉其善而懲其惡，夫如是，則事之所謂利、民之所謂 休將無所不舉，事之所謂病、民之所謂戚將無所不除。86
然而若要賢人展佈，亦必須許以用人之權與管事之權：
要之，相得人，則百官各得其職。擇一戶部尚書，則錢穀何患不治？而 刑部得人，則獄事亦清平矣。
事在人為，天下無不可為之局，制度尚在其次，重點是人要對。這一點在中國實 際的政治史上，一直有很大的說服力。他說：
居今之世，若欲盡除今法，行古之政，則未見其利而徒有煩擾之弊。要 之因祖宗之法而精擇其人亦足以治。87
宋代制度不善者儘多，然則年深日久，欲改革體制談何容易。法規制度有其一定 之格局，均因某種需要而制定，事過境遷，理當改動，卻免不掉現實之紛擾。故 只得因此不善之體制，善擇其人，逐步向前。北宋兩次變法的失敗，使後人知改 革之難，與理想人才之重要，這也是理學家的根本思路。
論治既然以人為本，真正的重點就不在制度與法律，而在人的素責與人的關 係。朱熹認為這兩者都必須提倡《大學》的三綱八目才可能做到，使天理明於天
86 《壬午應詔封事》，《朱文公文集》卷 11，頁 352。
87 《語類》卷一○八，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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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官無大小，凡事只是一箇公。若公時，做得來也精釆。便若小官，人也 望風畏服。若不公，便是宰相，做來做去，也只得箇沒下梢。88
為官若能以公心，仁心處事，自然能夠有所作為。朱熹在政治上一向主張首要之
為官若能以公心，仁心處事，自然能夠有所作為。朱熹在政治上一向主張首要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