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節首論大公無私之政與道之義，而後論人主孝宗之心，再分六事論如 何建立大公之秩序。析論之時，先明古義，再發揮其現代意義。要期一以貫 之。
這種以整體福祉為依歸的天理化政治社會秩序的最大敵人，就是私欲，
或曰人欲。所謂私欲，就是只從個體（個人或個人的親友與團體）立場出發，
不顧整體的慾望。因其只從個體出發，與從全體出發、適合於全天下的天理 對立，所以亦稱人欲。人欲者，一人之所想所欲，天理者，上天所覆載的全 體所宜之理。理學傳統一直將天理與人欲對言，其原因應在於此。朱熹認為 治天下之道與治天下之法的最要關鍵，首在於分辨天理與人欲，或曰人心的 公私。他繼承道學家傳統最推崇《古文尚書˙大禹謨》中所載「人心惟危，
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的所謂十六字心傳，及之後經文「無稽之 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而於其下注曰：
盖古之聖人將以天下與人，未嘗不以其治之之法并而傳之，其可見於經 者，不過如此。後之人君其可不深畏而敬守之哉！無稽之言勿聽，弗詢 之謀勿庸，無稽者不考於古，弗詢者不咨於 衆。言之無據，謀之自專，
是皆一人之私心，必非天下之正論，皆妨政害治之大者也。「言」謂泛 言勿聽可矣，「謀」謂謀事，故又戒其勿用也。上文既言存心出治之本，
此又告之以聽言處事之方，內外相資，兩得其要，而治道備矣。50 認為古代最偉大聖明的君王堯、舜，在傳天下之大位與治天下之大道時，
所囑咐的道理，不過如此。換言之，在朱熹與理學傳統看來，為政之道的關 鍵在於發揮道心，去除人心，也就是存天理，去人欲。如此存心，是「出治」
的根本。而其實際「聽言處事之方」，則是「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
臣下所言，若無行之已效的歷史根據則不聽；任何謀劃與政策，如果不曾諮 詢於眾人，則不用。若不如此，將必然落為「一人之私心」，而非「天下之
50 《文集》卷 65, 頁 3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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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論」，對於政治將有極大的傷害。這段話的核心精神，在於主張政治上凡 事當大公無私，依乎天理與公道。在君主政體下，此事首先必須從君王做起。
一般的君主，若不遵守古人本乎仁心與睿智為天下後世所立之法，遇事又不 與公眾商議，很容易寵信私人或意氣自雄。這都屬於個人的私心，不能成為 天下的公意，對於政治必有大害。
對朱熹來說，這番大道理，絕不只是學理，而是他長期觀察與涉入宋 代政治的體會，也是他對於皇帝最重要的諍言。我們在朱熹上皇帝的每一篇 封事及重要奏剳中，都可以看到他將此說列為最首要又最根本的教訓。這首 見於〈壬午應詔封事〉，再見於〈庚子應詔封事〉51
蓋臣竊觀今日天下之勢，如人之有重病，內自心腹，外達四肢，蓋無一 毛一髮不受病者。雖於起居飲食，未至有妨，然其危迫之證，深於醫者 固已望之而走矣。是必得如盧扁、華陀之輩，授以神丹妙劑，為之湔腸 滌胃，以去病根，然後可以幸於安全。如其不然，則病日益深而病者不 覺，其可寒心，殆非俗醫常藥之所能及也。故臣前日之奏，輒引「藥不 瞑眩，厥疾不瘳」之語，意蓋為此，而其言有未盡也。然天下之事，所 當言者不勝其眾，顧其序有未及者，臣不暇言，且獨以天下之大本與今 日之急務，深為陛下言之。蓋天下之大本者，陛下之心也。今日之急務，
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維、變化風俗、愛養民力、脩明軍政六 者是也。臣請昧死而悉陳之，惟陛下之留聽焉。
，最後總結於他在宋孝宗 任內最後所寫的〈戊申封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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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孝宗一朝的政治，有如人得了危迫的重病，從腹心到四肢毛髮，無 處不病。而問題的根本，則出在於孝宗的心術。至於如何建立新秩序，則有 六項當務之急，也都是國家的基本問題。戊申年為孝宗淳熙十五年（1188），
此時孝宗在位已二十六年（1162壬午年六月高宗內禪，孝宗即位），之後第 二年孝宗即過世。這篇封事可以說是朱熹對於孝宗任內政治及作為的總檢討。
其內容及思路與同年六月間所上奏的五篇奏劄類似，並與早先壬午（1162）、
庚子（1180）年的兩篇大封事，以及之後擬上光宗的「已酉擬上封事」（1189）,
51 《文集》卷 11, 頁 346-348；353-354；356, 361-362.
52 《文集》卷 11, 頁 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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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面奏孝宗的癸未(1163)，辛丑（1181）年間多封重要奏劄，頗為一致。所以
〈戊申封事〉與戊申奏劄可以視為朱熹政治思想及觀察總結性的代表作。53 壬午與癸未年孝宗初即位，朱熹於當時接連地上封事與奏劄，指出為政最關 鍵的三件大事：講正心誠意以行大公之道的帝王之學、定恢復中原的修攘之計、
以及任賢使能修朝廷之政。54這三個道理雖然都相當明白，然而牽於君王的私意 與私人（小思維與小圈子），佛老之學、功利之說，與各種現實利害的考量及人 事的糾纏，孝宗在這三方面就是都做不到。其一朝的政治也只能像歷朝歷代般在
「架漏過時，牽補度日」中度過。朱熹在進言不獲接納的情況下，始終拒絕出仕。
中間除了淳熙五年（1178）至九年，他勉強差知南康軍及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 外，一直處於鄉居隱遁、請領祠祿及不斷請辭各種任命的狀態。淳熙十四年七月 開始，在複雜的政治局勢與鬥爭下，他不斷受到朝廷任命，並於十五年奉召進京 言事。六月初面奏孝宗於延和殿，留下了五篇著名的奏劄，之後卻在朝廷鬥爭中 被迫出京。淳熙十五年十一月他又奉召，有感於年餘所受的特殊恩眷及朝中正邪 雜揉的複雜狀態，朱熹再上封事，是為〈戊申封事〉。55
在〈封事〉與〈奏劄〉中，朱熹都提出了皇帝之心為天下事務之大本，必須 正心誠意、惟精惟一的說法。面奏孝宗的〈奏劄〉言之尤其剴切：
看到國家經過了二十餘 年，政務不進反退。朱熹在沈痛之餘，依其剛正的個性，認真徹底地對孝宗朝的 政事做了全面的批評。〈戊申封事〉與同年的〈延和奏劄〉，都是讓我們去瞭解朱 熹論建立政治秩序的關鍵性晚年定論。以下將以〈戊申封事〉與〈延和奏劄〉為 主，配合朱熹其他作品，來解析他建立政治社會秩序的核心思想。
53 均見《文集》卷 11 至 14.
54 《文集》卷 11，346-353；卷 13, 409-415.
55淳熙十四年七月，朱熹受周必大、楊萬里薦，除江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請辭不獲。十五年正 月，有旨催促他入朝任事。他因王准仍為相，所以一再請辭。王准於五月罷相，周必大當政後，
他才決意入都言事。六月七日面奏孝宗於延和殿，留下了五份著名的延和奏劄。八日除兵部郎 官，他卻以足疾請求給假調理，因此受論敵兵部侍郎林栗彈劾（除兵部郎官及林栗事或為反道 學的參知政事留正之計，參見《朱熹年譜長編》902）。十二日被迫離京赴原任，林栗亦因此遭 葉適等彈劾，朱熹最終與林栗兩罷。然而朱熹離京後於九、十月間又奉召入見。求退反進，使 他更為不安。上意不定，遇事或兩可或兩罷，優柔妥協，恐亦使他灰心。整個事件背後還有周 必大（原右相）欲引道學團體為助以與王准（原左相）、留正和舊官僚集團的鬥爭。（參見《朱 熹年譜長編》，869-944；《宋史》卷 429，〈道學三‧朱熹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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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竊惟陛下以大有為之資，奮大有為之志，即位之初，慷慨發憤，恭儉 勤勞，務以內修政事、外攘夷狄、汛掃陵廟、恢復土疆為己任，如是者 二十有七年于茲矣。而因循茌苒，日失歲亡，了無尺寸之效可以仰酬聖 志，下慰人望。不審陛下亦嘗中夜以思，而求其所以然之說耶？56 孝宗並非無志或無能的皇帝，然而為何二十七年來的努力，卻了無尺寸之功呢？
這二十七年，也恰恰是朱熹從人生當中最成熟的時期，他對這個問題自然曾經反 覆加以觀察與思維：
臣誠愚賤，竊為陛下惑之。故嘗反覆而思之，無乃燕閒蠖濩之中，虛明 應物之地，所謂天理者有未純，所謂人欲者有未盡而然歟？天理有未純，
是以為善常不能充其量；人欲有未盡，是以除惡常不能去其根。為善而 不能充其量，除惡而不能去其根，是以雖以一念之頃，而公私邪正、是 非得失之幾，未嘗不朋分角立而交戰於其中。故所以體貌大臣者非不厚，
而便嬖側媚之私，顧得以深被腹心之寄；所以寤寐豪英者非不切，而柔 邪庸繆之輩，顧得以久竊廊廟之權。非不樂聞天下之公議正論，而亦有 時而不容；非不欲堲天下之讒說殄行，而亦未免於誤聽；非不欲報復陵 廟之讎恥，而或不免於畏怯苟安之計；非不欲愛養生靈之財力，而或未 免於歎息愁怨之聲。凡若此類，不一而足。
天下之一切政務及權力集中於天子，天子之心行稍有不公不正，則小人必能竊用 之以增加自己的利益。孝宗雖然甚為禮重大臣，但心腹之人卻為善於體察其心意 的柔佞小人，如此大臣自然無法真正主持政事。同樣的道理，孝宗雖然一心盼望 用到天下英豪，得來的卻盡是「柔邪庸繆之輩」。這些柔邪之輩，形成巨大的利 益集團，環繞在孝宗的身旁並盤據了朝廷，孝宗所耳聞自然都是苟且偷安，維持 局面，不痛不癢，不上不下的議論，所目見的也只能是一群難與有為卻又難於對 付、彼此攻訐的士大夫集團。如此如何能改變天下的局勢？朱熹一生的建言，不 斷以正君心與遠小人為第一要務，原因當在於此。（需加格物致知以窮理）
56戊申延和奏劄五：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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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人之中，為患最烈的首推寄以腹心之任的近習。朱子率領的理學家與近習
小人之中，為患最烈的首推寄以腹心之任的近習。朱子率領的理學家與近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