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格而言，在杭亭頓民主化理論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反對派，在現
加，使得協商的重要性增加，胡錦濤很難違反黨章及黨內法規恣意擴權，因 此中國未來出現獨裁的可能性降低，這也將是有助於民主化的因素。請見趙 建民、劉松福，〈改革開放以來中共中央最高領導及決策機制之變遷〉，
《遠景基金會季刊》，第 8 卷第 1 期，2007 年 1 月，頁 79。再者，楊開煌 也認為在可預見的未來，中共的政治領導仍將是一種集體領導的模式，而不 可能出現權威型的強人。請見楊開煌，〈中共「十六大」之接班與人事安 排─內在邏輯之探討〉，《遠景基金會季刊》，第 3 卷第 3 期，2002 年 7 月，頁 128。另外，不可忽略的是在臺灣民主化及越南政治改革過程中起著 關鍵性作用的留學歸國人士，在 1980 年代前後出國留學的海歸派已陸續返 回中國大陸，雖然現階段多數海歸派僅被安排在副部級的經濟相關職位，但 將來有可能再更上一層樓，成為未來中國民主化的先驅。請見岳北、王健 民、劉振廷，〈政治改革越南能中國為什麼不能〉，《亞洲週刊》，第 20 卷第 30 期，2006 年 7 月 30 日，<http://www.yzzk.com/cfm/Content_Archive.
cfm? Channel=ae&Path=2311436102/30AE1A.cfm>。此外，中共所提出的 企業家入黨，其目的雖在於維繫政權合法性，現階段企業家即使加入中國共 產黨，仍僅附屬於領導菁英，名義上的意義大過於實質上的意義。但長遠而 言，企業家入黨的政策似乎更證明了中共統治合法性的削弱，中共必須採取 更多新的措施才能維繫其政權，此舉預示了中國民主化未來的可能影響。
今中國大陸並不存在，固然政治協商會議之下，有所謂參政黨的存 在，近年來在依法治國理念下，也日漸強化自身職能，但實際上仍是 有名而無實。職是之故，我們短期內仍無法看出中國可能出現杭亭頓 主張民主化移轉方式的前提要件。換言之，中國大陸以移轉方式進行 民主化的可能性，自然也就微乎其微。因此，若我們將上述探討中國 大陸民主化之可能原因的內容，對照杭亭頓提出的變革、替換、移轉 等三種民主轉型模式，我們可以發現中國大陸未來較有可能發生的民 主化方式（過程），應屬變革與替換兩種，茲分述如下：
中國大陸民主化的變革模式
根據媒體報導，中國總理溫家寶曾公開表示要在數年內推動鄉鎮 直選，並且在第八次中歐領導人峰會召開前的記者會上明言：「中國 將推進其民主政治發展，堅定不移地重新構建（民主），包括舉行直 接選舉。」「如果中國人民能夠管好一個村子，我相信幾年內他們將 能管好一個鎮。這個制度將循序漸進。」73此外，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 也在第 22 屆世界法律大會開幕式上，作出要推進中國民主化的宣示。
他指出：「中國政府重視法治對於經濟發展的作用，強調中國要建立 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首先要建設民主法治的社會，發展社會主義民 主，豐富民主形式。」「中國將繼續推進民主選舉、民主監督、民主 決策、推動依法行政、充分發揮民主法治對於促進和保障社會和諧的 重要。」74然而，該份報導也指出：「雖然中國執政黨和中國政府的最 高級官員都表達了推進民主化進程的意願，但他們所遇到的阻力顯然
〈溫家寶：中國將推進民主發展包括直接選舉〉，《中國選舉與治理》，
2005年 9 月 6 日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 New-sID=1986>。
馮良，〈中共改革派不再隱晦：以清晰論述爭取民主〉，《亞洲時報》，
2005年 11 月 5 日，<http://www.atchinese.com/index.php? option=com_
content&task=view&id=9595&Itemid=28>。
不少。在中共五中全會的會議公報中，提及了『和諧社會』，也提及 了『民主法治』，但有關的配套措施卻付諸闕如。」75
不可否認，當江澤民在 2002 年的中共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
將中國的領導權正式交給胡錦濤、溫家寶等中共新一代領導人時，國 際社會對他們確實有不少的期望。除了希望他們繼續保持經濟開放與 對外接觸的國家策略外，也期待他們能夠將威權共產中國，朝著民主 的中國邁進。的確，中國第一代領導人毛澤東奪得中國大陸江山，第 二代領導人鄧小平以市場改革取得成就，第三代領導人江澤民的歷史 遺產較為模糊。而新一代的胡錦濤能否讓中國踏上民主之路，將受到 世人的關注。76
配合經濟發展的客觀因素，中共領導人在主觀意志上勢必需要做 出調整，也因此包括基層選舉、法制建設、黨內民主等措施紛紛出 籠，似乎符合民主化的前景。但必須注意的是，直至目前為止，以胡 錦濤為核心的第四代中共領導人仍秉持「政治最小化改革論」(Political
Minimalism)的原則，避免開放直接民主，或是儘量將影響限制在最小
範圍之內，77即使是所謂的黨內民主，仍屬於威權體系制度健全的一 環，實不符合西方民主政治之下政黨競爭的概念。因此，中國大陸若 欲順利且平和地走向「民主化」，仍有漫長的困難旅程需要一一去克 服與完成。78馮良，〈中共改革派不再隱晦：以清晰論述爭取民主〉。
馮良，〈胡溫拋磚引玉，學術界應認真討論〉，《亞洲時報》，2005 年 9 月 9 日，<http://www.atchinese.com/index.php? option=com_content&task=
view&id=6769&Itemid=47>。
徐斯儉，〈中國大陸九○年代之政治改革與制度變遷〉，《中國大陸研 究》，第 44 卷第 2 期，2001 年 2 月，頁 1-30。
雖然中國《人民日報》前副總編輯周瑞金接受香港《明報》專訪時表示，現 在中共黨內常見的腐敗問題，社會上的貧富不均等，都與政治改革停滯後相 關，中共體制是高度集中體制，必須適應市場經濟的轉變和現代民主潮流。
中國大陸民主化的替換模式
與變革相比，「替換」明顯是一種比較會有暴力傾向的民主化方 式。杭亭頓認為，因為政府裡的保守派力量過於強大，所以改革派根 本沒有辦法介入改革。只有當反對派力量逐漸壯大，而政府力量日益 衰落時，才能趁著政府崩潰或藉由發動革命等方式，實現民主化的目 標。因此，在替換的過程中，往往伴隨著不同行為者之間的鬥爭行 為。79簡而言之，替換也就是反對派基於對威權政府的不滿，而透過發 動革命的方式，推翻威權政府以取得政權。
根據前文討論過的中國走向民主化的可能原因，我們可以整理出 兩類可能與中共威權政府進行鬥爭、革命的行為者，包括合法統治權 威衰弱因素中沒有享受到經濟改革開放利益的低下階層人民，以及遭 到宗教信仰迫害的宗教人士。
中國自從採取經濟改革開放政策以來，確實使中國的經濟得以快 速成長，也讓許多中國人得以擺脫貧窮，成為有一定地位、資產的中 產階級。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發布的一份報告指出，中國的中產階級 人數比例已經上升到將近總人口的五分之一，而且正在以每年 1%的比 例增長；預計到 2020 年，中等收入階層將有望達到 40%左右。然而，
分析人士卻認為，目前中國的中產階級人數還不足以對推展政治改革 產生很大的作用，他的經濟意義大於政治意義。80除了中產階級人數尚
不過，他仍然指出：「中國目前沒有一個黨能和中共競爭。暫時不要觸動一 黨領導這個機制，而應該維護一黨的領導，來推進其自身的變化。」請見中 央社，〈皇甫平：中國發展弊端肇因於政治改革落後〉，《蕃薯藤》，2007 年 1 月 24 日，<http://news.yam.com/cna/china/200701/20070124870908.html>。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p. 142.
江河，〈分析中國中產階級人數上升意義〉，《美國之音中文網》，2004 年 3 月 30 日 ，<http://www.voanews.com/chinese/archive/2004-03/
a-2004-03-31-2-1.cfm? CFID=1788594&CFTOKEN=80859594>。
未達到足以促使共產威權進行改革的程度外，因為目前所享有之經濟 利益，他們也未必傾向於改變現狀。但另一方面，沒辦法在經濟改革 中獲得利益的低下階層人民，81反而會因為經濟上貧富差距的擴大，而 心生不滿。82當他們的憤怒與不滿累積到一定的程度，而政府也無法透 過其他方式予以改善時，就有可能發生階級鬥爭的基層革命，透過革 命、推翻政府的替換方式，進行初步改革，為走向一個更平等且自由 的民主體制邁進。
此外，遭到中共強力鎮壓的宗教人士，也是可能起身反抗政府的 一群「反對派」人士。根據「美國之音」的報導，自中國當局從 1999 年 7 月宣布法輪功為非法組織以來，全國各地的法輪功學員一直受到嚴 厲鎮壓。然而，法輪功的反抗活動卻從未停止過。在過去幾年以來，
法輪功的反抗活動不但變得更加多樣化，同時也走向國際，試圖吸引 更多國際組織、輿論、媒體的注意。83除了法輪功學員，其他所謂「異
有人將中國劃分成十大社會階層，包括：國家與社會管理者階層、經理人員 階層、私營企業主階層、專業技術人員階層、辦事人員階層、個體工商戶階 層、商業服務業員工階層、產業工人階層、農業勞動者階層和城鄉無業失業 半失業者階層。請見中國網，〈中國社會階層結構發生了深刻的變化〉，
《中國網》，2002 年 2 月 4 日，<http://big5.china.com.cn/chinese/PI-c/105158.
htm>。而最有可能對威權政府產生不滿的階層，應該就是產業工人階層、農
業勞動者階層，以及城鄉無業、失業、半失業者階層。
中國共產黨的一位高階人士也指出：「如果我們無法把收入差距控制在一定 的範圍內，那麼人民對黨的信仰就會有所動搖，甚至會使改革的努力消失殆 盡。」請見 Bruce Gilley, China’s Democratic Future: How It Will Happen and Where It Will Lead, p. 38. 徐斯儉也曾指出，這些無法在經濟發展中獲 利的弱勢群體，顯然是中國社會的不穩定因素，同時也對中國極權政體構成 了一個政治合法性的挑戰。請見徐斯儉，〈退化極權政體下的有限改革〉，
中國共產黨的一位高階人士也指出：「如果我們無法把收入差距控制在一定 的範圍內，那麼人民對黨的信仰就會有所動搖，甚至會使改革的努力消失殆 盡。」請見 Bruce Gilley, China’s Democratic Future: How It Will Happen and Where It Will Lead, p. 38. 徐斯儉也曾指出，這些無法在經濟發展中獲 利的弱勢群體，顯然是中國社會的不穩定因素，同時也對中國極權政體構成 了一個政治合法性的挑戰。請見徐斯儉，〈退化極權政體下的有限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