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民主化經驗與中國未來的民主化—以杭亭頓的理論架構分析之--李酉潭Update:2018/0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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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民主化經驗與中國未來的民主化

—以杭亭頓的理論架構分析之

李酉潭

（政治大學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

摘

要

杭亭頓(Samuel P. Huntington)在《第三波：二十世紀末的民主化 浪潮》(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一書中試圖解析一群特定的國家在一段特定時間內的轉型情況，其中包含這些國家走向民主的原因、方式、進行與影響，進而了解這些轉型對世界各國民主的持久、前途、走向所具有的意義。本文旨在藉由杭亭頓的理論，分析臺灣民主化的經驗，並探討中國未來民主化的可能。其中，相當重要的發現為：第四波民主化是否可能在中國發生，必然取決於政治領導，因為「經濟發展使得民主成為可能；政治領導使得民主成為真實」。關鍵詞：杭亭頓、民主化、政治領導、臺灣、中國

壹、前言

20世紀末期，人類政治史上最特殊的政治現象之一，就是所謂

「第三波」(The Third Wave)民主化的浪潮席捲全球。第三波民主化自從 1974 年在葡萄牙展開之後，至今已經超過 30 年。相較於 197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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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全球只有 39 個民主國家，在著名智庫「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公布之 2006-2007 年世界各國自由調查報告中，我們發現在全球 193個國家之中，「選舉式民主國家」(Electoral Democracy)共有 123 個，其中 90 個國家被評為自由的(Free)國家，而有 58 個國家則被評定為「部分自由」(Partly Free)。1 第三波民主化的浪潮在過去 30 年來，使得新興民主國家急遽增加，同時也使民主政體成為當前最主流的政治型態。然而 30 年之後，我們卻也發現第三波民主化逐漸呈現所謂退潮的現象。根據統計，新興民主國家的擴增似乎已經有緩慢下來的可能（請見表 1）。現在，大家的目光正集中在眾多的伊斯蘭教阿拉伯國家和廣大的中國大陸是否可能進行第四波的民主化運動。2 臺灣啟動自由化的時間點，約莫是從 1986 年民進黨成立或 1987 年蔣經國總統宣布戒嚴令解除開始；繼而經過 1991、1992 年國會全面改選，和 1996 年總統直選以後，成功完成了民主轉型，並於同年被「自由之家」列為既是「選舉的民主」國家，也是「自由的民主」國家之行列。的確，與其他同樣受到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影響的新興民主國家（如菲律賓、泰國、俄羅斯）相比，臺灣的民主成就確實值得我們驕傲。3

Freedom House, “Electoral Democracies (123) 2006,” Freedom House, March 28, 2007, <http://www.freedomhouse.org/template.cfm? page=269&year=2006>. Larry Diamond, “The End of the Third Wave and the Start of the Fourth,” in Marc F. Plattner & Joao Carlos Espada, eds., The Democratic Invention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13-33; Adrian Karatnycky, “Muslim Countries and the Democracy Gap,”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13, No. 1, January 2002, pp. 99-112. 臺灣民主成就的說明請見 Freedom House, Freedom in the World: The Annual Survey of Political Rights and Civil Liberties, 1996-1997 (New York: Freedom House, 1997), pp. 475-479，其中記錄臺灣首次被列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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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選舉）民主國家數量上的變化(1974, 1990-2006) 年份民主國家的數量世界上國家的總數民主國家占的百分比 1974 39 142 27.5% n/a 1990 76 165 46.1% n/a 1991 91 183 49.7% 19.7% 1992 99 186 53.2% 8.1% 1993 108 190 56.8% 8.3% 1994 114 191 59.7% 5.3% 1995 117 191 61.3% 2.6% 1996 118 191 61.8% 0.9% 1997 117 191 61.3% -0.9% 1998 117 191 61.3% 0.0% 1999 120 192 62.5% 2.5% 2000 120 192 62.5% 0.0% 2001 121 192 63.0% 0.8% 2002 121 192 63.0% 0.0% 2003 117 192 61.0% -3.3% 2004 119 192 62.0% 1.7% 2005 123 192 64.0% 2.0% 2006 123 193 63.7% -0.3% 民主國家的增加比率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自 1990-2006 年「自由之家」的歷年報告資料。請見

Free-dom House, “FreeFree-dom in the World: The Annual Survey of Political Rights and Civil Liberties, 1990-2006,” Freedom House, March 28, 2007, <http://www.freedomhouse.org/uploads/press_release/fiw07_ charts.pdf>。

由民主的國家；請見 Freedom House, Freedom in the World 2006: The Annual Survey of Political Rights and Civil Liberties (New York: Freedom House, 2006), pp. 697-701，記錄臺灣自由程度首度被評為世界最高等級的自由國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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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亭頓(Samuel P. Huntington)的《第三波：二十世紀末的民主化 浪潮》(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一書在 1991 年出版之後，即引起廣大反應。杭亭頓在此書中試圖說明並分析一群特定的國家在一段特定時間內的轉型情況，其中包含這些國家走向民主的原因、方式、進行與影響，進而了解這些轉型對世界各國民主的持久、前途、走向所具有的意義。雖然各界普遍同意杭亭頓所提出之民主轉型理論，並認為該理論可用以說明大多數國家的民主化歷程。然而，究竟此理論是否能夠解釋臺灣的民主轉型，進而分析中國大陸民主化的可能，國內學界卻鮮少有相關討論。雖然臺灣也是《第三波：二十世紀末的民主化浪潮》一書探討的國家之一，但是杭亭頓並未針對臺灣個案進行深入的分析與討論，因而值得進一步加以分析。本文結構安排如下：第一部分為前言，說明本文主要探討的問題與目的；第二部分則簡略說明杭亭頓所提出之民主化模式理論，說明引發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原因與過程；第三部分則以該理論來檢驗臺灣的民主化經驗，討論該理論的適用性；第四部分則試圖以該理論來檢驗中國大陸未來進行民主化的可能性；第五部分則為結論。

貳、杭亭頓的民主化模式理論

儘管造成一個國家民主化的因素錯綜複雜，但並非每一項因素都可以用來解釋特定國家的民主化發展。相對地，不同國家的民主化進程，或許是幾個因素相互激盪之下的成果。借用杭亭頓的話來說，就是民主化的原因各不相同，而走向民主化的方式也沒有一體適用的模式。4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Norman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91), pp. 3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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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三波民主化的六大因素

儘管如此，若從原因層面來看，杭亭頓在探究發生第三波民主化的原因時，仍覺得有必要簡單歸納造成第一波與第二波民主化浪潮的起因。他認為，發生第一波民主化浪潮的主要因素，似乎是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英國殖民地國家的經濟環境和社會環境、西方協約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勝利，以及主要大陸帝國的相繼解體。5_而造成第二波民主化浪潮的原因，則以政治和軍事的因素為主，亦即西方盟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勝利，以及這些民主國家在戰後所進行的去殖民化作為。6_{杭亭頓並以第一波與第二波民主化起因之歸納結論，作為} 他深入探討第三波民主化的基礎。他最後指出，在造成 1970 年代與 1980年代產生第三波民主化的諸多因素中，似乎以經濟發展與經濟危機、合法統治權威的衰落與政績的困局、宗教立場的改變、強權國家政策上的轉變、滾雪球效應的影響，以及領導人的決策等六項因素最為重要，茲簡述如下：7 經濟發展與經濟危機經濟發展使得人民教育水準、收入提升，進而使社會中的中產階級人數增加。追求自由社會的中產階級也成為民主政權的基礎。根據杭亭頓的看法，當經濟發展到相當的程度，若配合短期經濟危機或經濟破產，則威權體制將可轉型為民主政府。合法統治權威的衰落和政績的困局威權政體統治權威的正當性往往因為政績困局而逐漸遭到人民質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p. 40.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pp. 4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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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且這些政權的合法性又因為後來的軍事挫敗、經濟破產與兩次石油危機而逐漸消失。宗教立場的改變基於西方基督教強調個人的尊嚴與政教分離的主張，以及許多新教與天主教教會領袖，在反對政府壓迫運動中，往往扮演主要角色的現象，杭亭頓合理假設基督教的擴張，會促進民主的發展。外來勢力的新政策外國政府或機構的行動也許會影響，甚至是決定性地影響到一個國家的民主化。換言之，外國的勢力既可以幫助推翻專制政權，也可以阻止一個國家走向民主化。滾雪球效應國家成功地進行民主化，將可能會鼓勵其他國家群起效尤。尤其是那些內部政治發生問題的國家，更可能會希望藉由民主化來解決當下的政治困境。領導人的決策杭亭頓認為民主制度的出現，並不是經濟發展或其他外在因素的必要結果，而是國家領袖制定相關決策所致。不管政治領袖決定走向民主化的動機為何，他們仍然是民主化最重要的驅動力。

二、第三波民主化的三種類型

除了這六項主要的因素之外，杭亭頓接著探討不同民主化過程的類型。他認為第三波民主化的過程大致可分為三種類型：變革(Transf

ormation)、替換(Replacement)，以及移轉(Transplacement 或

Rup-tforma)，8_{在此，我們也簡略加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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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革執政菁英帶頭實現民主時，就會出現變革。而變革又可分為下列五個階段：9 改革派的出現在威權體制出現一群相信走向民主化的方向是可取且必然的領袖或潛在領袖，進而成為誘發政治變遷的第一股力量。權力的獲得改革派必須透過威權領袖死亡、定期更換領袖，或者是驅逐威權領袖等方式，在既有政權中取得主導地位，如此才能展開民主化的工程。自由化的失敗民主化的過程不必然都是一帆風順的，可能也會遭遇到不同團體提出壓制民主化的要求，甚至遭到反民主勢力的反撲。壓制保守派獲得權力使得改革派能夠開始民主化，但卻不能消除保守派向改革派挑戰的能力。因此，改革派領袖的第一要務常常是肅清政府、軍隊，必要的話也包括黨務官僚機構，再以改革的支持者來取代高級官員中的保守派。與反對派合作在民主化的過程中，改革派也需要與其他反對派領袖、社會團體進行磋商，使變革過程更加順利。替換當反對派團體帶頭實現民主，而且威權政權垮臺或被推翻時，即出現替換。同樣地，替換也可分為以下三個階段：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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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推翻政權而鬥爭由於政權內部的改革派太弱小，或根本不存在，因此，反對派必須結合其他反抗既有威權政權的團體組織，形成足以與政府內部之保守派進行抗衡的一股勢力，以實踐推翻保守派政府的理想。政權的垮臺當反對派的勢力日漸強大，便可進行推翻威權政府的行動。這些行動可能是透過軍事政變，或者是透過領導人定期接班或罷黜行動來實踐。垮臺後的鬥爭在威權政府垮臺後，改革派必須要盡快做好準備，填補當時出現的權力真空，並積極尋求其他國家的支持，以建立自己的合法性。然而，因為改革派內部可能出現角逐合法性的抗爭，自然也需要透過協商來化解。移轉若因為政府與反對派團體採取聯合行動，而造成民主化的實現時，即出現移轉。在移轉過程中，雖然政府願意就政權的更迭進行磋商，但是往往是被動地與反對派中支持民主的溫和派產生互動。在此互動過程中，政府和反對派中的主導團體都承認，沒有任何一方能夠片面決定國家未來的體制走向，而是需要透過協商的方式來達成移轉式的民主化。11 雖然杭亭頓於《第三波：二十世紀末的民主化浪潮》一書中，也多次提及臺灣的例子，但是他並沒有針對臺灣的個案進行深入的探討。12_{當然，這是因為臺灣在 1991 年以後才真正邁入「民主化」的關} Twentieth Century, pp. 142-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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鍵階段。因此，現在我們以杭亭頓的論點來回顧檢驗臺灣的例子，也顯得更有價值。此外，儘管他曾在討論第三波民主化的原因，以及第三波民主化的過程中，數次提及中國大陸的情況，但是同樣也是淺淺帶過，而沒有進一步以其論點推測中國大陸未來進行民主化的可能。本文的主要研究目的，就是引用杭亭頓提出的民主化原因與過程論述，以臺灣與中國大陸為個案研究，來進行檢驗。

參、臺灣的民主化經驗

此節將分為兩個部分，以臺灣的民主化經驗來檢驗杭亭頓提出的民主化原因與過程論述。

一、臺灣啟動民主化的原因

經濟發展臺灣威權政府在統治過程中，並未因為重大的經濟破產而失去政權，反而因為採用適當的經濟政策，贏得了「經濟奇蹟」的稱號。13_此外，在這段期間裡，臺灣經濟發展的真正奇蹟，乃是相對較為平等的收入分配，使得後來的政治變遷得以更加平和。14_{經濟的成長，更帶動} 社會階級的變化。臺灣出現越來越多的商人、專業人士、教師、公務員等中產階級。杭亭頓認為，這些中產階級正是臺灣政治變遷的主要說明，臺灣到 1990 年為止尚未民主化，雖然有了顯著的自由化。換言之，臺灣屬於第三波後期發展的民主化國家，因此在 1991 年以前沒有太多資料 提供杭亭頓來做分析。請見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p.113。

若林正丈著，洪金珠、許佩賢譯，《台灣：分裂國家與民主化》（臺北：月旦出版社，1994 年），頁 148-153。

Joseph Wong, “Deepening Democracy in Taiwan,” Pacific Affairs, Vol. 76, No. 2, Summer 2003, pp. 235-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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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者，因為這些中產階級相信自己有能力透過選舉來提高他們的利益。15_{也因為如此，臺灣的中產階級在 1980 年代開始要求政府逐步擴} 大他們政治參與的空間，進而推動了臺灣的民主化。16 合法統治權威的衰落如上所述，臺灣經濟的快速發展，造就中產階級與知識份子人數的大量增加。在國民黨政府專制統治之下，這些社會菁英不禁對自己所處的威權環境感到不滿，轉而要求政府進一步加速開放腳步。面對社會提高政治參與的要求聲浪，雖然國民黨政府透過舉辦地方選舉與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的方式，試圖化解部分改革壓力，但是卻未澆熄這些社會菁英追求民主的熱情。尤其是 1970 年代以來一連串外交挫折對國民黨統治正當性的打擊，使得國民黨威權政府的合法性開始產生動搖。臺灣威權體制真正的消失，可以由兩項民主化的指標來判定：「國會全面改選」與「總統直接民選」。17 ₁₉₉₁_{年 5 月正式結束} 動員戡亂時期，廢除臨時條款以後，才有 1991 年第二屆國大代表的全面選舉。至於 1992 年 12 月立法委員全面改選的重要意義，乃是國民

有關中產階級影響層面的討論，請見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p. 323。

然而，亦有學者指出，臺灣的中產階級並非是促成臺灣民主化的主要因素，因為這些中產階級在民主化之前就已經享有一定的社經地位，因而，他們可能希望維持穩定與可預測性，更甚於偏好走向民主化。請見 Peter R. Moody, Jr., “East Asia: Democratization from the Top,” in Howard J. Wiarda, ed., Comparative Democracy and Democratization (Orlando: Harcourt College Publishers, 2002), p. 93。

杭亭頓在《第三波：二十世紀末的民主化浪潮》一書中指出：如果用普選的方式選出最高決策者是民主政治的精髓，那麼民主化過程的關鍵就是，用自由、公開、和公平的選舉中產生的政府來取代那些不是以這種方法產生的政 府。請見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p.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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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第一次允許政權公開的民主競爭，亦即反對黨第一次有機會變成執政黨。因此，大多數觀察家視此次選舉為進一步民主化的最大貢獻。18 尤其是 1996 年 3 月臺灣首次舉行總統直接民選，李登輝先生得到全國 54%的選票而獲勝。總統直接民選的舉行與李登輝的勝利，表示舊有兩蔣國民黨威權政府正式結束，而臺灣也首次被「自由之家」列入自由民主國家的行列。宗教與傳統儒家思想的影響儘管杭亭頓認為儒家或受儒家影響的社會，一直都不適合民主的生長。19_{他指出，1990 年之前，東亞地區只有兩個民主國家—菲律賓} 與日本，前者完全是一個天主教國家，而後者的儒家價值觀已經被重新詮釋。20_{此外，基督教長老教會等非政治性的國際社團組織，不僅對}

John F. Copper, Taiwan’s 1991 and 1992 Non-Supplemental Elections: Reaching a Higher State of Democracy (Lanham, M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94), p. 45.

除了杭亭頓的觀點以外，奧格頓(Suzanne Ogden)也引用新儒家思想觀點指出：「儒家思想強調內化在個人中的社會政治關係優先性，可能無法與西方世界人權論述的精神相符。」此外，「儒家思想基本上強調不是『權利』， 而是『儀式』」。請見 Suzanne Ogden, Inklings of Democracy in China (Cambridge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42-43。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p. 301.在討論到臺灣的例子時，以時間的演進順序上 來說，杭亭頓撰寫於 1984 年 “Will More Countries Become Democratic?” 一文，在討論到文化系絡的部分時特別指出：與回教文化不利於民主制度的情況類似，儒家文化和佛教導向威權的統治，甚至在那些民主的經濟先決條件已經形成的國家，如：韓國、臺灣和新加坡的例子也是一樣。請見 Samuel P. Huntington, “Will More Countries Become Democratic?”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99, No. 2, Summer 1984, p. 208.而在 1980 年 代早期臺灣經濟雖蓬勃發展，但當時卻還沒看到民主化的曙光。到了 1991 年《第三波：二十世紀末的民主化浪潮》一書出版時，杭亭頓即明確地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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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的政治異議份子提供精神與物質雙重的支援，同時也表達了對人權等議題的關切，某種程度應有助於臺灣的民主開放。21 強權國家政策上的轉變如杭亭頓所言，美國確實對亞洲的民主化有一定的影響。1986 年 9月，民主進步黨在戒嚴的情況下成立。美國參、眾議員曾要求蔣經國儘速「解除戒嚴令、允許創立政黨，並且全面改選國會」，同時還要求國民黨政府不可打壓民進黨的創立。此外，美國眾議院國際委員會亞太小組與人權小組也聯手通過「臺灣民主決議案」，要求蔣經國政權「允許新政黨的創立、保障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實施健全的議會民主制度。」此外，美國在 1980 年代晚期也開始運用經濟制裁和軍售等手段，要求國民黨進行經濟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的改革。由於有美國的施壓，民進黨可以順利地創黨成功，從此臺灣的民主化也正式展開。22 滾雪球效應的影響 1986年菲律賓總統馬可仕(Ferdinand E. Marcos)垮臺與南韓樞機主教金壽煥(Kim Sou-hwan)追求民主的例子，造成亞洲威權領袖與反出：在臺灣，迅速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進一步削弱了傳統儒家的影響力，臺籍企業家的興起在臺灣產生了中國政治文化上的一種根本的變革。如此驚人的經濟發展，完全壓倒了相對脆弱的儒家遺緒。在 1980 年代後期，蔣經國和李登輝對經濟和社會變遷所造成的壓力有所因應，並在社會中朝著政治 開放的腳步邁進。請見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p. 303。

胡佛、朱雲漢、文正仁，〈台灣與南韓民主化過程的國際面相分析〉，《國策期刊》，第 121 期，1995 年 9 月 19 日，《國策研究院》，<http://www. inpr.org.tw:9998/inprc/pub/jounals/120-9/m121_3.htm>。林佳龍，〈解釋台灣的民主化〉，林佳龍、邱澤奇主編，《兩岸黨國體制與民主發展：與哈佛大學東西方學者的對話》（臺北：月旦出版社，1999 年），頁 12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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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派民主人士的焦慮和鼓舞。23_{臺灣人民在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顯然} 受到這些鄰國內部民主化運動的激勵，進而要求國民黨政府解除各項限制與禁令。鄰近國家的成功經驗，對臺灣的民主化似乎有一定程度示範性的作用。領導人的決策臺灣國民黨政府被認為是一種「準列寧主義黨國體制」(Quasi-Len-inist Regime)，與中國共產黨「列寧主義黨國體制」的「全面控制」性質不同。24_{因為國民黨並不主張無產階級專政原則，以及由黨長期壟} 斷政治權力，其意識形態堅持訓政時期之後即過渡到民主階段，並以實現民主為目標，統治作用有一定的範圍與限制。因此，當時臺灣最高權力領導者為了因應外在危機（退出聯合國、與美國斷交）和強化人民對臺灣信心的政治目的，一方面進行大規模的公共建設與重化工業的投資，一方面也吸收更多本省籍的臺灣人入黨與參與政治。25_國民黨政府也因為經濟發展已經達到要求擴大政治參與的臨界點，而開始思考如何進行自由民主化。但一直要到 1987 年蔣經國總統宣布戒嚴令解除後，臺灣才真正開始啟動自由化；爾後經過李登輝總統實行的民主改造，奠定了一黨統治下的「外來政權」朝向現代自由民主的「主權在民」國家之根本改變。兩位領導人選擇邁向一個自由、民主臺灣的決策，自然對臺灣目前的民主成就有莫大的貢獻。總而言之，綜合杭亭頓所提出的六項民主化因素，以及臺灣民主李酉潭、張孝評，〈民主化與台海和平之分析〉，《問題與研究》，第 43 卷第 4 期，2004 年 7-8 月，頁 22。

Tung-Jen Cheng, “Democratizing the Quasi-Leninist Regime in Taiwan,” World Politics, Vol. 41, No. 4, July 1989, pp. 471-499. 若林正丈也以「準列寧主義的黨國體制」(quasi-Leninist party-state system)來探討臺灣的民主化歷程。若林正丈著，《台灣：分裂國家與民主化》，頁 32-35， 471-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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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實際經驗，本文認為經濟發展、領導人的決策是臺灣民主化案例中兩個相當重要的成因。26_{經濟發展建構了臺灣民主化的客觀環境，導} 致國民黨合法統治權威的衰落與儒家思想的變遷兩個民主化的助因出現；而強權國家政策轉變與滾雪球效應則影響政治領導人的決策思維，在主觀意識上開始包容，甚至啟動臺灣民主化的進程。主、客觀條件的成熟，塑造了臺灣的民主奇蹟，正巧符合杭亭頓在《第三波：二十世紀末的民主化浪潮》一書結語所指出的「經濟發展使得民主成為可能；政治領導使得民主成為真實。」27

二、臺灣民主轉型的過程

臺灣經濟發展及領導人決策轉變所造成的民主轉型，並未造成原來威權體制的遽然崩潰，快速的民主發展亦未導致大幅度的經濟成長衰退、社會的動亂和嚴重的政治傾軋。臺灣政權內部發生的是一場由威權體制走向自由民主國家轉型的「寧靜革命」。28 然細究臺灣民主化的過程，究竟具有何種特質？簡言之，相較於不容否認，臺灣民主化的確受到外來勢力很大的影響，無論是美國或中國，到現在仍然深深影響臺灣民主化的進程。以當年的情況來說，如果沒有中國之威脅，美國在 1980 年代對臺灣的壓力，以及社會力量崛起對國家之挑戰等因素，決策者是否會妥協將是一個大問號。對比 1979 年國民黨決定鎮壓美麗島事件，但 1986 年卻對民進黨組黨不鎮壓，或許道爾(Robert A. Dahl)在 Polyarchy 一書中提出的假設：如果統治菁英評估鎮壓反對派的 代價高於寬容的代價越多，則會選擇不鎮壓。這樣的觀點，可以充分來說明領導者的決策雖重要，但仍然深深受到國內外壓力的影響。請見 Robert A. Dahl, Polyarchy (NewHe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1), pp. 1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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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同樣處於民主轉型的新興民主國家，臺灣民主化過程的特色包括：第一，臺灣民主轉型的過程，並非再一次的民主化蛻變；第二，臺灣民主轉型始於一黨專制，並非由軍事政權過渡到民主體制；第三，臺灣民主轉型沒有遭到重大政經危機衝擊，並未伴隨社經改革的要求；第四，臺灣民主轉型乃潛在著族群分裂與衝突，並促使臺灣政治本土化；第五，臺灣民主轉型不僅對合法性提出異議，並對國家正當性有所質疑。29_{另外，由執政黨改革派帶頭與反對黨溫和派進行協調} 磋商，並引領國家邁向民主化的變革模式；30_{政府與反對派皆展現成熟} 的民主表徵，致使社會並未發生重大的暴力，這般的理性妥協、低度暴力亦是臺灣民主轉型的卓越表徵。從杭亭頓提出的三種民主轉型方式（變革、替換、移轉）來看，替換應該是屬於最激烈的民主轉型方式。很幸運地，根據前述討論，我們可以發現臺灣的民主轉型過程，並未出現政府崩潰或人民革命推翻政府的暴力鬥爭，而是兼具變革與移轉這兩種較為溫和的轉型方式。儘管杭亭頓將臺灣歸類於變革的民主轉型方式，31_{但他也同意變革} 與移轉之間的界限是模糊不清的。另一方面，林佳龍指出，臺灣的民主化應該是始於 1990 年代李登輝執政時期，而蔣經國當時的改革，應該只屬於政治自由化的範疇。32_{的確，若我們從民主化與自由化的定義}

有關這些特色的進一步說明與介紹，請見 Yun-han Chu, “Taiwan’s Unique Challenges,”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7, No. 3, July 1996, pp. 69-71. 李酉潭，〈從民主化相關概念探討台灣民主轉型的歷程－兼論孫中山建國三程序的意義與作用〉，《政治學報》，第 29 期，1997 年 6 月，頁 141-192。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pp. 124-142. 此外，林佳龍亦指出：臺灣的民主轉型路徑，乃是由執政菁英所發動和主導的漸進式改革。請見林佳龍，〈解釋台灣的民主化〉，頁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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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看，林佳龍的說法確實是有其道理的。33_{只是在《第三波：二十世紀} 末的民主化浪潮》成書時，臺灣尚未真正走向民主化罷了。34_因此，以下我們將進一步延伸杭亭頓的觀察，以變革轉型說明臺灣從 1980 年代後期，乃至 1996 年臺灣被視為自由民主國家的自由化、民主化過程。變革模式的必要因素，也就是執政菁英帶頭實現民主，而這些菁英也相信民主是一條可行的道路。然而，杭亭頓也提醒我們，這些菁英在決定走向民主化的同時，未必將民主化視為最後的目的，反而有可能將民主當成手段，以完成諸如穩定領導地位等其他的目標。35_同樣地，林佳龍曾引用道爾的「互相安全」(Mutual Security)模型，來解釋當時臺灣領導人在 1980 年代晚期的自由化作為。36_{他認為，美麗島} 事件結束後，「黨外人士」開始進行串連，以組織反對黨為主要目標，加上國民黨政權當時出現的醜聞與危機，使蔣經國感到沈重的壓力。而 1986 年民主進步黨的成立，更成為驅動蔣經國決定走向政治民主化的最主要因素。37 梅威林(Scott Mainwaring)曾簡潔清楚地指出：「政治自由化指涉的是在威權政體內壓制的舒緩與公民自由的擴張；而民主化指涉的是轉向民主政治的運動，亦即轉向不同的政治體制。」請見 Scott Mainwaring, “Transitions to Democracy and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Theoretical and Comparative Issues,” in Scott Mainwaring, Guillermo O’Donnell & J. Samuel Valenzuela, eds., Issues in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Indiana: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92), p. 298。

杭亭頓在《第三波：二十世紀末的民主化浪潮》一書表 3-1 附註的說明中明確地表示：臺灣有了顯著的自由化，但到 1990 年為止卻尚未民主化。請見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p. 113。

林佳龍，〈解釋台灣的民主化〉，頁 115-127。

(17)

蔣經國在比較過鎮壓或容忍反對運動之成本後，了解到國民黨政府若執意以強硬手段加以鎮壓，將會導致不可承受之後果。因此，他轉而以各項改革提案作為誘因，希望能夠緩和當時高漲的改革聲浪。他的改革包括宣布政府將解除戒嚴、放鬆黨禁與報禁、開放大陸探親，以及調整經濟社會政策等，因而讓他成為政治改革的主要推動者。38_{的確，蔣經國當時認為，國民黨政權若要能繼續存在，就必須更} 根植於臺灣本土。也因為這樣的想法，他後來才逐步容忍反對黨的聲音，使整個社會呈現更多元、公開的氣氛。39 然而，當蔣經國在 1988 年去世時，臺灣的民主化尚處於非常不確定的狀態，繼任總統的李登輝當時也面臨到內、外危機，不但必須強化其政權的合法性與正當性，避免保守勢力的反撲，同時必須與逐漸強大的在野黨取得溫和改革的共識。因此，李登輝在 1990 年 6 月時召開國是會議，透過集體協商的方式，取得臺灣各界人民的支持，並且展開國會全面改選的政治民主化階段。儘管如此，李登輝的改革步調也面臨到國民黨內部成員的質疑與挑戰，並非是完全順利的。1993 年，趙少康與王建等七名國民黨中生代立法委員，因為不滿李登輝的改革路線，在黨內鬥爭失敗後退出國民黨，另外組成了新黨。幸運地是，國民黨的分裂，並未進一步演變成為全面性的「自由化挫敗」，而導致改革倒退的現象。相反地，正因為黨內反對勢力反撲的失敗，反而更鞏固了李登輝的統治地位。新黨的出走，雖然對李登輝政權造成一定程度的影響，但仍不足以改變他走向民主改革的決心。在此同時，李登輝為了強化改革動力，也引入臺灣人民的支持力量，並爭取民進黨支持政府改組和相關 Twentieth Century, pp. 106-108. 林佳龍，〈解釋台灣的民主化〉，頁 126-127。

Peter R. Moody, Jr., “East Asia: Democratization from the Top,” p. 94; Howard J. Wiarda, Introduction to Comparative Politics: Concepts and Processes (Belmont, CA: Wadsworth/Thomson Learning, 1994), p.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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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政策的推動。這也正是舒渥斯基(Adam Przeworski)所提到之：「在民主轉型的過程中，第一個關鍵的門檻，正是統治集團內部的某些人開始採取行動，尋求外力的支持。」40_{此外，李登輝也開始調整他} 的外交政策和大陸政策，並且逐漸朝著落實國是會議的結論，也就是總統直選的方向前進。1996 年臺灣舉辦第一次總統直選，李登輝以高票當選，不但證明其走向民主改革的道路是正確的，並開始使臺灣朝向民主鞏固的目標邁進。在臺灣的民主化變革過程中，雖然無法完全避免一些因抗爭而引發的零星衝突事件，但是整體而言，顯得相當平順，幾乎完全符合杭亭頓強調的第三波民主化特徵之一：低度暴力。41_{雖然民主化的原因隨} 著時空的不同而迥異，理論的多樣性和經驗的不同顯示以下的命題可能成立：沒有一個單一的因素足以解釋在所有國家，或是在一個國家中的民主發展。沒有一個單一的因素對所有國家的民主發展是不可或缺的。每一個國家的民主化都是各種原因配合的結果。42_依據前述分析，我們發現到，民主化的開展必須在各種條件的配合下才能順利進行。在各項因素的配合下，臺灣走向民主化的目標，或許是很自然的現象，但是不可否認，領導人的角色乃是臺灣完成民主轉型過程最重要的因素。民主國家並非具備前述經濟發展、合法統治權威衰弱、宗教與文化變遷、外來勢力影響、滾雪球效應等肇因(Causes)所得以建立，而是需要肇端(Causers)因素，也就是政治領導者才能創建。 Adam Przeworski, “Some Problems in the Study of the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in Guillermo O’Donnell, Philippe C. Schemitte, & Laurence Whitehead, eds., 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 Rule: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47-63.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pp. 192-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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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研究民主化的時候，除了考慮到各項客觀的肇因之外，我們確實必須更加注意「肇端」這項主觀因素的重要性。43

肆、中國大陸未來進行民主化的可能

「自由之家」2007 年 1 月 17 日公布 2006-2007 年世界各國自由評比，臺灣、日本和南韓並列為亞洲地區三個自由程度最高的自由民主國家，自由程度皆相同為次高等級（平均皆為 1.5）；而中國仍然被列為不自由的國家，自由程度為次低等級（平均 6.5）。44_{臺灣與中國} 的自由程度變化比較，詳見表 2。中國大陸近幾年的崛起，包括軍事上與經濟上的發展，雖已經成為世人關注的焦點。然而，在中國崛起的同時，也有所謂「中國威脅論」的出現，引起各界普遍的重視。根據學界的研究，民主國家之間發生衝突、戰爭的機會很低。即使有歧見存在，往往也會透過協商、談判方式解決。45_{因此，中國大陸若能從目前的共產威權體制，接受西} 方民主精神的洗禮，進而轉型成為民主國家，將被視為現代政治歷史上的重要大事，其意義將不下於 1917 的俄羅斯革命與 1989 年的柏林圍牆倒塌。46_{在這個部分中，作者仍將援引杭亭頓提出之民主化原因與}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pp. 106-108. 民主化各項客觀因素大部分具備，但尚未民主化的國家—新加坡，顯然缺乏的就是民主化的主觀因素—政治領導。 “Freedom in Asia: A Year of Setbacks,” Freedom House, January 29, 2007, <http://www.freedomhouse.org/template.cfm? page=72&release=460>; “Freedom in the World, 2007,” Freedom House, March 28, 2007, <http://www. freedomhouse.org/uploads/press_release/fiw07_charts.pdf>; Arch Puddington, “Freedom in the World 2007: Freeodom Stagnation Amid Pushback Against Democracy,” Freedom House, March 28, 2007, <http://www.freedomhouse. org/uploads/press_release/fiw07_overview_fina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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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的論點，對照臺灣民主化經驗，來分析中國大陸未來民主化之可能。茲說明如下：表 2 臺灣與中國自由程度變化比較表臺灣中國年代政治權利公民自由政治權利公民自由 1972-76 6 5 不自由 7 7 不自由 1976-77 5 5 部分自由 7 7 不自由 1977-79 5 4 部分自由 6 6 不自由 1979-80 5 5 部分自由 6 5 不自由 1980-81 5 6 部分自由 6 6 不自由 1981-87 5 5 部分自由 6 6 不自由 1987-88 5 4 部分自由 6 6 不自由 1988-89 5 3 部分自由 6 6 不自由 1989-90 4 3 部分自由 7 7 不自由 1990-91 3 3 部分自由 7 7 不自由 1991-92 5 5 部分自由 7 7 不自由 1992-93 3 3 部分自由 7 7 不自由 1993-94 4 4 部分自由 7 7 不自由 1994-96 3 3 部分自由 7 7 不自由 1996-98 2 2 自由 7 7 不自由 1998-00 2 2 自由 7 6 不自由 2000-02 1 2 自由 7 6 不自由 2002-04 2 2 自由 7 6 不自由 2004-05 2 1 自由 7 6 不自由 2005-06 1 1 自由 7 6 不自由 2006-07 2 1 自由 7 6 不自由 資料來源：歷年變化的記錄由作者自行整理自「自由之家」網站，請見 Free-dom House，March 28, 2007, <http://www.freeFree-domhouse.org>。 註：1-7 等級，1 代表最自由，7 代表最不自由。

Bruce Gilley, China’s Democratic Future: How It Will Happen and Where It Will Lea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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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國大陸民主化的可能原因

經濟發展依循 1980 年代中國大陸新威權主義的邏輯，47_{認為經濟發展必然} 需要穩定的政治領導，這也是中國大陸民主條件未成熟之前的必然，此一說法勉強維繫了中共政權合法性，以及經濟持續發展。另一方面學者指出，若中國大陸的經濟能夠持續發展，國民所得達到每人 2,500 美元時，就會逐步走向政治自由化，48_{若中國大陸的經濟能夠穩定發} 展，中產階級的出現將推展中國大陸民主化的進程。面對此一悖論，臺灣民主化經驗得以說明，經濟發展的成果並非維繫政權的萬靈丹，中國大陸藉由改革開放所維持的經濟合法性，雖然可能引導中國大陸民主化朝溫和的模式發展，但並不能永久維持政權穩定，尤其是中產階級在改革開放之後的中國大陸逐漸崛起，增加擴大政治參與的壓力，加快民主化的到來，資本家入黨便是中共領導階層面對此一現象的反應。誠如杭亭頓所指出的：「經濟發展使得民主成為可能」。而在經濟發展初期，民主化固然有不利經濟發展之處，如意見多元化所導致成本的增加；然當經濟發展到達相當的程度，若配合短期經濟危新威權主義主張強化國家力量以保障市場機制的運作，甚至利用國家力量直接參與市場運作追求經濟「效率」，帶動「一小部分人先富起來」。請見蔡文軒，〈中國該往何處去？知識社群的思考〉，《政治科學論叢》，第 29 期，2006 年 9 月，頁 123-158。

Larry Diamond, Developing Democracy: Toward Consolidation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264. 也有學者指出，當某個國家的每人國民所得達到 3,200 美元時，即進入所謂的「轉型帶」，而民主化的壓力也會因為經濟與社會的發展而出現。請見 Bruce Gil-ley, China’s Democratic Future: How It Will Happen and Where It Will

Lead, p. 64. 根據中國統計局統計，2006 年中國大陸城鎮地區國民平均所得

為 11,759 元人民幣（約 1,500 美元），農村居民收入為 3,587 元人民幣（約 460美元），北京平均所得已高達 6,000 美元，廣州更超過 10,000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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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或經濟破產，則威權體制將有可能轉型為民主政府。49 合法統治權威的衰落當中共領導人在遇到統治權威的衰落時（通常在政權的領導階層有更迭時發生），除了拒絕承認他們合法性受到削弱外，並對內外採取殘酷高壓與強制服從手段，以解決日益渙散的威信，力求生存。 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雖然不足以構成對中共政權的威脅，但是中國民間的暴動次數近幾年來卻急速增加，2005 年已高達八萬七千多件。50_{改革開放以來社會的不穩定問題，尤其是社會貧富差距過大，}51 所導致的社會不穩定，將會嚴重導致中共權威合法性的衰弱，而這種現象是臺灣民主化過程中所未見的。固然中共領導階層已警覺到社會問題的嚴重性，採取了眾多措施欲維持社會穩定，52_{例如透過前政治局}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pp. 59-72. 當發生經濟危機或經濟破產時，威權體制只是有可能轉型為民主政府，但並非必然轉型為民主政府。換言之，當經濟危機發生時，有可能使得原來的民主國家發生軍事政變，結束民選政府；但亦有可能使得原來威權國家的體制轉型為民主。何清漣，〈撥開統計數字上籠罩的迷霧：分析群體性事件為何大幅「下降」〉，《何清漣文集》，2007 年 3 月 28 日，<http://boxun.com/hero/2007/ heql/2_1.shtml>。世界銀行在 2006 年世界發展報告中公布中國大陸基尼係數為 0.45，超過 0.4 的警戒線。請見邢予青，〈基尼係數不是專為中國定做，為何要有中國特殊論〉，《新華網》，2006 年 8 月 26 日，<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06-08/26/content_5009297.htm>。中國社科院在 2005 年底發布的《中國經濟和社會藍皮書》提到，貧富懸殊、金融風險、高失業率將是中國社會所面臨到的三個最大問題。中國著名社會學家康曉光認為，除了經濟問題之外，貧困、不平等、腐敗等社會問題，也將可能撼動中共政權的穩定性。請見康曉光，〈未來 3-5 年中國大陸政治穩定性分析〉，《戰略與管理》，2002 年 3 期，2002 年 6 月，頁 1-15。朱蓓蕾也認為，在社會治安方面，刑事犯罪上升、吸販毒案件蔓延、走私犯案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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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陳良宇的貪腐案展現中共整肅貪腐的決心，但即使如此，貧富差距等社會問題仍無法在短期間內輕易解決。若政府無法順利化解民間的不滿，將可能引發更多的衝突暴動。這種「由下而上」(bottom-up) 的抗爭力量，將對中國共產政權合法性形成相當嚴峻的挑戰。53 宗教與傳統儒家思想的影響在臺灣民主轉型的過程中，政府並不採取控制宗教自由的強力手段，而是適度尊重宗教的存在，宗教得以間接推動民主化的進程。反觀在中國大陸方面，強國家、弱社會的架構尚未改變之前，宗教仍難以與中共政權抗衡。但宗教因素雖然導致中國大陸民主化的機率甚小，然若一旦宗教事件爆發，其強度將有可能危及中共政權的基礎，如 1999 年法輪功事件無預警爆發震驚了整個中南海，威權體制的控制力受到嚴重質疑與挑戰，導致中共對法輪功學員採取更嚴厲鎮壓行動與反對的態度，有可能讓為數眾多的法輪功學員起而反抗。54_總而言之，在宗教方面，中國內部的宗教信仰自由值得吾人特別注意。而在儒家思想的影響上，奧格頓(Suzanne Ogden)認為在儒家思想中仍然可多、集團犯罪與黑社會組織犯罪遽增等問題，也將減損中共政權的正當性。請見朱蓓蕾，〈中國大陸的制度轉型與社會變遷面臨的問題〉，《遠景基金會季刊》，第 1 卷第 3 期，2000 年 7 月，頁 93-96。在中國目前還不能實施西方式民主制度，現階段也難建立競爭性民主體制的情況下，乃轉而藉由推動基層民主的手段，關注民生、民心、民意，以重建執政黨合法性的基礎。請見林琳文，〈從臣民走向公民─中國大陸政治文化的變遷與民主化前景〉，《遠景基金會季刊》，第 7 卷第 1 期，2006 年 1 月，頁 128。目前中國境內究竟有多少法輪功信徒，各界統計的數字不一。中國政府指出，在 1999 年之前，國內的法輪功信徒可能多達 210 萬，但也有其他估計認為實際人數遠遠超過此數。根據美國政府公布的 2004 年《國際宗教自由報告》，估計中國內部仍有數十萬名法輪功信徒。請見美國白宮，〈2004 年國際宗教自由報告〉，《美國參考》，2004 年 9 月 15 日，<http://usinfo. americancorner.org.tw/regional/ea/mgck/archive04/irfprc0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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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看到若干支持個人主義與個人權利的論述，只不過主導中國文化與政治實踐的儒家傳統，無法進一步發展出這些潛在的意涵。55_儒家思想雖確實存在若干與民主相似的觀點，56_{但傳統中國文化中的多元主義與} 容忍特性，並沒有轉換成為包容且多元化的社會政策。相反地，中國的統治者會繼續維持威權統治，以維繫中國的政治穩定與政治秩序。若上位者較為寬容，則挑戰帝國體制的各家學說還可能被忽視（容忍）；然而，若上位者的治國風格較為嚴厲，則各家學者都將噤聲不語。57_{儘管儒家傳統文化的成分會維持下去，而匯入中國的西方民主思} 想也可能改變中國領導人的治理風格，然而，當中國要在追求經濟成長和防止發展過程中出現紊亂之間取得平衡時，奉行威權主義仍然被當作現階段不可或缺的指導原則。58_{這種抗拒民主思潮，堅持威權治理} 的政策方向，自然也可能引發社會上的抗爭與改革聲浪。強權國家政策上的轉變冷戰之後，中共與西方民主國家之間的關係曲折發展，1989 年的天安門事件，讓美、中關係陷入低潮。然中國大陸龐大的經濟利益，終於讓當時的柯林頓(William J. Clinton)總統改變美國的政策方向，在 1994 年正式採用「擴大與交往政策」(Enlargement and Engagement)

做為美國的國家戰略。59_{即使 2000}

年之後代表保守勢力的小布希(Geor-Suzanne Ogden, Inklings of Democracy in China, p. 45.

Shaohua Hu, “Confucianism and Western Democracy,” in Suisheng Zhao, ed., China and Democracy: The Prospect for a Democratic China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00), pp. 58-60.

Suzanne Ogden, Inklings of Democracy in China, p. 52.

舉例來說，中國古代的帝王寧可改變「非漢民族」，讓那些「蠻夷之邦」融入中國文化，也不願意去接受各種多元文化。儘管他們的作法可能是以「國家安全」為名，但實際上仍是為了確保中國國家「精神」或文化的優勢。請 見 Suzanne Ogden, Inklings of Democracy in China, p.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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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 W. Bush)上臺，2001 年「911 事件」發生後，美國為了全力反恐，亟欲尋求其他各國的合作和支持。中國身為東亞地區的大國，自然也是美國想要合作的夥伴。中國領導人胡錦濤在 2006 年 4 月訪問美國時曾提到，在反恐的基礎上，必須建立彼此之間「建設性合作」關係。60 對於美國而言，則希望藉由加深中國大陸參與國際社會的程度，將原本屬於「競爭者」的中國，轉變為國際社會間負責任的「利害相關人」(Stakeholder)。61_{固然美國採取圍堵或交往的戰略思考，將嚴重影} 響美中關係的發展，但整體而言，由於中國大陸和美國在基本觀念上的巨大差異，以及中共反和平演變理論防堵之下，美國勢力仍難深入中國大陸內部，影響中共政治運作。相較於臺灣民主化過程中，美國某種程度影響了臺灣的民主發展，對於中國大陸，西方強權國家政策將較難有所作為。滾雪球效應的影響儘管現成的證據很少，但 1986 年菲律賓馬可仕垮臺與南韓金樞機主教追求民主的例子，對於中國在 1986 年秋天的民主運動有著示範作用。中國一黨專政的統治方式，和周邊香港的自由及臺灣的民主化形成強烈鮮明的對比。而香港、臺灣與其他自由民主國家（如日、韓）的政治文化對中國的侵襲勢必會造成局部擴散的效應。62_{事實上，學者} 也指出，若中國大陸想要走向民主化，臺灣確實可以作為一個最佳的參考範例。63_{但是未來鄰近中國的自由地區或民主國家能否會「完全}

(Washington, DC: White House, 1994), pp. 1-25.

胡錦濤，〈全面推進中美建設性合作關係〉，《人民網》，2006 年 4 月 20 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4/4319953.html>。

Ding Ying, “From ‘Competitor’ to ‘Stakeholder’,” Beijing Review, February 23, 2006, p. 10.

趙建民，〈中共權力移轉與未來的政治民主化問題〉，曾建元主編，《東亞自由化、民主化與區域和平：中國民運民主台灣之旅紀實》（臺北：唐山， 2003年），頁 183-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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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發揮其示範效果，短時間內似乎很難有足夠的證據加以驗明。64

領導人的決策

對於未來的民主國家而言，政治菁英最低限度必須相信民主體制

是最不壞的(The Least Worst)政府型態。65_{而政治領袖之所以造就民}

主是因為其相信民主本身是一個目的，並視民主是實現其他目標的手段或副產品。中國共產黨自改革開放以來高度的經濟成長率，造成極端社會不穩定壓力和緊張，加重了不平等和挫折感，並促使中國內部社會團體要求政治制度的改革，這將是中共領導人所必須面對的考驗。66 改革開放以來中共積極推動幹部甄補制度的建立，讓具備高學

Larry Diamond, “Foreword,” in Suisheng Zhao, ed., China and Democracy: The Prospect for a Democratic China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00), pp. x-xi; Henry J. Hyde, “The U.S., China, and the Future of East Asia,” WebMemo, No. 84 , March 2002, <http://www.heritage.org/Research/ AsiaandthePacific/WM84.cfm>.

臺灣民主化的結果在長期執政的國民黨於失去政權時，無形中使得中國共產黨缺乏推動民主化的動力。因為民主化會造成經濟成長的下降與失去政權的危險，故中國對於臺灣民主化的成就評價，並不如預期想像中的美好。請見 Bruce J. Dickson, “Democratic Development in Taiwan: A Model for the PRC,” PacNet Newsletter, Vol. 43, October 2000, <http://www. taiwansecurity.org/IS/PacNet-102700.htm>。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p. 316. 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並非沒有隱憂，經濟改革面臨更深層的體制性改革。隨著經濟的快速成長，留存著許多亟待解決的問題，諸如：缺乏公正的法治制度保障、官僚機構貪污腐敗、缺乏公平競爭與行政效率等，經濟活動在短期內無法提供市場與社會良好的制度環境。請見錢穎一，〈中國市場化過渡的制度基礎〉，胡鞍鋼主編，《中國走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 年），頁 166-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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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自然科學背景出身的技術官僚取代軍隊出身、低學歷的革命幹部，以務實、專業思考代替意識形態的執政模式，讓中共領導人得以應變現實考驗的能力。67_{而近年來第四代領導人推動基層選舉，以及黨} 內民主、黨內監督、依法治國等政策實行，雖然這些措施的根本立意，是奠基於務實主義，期望在經濟成果之外，增加政權的合法性基礎，而非真正開放民主化，68_{但仍讓西方民主化理論在中國大陸實踐的} 可能性，露出一絲曙光。69_{技術官僚模式，以及務實主義執政觀，在臺} 灣歷史脈絡中也曾出現，70_{似乎預示「黨國體制」為起點的漸進式民主} 改革，存在成功的可能。71_{根據杭亭頓的觀點：「政治領導使得民主成} 為真實」，中國民主化的關鍵，必然取決於中國統治菁英的抉擇。72 趙建民、張鈞智，〈菁英循環或再生：十二大以來中共技術官僚的發展趨勢〉，《中國大陸研究》，第 49 卷第 2 期，2006 年 6 月，頁 69-98。劉曉波即指出：「改革開放 20 年來，最有意義的政治改革，也許就是開始於 80 年代中期的農村基層組織的選舉了。但是直至 90 代中期以前，這種選舉大都停留在表面，也很少得到社會的重視....事實上，農村的基層選舉從一開始就受到執政黨的幕後操縱。像『反腐秀』一樣，村委會選舉只是中共做的『民主秀』」。請見劉曉波，〈鄉村民主實驗的真相〉，《動向》，2000 年 12 月 3 日，<http://www.chengmingmag.com/new_page_47.htm>。但是吾人必須了解，現階段中國基層治理，存在高度的國家主導與控制，基於「國家利益」的種種考量，自然將制約中國基層自治的推進。請見耿曙、陳奕伶，〈中國大陸的社區治理與轉型前景：發展促轉或政權維穩〉，《遠景基金會季刊》，第 8 卷第 1 期，2007 年 1 月，頁 111-112。

Cheng Li & Lynn White, “Elite Transformation and Modern Change in Mainland China and Taiwan: Empirical Data and the Theory of Technocracy,” China Quarterly, No. 121, March 1990, pp. 1-35. 朱雲漢，〈台灣民主發展的困境與挑戰〉，《台灣民主季刊》，第 1 卷第 1 期，2003 年 3 月，頁 143-162。

有學者研究指出：在統治菁英本身的組成與決策機制方面，由於第四代領導人胡錦濤並無當年鄧小平的威望，加上十六屆政治局常委會成員較以往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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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而言，透過臺灣民主轉型的經驗，前瞻中國大陸民主化未來，經濟發展、政權合法性衰弱、宗教與傳統儒家思想的影響、領導人決策等四個因素，將是導致未來中國大陸可能民主化的原因。其中，經濟發展、政權合法性衰弱、領導人決策等三個變項，與臺灣民主化經驗相同；與臺灣不同的是，中國大陸比較不會受到強權國家政策上的轉變與滾雪球效應的影響。尤其特殊地是宗教因素的不穩定性，雖然宗教因素推動民主化的機率較小，但宗教事件一旦爆發，則可能造成對於中共政權的直接挑戰，法輪功事件即為明證。

二、中國大陸民主化的可能過程

嚴格而言，在杭亭頓民主化理論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反對派，在現加，使得協商的重要性增加，胡錦濤很難違反黨章及黨內法規恣意擴權，因此中國未來出現獨裁的可能性降低，這也將是有助於民主化的因素。請見趙建民、劉松福，〈改革開放以來中共中央最高領導及決策機制之變遷〉，《遠景基金會季刊》，第 8 卷第 1 期，2007 年 1 月，頁 79。再者，楊開煌也認為在可預見的未來，中共的政治領導仍將是一種集體領導的模式，而不可能出現權威型的強人。請見楊開煌，〈中共「十六大」之接班與人事安排─內在邏輯之探討〉，《遠景基金會季刊》，第 3 卷第 3 期，2002 年 7 月，頁 128。另外，不可忽略的是在臺灣民主化及越南政治改革過程中起著關鍵性作用的留學歸國人士，在 1980 年代前後出國留學的海歸派已陸續返回中國大陸，雖然現階段多數海歸派僅被安排在副部級的經濟相關職位，但將來有可能再更上一層樓，成為未來中國民主化的先驅。請見岳北、王健民、劉振廷，〈政治改革越南能中國為什麼不能〉，《亞洲週刊》，第 20 卷第 30 期，2006 年 7 月 30 日，<http://www.yzzk.com/cfm/Content_Archive. cfm? Channel=ae&Path=2311436102/30AE1A.cfm>。此外，中共所提出的企業家入黨，其目的雖在於維繫政權合法性，現階段企業家即使加入中國共產黨，仍僅附屬於領導菁英，名義上的意義大過於實質上的意義。但長遠而言，企業家入黨的政策似乎更證明了中共統治合法性的削弱，中共必須採取更多新的措施才能維繫其政權，此舉預示了中國民主化未來的可能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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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中國大陸並不存在，固然政治協商會議之下，有所謂參政黨的存在，近年來在依法治國理念下，也日漸強化自身職能，但實際上仍是有名而無實。職是之故，我們短期內仍無法看出中國可能出現杭亭頓主張民主化移轉方式的前提要件。換言之，中國大陸以移轉方式進行民主化的可能性，自然也就微乎其微。因此，若我們將上述探討中國大陸民主化之可能原因的內容，對照杭亭頓提出的變革、替換、移轉等三種民主轉型模式，我們可以發現中國大陸未來較有可能發生的民主化方式（過程），應屬變革與替換兩種，茲分述如下：中國大陸民主化的變革模式根據媒體報導，中國總理溫家寶曾公開表示要在數年內推動鄉鎮直選，並且在第八次中歐領導人峰會召開前的記者會上明言：「中國將推進其民主政治發展，堅定不移地重新構建（民主），包括舉行直接選舉。」「如果中國人民能夠管好一個村子，我相信幾年內他們將能管好一個鎮。這個制度將循序漸進。」73_{此外，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 也在第 22 屆世界法律大會開幕式上，作出要推進中國民主化的宣示。他指出：「中國政府重視法治對於經濟發展的作用，強調中國要建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首先要建設民主法治的社會，發展社會主義民主，豐富民主形式。」「中國將繼續推進民主選舉、民主監督、民主決策、推動依法行政、充分發揮民主法治對於促進和保障社會和諧的重要。」74_{然而，該份報導也指出：「雖然中國執政黨和中國政府的最} 高級官員都表達了推進民主化進程的意願，但他們所遇到的阻力顯然〈溫家寶：中國將推進民主發展包括直接選舉〉，《中國選舉與治理》， 2005年 9 月 6 日，<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 New-sID=1986>。馮良，〈中共改革派不再隱晦：以清晰論述爭取民主〉，《亞洲時報》， 2005年 11 月 5 日，<http://www.atchinese.com/index.php? option=com_ content&task=view&id=9595&Itemid=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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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在中共五中全會的會議公報中，提及了『和諧社會』，也提及了『民主法治』，但有關的配套措施卻付諸闕如。」75 不可否認，當江澤民在 2002 年的中共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將中國的領導權正式交給胡錦濤、溫家寶等中共新一代領導人時，國際社會對他們確實有不少的期望。除了希望他們繼續保持經濟開放與對外接觸的國家策略外，也期待他們能夠將威權共產中國，朝著民主的中國邁進。的確，中國第一代領導人毛澤東奪得中國大陸江山，第二代領導人鄧小平以市場改革取得成就，第三代領導人江澤民的歷史遺產較為模糊。而新一代的胡錦濤能否讓中國踏上民主之路，將受到世人的關注。76 配合經濟發展的客觀因素，中共領導人在主觀意志上勢必需要做出調整，也因此包括基層選舉、法制建設、黨內民主等措施紛紛出籠，似乎符合民主化的前景。但必須注意的是，直至目前為止，以胡錦濤為核心的第四代中共領導人仍秉持「政治最小化改革論」(Political Minimalism)的原則，避免開放直接民主，或是儘量將影響限制在最小範圍之內，77_{即使是所謂的黨內民主，仍屬於威權體系制度健全的一} 環，實不符合西方民主政治之下政黨競爭的概念。因此，中國大陸若欲順利且平和地走向「民主化」，仍有漫長的困難旅程需要一一去克服與完成。78 馮良，〈中共改革派不再隱晦：以清晰論述爭取民主〉。馮良，〈胡溫拋磚引玉，學術界應認真討論〉，《亞洲時報》，2005 年 9 月 9 日，<http://www.atchinese.com/index.php? option=com_content&task= view&id=6769&Itemid=47>。徐斯儉，〈中國大陸九○年代之政治改革與制度變遷〉，《中國大陸研究》，第 44 卷第 2 期，2001 年 2 月，頁 1-30。雖然中國《人民日報》前副總編輯周瑞金接受香港《明報》專訪時表示，現在中共黨內常見的腐敗問題，社會上的貧富不均等，都與政治改革停滯後相關，中共體制是高度集中體制，必須適應市場經濟的轉變和現代民主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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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民主化的替換模式與變革相比，「替換」明顯是一種比較會有暴力傾向的民主化方式。杭亭頓認為，因為政府裡的保守派力量過於強大，所以改革派根本沒有辦法介入改革。只有當反對派力量逐漸壯大，而政府力量日益衰落時，才能趁著政府崩潰或藉由發動革命等方式，實現民主化的目標。因此，在替換的過程中，往往伴隨著不同行為者之間的鬥爭行為。79_{簡而言之，替換也就是反對派基於對威權政府的不滿，而透過發} 動革命的方式，推翻威權政府以取得政權。根據前文討論過的中國走向民主化的可能原因，我們可以整理出兩類可能與中共威權政府進行鬥爭、革命的行為者，包括合法統治權威衰弱因素中沒有享受到經濟改革開放利益的低下階層人民，以及遭到宗教信仰迫害的宗教人士。中國自從採取經濟改革開放政策以來，確實使中國的經濟得以快速成長，也讓許多中國人得以擺脫貧窮，成為有一定地位、資產的中產階級。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發布的一份報告指出，中國的中產階級人數比例已經上升到將近總人口的五分之一，而且正在以每年 1%的比例增長；預計到 2020 年，中等收入階層將有望達到 40%左右。然而，分析人士卻認為，目前中國的中產階級人數還不足以對推展政治改革產生很大的作用，他的經濟意義大於政治意義。80_{除了中產階級人數尚} 不過，他仍然指出：「中國目前沒有一個黨能和中共競爭。暫時不要觸動一黨領導這個機制，而應該維護一黨的領導，來推進其自身的變化。」請見中央社，〈皇甫平：中國發展弊端肇因於政治改革落後〉，《蕃薯藤》，2007 年 1 月 24 日，<http://news.yam.com/cna/china/200701/20070124870908.html>。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p. 142.

江河，〈分析中國中產階級人數上升意義〉，《美國之音中文網》，2004 年 3 月 30 日，<http://www.voanews.com/chinese/archive/2004-03/ a-2004-03-31-2-1.cfm? CFID=1788594&CFTOKEN=80859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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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達到足以促使共產威權進行改革的程度外，因為目前所享有之經濟利益，他們也未必傾向於改變現狀。但另一方面，沒辦法在經濟改革中獲得利益的低下階層人民，81_{反而會因為經濟上貧富差距的擴大，而} 心生不滿。82_{當他們的憤怒與不滿累積到一定的程度，而政府也無法透} 過其他方式予以改善時，就有可能發生階級鬥爭的基層革命，透過革命、推翻政府的替換方式，進行初步改革，為走向一個更平等且自由的民主體制邁進。此外，遭到中共強力鎮壓的宗教人士，也是可能起身反抗政府的一群「反對派」人士。根據「美國之音」的報導，自中國當局從 1999 年 7 月宣布法輪功為非法組織以來，全國各地的法輪功學員一直受到嚴厲鎮壓。然而，法輪功的反抗活動卻從未停止過。在過去幾年以來，法輪功的反抗活動不但變得更加多樣化，同時也走向國際，試圖吸引更多國際組織、輿論、媒體的注意。83_{除了法輪功學員，其他所謂「異} 有人將中國劃分成十大社會階層，包括：國家與社會管理者階層、經理人員階層、私營企業主階層、專業技術人員階層、辦事人員階層、個體工商戶階層、商業服務業員工階層、產業工人階層、農業勞動者階層和城鄉無業失業半失業者階層。請見中國網，〈中國社會階層結構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中國網》，2002 年 2 月 4 日，<http://big5.china.com.cn/chinese/PI-c/105158. htm>。而最有可能對威權政府產生不滿的階層，應該就是產業工人階層、農業勞動者階層，以及城鄉無業、失業、半失業者階層。中國共產黨的一位高階人士也指出：「如果我們無法把收入差距控制在一定的範圍內，那麼人民對黨的信仰就會有所動搖，甚至會使改革的努力消失殆 盡。」請見 Bruce Gilley, China’s Democratic Future: How It Will Happen and Where It Will Lead, p. 38. 徐斯儉也曾指出，這些無法在經濟發展中獲利的弱勢群體，顯然是中國社會的不穩定因素，同時也對中國極權政體構成了一個政治合法性的挑戰。請見徐斯儉，〈退化極權政體下的有限改革〉，林佳龍主編，《未來中國：退化的極權主義》（臺北：台灣智庫，2003 年），頁 169-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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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組織」及非官方宗教團體也成為中共壓制的目標。關於非官方天主教徒及非官方基督教家庭教會成員被拘捕及拘留的報導有所增加。那些嘗試記錄這些侵犯人權行為及把消息傳至海外的人士，也有隨時被捕的危機。另外，中共當局也以「全球反恐戰爭」的理由，把對新疆的壓制合理化。壓制的結果是非官方清真寺被關閉、回教教長被捕、並持續有所謂「分離份子、恐怖份子及宗教極端份子」被捕。84_職是之故，中共罔顧宗教信仰力量之強大，執意對其眼中之宗教異端份子進行鎮壓與逮捕，也為其政權埋下一顆不定時的炸彈。從變革與替換這兩種民主化方式來看，當然是以溫和、平順的變革方式為佳。除了避免激烈的流血衝突外，也能藉由循序漸進的方式，培養出更穩固的民主文化。2005 年中國首度公布《中國的民主政治建設白皮書》，其中最重要的是堅持中國的政治民主化需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以及明白確定共產黨領導人民當家作主的歷史必然性與正當性。從上述觀點，吾人不難看出中國一直無法跳脫共產黨專政，西方民主不適合中國國情的思維。從白皮書的內容來看，其所鼓吹的人民代表制度、政治協商制度、城鄉基層民主、政府民主、司法民主等都脫離不了一黨專政的架構。85_{另一方面，學者認為中國無法進一步} 改革的真正原因，在於統治者害怕制度的開放，會使他們失去主導政權之力量，因而阻礙制度的變革。雖然中國領導人是否能夠因為前文提及之民主化原因，確實掌握改革時機，選擇正確的變革方式來引導中國走向民主化，目前仍是未知之數。86_{不過，我們仍希望中國能夠} 月 7 日，<http://www.voanews.com/chinese/archive/2003-01/a-2003-01-07-10-1. cfm>。

Amnesty International, “China,” Amnesty International Report 2005 (UK: Amnesty International, 2005), March 28, 2007, <http://web.amnesty. org/report2005/2as-index-eng>.

楊志恆，〈崛起中國的民主沒落〉，發表於「了解崛起中的中國」研討會（臺北：國家展望文教基金會，2005 年 11 月 12 日），頁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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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崛起」，而不要成為臺灣與全世界的「中國威脅」。

伍、結論

從前述分析來看，杭亭頓提出的民主化原因與方式，大致上能夠解釋臺灣在 1980 年代末期與 1990 年代的自由民主化。然而，杭亭頓的論點卻只能提供我們預測可能影響中國未來走向民主化的原因與民主化的方式。不可否認，在民主化的過程中，做為民主的肇端，「領導者」的因素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臺灣因為蔣經國啟動自由化的各項改革開放措施，加上李登輝持續推動的民主化進程，所以順利完成民主轉型；蘇聯因為戈巴契夫的明智決策而步上民主大道，也宣告美蘇冷戰對抗的結束。姑且不論當時臺灣與蘇聯面臨到多麼沈重的內、外壓力，蔣經國、李登輝與戈巴契夫的決定與努力，才是影響最後兩國能否民主化的主要原因。87_{的確，即使各種有利於民主的社會、} 經濟與外在條件紛紛出現，若威權領導者寧可採取各種暴力方式抵擋改革，民主政體仍舊無法出現，這也印證了杭亭頓《第三波：二十世紀末的民主化浪潮》一書的結語：「經濟發展使得民主成為可能，政治領導使得民主成為真實。」從這個角度來觀察，儘管這幾年中國經濟快速發展，造成都市化集中、中產階級擴增與教育普及，可能帶來宗教、文化的變遷，也可能使得共產黨一黨專政的合法性受到挑戰，甚至於也有可能受到全球民主化的滾雪球效應影響，以及主要民主國家（美、歐）要求中國也李華球，〈中共是否能在未來廿年走上民主化還是未知數〉，《財團法人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2003 年 11 月 14 日，<http://www.npf.org.tw/PUBLI-CATION/NS/092/NS-C-092-353.htm>。至於臺灣與俄國 10 年來民主發展結果的比較，請見李酉潭，〈民主鞏固或崩潰：台灣與俄羅斯之觀察(1995-2005 年)〉，《問題與研究》，第 45 卷第 6 期， 2006 年 11-12 月，頁 3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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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加速民主化的外在壓力，但若缺乏政治領導這項主觀因素，顯然民主化仍不可能理所當然地降臨中國大陸。因此，吾人觀察中國未來民主化的可能性時，首要因素就是政治領導，到底胡錦濤及其後的接班人，誰(Who)及那時候(When)將扮演像臺灣蔣經國及李登輝的角色？如果中國共產黨開始提出關於民主化進程的規畫，如自由化的各項鬆綁政策及地方基層選舉的逐級擴增，則中國未來民主化的過程有可能走向類似臺灣寧靜革命式的「變革」模式。但若中國共產黨不能把握時間、延宕改革，也許那天發生重大經濟危機或環境生態上的浩劫，甚至於重大疾病（如 SARS、禽流感）的流行時，反對勢力有可能興起，迫使執政的中國共產黨在面對合法性危機所規畫舉行的大選中，一夕之間被推翻，而走向替換模式的民主化，這時候中國大陸可能將比較難以避免政治局勢的動盪不安。當然，任何模式都無法完全解釋任一國家的民主化。除了前述杭亭頓提出的各項民主化原因之外，道爾(Robert A. Dahl)在《論民主》 (On Democracy)一書中，也指出：建構民主政治的關鍵性條件之一為民主的信念和政治文化。88_{而林丹(Daniel Lynch)在一篇文章中也特別} 指出，臺灣民主化乃是全球文化的社會化過程，數萬名留學生吸收了全球文化之價值，促成了臺灣的民主化。89_{的確，臺灣透過民主化，確} 保了每一個人的自由與人權，10 年來皆被列為自由民主國家，乃是華人世界真正成功的文化大革命。也是亞洲繼日本明治維新以後，另一個與西洋文明接軌的成功案例。這樣一個民主化成功的解釋因素，是否能夠適用到中國仍有待觀察。林丹即指出：因為中國改革開放以

Robert A. Dahl, On Democracy (New He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156-158.

Daniel Lynch, “Taiwan’s Democratization and the Rise of Taiwanese Nationalism as Socialization to Global Culture,” Pacific Affairs, Vol. 75, No. 4, pp. 5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