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法律經濟學的概念考量之，經濟學家是以外部性（externalities）
的概念，來形容私人有共識以外的損害；至於侵權責任的經濟目標則是 使加害人內部化（internalize）這些成本。當潛在的加害人內部化其所 引起損害的成本時，加害人即有誘因提高安全的預防措施到一定程度（
Cooter & Ulen, 2008: 325；溫麗琪，2003: 371）。
《壹週刊》對其報導對象既存在如前所述以「監督」之名、行「侵 權」之實等負外部性問題，在私下協商的可能性低的情況下，需由法律 判定誰取得權利。在此情況下，台灣法律責成《壹週刊》將外部成本內 部化的情形，又是如何？
本文發現：台灣法律責成《壹週刊》將其對報導對象所創生之外部
成本內部化的金額（即商品化外部成本），就民事部分而言，總計 2,248 萬 5,001 元（應支付予原告）；刑事部分總計遭判獄期 28 個月，
換算台幣則有 89 萬 4,000 元（應支付予政府）。二者合計 2,337 萬 9,001 元 。 以 《 壹 週 刊 》 創 刊 七 年 的 時 間 計 算 ， 平 均 每 年 創 生 3,339,857.29 元的外部成本須內部化，平均每月為 278,321.44 元，每週 則為 64,228.02 元。這筆數目對於擁有高閱讀率、廣告營收頗豐的《壹 週刊》而言，確實是一筆小數字，顯然並不足以使其擁有誘因、採取更 高的預防損害措施。
對此，英美法系國家有所謂的懲罰性賠償金（punitive damages）制 度，其最初就是針對某些非具體損害（intangible injuries）——例如精 神痛苦、情緒受挫、或因訴訟當事人地位不平等所生之受辱感等「無法 以金錢計算的損害」而設計，目的在於彌補既有補償機制之不足，同時 亦報復、懲罰被告的行為，嚇阻未來侵權行為的發生。其一方面是增加 被告的成本，使之不敢再犯相同過錯，並進一步將此部分成本、轉投資 於更能改善新聞報導品質之事項上（例如，投注成本以增加新聞查證等 專業功夫、或培育更優秀的新聞專業人員等）；另方面也是設立「典 範」，使一般人不敢從事與被告相同或類似的不法行為（陳聰富、陳忠 五、沈冠伶、許士宦，2004）。然而，大陸法系國家，無論德國、法國 或日本均無此制度之設計。我國屬大陸法系國家，就民事損害賠償的部 分，較強調損害填補的概念，並無懲罰性賠償制度的設計。
懲罰性賠償制度源自英、美習慣法，但目前英國已有逐漸限制其應 用的趨勢，美國近年來亦對其適用範圍與判決額度爭論不休，因為美國 陪審團動輒判定侵權者須支付極高額的懲罰性賠償金，且在許多州裡，
法院對於如何量定懲罰性賠償金，欠缺一定的客觀標準（陳聰富、陳忠 五、沈冠伶、許士宦，2004: 4-5, 8-12, 45-46）。
劉靜怡（2004）即曾討論類似問題，其以諸如 Food Lion 控告 Capital Cities/ABC 等案為例說明，指出法院在判處高額懲罰性賠償金 時 ， 應 有 更 具 說 服 力 的 判 斷 標 準 。Food Lion 案 起 因 於 ABC 的 Primetime Live 節目派出兩名記者攜帶著隱藏式麥克風與攝影機，到食 品公司 Food Lion 臥底。他們進入該公司生產線，以 10 天時間偷拍該 公司工作條件不衛生、將新牛肉與過期牛肉混用、並篡改食品有效日期 等非法食品處理過程。該節目播出後，Food Lion 向地方法院控告 ABC 非法入侵、詐欺、及違背對Food Lion 所應盡的「忠誠義務」（duty of loyalty），並請求損害賠償。初審法院採納了原告的看法，陪審團更做 出 ABC 必 須 給 付 Food Lion 共 1400 美 元 填 補 性 損 害 賠 償 金 （ compensatory damages）、及 554 萬 5,750 美元的懲罰性賠償金（
punitive damages）（Franklin, Anderson & Lidsky, 2005: 548；劉靜怡，
2004），折算台幣金額已逾上億，等於對媒體的爭議性新聞編採手段做 出了極嚴厲的懲罰，且未顧及媒體報導亦具有的公共利益性質。該案最 後 上 訴 至 美 國 聯 邦 第 四 巡 迴 上 訴 法 院 （the Fourth Circuit Court of Appeals），法院依然認為 ABC 違背了對 Food Lion 公司應盡的所謂
「忠誠義務」（duty of loyalty）、並非法侵越（trespass）該公司的非公 共領域（non-public areas），但已大幅降低損害賠償之金額。
我國雖無懲罰性賠償制度，但已於特定法規中引進該制度。包括
《消費者保護法》第51 條、《健康食品管理法》第 29 條、《證券投資 信託及顧問法》第9 條、及《千禧年資訊年序爭議處理法》第 4 條等，
並對懲罰性賠償金設有上限。此外，由於我國並無美國懲罰性賠償制度 引發爭議重點之一的陪審團制，且我國法官在做成慰撫金或懲罰性賠償 金之相關判決時，態度較為保守，有學者認為，應較不可能發生如美國 法院判決過高懲罰性賠償金的情形（陳聰富、陳忠五、沈冠伶、許士
宦，2004: 69-70）。
儘管如此，我國是否應於《民法》中引進懲罰性賠償制度，以強化 媒體侵權問題中事前預防損害發生的誘因？此一問題所涉層面仍然甚 廣，實非本文有限篇幅可以討論。因為除了懲罰性賠償制度的引進可能 外，還有其他方法亦可促使媒體在從事侵權行為時，將外部成本考量進 來。例如：徵稅、財政補貼、稅收減免、可交易許可證……等。至於採 用何種管理措施為宜，仍需全面、仔細地研究，並隨社會目標、經濟與 環境等變化，有所調整（苟世祥、陶楠、吳筱卿，2006: 49）。
事實上，本文更為強調新聞媒體在民主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功能，
及傳播理論所指新聞媒體的涵化功能，是否受到社會應有的重視。因為 這使媒體在對報導對象形成外部成本時，事實上亦對閱聽人創生了許多 難以貨幣定價的非商品化成本。例如，缺乏查證功夫的新聞商品，將導 致資訊的正確性堪慮，可能誤導讀者對生活世界各種事項的判斷，影響 讀者知的權利，同時亦影響到媒體公信力，減損其於風險社會中可能扮 演的正面角色。此外，缺乏查證功夫的新聞產品，等於大大降低新聞的 生產成本。這些成本低廉的產品，在市場上可能排擠到成本相對高昂之 產品的生產，形成劣幣驅逐良幣的效應，此類外部性與新聞媒體為報導 對象帶來精神痛苦或情緒受挫等非具體（非財產）損害，又有所不同，
前者涉及了新聞媒體在社會制度面的角色問題，其影響廣泛而深遠，恐 怕不是施以貨幣性的懲罰或獎勵手段即可解決。晚期資本主義的發展進 程向我們昭示，貨幣性獎懲手段對於擁有豐厚資源的跨國媒體而言，一 方面往往難敵其若違反相關規定而可能獲取的利潤；另方面，純粹採取 貨幣性的獎懲手段，其成效究竟如何？又將有何額外的效應，仍須進一 步評估。更重要的或許是，透過相關政策的思辯、研擬與落實，以及透 過教育賦權予閱聽人，使更多與制度、結構有關的知識得以傳散，才是
較為治本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