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年代隨著「新女性主義」的闡揚，「新女性」不但是社會現象的一 環，更是一個具流行性的名詞，黃榮村指出：
「新女性」在現代已變成一個時髦的名詞，泛指那些吸收了現代人的
53 楊子（楊選堂），〈「新女性主義」觀〉，《聯合報》，1974 年 3 月 18 日，第 12 版。本 名楊選堂的楊子，1921 年生，曾歷任《中國時報》、《新生報》、《民族晚報》主筆，《聯 合報》社長、《中國論壇》、《聯合晚報》發行人。70 年代時以筆名楊子在《聯合報》闢 有〈楊子專欄〉，頗受注目。
54 同前註。
特質，而形成沈默的大多數的女性團體。新女性主義已形成一股緩慢 而且影響深遠的社會潮流，很多目前所強調的女性特質，以後將變成 日常生活習以為常的行為方式。55
但究竟「新女性」有什麼特質？呂秀蓮指出「無論是家庭主婦或職業婦 女，能不能算新女性端賴個人的心態和抉擇」。56曹又方則以女性在思想行 為符合獨立、自主、平等、理性等條件者來定義新女性。57男性知識菁英則 另有不同的詮釋，有的強調女性的自知與自覺，認為真正的新女性「就必須 要有獨立平等的能力，要有這能力必須要有聰明─耳聰目明，以聰明去正確 的認識各種事物，包括今天女性的地位和處境。」58；有的認為是「必須在 意識上要能自立……要自己有充實的內容，獨立的思想、人格與能力」；59曾 昭旭則表示：
我非常樂於見到一個新的女性是有著在精神獨立的期許，但在氣質與 生命內容上又能對女性既有條件的珍重、肯定與不放棄，這才是男子 心目中溫暖獨立而非與我戰鬥的新女性。60
可見儘管有論者試圖在女性的人格特質中去勾勒新女性的要件，但男性 仍不忘提醒新女性：男女仍應是有別的，如何懷碩表示：
什麼是「新女性主義」運動所期盼的新女性形象與品性，我對此不曾 細想，亦不便妄加倡議。但男女的平等，絕非男女無別，這幾乎是自
55 黃榮村，〈我對婦女問題的一些看法〉，頁 26。
56 符芝瑛，〈婦女問題的歷史性對話〉，《中國論壇》255（1986.5），頁 26。
57 曹又方，〈人人的婦女運動〉，《婦女雜誌》124（1979.1），頁 56。
58 鄭士漢，〈新女性的岐路〉，頁 34。
59 柏楊（郭衣洞）（主講），〈讀者午餐會紀實：中國婦女的三千年路〉，頁 47。
60 座談會紀實，〈葉曼、曾昭旭談：女性新形象〉，《婦女雜誌》156（1981.9），頁 101。
曾昭旭，台灣師範大學文學博士，經常受邀進行演講活動，曾任高雄師範學院國文研究所 所長、中央大學中文系主任，目前為淡江大學中文系教授。
然的法則，不是人力所能改易。61
言下之意，即「男女平等」縱然是天經地義的事，但卻不應抹滅「男女有別」
的事實。據王文興指出「男女有別」非但是女權運動中的一個課題，也是生 態學中的一個課題。他強調「女性化」原本就應是女性該有的特點。62楊國 樞也呼應認為新女性主義應將「寧為女人」視為一項主張，他指出：
將男人視為假想敵的女權運動者，常會在不知不覺間以身為女人為 恥，暗中抱著羨慕男人的強烈心理。新女性則不然，他們不以作女人 為恥，在體會了身為女人的種種好處以後，倒反寧願永遠做個女人。63 顯見男性菁英面對「男女平等」的訴求，一方面是願意打破傳統的社會 規範，給予女性較多的自主與發展空間，但另一方面又不免憂心女性傳統刻 板的角色一旦鬆動，影響所及將衝擊兩性關係，甚至造成「性別混淆」的現 象。使得「男女有別」、「寧為女人」等說法不斷地被男性知識菁英所強調，
充分流露出男性內心的疑慮。如孫慶餘雖以「時機已成熟」來肯定本土女權 運動的推動，卻也不免擔心婦運對兩性角色的衝擊：
我個人一直不覺得美式或日式的女權運動，除了示範意義外，有何積 極意義。……如果女權運動所要達成的，只是女性沙文主義，那麼，
我並不認為目前的男性沙文主義有何不對，事實上，兩性所應謀求的，
無寧是兩性之間更和諧的合作！而女權運動所要達成的也是「社會地
61 何懷碩，〈言論的道德責任〉（續），1976 年 8 月 1 日，第 12 版。
62 王文興（主講），〈讀者午餐會紀實：古典才子王文興談現代女權〉，《婦女雜誌》90（1976.3），
頁72-73。王文興，生於 1939 年，著有《家變》、《背海的人》等，70 年代時為國立台灣 大學外文系教授，常受邀進行演講活動。
63 楊國樞，〈從《這三個女人》看女性主義〉，《中國論壇》237（1985.8），頁 60。楊國樞，
1932 年生，美國伊利諾大學哲學（心理學）博士，60 年代曾參與《思與言》雜誌的創辦，
70 年代時為台灣大學心理系教授，並先後參與《大學雜誌》、《中國論壇》的編輯事務，
80 年代中期又參與「澄社」的籌創，以落實追求真正的自由與民主的主張。
位」的解放，而非「兩性地位」的混淆。64
因此看來，女權運動者強調的是「新」女性，男性菁英關心的則是新「女」
性，使得呂秀蓮必須強調新女性主義是針對兩性的實質平等，只是一種正視 社會問題與應變潮流趨向的思想，並無意將男性趕進廚房。65事實上「男主 外、女主內」早已是傳統制式性別角色的認定，隨著新女性宣揚「走出廚房，
走入社會」，家庭勢必成為兩性必須共同承擔與經營的單位，家務的分工也 面臨重新調適與分配，如此趨勢當然不免影響原有的男性優勢。使劉炳森提 醒新女性：「任何『女權』與『女責』應是不可分割的，任何一性只重視『權』
而忽視『責』都會變得自私，並對另一性不公平，當然也容易傷害到辛苦得 來的權。」66換言之，在男性眼中女性一旦身為妻子、母親，便有不容推卸 的職責，也無法由另一性全然替代。所以楊子雖然表示「我非常贊成和支持 新女性運動；女人越快經濟獨立，越快不必依賴男人，愈快能夠像男人般的 在社會上生活，乃是越對男女雙方都有利的事」，67但他還是質疑：
有許多新女性，談平等，談事業，其志可嘉，沒有可反對的理由。又 有許多新女性，說不願做丈夫兒女的牛馬奴隸，也沒有可反對的理由。
但是，如果她忘了自己是妻子，是母親，或者不願做妻子，做母親，
那又何必結婚？68
也就是說，新女性追求個體的獨立自主，男性菁英尚能認為是理所當然 的，但一旦涉及家庭角色與責任時，新女性則必須自視身負的責任為一無可
64 孫慶餘，〈虔誠的祝福─寫在新男性前面〉，《中國時報》，1976 年 3 月 9 日，第 12 版。
孫慶餘著有《文學與社會良心》、《中國往文化哪裡去》等，另有《開放的成熟：一種創 造性成熟的生命策略》等翻譯著作，70 年代時常於《中國時報》等報刊上批評時政，頗引 人注目。
65 呂秀蓮，〈把女生改出校門或讓太太走出廚房？〉，《婦女雜誌》55（1973.4），頁 22-23。
66 曹又方，〈1/2 的未來─男性的和聲（下）〉，《中國時報》，1976 年 3 月 9 日，第 12 版。
67 楊子（楊選堂），〈男女關係〉，《聯合報》，1976 年 5 月 31 日，第 12 版。
68 楊子（楊選堂），〈讀陶文有感〉，《聯合報》，1972 年 5 月 17 日，第 9 版。
替代的義務，不容置喙。這種論調完全攻陷了女性內心期盼兼顧社會、家庭；
工作、家務間的衝突與矛盾。阮文達即表示：
不論中西婦女，在女權運動中首先爭取的，乃是解脫家庭束縛走入社 會，他們放棄了「廚房」，坐上了「辦公桌」；這應該說是如願以償 了，可是大多數職業婦女…… 他們原本追求的事是「事業」，但找到 的卻是一份「職業」；原本追求的是自由，但所爭到的卻是一種「責 任」……新女權運動者……她們的立論始終只是爭取權力均衡的老 調，而沒有從戰略與戰術上指出女人如何在權力鬥爭中，立於不敗之 地。69
總之，男性即便肯定女性角色的轉型，但真正期許的仍是女性保有溫柔 的特質；縱然能尊重女性走入職場，但男性真正在意的卻仍是女性的家庭角 色。這應可解釋七○年代台灣女性即使成為職業婦女，但傳統男性觀點下的 性別劃分早已內化成這些女性的心理符碼，認為同時兼顧家庭與事業，方能 符合男性或者社會對「新」女性的認定。廖榮利即描述「許多現代女性對於 自己所扮演的社會角色，不能靈活地轉換，所以才經常導致角色混淆的痛苦 與困擾。」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