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號文件〉下費時耗成本的生產牌照審批制度，也意外導致非 法進入市場的山寨手機業者崛起。這些地下工廠不必受限於外資權利 金的主張範圍，可逕自違法與模仿製造生產，因而具有產品快速上市
周維忠、林素儀，《與亞洲巨龍共舞─中國大陸資通訊產業面面觀》（臺 北：資策會產業情報研究所，2005 年），頁 191。
高鴻翔，《山寨創新模式之探討》，頁 84-91。
Douglas B. Fuller, “The Cross-Strait Economic Relationship’s Impact on Development in Taiwan and China-Adversaries and Partners,” p. 255.
與降低成本的優勢。不過，在政治經濟學上，山寨手機的發展意涵尚 是研究缺口，特別在「國進民退」制度下，這些中小型民企不是政府 技術輔導或研發補貼的對象。本文發現民企在技術與財務相對弱勢之 下，除了透過社會力量組織起垂直分工的網絡之外，也緊密和臺商合 作而彌補了國家「國進民退」的制度缺失。71此外，相對於政府以廣大 的內需市場為籌碼和外資談判，民企則利用此先天優勢作為實驗的腹 地，並模仿西方產品後再學習改良產品。而改良產品是為了滿足二、
三線城市對低價但特殊產品的需求，經過山寨通路廠商透過本地手機 方案設計公司、零件商和組裝廠緊密合作，並經過聯發科晶片平臺的 改良後，才能製造出少量多樣、差異化的微創新產品。換言之，山寨 通路商受到市場需求驅動後才去協調組織本地產業鏈合作，依照批次 研發生產，和本土品牌商不大從事研發，且直接找臺、韓商大量代工 生產的產業邏輯是完全不同的。
山寨手機的興起是在大陸特殊的政治經濟背景環境下，民企藉助 社會組織的力量建立起當地中下游產業鏈，不僅僅是聯發科晶片的功 勞。不過，如果沒有聯發科整合型晶片的濫觴，缺乏高端研發技術龍 頭推動，山寨機產業可能延遲甚至不會誕生，況且臺商的作用不只是 提供晶片而已，聯發科的多重角色還包括： 催生大陸內生型產業的 推動者； 技術提升者； 兩岸產業連結的橋樑。在催生內生型產業 方面，如先前的研究發現提到，山寨手機的興起是因為大陸通路商有 市場需求，本地廠商苦於無技術能力從事系統整合，因而聯發科設計 開發出整合型的手機晶片，讓新進廠商只要雇用少數低階工程師即可 創業，因而吸引更多技術能力低、資本小的民企進入山寨手機市場。72 換言之，聯發科降低民企進入手機市場的門檻後，助長了山寨機產業
蔡青蓉、李志強，〈另類的後進追趕？中國大陸山寨手機產業的社會網絡研 究〉，發表於「第三屆發展研究年會」研討會（桃園：元智大學社會暨政策 科學學系等，2011 年 10 月 29-30 日），頁 1-32。
的蓬勃發展。73
其次，聯發科促進了低技術能力的民企進行技術升級。例如山寨 手機銷售第一品牌的天宇朗通，就曾確認聯發科是該公司研發團隊的 技術來源。74聯發科派出技術支援團隊進駐通路商客戶的研發部門，協 助培訓研發工程師以讓新產品順利導入。再者，聯發科也引薦臺商高 階零件廠給當地業者，原因在於民企一開始因為缺乏市場知名度、規 模小等因素，無法接觸與採購到臺商高階的關鍵零組件，75也因此聯發 科扮演起臺商供應鏈體系和山寨生產網絡之間引薦的橋樑。綜合以上 討論，聯發科發揮的多重角色與功能，也間接轉變了兩岸民間企業的 互動與合作模式，促進兩岸貿易量的增加。越來越多原屬外資供應鏈 的臺資零件商，逐漸成為山寨手機的供應商，例如凌巨科技供應中小 尺寸手機面板、柏承科技提供印刷電路板、宏齊科技供應 LED、威盛 電子與義隆電子提供周邊晶片等。76此外，以山寨產業鏈的組成結構來 看，臺灣負責高階零組件的部分，大陸負責中低階零組件的設計、生 產與組裝，以及通路的銷售。在這樣的新興合作模式下，山寨手機的 銷售量除了超越政府支持的國產手機品牌商之外，到 2008 年約生產一 億隻手機，也和外資五大品牌商的銷售量不相上下，77另請見圖 2。
Toomo Marukawa, “Why Japanese Multinationals Failed in the Chinese Mobile Phone Market: A Comparative Study of New Product Development in Japan and China,” Asia Pacific Business Review, Vol. 15, No. 3, July 2009, pp. 411-431.
高鴻翔，《山寨創新模式之探討》，頁 74-83。
李純君，〈天宇朗通進 3G 聯發科分杯羹〉，《經濟部工業局智慧電子產
業推動辦公室(SIPO)》，2009 年 9 月 2 日，<http://proj.moeaidb.gov.tw/sipo/
industrytrend/news-more.asp?vrlShoZOh1>。
蔡青蓉，當面訪談，資策會資深研究員，臺北，2011 年 3 月 1 日。
江逸之，〈新 Taiwan inside 傳奇 台商搶攻 5 千億手機市場〉，《天下雜 誌》，第 411 期，2008 年 12 月，頁 104-117。
簡言之，臺商從以往單純在對岸投資設廠利用當地勞工，轉變到 促成與協助在地廠商建構起垂直分工網絡與促進技術升級，也與過去 歐美跨國企業買家促進了臺灣中小企業垂直分工網絡的組成頗為類 似。其次，對照第一階段臺商跟隨跨國企業到大陸設廠，和當地企業 缺乏互動交流的情況相比，在山寨手機階段，兩岸產業互動則開始有 所轉變，且臺商對大陸民企發揮了多元的作用，包括： 臺商開始移 轉技術給下游的民企，並直接進廠協助其人才訓練； 引薦其他臺商 供應鏈夥伴給當地客戶，協助打造完備的手機產業鏈。這種新的兩岸 產業分工模式造就了多方的受益者，除了深圳區域的民企與臺商之 外，意外的受益者還包括電信營運商中國移動。78在大陸約有七億農村 人口，其中大多數首購手機就是山寨機的情況下，中國移動的 2G 用戶 也跟著水漲船高，到 2008 年增長到四億七千萬戶，造就中國移動成為 大陸第一也是全球最大的電信商，79這種連動關係則促成了臺商與中國 移動直接合作的契機。
Kevin Wang, “Cell Phone Industry’s Dirty Little Secret: China’s 145 Million Unit Gray Market,” Isuppli, November 3, 2009, <http://www.isuppli.com/
China-Electronics-Supply-Chain/News/Pages/Cell-Phone-Industrys-Dirty-Little-Secret-Chinas-145-Million-Unit-Gray-Market.aspx>；而且根據臺灣工 研院統計，同年外資五家廠商內銷大陸約一億七百萬隻手機，請見陳葳瑀、
王英裕，《從 TD-SCDMA 到 TD-LTE：剖析中國大陸行動寬頻市場商機》
（新竹：工業技術研究院產業經濟與趨勢研究中心，2010 年），頁 2 之 19；
因此在兩相比較下，山寨機和外資產量旗鼓相當，各占有大陸約 40%的手機 市場占有率，請見陳信宏，〈山寨機與山寨現象的產業經濟觀〉，頁 6。
中國移動一方面是受到國家行政保護，分配到全球主流通訊標準 GSM 牌 照，其次也因為 2004 年上任的董事長王建宙因看好大陸七億農村用戶而推 出了「村村通」業務，積極在農村地區建設基地臺。
資策會，《邁向 3G、拓展 2G：2008 年中國移動經營模式分析》（臺北：
資策會產業研究所，2008 年），頁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