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陸政府與市場驅動的兩岸產業分工
轉變：以手機產業為例
蔡青蓉
（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員）李志強
（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副教授）摘
要
過去的兩岸經貿研究顯示，臺商「臺灣設計、大陸生產」的產業 鏈布局，是為歐美跨國企業代工所致。本文以手機產業為例，透過分 析中國大陸在地產業的發展歷程，來檢驗臺商角色與兩岸產業分工的 轉變。研究結果發現，驅動兩岸產業分工型態轉變的兩大新因素，一 是中國大陸山寨手機市場的興起，二是中國大陸政府制訂的產業政策 變遷－－從先前吸引外商投資到支持國企發展中國通訊標準「時分－同 步分碼多工存取」。其次，臺商因擁有較先進的研發能力與完善的供 應鏈優勢，逐漸轉變為中國大陸手機產業在地化發展的推動者。新的 兩岸分工關係可描繪為「兩岸合作、大陸內銷」。 關鍵詞：兩岸經貿、手機產業、山寨手機、國營企業、自主創新壹、前言
中國大陸（以下簡稱大陸）自從 1978 年改革開放以來，以提供廉 價勞工吸引外商投資作為發展策略，在地方政府提供配套措施積極招 商下，臺商陸續將製造工廠遷移到對岸，造成臺灣對大陸的貿易歷年 來 都 維 持 出 口 大 於 進 口 的 狀 況 ， 且 貿 易 順 差 金 額 逐 年 擴 大 ， 從 1992-2013 年 8 月累計為 3,120 億美元。自 1993 年起，大陸已經成為 臺灣第三大貿易夥伴，僅次於美、日兩國。此外，臺商赴大陸投資的 金額與比重也逐年增加，從 1991-2013 年 8 月累計達 1,306 億美元，是 臺商對外投資最多的地區，所占比重為 62.8%。1特別是高科技部門的 電腦產業，都以大陸為主要的生產基地。臺灣政府部門為緩和此一現 象，分別有 1996 年李登輝總統的「戒急用忍」，以及 2001 年陳水扁 總統的「積極開放、有效管理」等政策來試圖防堵臺商赴大陸投資。2 然而「臺灣設計、大陸生產」的兩岸產業分工是全球化趨勢之結果， 臺灣企業為歐美跨國企業提供設計與代工服務，將低技術的製造活動 移到大陸以降低製造成本，前端的產品研發與設計則仍然留在臺灣。 不過，過去的兩岸經貿研究大多從臺灣觀點出發，討論臺灣政府的政 策對臺商赴大陸投資之影響，鮮少以對岸角度來探討，如大陸政府的 產業政策和市場變化等兩大因素，對兩岸產業分工的影響。 第一個可能改變上述「臺灣設計、大陸生產」的兩岸分工模式之 原因，是大陸國內市場的興起。以手機產業來說，由於大陸國內中低 階產品市場需求的大幅成長，促使了山寨手機產業的興起與蓬勃發 展，臺灣學術界到目前為止，只有管理學領域以微觀企業的角度審視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經濟處，《兩岸經濟交流統計速報，102 年 8 月份》（臺 北：行政院大陸委員會，2013 年），頁 1，《行政院大陸委員會》，<http:// www.mac.gov.tw/public/Data/310141042771.pdf>。 童振源，〈兩岸經濟整合與臺灣的國家安全顧慮〉，《遠景基金會季刊》， 第 4 卷第 3 期，2003 年 7 月，頁 43。臺商聯發科技（以下簡稱聯發科）的創新，對於大陸山寨機產業中， 臺商究竟扮演何種角色尚為研究缺口。第二個可能驅動兩岸分工型態 轉變的來源，是大陸政府對市場的干預與調節。特別是 2006 年國務院 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以下簡稱發改委）發布《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 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以下簡稱《中長期計畫》）後，大陸 中央透過鉅額研發補貼與相關政策的配套措施，培育本土廠商投入研 發手機技術。在此之前，大陸估計從 1990-2005 年間流失給外資的產值 與專利授權金約有五千億元人民幣。3也因此大陸中央從 2000 年起扶 持國企自訂中國第三代(3G)手機通信標準「時分—同步分碼多工存取」 （Time Division Synchronous Code Division Multiple Access, TD-SCDMA，以下簡稱 TD），藉以和歐美企業制訂的「寬帶分碼多工」 （Wideband Code Division Multiple Access, WCDMA，以下簡稱 WCDMA）與「分碼多重存取 2000」（Code Division Multiple Access
2000, CDMA2000，以下簡稱 CDMA2000）標準相抗衡，4並規畫該技
術標準納入《中長期計畫》所支持的十六大專項之一，鼓勵大陸廠商
「自主創新」以達到進口替代的目的。5
中國通信年鑒編委會，《中國通信年鑒 2005》（北京：中國通信雜誌社， 2005 年），頁 127。
TD-SCDMA 於 2000 年為 國際 電信 聯盟 ( 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 ITU)所通過的第三代手機通信標準之一，也是大陸第一個被國際組 織承認的標準。相對地，WCDMA 標準為諾基亞、愛立信等歐盟國家成員主 導，而 CDMA2000 則為美商高通所主導。
「自主創新」政策之目的，請見夏衛，〈中國大陸技術引進政策之調整與實 施〉，《遠景基金會季刊》，第 6 卷第 3 期，2005 年 7 月，頁 175-212。大 陸制訂自有的標準的動機，與 TD 政策的內容，請見 Richard P. Suttmeier & Xingkui Yao, “China’s Post-WTO Technology Policy: Standards, Software, and Changing Nature of Techno-nationalism,” NBR Special Report, No. 7, May 2004, pp. 1-31。
基於上述大陸手機產業的兩個新現象，本文的研究問題聚焦在探 討兩岸經貿的產業分工變化，並分析臺商對大陸手機產業發展的影 響。和過去兩岸經貿研究不同的是，本文從大陸角度－－包括國家 (State)的產業政策及市場(Market)變化，來討論對臺商角色與兩岸產業 分工轉變的影響，並梳理分析架構如圖 1。本文的研究方法以田野訪談 為主，次級資料蒐集為輔，訪談對象涵蓋產、官、學三方共 24 人次， 分別於 2011 年 1 月和同年 5 月到北京進行田野調查，期間也在臺北訪 問臺灣的產業專家；大多是面對面訪談，其次是座談和電話訪問，並 以半結構的方式進行。 ȗڍ۬ငືᜰ߽ ȗڍ۬ཾϷώ σചཾี σചࢇۺ ᇃᢊཾี ᇃᢊࢇۺ σചѿൟ 圖1 本文分析架構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說 明：箭頭代表影響力，虛線及實線分別代表過去兩岸經貿文獻與本文的研 究焦點。 研究結果顯示，大陸的手機產業政策與市場變化，促成了兩岸分 工型態的轉變，並驅動臺商在三個階段扮演著不同的角色：6 在大陸 大陸手機產業政策的時間點，實際上並沒有清楚的切割，有時候是重疊發
招商引資階段（1990-2003 年），臺商跟隨跨國企業將低階組裝代工遷 移到對岸，扮演著單純的外商投資者角色； 大陸政府以〈五號文 件〉生產牌照制度管制與調節市場的同時，意外地出現草根型山寨機 的興起（2004-2008 年），兩岸民間企業開始合作組織手機產業鏈； 大陸政府擴大支持國企研發，並於 2009 年後開放給臺商進入，臺商以 其技術優勢彌補 TD 手機產業鏈的不完善與國企技術落後，開啟了臺商 與對岸國企合作與合資的交流。簡而言之，臺商在大陸手機產業的角 色，超越了過去單純作為外商投資者的角色，並催生大陸內生型產業 發展－－無論是民間山寨機或官方支持的 TD 手機產業。本文其他章節 安排如下：第二節為文獻回顧，包括： 由外資所驅動的全球產業分 工下，大陸廠商、臺商與外資的技術位階； 大陸政府如何利用各種 產業政策進行技術追趕； 在過去兩岸經貿活動中，臺商對大陸產業 發展所扮演的外商投資者角色與相關作用。第三節是個案分析，第四 節則提出結論並提供政策建議。
貳、文獻回顧
一、全球分工合作：「歐美－臺灣－大陸」的技術位階
回顧全球分工合作的兩大相關理論，解釋了近年東亞經濟發展的 議題： 全球商品鏈(Global Commodity Chains, GCCs)理論主張東亞 後進國家經濟崛起的起源是受惠於歐美買家外包代工之故； 東亞後 進廠商不斷的努力研發與進行技術升級，而能夠在全球生產網絡(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GPNs)的位階往上移動。其中全球商品鏈理 論認為，約從 1980 年代開始東亞國家如臺灣和南韓的經濟發展，是受 惠於買家的市場需求或生產者的外包分工，臺、韓廠商因切入製造代生；其次，山寨機發展的起源和大陸政府政策稍微相關。由於本文主題是以 兩岸產業分工型態的轉變為主，因此三個階段的時間切割點，原則上是以臺 商對大陸產業發展作用的差別而區分。
工的活動而得以興起，7跨國企業並將技術移轉給臺灣與南韓進行生產
與委託代工(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rs, OEMs)。
之後，臺灣代工廠商不但組織起垂直分工合作的供應鏈體系來應
對快速的市場變化，8臺灣政府也同時制訂出輔導廠商技術升級的配套
政策，包括有強制外資在地培養供應鏈，以各項財政優惠鼓勵民間廠 商進入市場，設立技術移轉機制，讓工研院吸收進口技術與知識後能
移轉給民間廠商，9順利地輔導在地廠商從委託代工升級到設計代工
(Original design manufacturers, ODMs)，並建構起本地完善的垂直分 工網絡。因此，在臺灣政府的產業配套措施下，廠商替歐美跨國企業
生產代工，便成為臺灣後進追趕與技術升級的發展路線。10
大陸自從開放外商投資後，臺灣代工廠商逐漸將生產活動搬遷到 對岸，在臺的母公司則專注研發與設計關鍵零組件，形成了「臺灣接
單、大陸出貨」的分工型態。11因此，臺灣廠商從原來全球生產網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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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代工的邊陲地位，往上升級到半邊陲的位置。12而大陸則和臺灣過 去融入全球生產體系一樣，一開始從低階與最邊陲的的委託代工切 入。如此一來，在「歐美－臺灣－大陸」三邊貿易的新格局下，臺灣 廠商不但在全球商品鏈的位階往上移動，且逐漸轉變為扮演中介者的 角色。13 至於歐美跨國企業之所以能夠維持全球生產網絡的領導地位，是 因為每年不斷投入約五十億美元在研發創新與創造專利上，形成了後 進國家廠商難以挑戰的競爭障礙。14這些技術領先的跨國企業除了掌握 專利等智慧財產權外，還建立高科技產品標準來強化其獨占力。15以第 二代(2G)通信標準為例，手機品牌商諾基亞(Nokia)與 IC 晶片設計公司 高通(Qualcomm)除了分別建立「全球行動通訊系統」（Global System for Mobile Communication, GSM，以下簡稱 GSM）或「分碼多重存 取」（Code Division Multiply Access, CDMA，以下簡稱 CDMA） 標準之外，這兩家廠商也同時擁有這兩大標準的核心專利，以穩固他 蔡宏明，〈臺灣經貿發展對兩岸經貿互動之影響〉，《遠景基金會季刊》， 第 7 卷第 2 期，2006 年 4 月，頁 269-318。 潘美玲，〈技術、社會網絡與全球生產網絡：台灣製造業部門間生產組織的 差異〉，張維安主編，《台灣的企業：組織結構與國家競爭力》（臺北：聯 經出版公司，2001 年），頁 187-221；鄭陸霖，〈幻象之後：台灣汽車產業 發展經驗與「跨界產業場域」理論〉，《台灣社會學》，第 11 期，2006 年 6 月，頁 111-174。 熊瑞梅，〈台灣企業社會學的研究發展與反思〉，謝國雄主編，《群學爭 鳴：台灣社會學發展史，1945-2005》（臺北：群學出版社，2008 年），頁 177-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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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在全球市場的主導地位。16 整體而言，大陸受益於外商投資而提高所得、增加工作機會與改 善人力資源，然而高科技出口貿易的貢獻者依然是外資，大陸只是將 外資進口的中間品加工為最終產品，從事的是低附加價值與低階的製 造活動，而非高附加價值的研發與創新。17其次，即便在高科技產業中 有聯想和華為等自主品牌的出現，但研發的投入與產出並非關鍵項 目，而是漸進改良的創新，其電腦產品或電信 IC 晶片的生產還是外包 給臺灣或歐美廠商。18總之，大陸改革開放後雖然持續融入全球化，卻 無法威脅到西方國家在全球科技的領導角色，19原因在於跨國企業不斷 投資在高端研發和建立科技標準，來創造與鞏固其在全球生產網絡的 高階地位。
Hu Wen & Daniel You-Ren Yang, “The Missing Link between Technological Standards and Value-chain Governance: The Case of Patent-distribution Strategies in the Mobile-telecommunication Industry,” Environment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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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SM 標準為全球最多人採納的通訊標準，但其專利相對平均分配在歐盟各 國企業當中，不像 CDMA 專利比較集中在美國高通一家企業。從專利與標 準的主導觀點來看，可詮釋為何大陸政府從創立中國 3G 標準出發，企圖發 展不被外資牽制的中國民族手機工業。
Francoise Lemoine & Deniz Ünal-Kesenci, “Assembly Trade and Technology Transfer: the Case of China,” World Development, Vol. 32, No. 5, May 2004, pp. 829-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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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ward S. Steinfeld, Playing Our Game: Why China’s Rise Doesn’t
二、中國大陸的後進追趕策略：途徑與問題
近年來隨著國力的崛起，大陸政府意圖提升在全球經濟的話語 權，透過國家資本手段支援國企進行技術追趕，目標是要將經濟結構 從「中國製造」轉型為「中國創造」。其中主要的策略有兩種：一是 鼓勵廠商「自主創新」；二是仿效歐美遊戲規則，另外制訂大陸專屬 的「科技標準」。自改革開放後，大陸政府引進外資的同時，運用了 「以市場換技術」的策略，用市場為餌強制外商和國企合資，藉此提 升國企的技術能力，最終是要達成進口替代的目標。 1998 年後大陸選擇「國進民退」的發展路徑，並積極進行國企改 革，採取的行動大致為： 「抓大放小」策略：除了為當時即將加入 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作準備，也是為了活 化國有資產，並設定目標培養約五十家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國企，中央 不但推動國企之間的合併，並裁減國企的員工數量； 強化國企的研 發能力：鼓勵國企開始設立獨立的研發部門，中央也指揮科研機構之 間、或者科研機構與國企之間相互合併； 「以市場換技術」的制度 安排：利用開放外資進入市場的同時強制外資和國企合資，以改善國 企生產與技術低落的問題，在鋼鐵產業或汽車產業等都有類似案例。 總之，和東亞、臺灣的後進發展策略比較，大陸政府在選擇扶持的廠 商與產業上，採取類似南韓集中培育「國家冠軍隊」(National Campi-ons)的作法，將低利貸款、補貼、免稅等資源分配給大型國企，扶持其 在運輸、半導體、電信、生物科技等策略性產業上的技術升級。20Peter Nolan & Xiaoqiang Wang, “Beyond Privatization: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and Growth in China’s Larg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World
Development, Vol. 27, No. 1, January 1999, pp. 169-200; Peter Nolan, China and the Global Economy: National Champions, Industrial Policy, and the Big Business Revolution (Basingstoke, Hampshire; New York:
然而，在學術上對於大陸廠商特別是國家主要扶持的國企，是否 有受益於外商投資而技術升級，則存有正反兩面分歧的看法。大多為 經濟學領域量化研究學者，認為外資對大陸產業有正面外溢效果。例 如，學者發現外資對長三角與珠三角沿海省份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
(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有正面效應。21另外，有學者研究外
資對大陸生產力的影響，發現外資對人力資源(Human Capital)有正面 外溢效果。22但是，這些測量都沒有直接針對研發的提升與技術外溢方 面。此外，針對外商投資對大陸專利貢獻方面的研究，也發現只有對 設計專利(Design Patent)類別有正面效應。23最後，有研究認為非華人 的外資，的確對合資企業有正面的技術外溢貢獻，然而對國企卻是負 面的效果。24綜合上述文獻，外資對大陸產業的確有正面的外溢效應， 但總體來說是有限的，僅限於某個區域或某類型企業，或只促成人力 資源的培養，頂多到外觀設計能力的增加。而電子類產業的外資技術 移轉給大陸廠商相當緩慢的原因，在於研發與設計活動都是由外資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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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大陸企業完成。25 此外，大多數政治經濟學領域的質性研究，也提出外資對大陸產 業技術外溢效果有限的看法。有些對大陸高科技產業的研究發現，本 土企業專注在生產中低價產品，他們先藉由在國內市場享有地利與知 識之優勢，透過「以鄉村包圍城市」的低價產品打入二、三線城市 後，再從低價市場往中價產品市場移動，外資最後只能守住高價位的 產品市場。26整體而言，大陸廠商是透過模仿生產無差異化的產品，鮮 少有企業投入研發，因而嚴重缺乏創新。27其次，進一步以國企和非國 企兩組企業相比，國企的技術能力和績效表現都比較差。過去部分對 高科技部門如半導體與通訊產業的研究發現，國企創新能力比起合資 或民營企業還要低落。28原因在於國企屬於國有資產，國企經理人是共 產黨幹部，國家指示國有銀行貸款給國企時，並沒有完全和國企的績 效掛勾，較多是與黨國體制下共產黨分配租金(Rents)給幹部與維持政 權穩定有關。29因此，政治因素導致國家終究無法進行硬預算約束和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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罰輸家，依然不斷提供貸款援助給績效不好的國企，導致資源分配無 效率。30再者，大陸特有的政治文化除了導致國企技術比民企低之外， 其連動效應是國企背後供應鏈體系的技術能力普遍不佳。31舉例來說， 在地方保護主義下，地方政府限制國企只能跟當地供應鏈合作，即便 供應鏈廠商的配套技術能力不足。32如此一來，零件廠不是仰賴廠商本 身在市場上的表現，而是依附在國企與地方政府的政治關係來進行買 賣交易。同時，為確保國企可以在地採購零件，地方政府不計成本地 補貼，反而導致當地廠商無效率。33因此，廠商之間傾向於培養政治關 係，而不是去發展經營上的合作鏈，結果造成上下游產業鏈創新能力 低落。34總之，縱使中央不遺餘力地從事國企改革，但在特有的政治關 係和文化制度環境底下，國企雖受益於「以市場換技術」策略，學習 管理知識與改善製造生產，35讓生產能力追趕上來，只是鮮少有廠商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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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產品設計能力，因此大陸能否從模仿生產跨越到研發創新還有待觀 察。36換言之，國企的技術進展相當有限，既沒有大量投入研發，也無 法吸收進口技術後再進行創新，導致國企的創新相較於跨國企業差距 依然很大。大陸招商引外資後的產業發展，與臺灣產業從委託代工升 級到設計代工，以及發展出完善的產業鏈是迥然不同的。 在「以市場換技術」策略效果不佳的情況下，大陸政府企圖透過 制訂標準等策略，37並正式於 2006 年正式推出「自主創新」政策來彌 補與調整，以擺脫依賴進口技術的困境。計畫的推動是透過大幅增加 研發預算，鼓勵企業技術升級，最終希望產業結構從「中國製造」轉 型為「中國創造」。38由於跨國企業寡占全球市場的技術能力，是透過 鉅額的研發投資及技術標準的制訂來維持，這兩種手段也成為大陸技 術追趕的模仿方式。第一，大陸政府也支持國企如同跨國企業一樣在 國際組織申請與制訂大陸專屬的「科技標準」，以提高在國際間的經 濟話語權，提升其企業在全球的角色－－即從製造的從屬地位往上跳躍 (Leap-frog)到研發創新的領導地位，39手機產業的 TD-SCDMA 標準就 是在此情況下納入《中長期計畫》的十六大科技專項內。40研究國際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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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的學者認為，大陸嘗試透過自訂標準來扶持與帶動本土手機產業發 展，以保護國內廣大市場並維護國家安全，是屬於中國特有的發展摸 索和實驗。41此外，大陸自訂各項中國科技標準以追趕西方國家，實質 上是為了強大的經濟利益而建構起另類型態的貿易障礙，因此具有強 烈的「科技民族主義意識」(Techno-nationalism)。42不過，由於大陸廠 商的技術能力較為低落，加上和全球經濟的高度相互依賴，使得大陸 的自有標準付諸行動進行產業化時，時常會面臨極大的挑戰。43 另一個挑戰是來自本身的政經體制。延續了「國進民退」的發展 路線，國家在推動「自主創新」時無論在研發補貼或扶持對象上，還 是集中在少數幾家「國家冠軍隊」的大型國企。在此情況下，包括 TD-SCDMA 標準等十六大科技專項，皆是透過補貼給國企發展起來，加上 2008 年推出的四兆元人民幣擴大內需投資方案，導致 2010 年時固定資 產投資對 GDP 比重上升至 48%的歷史新高。因此，大陸 GDP 的成長 動力已經從改革開放後以外資加工出口為主，轉向為國內投資推動(In-vestment-led)。44綜合上述討論，大陸能否透過「強政府、大國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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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的「中國模式」進行後進追趕，45而達到發展本土產業、進口替 代並提升國企能力的目標？其預期結果尚為學術研究的缺口，是一個 值得探討的議題。
三、兩岸經貿議題：臺商對大陸產業發展的作用
自 1990 年代後兩岸經貿的密切往來，包括貿易金額不斷升高，以 及臺商赴大陸投資的金額與比重逐年提升等趨勢，引發了學者關注臺 灣經濟是否過度依賴大陸，並影響到國家安全的議題。46臺商將製鞋、 成衣、汽車、電腦等產業的工廠搬遷到對岸，其供應鏈網絡在臺灣的 地理空間去鑲嵌化後，又在大陸的地理空間重新再鑲嵌組織起來。47當 時（1996-2008 年），臺灣政府對產業外移可能造成的產業空洞化與過 度依賴大陸，採取了限制臺商對大陸投資金額等消極的應對措施。不 過，這樣的管制政策並無法阻擋企業利用對岸廉價勞力的潮流，臺商 另透過迂迴的方式，例如將資金轉到香港或第三國，以外商而非臺商 的方式將資金轉入大陸，包括晶圓代工的聯華電子（以下簡稱聯電） 於蘇州設立和艦半導體，以及張汝京以美國籍身分和上海市政府於 2001 年合資成立中芯國際半導體（以下簡稱中芯），學者因此論定臺 灣對兩岸經貿採取的保守防堵政策，實際上是與全球化趨勢反方向操 作。48Barry Naughton, “Can China’s Model System be a Model for Others?” in S. Philip Hsu, Yu-Shan Wu, & Suisheng Zhao, eds., In Search of China’s
Development Model: Beyond Beijing Consensus (London; New Y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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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探討兩岸產業關係的轉變之前，必須先檢驗兩岸廠商分工的原 始模式。臺商大舉搬遷工廠到大陸，實際上只是利用當地便宜的勞工 從事製造代工，而在臺灣母公司則從事統籌規畫與研發，49兩岸產業分 工後大中華地區（臺、港、中）對美國的貿易出超逐漸擴大增加。50而 且和歐美外資一樣，臺商對大陸投資所產生的效果，無論是促進產業 在地發展或技術外溢方面，一般來說作用都不大。以蘇州電腦產業為 例，臺商的供應鏈網絡上下游整體「飛地」到對岸設廠之後，重新建 構起封閉型的生產網絡，沒有開放讓大陸企業參與合作，51當地廠商打 不進臺商供應鏈。52在兩岸企業既沒有互動，大陸企業又缺乏學習機會
Tse-Kang Leng, “State and Business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The Case of Cross-Strait Linkages in the Computer Industry,” The China Journal, No. 53, January 2005, pp. 63-79; Yu-Shan Wu, “Taiwan’s Development State: After Economic and Political Turmoil,” Asian Survey, Vol. 47, No. 6, November/December 2007, pp. 977-1001; Douglas B. Fuller, “The Cross-Strait Economic Relationship’s Impact on Development in Taiwan and China-Adversaries and Partners,” Asian Survey, Vol. 48, No. 2, March-April 2008, pp. 239-264.
高長、王正旭，〈兩岸關係的回顧、新情勢與前瞻〉，《遠景基金會季 刊》，第 9 卷第 3 期，2008 年 7 月，頁 167-198。
Barry Naughton, “The Emergence of China Circle,” in Barry Naughton, ed., The China Circle: Economics and Electronics in the PRC,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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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友仁、夏鑄九，〈跨界生產網絡的在地化聚集與組織治理模式：以大蘇州 地區資訊電子業臺商為例〉，《地理學報》，第 36 期，2004 年 9 月，頁 23-54。
Jenn-Hwan Wang, “China’s Dualist Model on Technological Catching up: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The Pacific Review, Vol. 19, No. 3, September 2006, pp. 385-403.
下，臺商並沒有影響到當地廠商與區域技術升級。53 不過，臺商到大陸投資前端技術的半導體產業，卻曾經引發技術 外溢的疑慮。54原因之一是臺商直接和對岸高層人物合資，特別是張汝 京參與主導的中芯，以及 2003 年江澤民兒子江綿恆與王文洋成立的宏 力半導體。其二是張汝京從臺灣帶去一百多位工程師團隊負責技術移 轉，成為最可能帶動大陸半導體產業起飛的推動者，因而受到臺灣與 美國政府的重重把關與阻撓。55雖然中芯於 2000 年代中期成為僅次於 吳翰有，〈邁向「學習型區域」？：蘇州的技術學習體制與經濟轉型分析 (1978-2010)〉，發表於「第四屆發展研究年會」研討會（臺北：臺灣大學國 家發展研究所等，2012 年 10 月 20-21 日），頁 1-55。 關於大陸半導體產業的發展過程、政府產業政策的演化，以及近年來臺商扮 演的重要性與爭議性的討論，請見 Jean-Franscois Huchet, “The China Circle and the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in Chinese Electronic Industry,” in Barry Naughton, ed., The China circle: Economics and Electronics in the
PRC, Taiwan, and Hong Kong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1997), pp. 254-285；Barry Naughton,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dustry and economic interac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aiwan,” in Francoise Mengin, ed., Cyber China: Reshaping National Identities in the Age of
Informatio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4), pp. 155-184；Douglas
B. Fuller, Creating Ladder out of Chains: China’s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in the World of Global Production (Diss.,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Economy,
MIT, Boston, USA, 2005), pp. 246-345；呂爾浩，《中國半導體產業發展 模式：2000-2005 一個跨國比較的途徑》（臺北：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 論文，2009 年），頁 1-233；范淑敏，《探究中國高新區域建構模式：以長 三角半導體產業為例》（臺北：臺北大學都市計劃研究所博士論文，2011 年），頁 1-207。 舉例來說，當時臺灣政府規定赴大陸投資的晶圓代工廠需要落後臺灣一個世 代，例如臺商若在臺灣投資的是 12 吋晶圓廠，在大陸就只能投資 8 吋晶圓 廠，而美國政府則規定美、中兩國的技術差距須為兩個世代。由於美國國內 企業向國會抗議，因此美國政府對半導體儀器出口到大陸採取了限制措施，
台灣積體電路公司（以下簡稱台積電）、聯電的全球第三大晶圓代工 廠，並讓大陸晶圓代工技術與美國拉近距離至僅差一個世代，56可是到 目前為止，中芯本身在資本與技術來源上主要還是依賴外國創投與臺 籍工程師，臺商對大陸產業的技術升級貢獻，嚴格來說僅只於培養當 地工程師，57特別是下游封裝測試等企業都還是臺資與外資，並沒有帶 動大陸半導體產業在地發展。其三是中芯雖有服務當地的 IC 設計公 司，數量卻不多，主要業務和客戶還是來自歐美國家。58換句話說，對 照臺灣新竹園區是由本地廠商所構成的內生型群聚效應，中芯所在的 上海張江園區還是維持著外商投資導向的型態。59 另外，在臺灣兩位前總統「戒急用忍」與「積極管理、有效開 放」的政策下，臺商只好採取迴避方式進入對岸，但仍沒有發生大陸 產業受益於臺商技術外溢的現象。一直到 2008 年馬英九政府上臺後， 兩岸經貿政策才開始轉向正常化。60不過，臺灣接下來面臨的挑戰，是 後來張汝京向美國政府保證在大陸的生產設備不會被轉為軍用，最後美國政 府才放行。請見 Lutao Ning, “State-led Catching up Strategies and Inherited Conflicts in Developing the ICT Industry: Behind the US-East Asia Semiconductor Disputes,” Global Economic Review, Vol. 37, No. 2, June 2008, pp. 265-292；范淑敏，《探究中國高新區域建構模式：以長三角半導 體產業為例》，頁 89、127。
因此學者認為，大陸政府想利用臺商提升大陸的半導體技術，縮短與先進國 家的技術差距。請見 Barry Naughton,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dustry and Economic Interac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aiwan,” p. 181。
Douglas B. Fuller, “The Cross-Strait Economic Relationship’s Impact on Development in Taiwan and China-Adversaries and Partners,” p. 261. 例如大陸知名 IC 設計公司展訊，還將製造外包給臺灣的台積電，請見范淑 敏，《探究中國高新區域建構模式：以長三角半導體產業為例》，頁 125。 Yu Zhou & Jinn-Yuh Hsu, “Divergent Engagements Roles and Strategies of Taiwanese and Mainland Chinese Returnee Entrepreneurs in the IT Industry,” Global Networks, Vol. 11, No. 3, July 2011, pp. 398-419.
大陸憑藉日漸強大的市場與經濟力量，去影響東亞區域發展甚至是全 球經濟。61體現在本文研究的手機產業上，即大陸政府企圖透過新的 「自主創新」政策，培育本土國企以促進民族工業的發展。然而，如 前面歸納所言，在大陸面臨技術低落與特有政經體制的兩大挑戰下， 透過鉅額補貼與 TD 標準推動的手機產業政策，是否有可能縮短與歐美 之間的科技差距？臺商在其中又扮演著何種角色？
參、兩岸手機產業分工型態的轉變
一、招商引資階段（1990-2003 年）：臺商扮演外商投資者
角色
如前所述，自改革開放後，大陸一方面積極引進外資，同時也採 取「以市場換技術」的策略，限制外商必須要與本地企業合資才能進 入市場。在此情況下，1992 年摩托羅拉(Motorola)與杭州東方通訊、 1994 年諾基亞(Nokia)與北京首信、1995 年索尼愛立信(Sony Ericsson)與國企普天等合資生產手機與通訊相關設備。62臺灣手機代工廠則跟隨 摩托羅拉和諾基亞等跨國企業，將零件與組裝廠搬遷到大陸，包括臺 灣知名系統組裝廠富士康。63因此，原本分散在全球的手機供應體系幾 乎整個移往對岸，外資則利用當地提供的廉價勞工與土地從事生產組 裝。64在此趨勢下的兩岸分工型態，臺商基本上和一般外商投資者一 冷則剛，〈兩岸政經互動〉，王振寰、湯京平、宋國誠主編，《中國大陸暨 兩岸關係研究》（高雄：巨流圖書公司，2011 年），頁 452-472。 高長、王正旭，〈兩岸關係的回顧、新情勢與前瞻〉，頁 184-185。 Wei Xie & Steven White, “Window of Opportunities, Learning Strategies and the Rise of China’s Handset Maker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echnology
Management, Vol. 36, No. 1-3, June 2006, pp. 230-248.
高鴻翔，〈是誰殺了產業政策？解析中國大陸手機生產許可證之死〉，《科 技發展政策報導》，第 2 期，2009 年 3 月，頁 57-69。
樣，僅是著眼當地工資便宜，兩岸企業並沒有互動與技術交流，或一 起組織產業鏈，「以市場換技術」的策略並沒有培養起大陸手機廠商 具有獨立生產、自創品牌或研發的能力。 隨後，大陸政府鑑於國內手機市場逐漸成長，外資卻擁有 90%以 上的市場占有率，於是國務院在 1999 年頒布了〈五號文件〉來調節市 場，以審批手機製造生產許可證的發放數量與內銷配額等，來防堵外 資蠶食鯨吞逐漸興起的內需市場。在此政策下，本土品牌商家數從 1997 年的 5 家，成長到 2004 年的 37 家，如聯想、康佳、TCL、海爾 等廠商，使得國產手機的市場占有率逐步攀升。然而好景不常，2005 年本土品牌商的市場占有率開始節節下降，外資諾基亞、摩托羅拉與 三星恢復主宰國內市場前三名的地位，且銷售量隨大陸需求成長而上 升，65另請見圖 2。 100% 90% 70% 80% 60% 50% 40% 30% 20% 10% 0%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3 97 92 85 70 49 53 57.3 55.8 45.5 40.8 8 15 30 51 41.7 32.2 22.8 21.4 19.2 5.3 10.5 21.4 33.2 40 Ⱉ⮐ㇳ㨇 㛔⛇⑩䇴⓮ ⢾屯 圖2 大陸 2G 手機市場國內外各類廠商的市場占有率 資料來源：陳信宏，〈山寨機與山寨現象的產業經濟觀〉，2009 年 12 月 19 日， 頁 6，《國立中正大學經濟學系》，<http://econ.ccu.edu.tw/academic/ master_paper/091219-1.ppt>。
本土品牌商失去市場的根本原因在於沒有技術與創新能力，他們 往往採用「貼牌」的經營方式，例如直接從南韓進口手機貼上自己的 品牌來銷售。其次，儘管大陸政府也提供聯想與 TCL 等廠商百萬元的 小額補貼研發，只是在研發投入金額不足的情況下，創新產出僅限制 於比較邊際的外觀機殼設計，核心的技術與專利，包括硬體的 IC 晶片 或軟體的標準協議棧(Protocol Stack)，還是由外資掌控。因此，即使 本土品牌商崛起，還是要不斷支付權利金給外資。66所以外資在評估其 技術的領先性後，有的被動接受「以市場換技術」策略進入市場，有 的主動找當地廠商以「租牌」的迂迴方式投資，但都不必擔心核心技 術會外溢給大陸廠商。67 另一方面，為歐美手機品牌商代工的臺商，如廣達、仁寶、明碁 和英華達等廠商，雖然可以進入大陸手機市場從事生產業務，卻完全
Henry Wai-chung Yeung, Weidong Liu, & Peter Dicken,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Network Effects of a Local Manufacturing Cluster in Mobile Telecommunications Equipment in China,” World Development, Vol. 34, No. 3, March 2006, pp. 520-540.
柳卸林，《全球化、追趕與創新》（北京：科學出版社，2008 年），頁 82。 Carmencita Cheung, Technology Transfer and Competition: The Mobile
Handset Industry in Post-WTO China (Wiesbaden: Deutscher
Universitäts-Verlag, 2005), pp. 258-262；柳卸林，《全球化、追趕與創新》，頁 73-76； Hu Wen & Daniel You-Ren Yang, “The Missing Link between Technological Standards and Value-chain Governance: The Case of Patent-distribution Strategies in the Mobile-telecommunication Industry,” p. 2120。有些廠商 則利用其稀有的牌照資源「租牌」給外資，例如三星、LG 與明碁就是向一 些大陸本土廠商租借生產牌照進入中國市場，更多有關租牌的討論請見高鴻 翔，《山寨創新模式之探討》（臺北：政治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博士論文， 2010 年），頁 84-91。
Carmencita Cheung, Technology Transfer and Competition: The Mobile
被禁止內銷，只允許外銷海外。68臺商相較於還享有 40%內銷上限的諾 基亞、三星等外資而言更處於劣勢。其中宏達國際電子（HTC，以下 簡稱宏達電）在當時是以子公司多普達的名義進入大陸為歐美廠商代 工，不能以自有品牌 HTC 在國內市場銷售，並在牌照審核制度下被限 制生產手機的種類。69總之，在大陸保護本土廠商的政策下，臺商處於 相對劣勢，只能從事委託代工。唯一可喜地是，無技術能力的本土品 牌商也下單給原先為歐美代工的臺、韓企業，因此擴大了臺、韓代工 廠的業務。 到目前為止，我們可以推論兩岸手機產業和電腦產業一樣，開始 時臺商跟隨跨國企業將低階組裝代工遷移到對岸，扮演著單純的外商 投資者角色，而大陸方面只提供便宜的土地與勞動力。雖然後來本土 品牌商興起，兩岸廠商還是沒有組織起產業鏈，或發生合作研發生產 的關係，臺商維持自行組成封閉型的生產網絡，和大陸廠商的合作僅 限於協助代工而已。此外，〈五號文件〉只保護大陸本國廠商，臺商 不在範圍之內，也無法取得內銷的許可，基本上大陸把臺商視為外資 之一，並沒有納入在其國家科技發展藍圖內。70
二、山寨手機階段（2004-2008 年）：兩岸民間廠商的垂直
分工
〈五號文件〉下費時耗成本的生產牌照審批制度，也意外導致非 法進入市場的山寨手機業者崛起。這些地下工廠不必受限於外資權利 金的主張範圍，可逕自違法與模仿製造生產，因而具有產品快速上市 周維忠、林素儀，《與亞洲巨龍共舞─中國大陸資通訊產業面面觀》（臺 北：資策會產業情報研究所，2005 年），頁 191。 高鴻翔，《山寨創新模式之探討》，頁 84-91。Douglas B. Fuller, “The Cross-Strait Economic Relationship’s Impact on Development in Taiwan and China-Adversaries and Partners,” p. 255.
與降低成本的優勢。不過，在政治經濟學上，山寨手機的發展意涵尚 是研究缺口，特別在「國進民退」制度下，這些中小型民企不是政府 技術輔導或研發補貼的對象。本文發現民企在技術與財務相對弱勢之 下，除了透過社會力量組織起垂直分工的網絡之外，也緊密和臺商合 作而彌補了國家「國進民退」的制度缺失。71此外，相對於政府以廣大 的內需市場為籌碼和外資談判，民企則利用此先天優勢作為實驗的腹 地，並模仿西方產品後再學習改良產品。而改良產品是為了滿足二、 三線城市對低價但特殊產品的需求，經過山寨通路廠商透過本地手機 方案設計公司、零件商和組裝廠緊密合作，並經過聯發科晶片平臺的 改良後，才能製造出少量多樣、差異化的微創新產品。換言之，山寨 通路商受到市場需求驅動後才去協調組織本地產業鏈合作，依照批次 研發生產，和本土品牌商不大從事研發，且直接找臺、韓商大量代工 生產的產業邏輯是完全不同的。 山寨手機的興起是在大陸特殊的政治經濟背景環境下，民企藉助 社會組織的力量建立起當地中下游產業鏈，不僅僅是聯發科晶片的功 勞。不過，如果沒有聯發科整合型晶片的濫觴，缺乏高端研發技術龍 頭推動，山寨機產業可能延遲甚至不會誕生，況且臺商的作用不只是 提供晶片而已，聯發科的多重角色還包括： 催生大陸內生型產業的 推動者； 技術提升者； 兩岸產業連結的橋樑。在催生內生型產業 方面，如先前的研究發現提到，山寨手機的興起是因為大陸通路商有 市場需求，本地廠商苦於無技術能力從事系統整合，因而聯發科設計 開發出整合型的手機晶片，讓新進廠商只要雇用少數低階工程師即可 創業，因而吸引更多技術能力低、資本小的民企進入山寨手機市場。72 換言之，聯發科降低民企進入手機市場的門檻後，助長了山寨機產業 蔡青蓉、李志強，〈另類的後進追趕？中國大陸山寨手機產業的社會網絡研 究〉，發表於「第三屆發展研究年會」研討會（桃園：元智大學社會暨政策 科學學系等，2011 年 10 月 29-30 日），頁 1-32。
的蓬勃發展。73 其次，聯發科促進了低技術能力的民企進行技術升級。例如山寨 手機銷售第一品牌的天宇朗通，就曾確認聯發科是該公司研發團隊的 技術來源。74聯發科派出技術支援團隊進駐通路商客戶的研發部門，協 助培訓研發工程師以讓新產品順利導入。再者，聯發科也引薦臺商高 階零件廠給當地業者，原因在於民企一開始因為缺乏市場知名度、規 模小等因素，無法接觸與採購到臺商高階的關鍵零組件，75也因此聯發 科扮演起臺商供應鏈體系和山寨生產網絡之間引薦的橋樑。綜合以上 討論，聯發科發揮的多重角色與功能，也間接轉變了兩岸民間企業的 互動與合作模式，促進兩岸貿易量的增加。越來越多原屬外資供應鏈 的臺資零件商，逐漸成為山寨手機的供應商，例如凌巨科技供應中小 尺寸手機面板、柏承科技提供印刷電路板、宏齊科技供應 LED、威盛 電子與義隆電子提供周邊晶片等。76此外，以山寨產業鏈的組成結構來 看，臺灣負責高階零組件的部分，大陸負責中低階零組件的設計、生 產與組裝，以及通路的銷售。在這樣的新興合作模式下，山寨手機的 銷售量除了超越政府支持的國產手機品牌商之外，到 2008 年約生產一 億隻手機，也和外資五大品牌商的銷售量不相上下，77另請見圖 2。
Toomo Marukawa, “Why Japanese Multinationals Failed in the Chinese Mobile Phone Market: A Comparative Study of New Product Development in Japan and China,” Asia Pacific Business Review, Vol. 15, No. 3, July 2009, pp. 411-431. 高鴻翔，《山寨創新模式之探討》，頁 74-83。 李純君，〈天宇朗通進 3G 聯發科分杯羹〉，《經濟部工業局智慧電子產 業推動辦公室(SIPO)》，2009 年 9 月 2 日，<http://proj.moeaidb.gov.tw/sipo/ industrytrend/news-more.asp?vrlShoZOh1>。 蔡青蓉，當面訪談，資策會資深研究員，臺北，2011 年 3 月 1 日。 江逸之，〈新 Taiwan inside 傳奇 台商搶攻 5 千億手機市場〉，《天下雜 誌》，第 411 期，2008 年 12 月，頁 104-117。
簡言之，臺商從以往單純在對岸投資設廠利用當地勞工，轉變到 促成與協助在地廠商建構起垂直分工網絡與促進技術升級，也與過去 歐美跨國企業買家促進了臺灣中小企業垂直分工網絡的組成頗為類 似。其次，對照第一階段臺商跟隨跨國企業到大陸設廠，和當地企業 缺乏互動交流的情況相比，在山寨手機階段，兩岸產業互動則開始有 所轉變，且臺商對大陸民企發揮了多元的作用，包括： 臺商開始移 轉技術給下游的民企，並直接進廠協助其人才訓練； 引薦其他臺商 供應鏈夥伴給當地客戶，協助打造完備的手機產業鏈。這種新的兩岸 產業分工模式造就了多方的受益者，除了深圳區域的民企與臺商之 外，意外的受益者還包括電信營運商中國移動。78在大陸約有七億農村 人口，其中大多數首購手機就是山寨機的情況下，中國移動的 2G 用戶 也跟著水漲船高，到 2008 年增長到四億七千萬戶，造就中國移動成為 大陸第一也是全球最大的電信商，79這種連動關係則促成了臺商與中國 移動直接合作的契機。
Kevin Wang, “Cell Phone Industry’s Dirty Little Secret: China’s 145 Million Unit Gray Market,” Isuppli, November 3, 2009, <http://www.isuppli.com/ China-Electronics-Supply-Chain/News/Pages/Cell-Phone-Industrys-Dirty-Little-Secret-Chinas-145-Million-Unit-Gray-Market.aspx>；而且根據臺灣工 研院統計，同年外資五家廠商內銷大陸約一億七百萬隻手機，請見陳葳瑀、 王英裕，《從 TD-SCDMA 到 TD-LTE：剖析中國大陸行動寬頻市場商機》 （新竹：工業技術研究院產業經濟與趨勢研究中心，2010 年），頁 2 之 19； 因此在兩相比較下，山寨機和外資產量旗鼓相當，各占有大陸約 40%的手機 市場占有率，請見陳信宏，〈山寨機與山寨現象的產業經濟觀〉，頁 6。 中國移動一方面是受到國家行政保護，分配到全球主流通訊標準 GSM 牌 照，其次也因為 2004 年上任的董事長王建宙因看好大陸七億農村用戶而推 出了「村村通」業務，積極在農村地區建設基地臺。 資策會，《邁向 3G、拓展 2G：2008 年中國移動經營模式分析》（臺北： 資策會產業研究所，2008 年），頁 1。
三、TD 手機階段（2009 年迄今）：臺商與國企合作的開端
「自主創新」政策：國家大規模支持國企研發 2004 年山寨機崛起後，至 2008 年外資、山寨機和本土品牌商在大 陸手機市場已呈鼎足三分之勢（請見圖 2），本土品牌商的市場占有率 卻最低，證實生產牌照審批制度無法培養本地品牌商具備直接和外資 競爭的核心研發能力，而山寨機廠商蓬勃發展雖讓深圳 GDP 與就業成 長，但終究大陸政府蒙受了各項稅收損失。因此，中央除了支持深圳 市政府輔導地下廠商「轉正」，並於 2007 年正式取消〈五號文件〉政 策，讓以牌照調節市場的手段走入歷史以外，新的干預市場工具－－ 「自有標準」與「鉅額研發」也浮上檯面。不過，新的自主創新策略 之實施，卻選擇在原有制度遺緒「國進民退」的發展途徑上展開，預 期依舊會面臨來自國企缺乏誘因投入創新，以及背後供應鏈不完善的 困難。 如前言提到，大陸創立 TD 標準的目的在於遏止鉅額的產值與權利 金外流，80然而核心專利技術依然為高通與諾基亞等外資所掌握，大陸 仍舊要付給跨國企業權利金。81於是大陸政府在 2002 年支持「國家冠 軍隊」國企大唐集團主導 TD 標準「民族工業」的發展，並提供七億元Richard P. Suttmeier & Xingkui Yao, “China’s Post-WTO Technology Policy: Standards, Software, and Changing Nature of Techno-nationalism,” p. 8; Peilei Fan, “Promoting Indigenous Capabilit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the Catching-up of Domestic Equipment Firms,” China Review, Vol. 6, No. 1, Spring 2006, pp. 9-35.
Carmencita Cheung, Technology Transfer and Competition: The Mobile
Handset Industry in Post-WTO China, pp. 258-262；柳卸林，《全球化、
追趕與創新》，頁 73-76；Hu Wen & Daniel You-Ren Yang, “The Missing Link between Technological Standards and Value-chain Governance: The Case of Patent-distribution Strategies in the Mobile-telecommunication Industry,” p. 2120。
人民幣研發補貼，鼓勵本土企業進行技術追趕，其中主導研發的大唐 集團獲得兩億六千萬元人民幣的研發補助。82可是結果不盡理想，投入 研發的大唐等本土廠商無法將 TD 標準轉為商品化產品。外資企業如諾 基亞等廠商，他們本身是制訂全球主流 3G 通訊標準 WCDMA 的推動 者，和大陸實際上有利益衝突，所以他們雖然參與大唐集團主導的 TD 聯盟，卻沒有真正投入研發，參與只是應付式的政治表態，整體供應 鏈廠商參與數量寥寥可數而不具規模。83在此情況下，包括大唐集團在 內少數投入 TD 研發的廠商都遭遇到極大的技術與資金困難。84當時大 陸電信專家還預測政府會將 TD 牌照分發給最小規模的電信商，以實驗 性質在二、三線城市進行推廣。85 但此時適逢《中長期計畫》宣示大陸經濟要從製造邁向創新轉型 之高度企圖心，86 2006 年起 TD 標準產業化發展開始有了轉機，中央 將其納入《中長期計畫》十六大科技專項之一，由發改委率先主導啟 動上百億元的大型 TD 建設投資項目，再由工信部於 2006 年 1 月 20 日 宣布正式採納 TD 為大陸 3G 通信的行業標準。因為中央對 TD 發展的
Peilei Fan, “Promoting Indigenous Capabilit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the Catching-up of Domestic Equipment Firms,” pp. 28-30；柳卸林， 《全球化、追趕與創新》，頁 60-62。
蔡青蓉，當面訪談，大陸 F 電子媒體網站總經理，北京，2011 年 5 月 16 日。 Richard P. Suttmeier, Xingkui Yao, & Zixiang A. Tan, “Standards of Power? Technology, Institutions, and Politics of China’s National Standards Strategy,” NBR Special Report, No. 10, June 2006, pp. 32-35; Dan Breznitz & Michael Murphree, Run of the Red Queen: Government, Innovation,
Globaliz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p. 72.
蔡青蓉，當面訪談，大陸 F 電子媒體網站總經理，北京，2011 年 5 月 16 日。 Yuezhi Zhao, “China’s Pursuits of Indigenous Innovations i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Developments: Hopes, Follies and Uncertainties,” Chinese
承諾，大唐集團於 2007 年 6 月和 7 月分別獲得國家開發銀行與中國建 設銀行 300 億元和 250 億元人民幣的貸款，才能進行後續 TD 基地臺與 手機晶片的研發與生產。 最關鍵的措施是在 2009 年年初，工信部分配技術最不成熟的 TD 牌照給最賺錢且幾近獨占電信市場的中國移動，宣示了大陸政府要強 烈扶持與保護 TD 標準的發展。其他的行政干預工具還包括制訂了保護 國內創新品的相關配套措施，規定在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公共採購中， 國產品的比例一般不得低於採購總價值的 60%。在政府新配套的採購 法規保護傘下，2007-2012 年間中國移動採購的 1,680 億元人民幣 TD 基地臺費用當中，90%集中分布在中興、大唐、華為和普天四家本土廠 商，特別是華為與中興兩家企業的 TD 基地臺占有率高於 60%，成為新 產業政策下的「國家冠軍隊」，成功達到進口替代的目標。87 在政府干預和保護下，移動設備產業的基地臺最終達成了「國產 化」，然而國產 TD 手機市場卻還是無法順利發展起來。一是由於本土 手機商只能開發中低階 TD 手機，缺乏高端智慧型手機供應市場所需， 二是本土廠商研發的手機晶片因品質不佳而無法商用，缺乏關鍵的手 機晶片無法帶動產業鏈發展。88三是參與研發 TD 標準的供應鏈廠商數 量仍然很少。89儘管發改委在 2006 年注入大幅研發，但整體 TD 手機 產業本地化沒有多大的改善。直至 2008 年為止，本土手機廠商的技術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 (USITC), China: Eff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fringement and Indigenous Innovation Policies on the U.S. Economy (Investigation No. 332-519, USITC Publication 4226) (Washing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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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青蓉，當面訪談，大陸電信產業專家，北京，2011 年 5 月 20 日。 Richard P. Suttmeier, Xingkui Yao, & Zixiang A. Tan, “Standards of Power? Technology, Institutions, and Politics of China’s National Standards Strategy,” p. 37.
能力與外資手機的技術差距依然很大。不過，讓 TD 手機產業最終能起 死回生，其關鍵轉變點在於從 2009 年開始，中國移動尋求臺商參與 TD 標準手機晶片與終端產品的研發，包括聯發科和宏達電等臺灣知名企 業，都有參與 TD 手機產業的發展。 大陸政府允許臺商進入手機市場 加速 TD 手機產業的發展 TD 標準本意在保護本土廠商並邁向自主創新，不過在本地產業鏈 不夠完善的情況下，大陸在政策上調整為開放 TD 手機市場，鼓勵更多 外資與臺商進入。例如曾經透過中國移動董事長王建宙與國際大廠多 次溝通，包括有長期合作夥伴的諾基亞與三星，或者是潛在合作夥伴 如黑莓機(RIM)、蘋果(Apple iPhone)和臺灣宏達電等全球知名手機品 牌商，遊說鼓勵他們投入 TD 手機的生產。不過，基本上外資和大陸的 利益衝突還是存在，所以諾基亞只開發一兩款手機應付中國移動。90而 宏達電則沒有國際科技標準競爭方面的顧慮，且對比之前在大陸政府 掌控市場准入權下，宏達電只能以多普達公司名義從事代工，因此可 推測宏達電較有意願投入研發 TD 專用的智慧型手機，以填補大陸手機 市場的缺塊。其次，市場上缺乏 TD 手機的關鍵在於沒有可成熟商用的 晶片。中國移動鑑於山寨機產業之所以快速發展，其背後的推手就是 聯發科開發的晶片。因此，中國移動邀請聯發科開發 TD 專用的手機晶 片，打算將山寨機的市場榮景複製到 TD 手機市場上，以穩固中國移動 為大陸第一電信商的地位。91 另一個促使大陸政府開放原先封閉的 TD 手機市場，納入臺商協助 開發 TD 手機產品的因素，是因為產品應用研發向來是臺商的強項。大 陸政府就曾經表示，期待結合臺商在國際 IC 設計與晶圓產業的優異技 術，加速進入全球半導體市場。92以本文手機產業的案例來看，臺商在 蔡青蓉，當面訪談，大陸 F 電子媒體網站總經理，北京，2011 年 5 月 16 日。 蔡青蓉，當面訪談，大陸 Z 電信商研究院員工，北京，2011 年 1 月 20 日。
手機晶片有兩個優勢可以彌補大陸的缺陷：一為品質的控管能力，二 是臺灣整體產業的規模。大陸政府希望透過和臺商合作，借助臺商的 經驗進一步加強其企業的競爭力，把大陸的 IC 晶片產業發展起來。93 由於 TD 手機的產業鏈不完善，參與開發上下游零件廠與組裝代工廠 的總體廠商數量不多。因此 2009 年起王建宙多次來臺訪問，試圖遊說 與招攬更多臺灣供應鏈廠商加入開發 TD 手機，他曾經表示：「希望 借助臺灣發展 30 年的科技園區（的技術能力），加速 TD 標準的發 展」94。所以不同於先前將臺商排除在大陸的科技版圖之外，95大陸政 府決定開放 TD 手機市場給聯發科等臺商進入，借助臺商的技術與產業 鏈的完整來彌補 TD 手機產業發展不足的地方，以快速縮短和全球主流 產業的差距，達成國家產業政策的目標。 企圖提升國企的技術能力 雖然大陸政府開放 TD 手機市場讓臺商進入，只是臺商也要付出一 定的代價，因為大陸實際上採取的是有條件的開放手法。以聯發科和 國企聯芯(Leadcore)合資的案例來看，聯芯負責提供 TD 標準中軟體協 議棧的部分，而聯發科則負責硬體方面晶片的研發。96這樣的合作安排 劉勝驥，〈兩岸科技交流之發展〉，《中國大陸研究》，第 48 卷第 4 期， 2005 年 12 月，頁 118。 蔡青蓉，電話訪談，大陸 B 經濟研究院資深研究員，上海，2011 年 4 月 30 日。 馬曉芳，〈王建宙台灣布道 TD：痛快 一起努力的感覺〉，《第一財經日 報》，2009 年 8 月 27 日，<http://big5.ifeng.com/gate/big5/finance.ifeng.com/ topic/stock/zgydtd/3g/t_news/20090827/1152871.shtml>。
Douglas B. Fuller, “The Cross-Strait Economic Relationship’s Impact on Development in Taiwan and China-Adversaries and Partners,” p. 255.
2008 年 3 月國資委派任真才基為大唐集團新董事長，將原旗下負責 TD 晶 片研發的子公司大唐移動重組，公司名稱改為聯芯。請見新浪科技網，〈聯 芯科技總裁孫玉望：改制及與聯發科合作正確〉，《新浪科技網》，2009 年 5 月 25 日，<http://tech.sina.com.cn/t/3g/2009-05-25/0043311 9787.shtml>。
和先前大陸政府運用的「以市場換技術」戰略有異曲同工之妙，也顯 示雖然國企在研發手機晶片的成果一直不佳，但大陸政府並沒有因此 而放棄，希望藉由與臺商的合作機會來提升國企的技術。97儘管聯發科 和聯芯只維持了兩年的合作關係，98但以大陸的政策目標來看，TD 手 機晶片進口替代的成果卻是相當顯著的。在 2009 年 TD 手機晶片的三 大供應商中，聯芯的市場占有率以 55%居首，超越外資意法－愛立信 (ST-Eri-csson)的 25%及本土廠商展訊的 15%。99此外，聯芯也因此營 收大增，從 2008 年的不足一億元人民幣，成長到 2010 年的八億元人 民幣。100 聯發科除了彌補對岸技術低落的手機晶片研發技術，也逐漸發揮 預期的產業龍頭帶動效果，逐漸讓 TD 手機不再缺乏技術成熟的晶片。 此外，大陸政府也祭出新的行政保護工具，中國移動於 2010 年和 2011 年分別提供 120 億元和 175 億元人民幣的生產補貼，集中給酷派、華 為、中興和聯想等本土手機商。101在補貼與晶片龍頭帶動的雙重因素 下，這四家國產手機商開始量產中低價位的 TD 手機，並和三星與宏達 蔡青蓉，電話訪談，大陸 B 經濟研究院資深研究員，上海，2011 年 4 月 30 日。 聯發科購併傲世通公司後，2010 年 9 月獨立於大陸國企聯芯而自行開發 TD 手機晶片。請見張瀞文，〈聯發科 TD 晶片吸睛〉，《中時電子報》，2010 年 9 月 28 日，<http://tw.news.yahoo.com/%E8%81%AF%E7%99%BC%E7% A7%91td%E6%99%B6%E7%89%87-%E5%90%B8%E7%9D%9B.html>。 陳葳瑀、王英裕，《從 TD-SCDMA 到 TD-LTE : 剖析中國大陸行動寬頻市 場商機》，頁 4 之 39。 100. 康釗，〈聯芯去年 TD 晶片出貨量 1300 萬片 收入增 100%〉，《新浪科 技網》，2011 年 4 月 19 日，<http://tech.sina.com.cn/t/2011-04-19/01005420 115.shtml>。 101. 屈顯濤，〈中國移動（0941）巨額補貼 TD 手機〉，《財經日報（香港）》， 2011 年 3 月 24 日，<http://www.businesstimes.com.hk/a-201103 24-112634/ juedhdndhdud>。
電的高價位手機區隔開來，在 TD 手機的市場占有率逐漸升高。以 2010 年 為 例 ， 酷 派 、 華 為 、 中 興 和 聯 想 的 市 場 占 有 率 分 別 為 13.7%、 11.5%、7.9%和 4%。102到 2012 年年中為止，TD 國產手機產量高達 3,500 萬支，TD 手機「國產化」比率提高到 84.6%，首度超越外資而 終於達到進口替代的目標。103中國移動自從被分配到 TD 牌照以來， 三年半內密集鉅額投資，在 TD 基地臺採購上共投資 1,670 億元人民 幣，TD 手機採購與補貼共 300 億元人民幣。不過，全國 TD 使用率仍 低於 10%，導致中國移動總損失約達一千億元人民幣。104 兩岸經貿：量增質變 在大陸追趕歐美廠商但技術進展緩慢的情況下，臺商成為大陸追 求經濟轉型的受益者。對臺灣而言，大陸利用臺商在 IC 設計的技術能 力與完備的產業鏈，致使兩岸在手機產業上的關係更加緊密，並產生 貿易量增加的現象。不過，當臺商被納入對岸中長期科技藍圖內，以 加速大陸躋身全球高科技產業之林，加上前述兩岸分工轉型的質變， 都會引發臺商技術外溢的潛在風險。105首先，在量增的部分，大陸整 102. 艾媒諮詢，〈2010-2011 年度中國手機市場發展狀況研究報告〉，《MBA 智庫文檔》，2012 年 3 月，<http://doc.mbalib.com/view/cdb09303ef47d74fe-fbfd0701ad584e4.html>。 103. 李志宇，〈3G 手機月出貨量達 2164 萬部 國產手機份額超七成〉，《搜 狐 IT 消息》，2012 年 9 月 10 日，<http://it.sohu.com/20120910/n352694081. shtml>。 104. 王如晨，〈王建宙的喜與憂：TD-LTE 牆內開花牆外香〉，《第一財經日 報》，2011 年 10 月 27 日， <http://tech.sina.com.cn/t/2011-10-27/01116235100. shtml>。
105. Ching-Jung Tsai, “Do Chinese Firms Transform Towards ‘Indigenous
In-novation’? The Paradox of Increasing Economic Integration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s,” paper presented at Cross-Strait Relations in an Era of Technological Change: Security, Economic and Cultural Dimensions (UK: St Antony’s College, University of Oxford, March 5, 2013), pp. 1-28.
體手機與通信產業對臺灣的總體採購金額，2011 年為 1,500 億臺幣， 預期未來還會繼續成長。106其中華為是最大的單一客戶，對約百家臺 灣供應鏈企業的採購與外包金額，在 2008 年、2010 年和 2011 年分別 為 260 億、995 億和 1,100 億臺幣，臺灣已成為華為僅次於美、日的第 三大採購國家。107 大陸政府透過中國移動拉攏臺商加入 TD 手機產業鏈，也是希望臺 商能作為「模範生」產生示範效應，吸引更多國內外企業進入 TD 市 場，以達成加快拉動 TD 產業化的「抬轎子」作用，108不過這樣的作 法會衍生出臺商技術外溢的潛在風險問題。繼 2008 年大唐集團入股中 芯成為第一大股東，以及 2009 年張汝京離開中芯之後，2011 年中芯董 事長一職改由大唐集團推舉的人馬擔任，終於讓大唐集團正式進入晶 圓代工產業。109當初具有技術外溢爭議性的中芯已成為國有資產，代 表著大陸的確有意透過臺商來提升國企的技術能力，只是運用的行政 手段相當複雜，且每個個案都不同。以聯發科和大唐集團首度以「國 企—臺商」方式合作開發晶片的案例來說，也是經過大陸內部政商角 力之結果。在 2G 時代，導致本土品牌商的市場逐漸縮減，就是因為聯 發科協助山寨機產業的民企發展。因此當 TD 市場想藉助聯發科晶片的 開發能力時，在當地手機產業界曾引發一番辦論。然而在利多於弊的 情況下，大陸政府決定採取開放政策，並首次運用「以市場換技術」 戰略在臺商身上。最後，臺商受訪者表示大陸技術能力最高的一線企 106. 黃欣，〈華為今年對台採購〉，《中時電子報》，2012 年 9 月 6 日，<http:// news.chinatimes.com/mainland/11050503/122012090600793.html>。 107. 宗秀倩，〈華為或在臺灣設立研發中心〉，《新浪科技網》，2012 年 4 月 27 日，<http://www.52rd.com/S_TXT/2012_4/TXT35557.htm>。 108. 蔡青蓉，當面訪談，資策會資深研究員，臺北，2011 年 3 月 1 日。 109. 王雲輝，〈大唐佈局 4G 產業鏈 強勢介入中芯國際〉，《財經國家新聞 網 》，2011 年 7 月 25 日 ，<http://www.ennweekly.com/2011/0725/3213. html>。
業華為，則是最有可能經過「逆向工程」等方式學習追趕上臺灣。110 未來大陸是否真正受益於臺商參與 TD 發展而技術得以成長，則需要另 外再追蹤研究。表 1 梳理出大陸驅動的兩岸產業分工型態的變化，並與 我方政府大陸經貿政策的演進作一對照。 表1 兩岸手機產業分工型態 階段 兩岸產業分工的 型態／類型 臺商的作用 大陸政府對臺商 的態度 臺灣政府的關注 議題與對應政策 1990-2003 年： 招商引資階段 臺商提供資金設 廠 投 資 製 造 出 口，大陸方面則 提供便宜的土地 與勞動力。 臺商扮演單純的 投資者角色，頂 多是訓練當地工 程師，因為兩岸 廠商並沒有組織 產業鏈，或合作 研 發 生 產 的 關 係。 吸引外商投資， 例如張汝京和上 海市政府合資設 立中芯半導體。 臺 灣 製 造 業 外 移，出現本國產 業空洞化、市場 過度依賴大陸等 爭議。「戒急用 忍」政策與「積 極開放、有效管 理」政策。 2004-2008 年： 山寨手機階段 兩岸民間企業垂 直分工：臺商提 供高階手機晶片 與零件，大陸民 企則從事中低階 產 品 的 研 發 生 產。 臺商協助民企突 破進入產業的障 礙，帶動山寨產 業興起之外，還 扮演著技術升級 的角色。 開始進行管制， 臺資只能在大陸 市場代工製造， 不能以自有品牌 內銷。 2006 年 轉 變 為 「積極管理、有 效開放」。 2009 年 迄 今 ： TD 產業政策階 段 大 陸 政 府 支 持 TD 手機產業發 展並開放 TD 手 機市場給臺商， 臺商參與研發與 生產 TD 手機晶 片與高階手機產 品，彌補拼圖的 缺塊。 臺商提供關鍵的 晶片發揮龍頭作 用，加速了大陸 國產化與進口替 代的策略目標。 另方面運用「市 場 換 技 術 」 策 略，強制聯發科 和國企合資與合 作分工生產手機 晶片，企圖提升 國 企 的 技 術 能 力。 馬英九政府採取 兩岸經貿「正常 化」的策略。未 來需進一步關注 大陸利用臺商進 行技術追趕的相 關議題。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110. 蔡青蓉，電話訪談，臺灣 G 無線通信公司新興市場主管，臺北，2011 年 3 月 1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