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法學者依西方法學分類，在爭辯中華民國憲法係屬總統制還是內 閣制時，蔣中正及國民黨領導菁英，早就在實踐上採行類似傳統中國諸 權集於皇帝一人那樣的「政治強人制」。但如前所述，從政治的考量，
形式上若能維持「依憲法行使國權」較佳，所以 1966 年還是由拼湊出 來的國大代表來修改臨時條款，增強總統的權力，使總統得設置動員戡 亂機構，決定動員戡亂有關大政方針，故隔年設置之前曾提及的「國家 安全會議」，並使總統得訂頒中央公職人員之增選補選51。按國家安全 會議成員包括總統府及行政院重要首長，幾乎所有重大的對外、對內政 策均可列為「國家安全事項」而進行討論，行政院所編年度預算於送立 法院前也須先送國安會審核，顯然總統才是最高行政決策者52。國家安 全會議甚至連司法革新都管53。至 1972 年 3 月，國民大會再以臨時條 款，賦予總統得不受憲法原有條文限制，增加中央民意代表名額，定期 改選，甚至僑選的立法委員或監察委員，得由總統訂定辦法遴選之54。 這項規定等於讓總統決定不改選的中央民意機關，究竟能在哪個程度內 換新血？使其得以主導中央民意機關的發展方向。蔣中正及其子蔣經 國，大致上即以國家總統以及國民黨總裁或主席等兩種身份55，在國家 體制上以行政權為中心，控制其他權力部門，再實際上透過「由黨治國」
的訓政經驗，掌握國政的最後決策權。至李登輝主政（1988-2000），雖 仍承其遺緒，但實際上所享有的權力不如兩蔣，且 1990 年代如下所述，
國家體制上的各個權力部門，實際上已朝相互制衡發展。
51 參見管歐，《中華民國憲法論》，頁 332-333。
52 參見王泰升，《台灣法律史概論》，頁 149。
53 曾任大法官的張承韜於任職最高法院時，曾被國家安全會議借調一個月，至全 台各地考察司法業務，以向總統提出司法革新的報告。參見司法院司法行政廳 編（2004），《台灣法界耆宿口述歷史》，頁 129，台北：司法院。
54 參見管歐，《中華民國憲法論》，頁 333-334。
55 在嚴家淦擔任總統時，蔣經國曾短暫地以行政院長的身份，事實上掌控國家行 政權力之運作。
國治前期立法機關形骸化的原因，來自中央民意代表長期不改選，
且絕大多數原產生自中國大陸，在台灣欠缺社會實力，而屬於福佬或客 家族群之在地實力派人物，雖可延續日治時期即有的選舉經驗，擔任地 方層級的民意代表，但其無權與聞中央政府政務，無從制定或修改全國 性法律。改變的契機，來自 1972 年開始舉辦的增額中央民代定期改選
56。雖然起初這些在台灣選出的增額代表的人數，在整個中央民意機關 內仍屬少數，但其已逐漸從老邁的不改選代表手中，取得議事的主導 權。在定期改選的壓力下，增額中央民代較傾向於監督行政機關。國代 自 1991 年起，立委自 1992 年起，皆全面改選；從歷史的眼光來看，早 在 1920 年代即被提起的「台灣議會」構想，於焉實現矣57。民主選舉 已是當代台灣人民生活經驗的一部分，法政學者自國外引進的民主憲政 理論，也可能透過全民動員式的選舉活動而傳播給一般民眾；從中央到 地方，民意代表之監督行政部門已被視為理所當然。
關於司法權的行使，在數千年來均由皇帝為司法審判最終權威的傳 統下，實質上為行政首長的總統，對於司法審判會直接介入嗎？就此，
可從 1960 年總統府內的一場會議談起，其會議記錄如下：
四十九年十月八日上午十一時在總統府集會商討雷 案，由總統親臨主持，出席人員計有 陳副總統、（總統府，
括弧內機關名稱係筆者註，以下同）張秘書長群、（行政院）
56 1969 年的中央民意代表增補選，仍依原有憲法規定，進行因故出缺時的補選，
及因人口及行政區域劃分變動所致額度增加部份的選舉，雖選舉是在台灣舉 辦，但當選者人數不多，且與原有中央民代同樣不必定期改選。1972 年才以動 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修改憲法內容，授權總統得在台灣地區增加中央民代之 名額，其名額相對於 1969 年的增補選已增加很多，且尤要者，須定期改選。這 項增額中央民代定期改選，一直持續到 1990 年代初期，對台灣的民主化有重大 影響。參見中央選舉委員會編（1984），《中華民國選舉概況（上）》，頁 229-232、
246-248、818、831，台北：中央選舉委員會。
57 參見王泰升，〈自由民主憲政在台灣的實現：一個歷史的巧合〉，頁 194-197、
203-205。
唐秘書長縱、（中央黨部）谷秘書長鳳翔、（司法院）謝院長 冠生、（外交部）沈部長昌煥、（司法行政部）鄭部長彥棻、
（調查局）沈局長錡、（最高檢察署）趙檢察長琛、陶希聖 先生、曹主任聖芬、國防部軍法覆判局汪局長道淵及本部（警 備總司令部）總司令黃上將軍法處周處長等十四人，討論主 題為甲乙丙三案之採擇。
發言情形：
陳副總統：主張採丙案…
謝院長、趙檢察長、汪局長：主張採乙案…
谷秘書長、鄭部長、及本部出席人員：主張採甲案…
總統指示：1.題目（按指判決主文而言）要平淡，須注 意及一般人之心理
2.雷之刑期不得少於十年
3.「自由中國」半月刊一定要能撤銷其登記 4.覆判不能變更初審判決
總統隨又垂詢乙案能否撤銷登記？將來覆判不可變動 有無把握？
□（無法辦識，筆者註）由汪局長起立答稱：都可以辦 到。
總統…裁決採用乙案。58
就在舉行該會議當天的下午，台灣警備總司令部軍事法庭宣判：雷 震處以有期徒刑十年。雷震果然再向國防部軍法覆判局請求覆判，結果 亦遭駁回。
在日治末期，台灣總督以明文規定其對政治犯的起訴與否有指揮
58 陳世宏等編（2002），《雷震案史料彙編：國防部檔案選輯》，頁 331-332，台北 縣：國史館）。
權，但仍不得指示應作成如何的判決。但國治初期，於法制上經由戒嚴 令的發佈，可依軍事審判程序處理政治犯；依雷震案當時有效施行的軍 事審判法之規定，判決應經軍事審判機關長官核可後方得宣判，故軍事 權（統帥權）與司法權合一。該總統府內會議，從法制上或許可解釋為 係台灣警備總司令對第一審判決、三軍統帥的總統對覆判審判決，為行 使其「核可權」而在行政體系內進行討論。但亦可解釋為台灣警備總司 令應先行使其核可權，以產生一個軍事法庭判決，待受判決人對該判決 表示不服，請求為覆判時，三軍統帥才對國防部覆判局所擬訂的判決行 使核可權；蓋倘若第一審判決即由三軍統帥為裁示，則法律上規定覆審 制就失去意義了。當時國家機關的有權解釋是什麼，尚有待查證。然而，
從國家統治權運作的觀點，這類案件乃是經由行政機關、司法機關、甚 至國民黨黨部的領導幹部會商，而由行政兼軍事部門首長的總統，對於 涉及政治異議者的司法案件為最終的裁決，顯然是諸權合一。
關於一般刑案，國治時期在法律條文上不像日治時期之允許警察官 即決某些特定刑事案件（惟至 1991 年為止，警察機關對於違警行為仍 可課以拘束人身自由的處分）59， 但行政機關是否以各種可能的方法，
來「影響」司法機關朝著其所期待的方向做成司法判斷呢？幾位司法耆 宿曾以其親身經驗，敘述下列故事：
林彬部長馬上命高等法院派錢國成趕來台中，希望我們
（承辦的法官，筆者註）能裁定更正，把理由中台灣省選舉 罷免辦法不是法律的那段文字刪掉。我們不接受。…治安機 關便懷疑我們是共產黨，甚至還讓林部長負了行政責任。60
因（犯罪嫌疑人，筆者註）其中有一人工作於（國民黨，
筆者註）民眾服務站，使情勢更形複雜。…在檢察官起訴後，
59 參見王泰升，《台灣法律史概論》，頁 278-280。
60 楊與齡先生訪談記錄。司法院司法行政廳編，《台灣法界耆宿口述歷史》，頁 68-69。
便有些傳聞，說因我們（承辦的檢察官，筆者註）執意辦楊 梅案，可能會影響汪部長的未來，也有人說某上層人士非常 不滿，曾對汪部長責難。嗣後在報紙上看到某一位元老指責 司法行政部疏於監督以致司法風紀敗壞，不久立法院、監察 院相繼就司法風紀問題質詢汪部長。後來…汪部長去職61。 行政法院認為應撤銷該課稅處分，…當時財政部長便在 國民黨中常會會議上說行政法院沒有配合查稅行動，…62
受訪的司法耆宿，其實都是藉此說明司法機關不受干涉，係獨立行 使職權。但是，從所述故事的文本，恰可瞭解在 1950 年代，司法行政 部長會派人要求承辦法官更改判決理由，而「治安機關」之所以要司法 行政部長負責，就是因為其認為：部長能夠決定或主導審判的結果。再 從檢察官辦案結果導致司法行政部長被「上層人士」、「元老」責難，可 知到了 1970 年代這些人的觀念仍是：部長可以干預個案的司法裁判。
而從 1980 年代所發生之財政部長責難行政法院「不配合」，可知其認為 法院「應配合」行政機關才對，所以公開在中常會做此表示。究竟有多 少司法官堅拒來自行政權的干涉？又有多少人屈從？或許很難有明確 的答案，但似乎當時有許多國民黨政治菁英，傾向於認為行政部門可指 揮個案的司法裁判，而這正是傳統中國文化的一部份。
不過，到了 1990 年代，特別是 2000 年民進黨執掌中央行政權之後，
行政機關或政黨縱令渴望，也不能再干預司法機關的個案裁判了。按台 灣的司法官，至此已大多數曾在大學法律系受西方司法獨立理念影響，
行政機關或政黨縱令渴望，也不能再干預司法機關的個案裁判了。按台 灣的司法官，至此已大多數曾在大學法律系受西方司法獨立理念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