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就日本思想史脈絡而言，會澤的「帝國」想像話語被大國 隆正等國學者所繼承。大國隆正以之為對抗《萬國公法》的思想媒介，
主張在諸帝國之中只有「日本國的天皇」才是「世界的總王」，93想 像一種日本中心的世界秩序。又如竹尾正胤更主張其他帝國是「偽帝 國」，只有日本國是真正的「大帝國」。94亦即儒學者建構的「帝國」
想像話語亦回傳到國學內部，使其不僅共有日本是「神州型帝國」的 想像，亦使之更進一步地誇大之。「神州型帝國」的想像構成抵抗的 話語，亦隱藏在許多幕末・明治期的思想中。他們欲抵抗西洋，亦欲 以日本為中心一統亞洲乃至世界。例如：吉田松陰亦受會澤正志齋等 後期水戶學的影響，而瞭解到日本之為「神州」「皇國」乃在於「古 聖天子懾服蠻夷之雄略」的意義，而欲回復「皇國」過往的威光。95正
92《興亞會報告・亞細亞協會報告》，第2 卷，〈興亞會規則〉，第 1 條，
頁259。又，關於明治期的亞洲主義團體之成立過程與關係等，參閲 狭間 直樹，〈初期アジア主義についての史的考察〉。
93 大國隆正，《新真公法論並附錄》，頁 214。
94 竹尾正胤，《大帝國論》，頁491。
95 桐原建真，《吉田松陰の思想と行動―― 幕末日本における自他認識の
是在此一思維上，在「神州」與「夷」的對抗關係中，吉田展開了以 亞洲為主要範疇的海外雄略論，96使之成為擴張主義型亞洲論述的思 想原型之一。
不過，在明治時期，除有擴張主義型亞洲論述外，有著更多的合 縱論型亞洲論述。如前述的樽井藤吉的思想即是。但樽井亦說日本是 奉萬世一系的天皇統治之國家，97從進化論、人種論等邏輯，與運用 古代日本與戰國日本征伐朝鮮的歷史記憶來鼓吹合邦論。98是以，他 的亞洲主義思想雖強調連帶，但也肯定「神州型帝國」話語，潛藏著 肯定侵略的邏輯。99不管是吉田松陰或樽井藤吉，他們都繼承了「神 州型帝國」論述，藉以抵抗近代歐洲「海外殖民地型帝國」的進逼。
但在歷史進展中，在許多其他因素影響下，合縱論型亞洲論述亦隨時 可能發展為擴張主義型亞洲論述。或者説，合縱論型亞洲論述與擴張 主義型亞洲論述皆是種戰略思想，會隨時勢而變的。
如上述，會澤企圖以其想像的「帝國」形象抵抗戰國化世界中之
「海外殖民地型帝國」。就此一層次而言，他的「帝國」想像話語亦 是抵抗的國族主義話語。然而，日本在成為主權國家、進入近代國際 法體系後，亦成為向外擴張的「海外殖民地型帝國」，挑戰亞洲內部
轉回》，頁41-43。
96 例如吉田松陰在《幽囚錄》中説：「今急修武備，艦略具，礮略足，則 宜開墾蝦夷，封建諸侯，乘間加摸察加，奪隩都加，諭琉球朝覲會同比內 諸侯，責朝鮮納質奉貢如古盛時，北割滿洲之地，南收臺灣、呂宋諸島，
漸示進取之勢」。這段話常被理解為日本對外侵略思想的源流之一，但似 不可簡略地將之理解為侵略思想；且吉田之思想亦有變化。相關討論參見 桐原建真，《吉田松陰の思想と行動―― 幕末日本における自他認識の轉 回》，頁111-137。
97 樽井藤吉，《大東合邦論》，頁 92。
98 樽井藤吉，《大東合邦論》，頁 94-104。
99初瀬龍平，〈アジア主義と樽井藤吉〉，頁135。
的「隣接地型帝國」所創造的國際體系，國際法亦成為其所使用的武 器。隨之，會澤的「帝國」想像話語在經過修飾後被帶入了明治的「大 日本帝國」的憲法，亦被帶入了明治以後的亞洲論述中。
雖然會澤在《新論》中期待的「帝國」不會是一個「海外殖民地 型帝國」，而是日本為「萬國」模範，萬國自動忠於日本的秩序狀態。
那或可說是儒學之王道理想與國學之皇國理想的極致狀態。只是當西 洋諸國不服從於其所設定的理想狀態，不共有他的國家想像、世界圖 像，且手抱國際法，以「文明」之名、「帝國」之姿步步進逼之際，
日本要如何做呢？這是個難題。武士的心性似乎無法使會澤與他的思 想追隨者們只滿足於道德的勸說，終究要訴諸於武力。所以，晩年的 會澤提出的答案是開國以維持「帝國」之顔面，成為「富強之國」，
揚「神州之武威」於海外。100亦即從抵抗的「帝國」成為擴張的「帝 國」似乎在會澤有生之際，即已是不得不做的選擇。亞洲主義所面對 的連帶與侵略的兩難之境在其誕生前的胚胎狀態似乎就已存在。原本 拒絶「亞細亞」這一歐洲概念的思想亦成為引導十九世紀日本之亞洲 論述形成的思想資源。雖然會澤的思想不必然地直接對許多十九世紀 後期的亞洲論述有所影響，但其思想代表著十九世紀日本之亞洲論述 的複雜情況，「脱亞」與「興亞」的思想皆可在其思想中找到源流。
總結上述，本出於抵抗西方之「殖民地型帝國」的「帝國」想像 話語，成為向海外殖民的「大日本帝國」思想源流之一。日本在成為 國民國家之前就已是「帝國」，在之後更不能不是帝國(empire)。然而，
隨之而來的對內對外的強迫與暴力是否必然要發生？這將是吾人要 不斷質疑的問題。
最後，必須再次重申的是，會澤的國家想像只是在複雜的歷史狀
100 會澤正志齋，《時務策》，頁 362-366。
況中促使十九世紀日本之亞洲論述發展的因素之一。同文論、人種論 等其他重要因素與亞洲主義之關聯的探討將是今後的課題。又，明治 時期與之前興起的初期亞洲主義思想，除了本文中主要討論的合縱論 型外，尚有擴張主義型，及在本文中未能提及的宮崎滔天等人強調人 民連帶的亞洲主義思想。這三者間的對抗、互動的過程亦更待進一步 的考察。
(本文於 2011 年 2 月 7 日收稿；2011 年 7 月 21 日通過刊登)
* 本文初稿發表於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擧行之「彊界・ 主權 法」國際研討會，經修改後，又以日文發表於在臺灣・ 大學日本語文創新國際學術研討會議。在此，作者要特別感 謝兩次研討會的論文評論人潘光哲教授與劉長輝教授，還有 閲讀過拙稿的渡邊浩教授、蔡孟翰教授及兩位匿名審查人均 給與中肯且具啓發性的意見，本人獲益良多。又，本文為國 科會NSC99-2410-H-009-042-號計劃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