順治元年八月間，清政府自盛京遷往北京，118大量旗人也一同
「從龍入關」。119這些旗人由於是統治者鞏固政權的重要力量，120 所以始終被視為「國家根本」，並在許多方面得到政府一定的保 障。然而隨著入關時間的增加，旗人不但逐漸喪失清語和騎射能 力，生計方面也開始出現困境。面對這些問題，統治者只能不斷提 出新的政策，試著扭轉日益敗壞的局勢。關於八旗子弟入關後的生 活轉變以及皇帝的因應舉措，以滕紹箴《清代八旗子弟》121和劉小 萌《八旗子弟》122兩本專書的討論較為全面，值得一併參看。123
117 徐凱，〈八旗滿洲旗分佐領內高麗姓氏〉，《故宮博物院院刊》，5（北京：2000.10），
頁62-73。
118 清世祖自順治元年八月二十日自盛京啟程，於九月十九日抵達北京。參見《清世祖章皇 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卷7，頁81，順治元年八月乙亥條，曰：「上自盛 京遷都燕京，是日車駕啟行。」、《清世祖章皇帝實錄》，卷8，頁87，順治元年九月甲 辰條，曰：「未刻，上自正陽門入宮」
119 《清世宗憲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卷119，頁576，雍正十年閏五月甲 午條。
120 管東貴指出清朝統治的一大特點為「民族、武力、政權」三環相依關係：民族提供武 力、武力鞏固政權、政權保護民族，參見管東貴，〈滿族入關前的文化發展對他們後來 漢化的影響〉，《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40本上冊（臺北，1968.10），頁 275。
121 滕紹箴，《清代八旗子弟》（北京：中國華僑出版公司，1989）。
122 劉小萌，《八旗子弟》（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
123 另可參見滕紹箴，〈論康乾盛世及其一代旗人〉，收錄於朱誠如主編，《清史論集：慶 賀王鍾翰教授九十華誕》（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3），頁479-486、趙志強，〈八旗 與八旗子弟〉，收錄於支運亭主編，《八旗制度與滿族文化》，頁74-88。
旗人在入關之初，因為既保有關外時期「計丁授田」的傳統，
又承襲漢人的月餉制度，生計上顯得充裕無虞；然在子孫大量繁衍 以及連年出征的影響下，旗人的生計開始出現問題。124韋慶遠在
〈論「八旗生計」〉125、〈論「八旗生計」（續）〉126兩文中指出 自康熙中葉之後，許多旗人的餉銀已經入不敷出，甚至連官方發給 的軍用裝備都拿來典當籌錢；而旗地的大量流失，更讓旗人的生計 問題日益惡化。皇帝為了解決這個困境，除了增加旗人任官和披甲 的機會外，還給予金錢的補貼和代贖旗地，甚至仿古推行井田制。
不過由於旗人的生活已經奢侈化，無法披甲者又不能自由轉業，導 致他們的生計問題終究難以徹底解決。周遠廉〈八旗制度和八旗生 計〉強調皇帝為了解決旗人生計的問題，推動諸如增加甲兵月餉和 歲糧、歸併餘丁和新編佐領、代還舊債與頒發賞銀、增加兵額、回 贖旗地與發地開墾、令漢軍出旗為民等「救貧之法」。這些政策雖 然立意甚佳，但可惜成效有限。127劉德鴻〈乾隆時滿族統治階級的 腐朽與「八旗生計」〉則認為八旗生計的核心問題，在於奢侈行為 的增多，而旗人生活的不再樸實，實受到滿洲皇帝與王公貴族的影 響。128
為了有效地解決旗人的生計問題，皇帝多會採取金錢補助的策 略，這方面的研究以韋慶遠一系列對於「生息銀兩」的討論最為重 要。〈康熙時期對「生息銀兩」制度的初創和運用—對清代「生息
124 《康熙起居注冊》，康熙二十九年十月初三日條，曰：「聞滿洲兵丁家貧者甚多，曩日 滿洲初進京時，人人俱給有房田，各遂生計，飼養牲畜亦便。今子孫繁衍一人，增致數 人，是以無田房者甚多。且自順治年間以來，出征行間，致有稱貸不能償還，遂致窮 迫。」
125 韋慶遠，〈論「八旗生計」〉，《社會科學輯刊》，5（瀋陽，1990.9），頁85-90。
126 韋慶遠，〈論「八旗生計」（續）〉，《社會科學輯刊》，6（瀋陽，1990.11），頁82-85。
127 周遠廉，〈八旗制度和八旗生計〉，收錄於閻崇年主編，《滿學研究‧第七輯》，頁23-71。
128 劉德鴻，〈乾隆時滿族統治階級的腐朽與「八旗生計」〉，收錄於閻崇年主編，《滿學 研究‧第三輯》（北京：民族出版社出版，2003），頁161-183。
銀兩」制度興衰過程研究之一〉首先認為「生息銀兩」又可稱為
「滋生本銀」或是「恩賞銀兩」，其性質為皇帝發商生息的本金。
清聖祖曾經出錢支助部分商人，再藉此收取利息來增加皇室收入，
這個政策雖然在推動之初即有成效，日後卻逐漸出現許多弊端。129
〈雍正時期對「生息銀兩」制度的整頓和政策演變—對清代「生息 銀兩」制度興衰研究之二〉其次指出清世宗對於生息銀兩制度的改 革。在剛登基之初，清世宗為了拉攏內務府和八旗人員來鞏固政 權，下令上述人員若遇紅白事，可以領取數兩到二十兩銀的補助。
為了籌措款項，清政府於是對各單位發放生息銀兩，嚴格要求在不 動用本銀的情形下，以買田招佃、交商收息或是直營當鋪等方式運 作生息，而這些利息即用於旗人紅白事的補助。適用補助的人員一 開始只限於八旗滿洲和八旗蒙古，雍正七年（1729）後則推廣至八 旗漢軍和部分的綠營兵。130〈乾隆時期「生息銀兩」制度的衰敗和
「收撤」—對清代「生息銀兩」制度興衰研究之三〉最後表示清高 宗對於雍正朝的生息銀兩制度仍是盡力維持，直到乾隆十九年才因 成效不大和積弊甚多而收撤。不過由於此制度實施已久，再加上牽 連很廣，難以馬上收撤，所以直到乾隆三十五年（1770）才完全結 束。生息銀兩收撤後，紅白之事的補助並非就此取消，而是改由國 帑繼續支付。131
韋慶遠對於生息銀兩的研究，由於內容頗有見地，所以普遍被 視為這方面的經典之作。雖然如此，張建輝卻認為其中仍有許多值 得商榷之處，於是撰有一系列文章進行討論。〈關於清代生息銀兩 制的興起問題—清代生息銀兩制度考論之一〉首先指出生息銀兩制 度其實早在關外時期的戶部就已經出現，清聖祖並非初創此制之
129 韋慶遠，〈康熙時期對「生息銀兩」制度的初創和運用—對清代「生息銀兩」制度興衰 過程研究之一〉，《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3（廈門，1986.9），頁60-69。
130 韋慶遠，〈雍正時期對「生息銀兩」制度的整頓和政策演變—對清代「生息銀兩」制度 興衰研究之二〉，《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3（廈門，1987.9），頁30-44。
131 韋慶遠，〈乾隆時期「生息銀兩」制度的衰敗和「收撤」—對清代「生息銀兩」制度興 衰研究之三〉，《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3（廈門，1988.9），頁8-17。
人，他只是將其從戶部推廣至內務府。132其次，〈關於康熙對生息 銀兩制的初步推廣及其在八旗軍隊中的運用〉進一步將康熙朝的生 息銀兩制度區分為恩賞制與公庫制、廣善庫制兩種類型：前者是將 本金所得的利息當作一種賞賜；後者則為本金直接借出，之後再連 本帶利收回。133再者，〈關於雍正對生息銀兩制的整頓及其在全國 軍隊的推廣—清代生息銀兩制度考論之三〉認為清世宗並沒有首創 恩賞制，也非用此拉攏旗人以鞏固政權，他只是在汲取康熙朝各項 生息銀兩制度的教訓後，取消公庫制（或是廣善庫制），並進一步 改革恩賞制。此外，雍正七年生息銀兩施與對象的擴增，一開始就 有把綠營納入其中，並非只針對八旗而設。134最後，在〈關於乾隆 收撤「恩賞銀兩」與生息銀兩制的存廢問題—乾隆的生息銀兩理論 和政策〉135、〈關於乾隆收撤「恩賞銀兩」與生息銀兩制的存廢問 題—乾隆復行「公庫制」的失敗與清釐生息帑本的意圖〉136和〈關 於乾隆收撤「恩賞銀兩」與生息銀兩制的存廢問題—乾隆收撤生息 帑本的時間、條件及其善後〉137三篇文章中，強調乾隆朝的生息銀 兩制度仍有創新處，並非完全繼承前朝，而其中最失敗的作為，非 恢復「公庫制」莫屬，僅歷時三年即結束。韋慶遠認為乾隆朝生息 銀兩無法馬上收撤，和積弊甚多有關，清釐生息正象徵著此制度的
132 張建輝，〈關於清代生息銀兩制的興起問題—清代生息銀兩制度考論之一〉，《中國社 會經濟史研究》，1（廈門，1995.1），頁76-82。
133 張建輝，〈關於康熙對生息銀兩制的初步推廣及其在八旗軍隊中的運用〉，《清史研 究》，3（北京，1998.9），頁23-29。
134 張建輝，〈關於雍正對生息銀兩制的整頓及其在全國軍隊的推廣—清代生息銀兩制度考 論之三〉，《清史研究》，1（北京，2004.2），頁84-93。
135 張建輝，〈關於乾隆收撤「恩賞銀兩」與生息銀兩制的存廢問題—乾隆的生息銀兩理論 和政策〉，《咸陽師範學院學報》，19：5（咸陽，2004.10），頁25-28。
136 張建輝，〈關於乾隆收撤「恩賞銀兩」與生息銀兩制的存廢問題—乾隆復行「公庫制」
的失敗與清釐生息帑本的意圖〉，《咸陽師範學院學報》，20：1（咸陽，2005.2），頁 23-26。
137 張建輝，〈關於乾隆收撤「恩賞銀兩」與生息銀兩制的存廢問題—乾隆收撤生息帑本的 時間、條件及其善後〉，《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39：5（西安，
2009.9），頁41-46。
逐步收縮。張建輝卻主張這只是例行性歸款，和收撤生息銀兩無 關，而且清高宗原本就沒有迅速收撤的打算。值得注意的是，生息 銀兩在乾隆三十五年收撤後，並沒有完全結束，只是所得利息改用 於其他的慈善事業，不再支出兵丁的紅白事補助。
比較韋慶遠與張建輝兩人的作品，可以發現生息銀兩是個相當 複雜的議題，其中有許多細節尚待釐清。韋慶遠研究中的最大問 題，在於太過強調皇帝統治風格與政策實行間的關聯性，他認為生 息銀兩制度在雍正朝的效果之所以優於康、乾兩朝，乃清世宗治風 剛猛所致。其實生息銀兩早在關外時期已經出現，並且經歷一段細 膩的演變過程，不能僅從皇帝的治風來判斷成效。除此之外，同樣 是生息銀兩，韋慶遠與張建輝兩人所指的範疇卻不盡相同。韋慶遠
比較韋慶遠與張建輝兩人的作品，可以發現生息銀兩是個相當 複雜的議題，其中有許多細節尚待釐清。韋慶遠研究中的最大問 題，在於太過強調皇帝統治風格與政策實行間的關聯性，他認為生 息銀兩制度在雍正朝的效果之所以優於康、乾兩朝，乃清世宗治風 剛猛所致。其實生息銀兩早在關外時期已經出現，並且經歷一段細 膩的演變過程，不能僅從皇帝的治風來判斷成效。除此之外，同樣 是生息銀兩，韋慶遠與張建輝兩人所指的範疇卻不盡相同。韋慶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