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八旗制度的其他研究面向 - 近二十年來（1989-2009）八旗制度研究的回顧與討論

翻開《清史稿》，可以發現關於八旗制度的內容，主要都置於

〈兵志〉當中。然而八旗制度除了具有鮮明的軍事特徵外，¹⁵²其實還涉及多種面向，孟森便認為：「夫八旗與兵事之相關，乃滿洲之有軍國民制度，不得舍其國而獨認其為軍也，至食貨志亦有八旗丁口附戶口之內，稍知八旗與戶籍相關矣。」¹⁵³近年來關於八旗制度的研究，已經試圖從不同角度切入，探討其中非軍事制度的一面。

以下將簡單分為經濟史、法律史與性別史三個主題，作一扼要的回顧。

關於八旗制度的經濟史研究，大多集中於旗地的討論，其中又以李澍田《清代滿洲土地制度研究》¹⁵⁴和趙令志《清前期八旗土地制度研究》¹⁵⁵兩本專書最為完整。清政府入關後，繼承關外時期

「計丁授田」的政策，在順治與康熙初年共進行兩次大規模的「圈地」，允許旗人占領北京一帶的民地為旗地。這個政策雖然有利於旗人，但卻因為過度擾民，在康熙八年（1669）被宣告永遠禁止。¹⁵⁶ 旗地是國家的資產，旗人只有使用權而沒有所有權，不過民人仍透過典賣的方式侵佔旗地，禁止旗地買賣的規定逐漸成為具文。為了解決旗地大量流失的情形，清政府開始回贖這些旗地，並且設立旗租地，讓擁有旗地的民人繳納旗租，其中共有存退、另案、莊頭、

152 在《清史稿》的〈兵志〉序言中，一開始即指出：「太祖高皇帝崛起東方，初定旗兵制，八旗子弟人盡為兵，不啻舉國皆兵焉。」參見清史稿校註編纂小組，《清史稿校註》，卷130，〈兵志一〉，頁3731。

153 孟森，〈八旗制度考實〉，頁343。

154 李澍田，《清代滿洲土地制度研究》（吉林：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

155 趙令志，《清前期八旗土地制度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

156 清‧吳振棫，《養吉齋餘錄》，收錄於《養吉齋叢錄》（北京：中華書局，2005），卷 1，頁351，曰：「世祖親政後，謂習武古所不廢，然奪民耕耨之地，民生何以得，遂敕部速命地方官，將前圈地土盡數退還原主。康熙八年，又命永禁旗下圈占民間房地。」

屯莊、三次、四次、奴典和公產等八個旗租項目。¹⁵⁷在所有的旗地當中，皇帝與王公各自私屬的土地較為特別，它們分別被稱為皇莊和王莊，前者歸內務府管理，後者則交由各王公自行管理。

由於清初的圈地政策主要實施於北京一帶，關於旗地的討論自然也集中於此。趙令志〈京畿駐防旗地淺探〉指出清政府甫入關之際，即發配土地給駐紮於京畿的旗人，若旗人奉命前往他處駐防時，則必須先歸還原有的旗地，再於駐防地領有新旗地。旗人大多不會直接經營旗地，而是交給奴僕耕種，直到後爾由於奴僕逃跑情形嚴重，才改行租佃制以維持生計。¹⁵⁸關於北京的旗地研究，以劉小萌著力最深，他首先根據契約文書，撰有三篇文章：〈從房契文書看清代北京城中的旗民交產〉認為清代北京的旗人與民人雖然分居於內、外城中，但是旗民分居的情形並不穩固。自康熙初年開始，已經有許多漢軍旗人購買外城民人的房產，並且逐漸得到政府的許可；而在乾隆朝以後，民人也開始進入內城購買旗地旗產，並且常利用「典」的方式規避旗地禁止買賣的法令。在旗地旗產的流失下，不但旗人的生計受到影響，旗人更因為旗民混居的普遍化而加快漢化的腳步。¹⁵⁹〈乾、嘉年間京畿旗人的土地交易─根據土地契書進行的考察〉與上文不同，主要關注旗人間的土地交易行為。

清初旗地不准買賣的禁令，隨著時間逐漸發生變化，康熙九年

（1670）先允許旗地在本旗內買賣，乾隆二十三年（1758）則進一步開放越旗交易。禁令的陸續開放顯示旗地兼併行為難以阻擋，並且有越來越嚴重的趨勢，旗人間的貧富差距也因而擴大。¹⁶⁰〈清前期北京旗人滿文房契研究〉則是透過十件滿文房契的分析，呈現滿

157 關於旗租的討論，可再參見衣保中，〈清代八項旗租地的形成、破壞與丈放〉，《史學集刊》，4（長春，1993.11），頁28-34。

158 趙令志，〈京畿駐防旗地淺探〉，《清史研究》，3（北京，1999.9），頁23-30。

159 劉小萌，〈從房契文書看清代北京城中的旗民交產〉，《歷史檔案》，3（北京，

1996.8），頁83-90。

160 劉小萌，〈乾、嘉年間京畿旗人的土地交易─根據土地契書進行的考察〉，《清史研究》，4（北京，1992.12），頁40-48+39。

漢房契的不同之處。滿文房契的內容較不完整，而且均為白契，其中又以同旗交易的情形為多。在清中葉以後，滿文房契已經非常少見，這恰巧反映當時旗人已經大多漢化的情形。¹⁶¹除了契約文書之外，劉小萌也利用碑刻資料討論旗地問題。〈清代北京旗人捨地現象研究─根據碑刻進行的考察〉表示基於信仰、祈福和維持長時間特殊關係等因素，一些家境富裕的旗人會將旗地捐給佛寺，而關於這些捨地的紀錄，多保存於佛寺中感謝施主善舉的石碑上。旗人捨地的行為雖然有促進北京寺觀發展的作用，但也導致旗地流失問題的惡化。¹⁶²除了一般的旗地外，李帆〈清代畿輔皇莊的經營與管理〉強調畿輔地區還有許多皇莊的存在，其中包括納糧莊、納銀莊和果園等種類。皇莊的管理人為莊頭，主要負責監督莊丁生產、編審丁冊、銀糧報銷和勘災等工作。皇莊的經營方式早期為農奴與租佃制並存，乾隆朝以後由於旗人奴僕大量逃亡，租佃制於是成為主要的經營方式。¹⁶³

除了北京一帶以外，屬於龍興之地的東北地區也存有大量旗地，而這方面的研究以刁書仁為最。〈略論清代東北旗界設置與管理〉首先強調東北旗地的最大特色，為康熙三十二年（1693）後東北旗人必須繳納稅額很輕的錢糧，在所有的旗地中顯得獨樹一格。

164其次，〈乾嘉時期東北民典旗地整理論略〉表示相較於關內，東北民典旗地的問題出現較晚，直到乾嘉時期才逐漸嚴重化。為了保護東北旗人的生計，清政府同樣動用內帑回贖旗地，因而延緩東北

161 劉小萌，〈清前期北京旗人滿文房契研究〉，《民族研究》，4（北京，2001.7），頁84-94。

162 劉小萌，〈清代北京旗人捨地現象研究─根據碑刻進行的考察〉，《清史研究》，1（北京，2003.2），頁36-47。

163 李帆，〈清代畿輔皇莊的經營與管理〉，《遼寧師範大學學報（社科版）》，1（大連，

1995.1），頁72-76。

164 刁書仁，〈略論清代東北旗界設置與管理〉，《吉林師範學院學報》，3‧4期（吉林，

1991.7），頁84-89。

旗地向民地轉化的過程。¹⁶⁵關於東北旗地的詳細補救措施，〈略論乾嘉時期東北旗地的補救措施〉進一步指出乾嘉時期清政府多次重整東北的旗地，除了確實掌握原有的紅冊地外，還新設諸如旗餘地、銀米兼征加賦地、旗升科地等新旗地。這些新設旗地多屬於官地，由官方招佃收租來資助旗人的生計。¹⁶⁶

東北地區除了大量的旗地之外，還有大量的莊園，這是關內少見的情形。王革生〈清代東北八旗莊園「莊頭」〉指出東北的莊園自努爾哈齊時代開始設立，入關後發展更甚，大致可以分為官莊、

皇莊、王莊等種類。莊園的負責人為莊頭，他們的任命可以分為世襲、選任、保舉和輪換等四種方式。莊頭雖然受制於統治階層，但是他們仍有控制和役使轄下的莊丁、佃戶等人的權力。¹⁶⁷佟永功、

關嘉祿〈盛京內務府糧莊述要〉認為盛京地區的糧莊，在入關前已經具有一定的規模，並於三藩之亂後再度擴增。自嘉慶朝開始，因為莊丁和土地的流失，盛京地區的糧莊快速地萎縮並走向消失。¹⁶⁸ 在東北所有的莊園中，以國家公有的官莊最為特別，刁書仁〈試論順康時期的吉林官莊〉主張清政府在用兵對抗俄國時，基於儲備軍糧的考量，在當地設立了許多官莊，而其中的勞動者主要為流放至此的罪犯。官莊對於吉林一帶的影響很大，除了增進農業和商業的發展外，大量的漢人移民也有助於當地的民族融合。¹⁶⁹佟永功、關嘉祿〈從《三姓檔》看清代吉林官莊〉則是利用《三姓副都統衙門檔案》來探討官莊的運作，強調將流犯發遣至官莊，是一種開發邊

165 刁書仁，〈乾嘉時期東北民典旗地整理論略〉，《社會科學輯刊》， 6 （瀋陽， 1991.11），頁98-102。

166 刁書仁，〈略論乾嘉時期東北旗地的補救措施〉，《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長春，1990.3），頁49-56。

167 王革生，〈清代東北八旗莊園「莊頭」〉，《清史研究》，3（北京，1992.9），頁74-81。

168 佟永功、關嘉祿，〈盛京內務府糧莊述要〉，《歷史檔案》，1（北京，1995.2），頁89-97。

169 刁書仁，〈試論順康時期的吉林官莊〉，《吉林師範學院學報》，3（吉林，1989.7），

頁67-71。

疆與鞏固邊防的重要政策。吉林官莊的特殊之處在於土地屬於公有，並且由國家供應開墾者農具、耕牛和種子等物品。¹⁷⁰

東北雖然是旗人的家鄉，但是因為他們大多「從龍入關」，造成當地呈現一種「沃野千里，有土無人」的景象。¹⁷¹這些無主的富饒之地，對於關內的窮困漢人而言非常具有吸引力，於是一波「闖關東」的移民熱潮就此產生，關外的人口結構也隨之改變。¹⁷²刁書仁〈試論康乾時期流民出關移墾與東北旗地的變化〉表示清政府入關以後，多次鼓勵漢人前往地廣人稀的東北開墾，甚至於順治十年

（1653）頒布招墾令。此舉雖然有利於東北的發展，但是大量增加的漢人，卻逐漸侵佔當地的旗地。為了抑制過多的漢人移民，清政府首先在康熙七年（1668 ）宣布廢止招墾令，再於乾隆五年

（1740）下令封禁東北，可惜成效都很有限；大量的流民反而進一步從遼東北移至吉林、黑龍江一帶開墾，造成更多旗地的流失。¹⁷³ 定宜庄〈遼東旗人社會的基層組織：族與宗族〉主要討論清初從山東移民至東北的漢人群體，指出部分漢人在自願或是被迫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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